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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恐怖诞生捷尔任斯基与初创期契卡
“红色恐怖”的诞生捷尔任斯基与初创期的“契卡”-历史论文
“红色恐怖”的诞生捷尔任斯基与初创期的“契卡”
刘怡
4月中旬,当我在波兰—白俄罗斯边境上的小城布列斯特探访古迹时,意外闯入了当地的铁道科技博物馆。
在一堆苏联时代遗留的旧式蒸汽机车上,依次悬挂着“十月革命号”“列宁格勒号”“光荣号”等铭牌。
唯一一列以人物命名的机车,车头正前方的五角星中央镶嵌着一张山羊胡子、面容清癯的中年人照片,最顶端则用白色弧形文字标出了他的姓名——“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
在波白边境偶遇捷尔任斯基,带有强烈的象征意味:
这位波兰贵族之后出生于民族自决运动的高潮期,却选择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从而成为青年时代的老相识毕苏斯基的敌人;1918年签署于布列斯特的一份和约令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的形象大受影响,捷尔任斯基被迫指挥他一手创建的“契卡”投入清洗昔日盟友和“阶级异己分子”的行动,造成影响巨大的“红色恐怖”;他曾寄望于红军的西征能引发整个欧洲的革命,在兵败华沙之后却只能接受“敌人”将长期存在、秘密警察机构也必须永久化的现实;而到他病逝时为止,他本人的出生地伊维雅内茨依然处在波兰共和国治下,直到1945年才并入苏联。
高大、瘦削、具有惊人革命热忱和工作积极性的捷尔任斯基被他的同志们称为“铁费利克斯”,托洛茨基称赞他“具有内在的诚实品格、热情的个性和易于冲动的天性,且不曾为权力所腐蚀”,被他逮捕的英国情报员洛克哈特认为他具有“清教徒和早期耶稣会士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禁欲色彩”。
他出于理想主义和现实需要,在俄国制造了惊人的恐怖浪潮,但本身并不是穷凶极恶的屠夫和虐待狂。
内战结束之后,他曾主动提出控制镇压的规模,在掌管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时更是成为市场路线的辩护人。
但捷尔任斯基的创造物并未遵循其“教父”设定的发展轨迹。
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由“契卡”扩编而成的“格别乌”已经渗透进了苏联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由一个非常设机构变成了联共(布)维系统治的日常工具。
就连“铁费利克斯”本人也变成了这种工具化过程的一个缩影:
他抱怨列宁和斯大林并不把他看成正常的国务家,只想借用他的黑衣人马和雷霆手段。
这位“契卡之父”最终在党内斗争全面升级前夜病逝,从而幸运地保全了自己的名誉。
假如他继续活到1938年,单是波兰血统以及和托洛茨基的工作接触就足以给他招来杀身之祸,而执行命令的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也就是“契卡”最新的名字。
被捕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
1877年9月11日,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出生在帝国西部维尔诺省奥什米扬县(今白俄罗斯明斯克州的伊维雅内茨镇)的一个波兰贵族之家。
父亲埃德蒙多—鲁芬·捷尔任斯基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曾是塔甘罗格一所文理中学的物理兼数学教师;外祖父雅努谢维奇则是大学教授。
费利克斯出生时,老捷尔任斯基因为身患肺结核,只剩下5年寿命,但整个家族在伊维雅内茨周边的地产依然完整。
因此,捷尔任斯基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教育,通晓俄语、波兰语、意第绪语和拉丁语,并皈依了天主教。
1887年,捷尔任斯基考入维尔诺市俄语文理中学,在那里接受了8年的中等教育。
他的勤奋和专注令同学为之侧目,连带还吸引了一位大他10岁的学长、已经因从事反政府活动而多次被捕的约瑟夫·毕苏斯基。
40多年后,毕苏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
“少年时代的捷尔任斯基高高瘦瘦、态度严肃,脸上永远面无表情,像个苦行僧。
他是个机敏谦逊的好学生,从来不懂得撒谎:
这一点在后来的历史中将会显露无余。
”
维尔诺曾是13—18世纪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的首都,在19世纪后半叶风起云涌的民族运动中,这里是波兰知识分子和工人从事反俄活动的中心。
年轻的捷尔任斯基很快步学长毕苏斯基的后尘、投入了反对帝国统治的秘密活动,但他从一开始就拒斥单纯的民族主义目标,而更倾向于基于阶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1895年,捷尔任斯基加入了初出茅庐的罗莎·卢森堡领导的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SDKP),因此没有拿到中学毕业证。
一年后,他又成为立陶宛社会民主党(LSDP)最初的15名党员之一。
1897年,当他在考纳斯组织制鞋工人罢工时,第一次被警察逮捕,判处3年苦役。
但1899年捷尔任斯基就从维亚特卡省的服刑地逃了回来,参与了波兰、立陶宛两个社会民主党的合并工作。
1900年他再次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但他在途中又一次越狱,逃往柏林。
在柏林和瑞士居住期间,捷尔任斯基继续受到卢森堡的反民族主义观点的影响,并被早逝的未婚妻传染上了肺结核,自此一直都是个弱不禁风的瘦子。
1905年革命失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SDLP)发生分裂,孟什维克“取消派”提出结束秘密活动、参加新成立的国家杜马选举,布尔什维克派则主张继续从事地下活动。
作为预定并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波兰—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捷尔任斯基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四大”,随后再度潜回俄国,在波兰和立陶宛地区从事发展下线和组织罢工的活动。
这一时期,被捕对他来说越发成为家常便饭:
1908年在华沙被捕,流放至西伯利亚,一年后脱逃潜回波兰;1912年在探望刚出生的儿子时再度暴露,这一次结结实实在奥廖尔和莫斯科关了四年半。
为了防止这名惯犯再度越狱,看守给他加上了沉重的镣铐,这使捷尔任斯基的健康状况再度受损。
日后有心理学家认为:
“铁费利克斯”之所以始终保持着分秒必争的工作态度和杀伐果决的作风,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担心自己随时可能死去,故而需要尽可能快地完成任务。
穿皮衣的“契卡”
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捷尔任斯基和其他政治犯一同获释。
此时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坚人物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等大多还在国外流亡,作为身在国内的少数中央委员之一,捷尔任斯基很快就成了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的关键人物。
当年7月,他奉列宁之命前往彼得格勒,加入了筹备夺权暴动的军事革命委员会。
11月6日(俄历10月24日),正是捷尔任斯基指挥的赤卫队和卫戍部队占领了彼得格勒邮政总局和电报局,揭开了十月革命的序幕;而在7日晚召开的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又是捷尔任斯基麾下的拉脱维亚红色步枪兵团承担了斯莫尔尼宫会场的安保工作。
大体而言,出身“海外派”和“本土派”的中央委员在1917年承担的工作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列宁、托洛茨基等人虽长期身处国外,但行动相对自由,早已酝酿出一套成型的口号和理论;而捷尔任斯基、斯大林等人虽长期在国内活动,却因为多次被捕和行事低调而缺乏公众号召力。
故“本土派”虽然承担了重要的组织和行政工作,在地位上却明显逊色于“海外派”。
他们的初期政策,自然也受到“海外派”浪漫主义情结的影响:
列宁认定,只要将基层权力交还给工人,就可以迅速化解经济和社会危机;故夺权成功后,他立即推出了实行工人监督制、取消常备军、颁布《土地法令》等激进举措。
出人意料的是,缺乏纪律约束的卫戍部队很快变成了暴民,在街头四处劫掠,乌克兰等地的独立运动则使粮食运往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交通线被切断,生活无着的工人立即举行了罢工和游行,拒绝为苏维埃政权生产。
在工人中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也开始四处活动,企图推翻立足未稳的新政权。
在对德和平尚未实现、效忠临时政府的部队仍在向彼得格勒进军的情况下,能否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和生产,已经成为关系苏维埃政权存亡的关键。
1917年12月4日,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建立肃反委员会的决议》;20日,人民委员会下令组建“全俄肃清反革命、投机和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以捷尔任斯基为主席。
该机构奉命以一切可用手段平息全国范围内的游行、罢工和黑市粮食买卖,并对反抗者处以极刑。
到1918年,全俄已经有40个省、365个县建立起了实行垂直管理的“契卡”机构。
在第一次“契卡”代表会议上,捷尔任斯基直截了当地指示:
“在肃反活动中可以派出密探。
”“对高级军官、红军指战员、政治俱乐部和学校应当严加监视,战争期间禁止一切非党报刊出版。
”“凡是身份已确认的反革命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抢劫犯和贪污犯,一经捕获,立即就地枪决。
”
“契卡”总部设在彼得格勒豌豆街和海军部大街交汇的角落里。
在从卫戍团士兵、赤卫队和波罗的海水兵中挑选出40名指挥官之后,捷尔任斯基把从仓库里查抄出的一批黑色皮夹克交给了他们,作为“契卡”的非正式制服。
这批夹克是协约国经海路运到俄国、准备配发给飞行员使用的,内部不会出虱子,这在1917年那个伤寒肆虐的冬天意义重大。
从那时起,身着皮衣、行事诡秘的枪手就成了“契卡”留在普通俄国人心目中的典型形象,这一特征维持了整整74年,直到苏联土崩瓦解。
镇压“第三次革命”
尽管“契卡”是为铲除形形色色的反对者而组建,但它在诞生后实施的第一场大规模行动,却是为了镇压布尔什维克党的头号盟友——具有民粹主义色彩、深受俄国农民拥戴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LeftSR)。
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前身是1901年组建的旧俄国社会革命党(PSR),以擅长暗杀和城市恐怖活动而著称。
1917年11月,他们是唯一一个与布尔什维克党结成同盟的主要政党,在人民委员会(内阁)中占据了将近1/3的部长席位,“契卡”二把手也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亚历山德罗维奇担任。
当年12月底,当苏俄政权与德奥土三国的和平谈判在布列斯特开启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公开反对割地赔款,从而与列宁提出的不惜一切代价缔结和约的意见形成了对立。
捷尔任斯基和托洛茨基一样既反对割地、又不赞成继续战争,但他们在全党可能分裂的压力下选择了妥协,从而在1918年3月达成了《布列斯特和约》。
但左派社会革命党对此深恶痛绝,他们公开指责布尔什维克是“条顿帝国主义的走狗”,并痛斥列宁和托洛茨基“背叛革命”。
1918年7月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五大”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再度攻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和平路线,并谴责正在农村进行的征粮活动是对农民权益的践踏。
21岁就从事暗杀活动的左派社会革命党领袖斯皮里多诺娃公开宣称:
“我要像过去那样,握紧左轮枪和炸弹。
”但没有引起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警惕。
一天后,激进派所称的“第三次革命”爆发了——两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契卡”反间谍部头目布柳姆金和另一位特工安德烈耶夫手持由亚历山德罗维奇签发的通行证闯入德国大使馆,宣称冯·米尔巴赫大使的一位亲戚卷入了间谍活动。
当大使本人现身后,布柳姆金拔出手枪,朝大使、书记官和翻译连开5枪,不过无一命中。
书记官和翻译躲到了桌子底下,米尔巴赫伯爵则试图跳窗逃生,却被安德烈耶夫一枪打中。
两名刺客随后丢下一颗手榴弹,从后门跑出了使馆、坐上一辆汽车逃之夭夭。
刺杀米尔巴赫是左派社会革命党破坏《布列斯特和约》、挑动苏德重新开战的关键举措。
为了阻止这一企图,列宁下令“契卡”特工包围莫斯科大剧院,将参加“五大”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悉数逮捕。
但一支由波罗的海水兵组成的800人“契卡”分队选择效忠激进派,他们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季米特里·波波夫指挥下捣毁了莫斯科的“契卡”总部,逮捕了捷尔任斯基和另一位领导人拉齐斯,并通过电报局向全国发出了“对德战争重新开始”的宣言。
不过,他们虽然是优秀的刺客,却缺少城市巷战经验,没能在第一时间集结起足够的正规军。
7月6日夜间,托洛茨基调来了两个拉脱维亚团,决定实施武力镇压。
7月7日上午,拉脱维亚步枪兵的第一轮炮火准备就摧毁了波波夫的指挥部,后者仓皇逃往乌克兰,其余追随者则放下武器投降。
左派社会革命党被作为反革命团体彻底取缔,亚历山德罗维奇和12名反叛的“契卡”特工被就地枪决,斯皮里多诺娃也被关入监狱、直到23年后被处决。
捷尔任斯基一度因监管不力引咎辞职,但他在一个月后就官复原职,因为左派社会党人的残部仍在四处活动,需要他来组织弹压。
7月30日,德军基辅集团军群司令冯·埃希霍恩元帅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暗杀。
8月30日,彼得格勒“契卡”主席乌里茨基被22岁的军校学员卡涅吉塞打死。
同一天,列宁本人也遭到老社会革命党人、女刺客芬妮·卡普兰的暗杀,命悬一线。
这几次暗杀行动和协约国决定开始对俄军事干涉的时间窗恰好吻合,令布尔什维克党人大为震怒。
年轻的中央委员布哈林当即宣称:
“如果法治行不通,就让枪炮说话!
”8月30日深夜,全俄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向全国工人、农民和红军士兵发出号召,要求他们以“对革命公敌进行残酷无情的恐怖行动”来回应激进派的暗杀。
“契卡”随即开启了著名的“红色恐怖”时期。
列宁遇刺后的几个月里,仅在彼得格勒就有800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中的“动摇分子”和其他“阶级敌人”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处决,另有6000余人被捕。
1918年9月的一份“契卡”内部通报显示,此前一年在全俄共有10000—15000名“阶级异己分子”被处决。
乌克兰“契卡”在1918年处决了3000—5000人,到1921年为止共处决了20000人。
保守估计,从1918年夏天到1919年上半年,遭到“契卡”处决的俄国公民多达8389人,另有大批政治犯被关入昔日沙皇囚禁革命者的监狱;而“契卡”内卫部队的规模则膨胀到20000人以上。
随着红军的战线向西深入,“契卡”也进入波罗的海地区活动。
1919年春天,他们在里加处决了2000多名拉脱维亚政治犯,仅2月20日一天就枪毙了1000人。
据拉脱维亚政府战后统计,整个1919年,在红军控制区共有5000—7000人被“契卡”枪毙,超过沙俄政府在1825—1910年处决的政治犯总数(3932人)。
而整个“红色恐怖”期间的遇难人数据信高达10余万人。
捷尔任斯基并非天生杀人狂,但他和当时众多富于理想主义色彩的布尔什维克一样,认定恐怖手段是“必要的邪恶”;为了达成巩固苏维埃政权、净化革命的目的,一切非常措施都是可以容忍的。
在“红色恐怖”的岁月里,他把在沙皇监狱里学会的各种刑侦手段加以十倍、百倍的强化,应用到对“阶级敌人”的审讯和抓捕中,“以便实行对那些企图扼杀苏维埃政权、对抗革命的敌对分子的无情打击”。
在彼得格勒,“契卡”发明了绑架白军军官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家属、以此胁迫对方出来自首的策略。
日后遍布整个苏联版图的劳改营“古拉格”(Gulag),也是在他任内最初创建;到内战结束时,其中的“居民”已经超过7万人。
在夜以继日地工作之外,捷尔任斯基几乎没有私人生活。
他的副手拉齐斯回忆说:
“为了弄清案情,他经常整夜整夜地坐在办公室里。
没有时间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的屏风后面;吃饭也在这儿,由交通员把饭菜送进来,待遇和普通工作人员完全一样。
”1919年的一天,疲惫的捷尔任斯基偶然有一次去探望自己的姐姐,姐姐因为体恤弟弟,专门给他烤了白面饼。
但当弟弟听说面粉是从黑市上买来的时,直接把餐盘掷出了窗外。
这也是“铁费利克斯”这个绰号的来历——既指他的雷厉风行,也指他的不近人情。
特务机关日常化
1922年2月6日,苏俄内战基本告终,“契卡”也接到了解散的通知。
根据捷尔任斯基本人的提议,政治警察这一机关保留了下来,名称改为国家政治保卫局(GPU),简称“格别乌”,隶属于统管公共安全的苏俄内务人民委员部。
“格别乌”基本是由“契卡”的原班人马缩编而成,捷尔任斯基以内务人民委员的身份兼管该机构。
但“铁费利克斯”对这种安排并不满意——身为苏俄秘密警察体制的缔造者,他本人并不赞同建立无孔不入的警察国家。
政治警察所要求的保密性、迅捷性和行动力与日常安保那种以法条和程序正当为基础的行事方式并不一致,假如将“格别乌”置于内务部的控制下,政治警察在取证、判刑和地方活动上都会受到普通司法机关的限制。
因此从“格别乌”成立的第一天起,捷尔任斯基就努力说服人民委员会:
将政治警察和普通警察重新分离开来,保留一支精干、高效、直接向政府负责的秘密警察队伍。
1923年11月,他的要求终于获得批准:
借着苏联正式成立的机会,“格别乌”脱离了俄罗斯内务部,升格为全联盟政治保卫总局(OGPU),简称“格别乌”总局,直接隶属于人民委员会。
和内战时期相比,总局无权干预普通刑事审判,但有权随时逮捕和流放“反革命分子”。
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均设有“格别乌”分支机构,实行垂直管理,听命于莫斯科的总局。
彼得格勒豌豆街那间小房子里的简单陈设,已经挪到了莫斯科红场东北方的卢比扬卡广场,人员增加了数十倍。
民间流传着一个笑话:
外覆黄砖的卢比扬卡大楼是莫斯科的制高点,因为“站在那儿直接就能望见远方的西伯利亚劳改营”。
平心而论,捷尔任斯基并不把自己看成是简单的特务头子。
他曾对托洛茨基抱怨:
“伊里奇(指列宁)不认为我是个组织者,不把我看成是个合格的国务活动家。
”而他本人其实渴望更重要的工作。
苏波战争初期,莫斯科一度开始筹建“波兰苏维埃共和国”影子政府,捷尔任斯基被内定为这个卫星国的领导人;但随着红军在华沙城下被“铁费利克斯”的学长毕苏斯基击败,这种可能性最终付之东流。
捷尔任斯基依旧勤勤恳恳地完成着自己的本职工作:
组建保卫政府机关和列宁墓安全的内卫部队,即2015年5月9日在红场阅兵式上亮相的“捷尔任斯基”独立摩托化师的前身;为知名作家、医生、工程师和知识分子制作专门的档案,对那些“拒绝改造”之人进行长期监控;向外交部和新闻媒体输出势力,从源头上切断一切可能的不稳定因素。
托洛茨基回忆说:
“他的精力永远保持在一种紧张状态,似乎是在不断地向外放电。
每一个问题、哪怕是最次要的问题都会使他热血沸腾。
那时他那细薄的鼻翼就开始抖动,眼里闪动着火花,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嘶哑。
”“对于交付给他的任何一项工作,他都会以一种不顾一切地热情去努力完成,并且总是激情满怀、毫不妥协、狂热地维护自己手下的工作人员。
捷尔任斯基完完全全溶化在他的事业里了。
”
但这位狂热的爱国者未必能意识到:
一旦特务机关的设置成为日常,且除去人民委员会外再无其他制约力量,苏联走向警察国家几乎成为必然。
作为政府机构的一部分,“格别乌”一方面具有官僚机构的天然属性,在内部的资源分配和权力结构上竭力希望提升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它又拥有大部分官僚机构所不具备的暴力权,并且能轻易地将暴力转化为争夺权势的手段,故而成为党内外斗争中的打手和工具也就变得自然而然。
早在1921年3月,中亚红军中一些不堪忍受“契卡”监视的党员就曾上书中央,尖锐地指出:
“共产党员一旦参加了惩戒机构的工作,就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变成了一架自动运转的机器,连思想也是机械化的。
”“他们慢慢地养成了一些不良倾向,例如傲慢、爱好虚荣、残忍和冷酷的利己主义。
他们不自觉地脱离了党的大家庭,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帮派,酷似旧时的宪兵。
他们最初是党的铁甲拳头,到头来却会落到党自己的脑袋上。
”而这种基于任务属性和部门利益的趋势,是捷尔任斯基本人完全无法控制的。
多活几年极有可能被打成“右派”
或许,1924年兼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VSNKh)主席之后的捷尔任斯基才流露出了他的真实政治倾向:
他坚定地支持复活新经济政策,反对国家垄断和随意抬高物价;他在交通部门、有色金属冶炼厂和机械制造厂重用许多帝俄时代的专家,并提出以物质激励作为鼓励生产的手段。
他公开反对农业集体化:
“如果把农民的上衣剥掉,我们自己就会没裤子穿。
”当他在1926年7月20日因为心脏病突发倒在党的中央全会会场上之前,刚刚用两个小时的演讲驳斥了加米涅夫要求快速过渡到计划经济、在农村实施余粮收集制和集体化的提案。
换言之,假如他多活几年,极有可能和布哈林、李可夫等人一起被打成“右派”。
从另一个角度看,人们早就在等待这位铁人离开世间的时刻到来。
作为十月革命前的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捷尔任斯基曾亲自提出了建立政治局的议案,但到去世为止他依然只是候补委员。
他以身先士卒的精神和苦行僧式的作风带动自己的部下,却也被视为过时的老顽固。
后列宁时代的苏联,理想主义的阳光逐渐退场,灼人的权力斗争大戏即将上演,孤独、清高、离群索居的“铁费利克斯”已经不适合这种氛围了。
从1922年起,人们就明白这个肺结核患者已经时日无多,直到他在不满50岁的年纪最终倒下。
“铁费利克斯”的灵柩被安葬在列宁墓之后的红场墓园,克里姆林宫宫墙之前。
作为革命初期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的图腾,他的画像被悬挂在卢比扬卡大楼的某一条走廊上,并在每年的十月革命节庆祝游行上定期亮相。
仿佛是为了和他的绰号相呼应,1958年,苏联政府为捷尔任斯基铸造了一座重达15吨的巨大铸铁雕像,树立在卢比扬卡广场“克格勃”总部门前。
1991年“八·一九事件”之后一星期,雕像被悄悄移走,至今仍搁置在莫斯科中央艺术馆的后院里。
不妨做一个有趣的假设:
假如这位革命圣人活到了1937或1938年,多半会被当作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同党乃至“波兰间谍”,落入他一手创建的警察机器的罗网中,死无葬身之地。
那样的话,这座命运多舛的雕像大概根本就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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