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隋统一帝国的建立与崩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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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隋统一帝国的建立与崩溃
第十二章隋统一帝国的建立与崩溃
第一节隋的统一与改革措施
一、隋朝的建立与统一
1、隋朝的建立
建立隋王朝的杨坚,出身华阴(今陕西华阴县)汉族世族家族,又与鲜卑贵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其父忠,为北周功臣,官至柱国大将军(坚随独孤信归周,信为八柱国之一,信居仅次于八柱国的十二柱国大将军之一),赐姓普六茹氏,封随国公(随从辵chuo4,文帝改)。
因此,杨坚家族可以看作自东晋十六国以来北方民族大融合的产物,这为杨坚代周建隋与统一全国提供了有利的民族心理条件。
宇文赟即位二年病死,八岁的静帝阐继立,杨坚凭借自己的社会声望、政治才干和皇亲国戚的身份入朝辅政,他得到了一批汉族世族如刘昉、郑译、苏威、李德林、高颎、韦孝宽及汉化较深的鲜卑贵族如元谐、元胄、宇文忻的帮助,自称“假黄钺左大丞相”,独揽了北周军政大权。
不久,杨坚采取阴谋手段杀死北周宗室诸王,并相继镇压了相州(今河南安阳)总管尉迟迥、郧州(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成都)总管王谦的反抗。
581年2月,废周建隋,都长安。
2、隋文帝的改革措施
在魏晋南北朝人民群众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推动下,一方面,生产技术的发展加速了依附农民逃离庄园自耕小块土地的倾向;另一方面,世族的重额剥削和残酷奴役激起不断的反抗,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更是直接消灭了一些世族庄园;世族逐渐衰落。
与此同时,庶族地主开始崭露头角,一些旧世族顺应历史潮流,将土地分割租给依附农民,收取地租;一些经商致富或高利贷者、以及部分自耕农均转化为新兴庶族地主。
庶族对依附农民控制较轻,生产者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
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动自然会反映到国家制度上来。
旧世族已不能按照旧的方式来统治,新庶族又先天缺乏牢固控制农民之能力,地主阶级迫切需要一个强大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权来有效地统治全国农民,保障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经济剥削正常进行。
隋文帝的改革措施,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势。
A、经济方面:
杨坚称帝后,立即颁布均田新令。
大体依照北齐河清三年令,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另外丁男受永业桑田或麻田二十亩:
合计一夫一妇共可受田一百四十亩。
但这只是法令规定的最高限额,实际上,由于世族官僚依据均田令仍可占有大量土地(永业田自一百顷至四十亩,职分田自五顷至一顷,奴婢受田与民同,限三百人至六人,丁牛一头受六十亩,限四牛),加之“户口滋多,民田不赡”(《隋书》卷40《王谊传》苏威语),因此,一般百姓普遍受田不足。
但我们仍须承认,均田制的重新推行顺应了世族所有制变革的历史趋势,为国家权力的强化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在边远地区,开置屯田营田。
如“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又于河西勒百姓立堡,营田积谷”。
(《隋书》卷24《食货志》)这些措施同,同样为国家权力的强化提供了物质基础。
但总体看来,隋统治者对屯田的重视程度较汉唐不足,以致征辽时长途运粮激起兵民之变。
(拙稿)
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商品货币关系活跃的历史趋势,文帝又下诏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制。
首先规定使用新铸的五铢钱,废止长期以来品杂质次的旧钱,“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
(《隋书》卷24《食货志》)其次又制定标准的铜斗铁尺,颁行全国。
在赋役制度方面,文帝顺应世族所有制变革、私家佃农人身依附关系减轻的历史趋势,以轻税轻徭的政策招徕国家佃农。
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改原十八岁为二十一岁成丁,役期由每年一月改为二十天。
十年,又允许五十岁以上“输庸停防”,调绢一匹(《汉书·食货志》“四丈为匹”。
)也减为二丈。
轻税须以广征为前提,开皇五年,“大索貌阅”,清查户口,结果“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并采用高颎建议,行“输籍定样”法,从轻定税,定期检查,防止官吏舞弊滥收。
由于采取了轻税措施,大批私家佃农转化为国家佃农,故杜佑言:
“高颎设轻税之法,浮客悉自归于编户,隋代之盛,实由于斯。
”(《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
B、政治方面:
首先,顺应中央集权强化的历史趋势,在中央建立三省六部制:
内史省负责起草诏令,长官为内史令;门下省负责审议诏令及封驳,长官为纳言;尚书省负责全国政务,长官为尚书令,但不常设,而以左、右仆射二人分行其职。
尚书省下设吏、度支(后改户)、礼、兵、都官(后改刑)、工六部,分掌庶务。
三省相当于秦汉丞相而权力分割,互相牵制:
内史主决策,门下掌审议,尚书管执行。
地方上,针对以前“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之弊端,废去郡制,改为州县二级制(大业三年607,又改州为郡);并合并了一些州县,裁汰了一些冗官。
在选官制度上,废除了推行三百余年的九品中正制,改用科举制选拔人才,《通典》称“炀帝始建进士科”,[1]进士科的创置标志着科举制度正式建立,从而消除了世族豪强控制地方官吏任免的特权,“累世宠贵”、“世代为官”的局面被打。
全国“大小之官,悉由吏部”[2],庶族地主及富裕自耕农子弟均可由此参政。
同时,还进行了兵制和法制的改革:
兵制上,隋王朝对北周创建的府兵制继续改革,废除兵民分治,规定“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
使府兵制和均田制有机结合,兵农合一,受政府严格管理,彻底结束了豪强大族控制武装的局面。
制订了《开皇律》。
隋文帝改革,总结了在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推动下世族所有制变革的历史性成果,并促进了世族所有制的进一步深入变革,为庶族所有制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扫清了道路,从而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3、平定江南,统一全国
隋文帝改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权力的强化,在此基础上,文帝积极开展灭陈准备工作。
开皇七年(公元587年),灭建都江陵的后梁(侯景之乱时,萧统子詧割据襄阳,后迁江陵;詧孙琮朝见文帝,留而不遣),扫除了南下、东进的障碍。
次年十月,于寿春(今安徽寿县)置淮南行台省,以晋王广为尚书令兼行军元帅,秦王俊、清河公杨素为副帅,数道出兵,军队共五十一万八千人,大举伐陈。
由于江南世族已趋没落腐朽,国家权力无人强化,广大私家佃农和自耕农不满世族地主及其在政治上的代表陈后主的统治,因而原意拥护全国统一,以便摆脱自身的悲惨处境。
当时江南百姓纷纷传唱王献之的《桃叶辞》:
“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
”(《南史》卷10《陈本纪》下)即为显证。
开皇九年春,陈朝君臣自信“王气在此”(后主语),自恃“长江天堑”(孔范语)(《鉴》176),不顾隋军大兵压境,忙于张罗新春大庆。
除夕之夜,隋将韩擒虎率五百士兵渡采石矶(今安徽当涂县西北),元旦之晨,贺若弼自广陵(今江苏扬州)渡江。
江南父老谒韩军门者“昼夜不绝”(《隋书》卷52《韩擒虎传》)。
隋军迅速攻入建康,陈亡。
平定江南后,隋文帝的改革措施自然推行到了全国各地。
由于江南世族未受阶级斗争的严重打击,虽已没落,仍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仍欲重温东晋南朝以来分裂割据的迷梦,因而纷纷起兵反抗,婺州(今浙江金华)汪文进、越州(绍兴)高智慧、苏州沈玄懀皆举兵反,自称天子,署置百官;其余自称大都督攻陷州县者不可胜数;“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资治通鉴》卷177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十一月)。
但是,由于广大私家佃农不甘再受残酷奴役剥削,不愿再为世族卖命(部曲),因此,文帝命杨素为行军总管率军进讨,迅速平定了叛乱。
江南世族的反抗之激烈还可从隋文帝封赏之轻重得到佐证,杨素所受封赏超过贺若弼、韩擒虎,从此成为隋王朝权势最重的贵臣。
隋的统一是各族人民群众长期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以及民族交往、民族融合的历史性总结;以隋文帝杨坚为首的统治集团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势,积极主动地进行改革、完成统一大业,从而促进了历史发展进程,这一历史功绩,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思考题:
简述隋文帝改革的主要内容。
第二节隋与周边各族的关系
二、隋与周边各族的关系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内迁的各族如匈奴、羯胡、鲜卑、氐、羌等,至隋初已逐渐与汉族融合,民族矛盾基本消失;但是,周边地区由于经济形态、地理环境、种族风俗等诸多复杂原因,仍存在并兴起了一些相对独立的少数族及其政权。
这些少数族及其政权与中原汉族及封建王朝的关系,是多民族大家庭及统一的中国内部的民族关系。
随着各族人民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以及民族交往、民族融合的发展,这种关系日益走向融洽和睦。
1、突厥汗国的建立、分裂及与隋朝的关系
突厥是古匈奴的别支,兴起于阿尔泰山一带。
段连勤《隋唐时期的薛延陀》,三秦出版社1988年3月初版,页24:
“据《周书·突厥传》及近人研究,在匈奴国家时期,其居地在今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匈奴国家灭亡后,南迁金山与高昌北山(今博格达山)之间、今新疆准噶尔盆地北部或东部某地。
”北魏初年,臣服于柔然,“为蠕蠕铁工”[3]。
后部落稍盛,求婚于柔然;柔然斥其为“锻奴”,拒婚。
公元552年,突厥乃结好西魏,击破柔然,首领土门称伊利可汗,正式建立了政权。
次年土门死,子俟斤立,号木杆可汗,东征西讨,势力达于极盛。
北齐、北周均曾遣使修好,厚加赠遗,故木杆弟佗钵可汗曾言:
“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患贫也!
”
其后土门弟室点密西行,据今哈萨克斯坦一带,木杆弟佗钵仍居大漠南北,隋初正式分裂为东西突厥。
突厥汗国为奴隶制国家。
可汗下有叶护、设、特勒(一作特勤)等二十八级官僚贵族,各部落内又有伯克(牧主),均属奴隶主阶级。
奴隶主要来自掠夺所得各族人民。
但由于受中原汉族王朝及突厥统治区域内高昌(治今吐鲁番东南高昌废址)、龟兹(治今新疆库车县东南郊皮朗古城)等地封建生产关系的影响,也开始走上封建化进程。
如于高昌“计田输银钱”,龟兹“准地征租”。
[4]但是,突厥贵族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封建化进程,反而竭力维护奴隶制度,专以掠夺奴役各族人民为能事,终于导致统治区域内阶级矛盾激化,贵族内部争权夺利不断,统治地位动摇。
公元582年,沙钵略(亦木杆弟)可汗率众四十万自入寇今陕甘一带,百姓大受其害,“六畜咸尽”[5]隋军奋起反击,沙钵略战败逃归,东突厥内部再度分裂,木杆子大逻便西奔玷厥(室点密子)。
隋因其内乱而行离间之计,东西突厥互相攻杀,势力渐弱。
开皇末年,东突厥又一次分裂,突利、都蓝(均沙钵略子)争战不休,隋再行离间,嫁女于突利而拒婚于都蓝。
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突利战败降隋,文帝封其为启民可汗;不久都蓝为部下所杀,启民遂拥有东突厥全境,成为隋王朝的北边附庸政权。
至炀帝时,西突厥也臣服于隋。
2、吐谷浑兴衰与隋王朝建河源四郡
吐谷浑是鲜卑慕容部的一支,原居辽西青山(今辽宁义县境)。
吐谷浑原为慕容廆庶兄,因争夺领地失败西迁,西晋末年,徙至今青海一带,都伏俟城(今青海湖西十五里)。
五世纪中叶,乘中原战乱而迅速崛起,扩张至今新疆东部,辖境“东西三千里,南北千余里”。
[6]
吐谷浑汉化较深,职官多仿北朝,而风俗习惯多同于突厥。
经济生活主要为游牧,但亦有农业。
隋初吐谷浑屡犯边,均被击退。
文帝改革后隋盛,不再来犯。
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可汗夸吕(又作吕夸)死,子世伏(又作伏)继立,文帝嫁女(光化公主)和亲;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世伏死,弟伏允立,隋再以光化公主妻之。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炀帝接受了裴矩的建议,派大军击破吐谷浑,置河源(青海湖南境)、西海(青海湖西岸)、鄯善(今新疆罗布泊西南)、且末(今新疆且末县)四郡,调发内地罪人戍守,大兴屯田以捍丝路。
这一措置客观上顺应了汉、吐人民长期交往融合的历史趋势,并为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至隋末,伏允再度收复故地。
3、隋与西域的密切联系
西域自两汉以来即与中原关系密切,魏晋南北朝一度稍受影响。
隋兴盛后,西域各族人民向往统一,各族酋长有心归顺,只因突厥、吐谷浑阻遏,难以如愿。
炀帝时,突厥已衰,继而击破吐谷浑,开始大规模经略西域。
西域各族汉化颇深,有些地方直接为汉人统治(高昌),“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
[7]由于各国均为绿洲边缘小国,自身难以统一为完整政权,故长期受制于匈奴、突厥;但其经济却以农业为主,封建化程度较深,加之历史上的汉化影响,故极愿归属中原王朝。
另一方面,隋社会经济繁荣后,也急于开通丝路,发展中西贸易,故炀帝开通西域较为顺利。
大业初,炀帝令裴矩驻守张掖,主持开通丝路事宜。
矩曾撰《西域图记》三卷,序言中记载了从敦煌到地中海东岸的三条道路:
北道即天山北路,由伊吾(今哈密)经蒲类海(今巴里坤湖)、铁勒等部而至拂菻国(今叙利亚);中道即天山南路的北道,由高昌经焉耆(今新疆焉耆县)、龟兹(今库车县)、疏勒(今喀什市)而至波斯;南道即天山南路的南道,由鄯善(今若羌县)、于阗(今和田县)、朱俱波(今叶城县)而至北婆罗门(今印度北部)。
其中的中道和南道,自汉以来即为“丝绸之路”;而北道则在魏晋南北朝至隋时始兴,反映了我国社会经济与中外交流的持续发展。
在均田制普遍推行使国家权力空前强化的历史前提下,裴矩还进而提出:
“浑、厥可灭,混一戎夏。
”[8]炀帝也萌发雄心壮志,欲步秦皇、汉武后尘,重建大业。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三月,隋炀帝亲巡河西,六月至张掖,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中唯一到达此地的中原天子。
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及西域二十七国使者拜于道旁。
然而,由于炀帝慕尚虚荣,铺张浪费,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
隋末农民战争爆发后,中央对西北的控制又呈松弛。
4、隋加强了与台湾的联系
隋时台湾称流求(非琉球群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加之大陆移民众多,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炀帝派羽骑尉朱宽与海师何蛮至此访俗。
次年又令宽来招降,流求不从。
六年,炀帝令虎贲郎将陈稜和朝请大夫张镇周等率军进攻,“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
稜攻略其都而还。
当时台湾土著即高山族,尚处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主要生产工具为石器,刀耕火种。
铁器仅限于武器,且刃薄,嵌于骨角内。
无明显阶级分化,部落酋长由选举担任,“无君臣上下之节”[9]也没有稳定的赋税和法律,“无赋敛,有事则均税;用刑亦无常准,皆临事科决”。
[10]随着与大陆联系的增强,社会形态也迅速进化发展。
小结
在私家佃农人身依附关系普遍减轻、各族人民联系交往日益紧密的历史前提下,隋王朝本应成为一个社会经济空前发展、国家权力日趋强化的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
只是由于隋炀帝急功好利,滥役民力,导致社会经济的破坏、国民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从而使这一历史进程受到阻碍。
李渊、李世民父子建唐后,顺应历史发展趋势,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终于出现了唐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繁荣昌盛。
思考题:
隋与周边各族的关系中有哪些值得肯定的积极因素?
第二节社会经济与科学文化的繁荣发展
在南北朝以来广大人民长期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推动下,隋文帝顺应了世族所有制变革的历史趋势,在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存平陈后运用国家权力对南方残存的旧世族门阀制度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造。
因此,隋王朝统治时期,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呈基本适应状态,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
以此为前提,科学文化也出现了较多建树。
一、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
隋代社会经济的繁荣程度,学界目前的表述尚有可继续发掘处,本节拟专就此问题重点讨论。
1、农业的空前发展态势
杨隋代周后即在北方及已纳入隋王朝版图的巴蜀地区推行均田,全国统一后,均田制得以在大江南北普遍推行,国家佃农数量骤增,与此相应,农民所受剥削较前代轻,从而导致社会经济迅速繁荣。
隋代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于农业人口的激增、垦田面积的扩大、水利事业的兴盛以及国库仓储的丰实的几个方面。
A、户口激增:
开皇元年有编户三百五十九万九千六百○四,平陈后增加五十万;至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增至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
[11]短短二十年间,户增倍而余。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力即体现于生产者本身,偌大的农业生产人口基数,本身就为农业生产的繁荣提供了根本条件。
B、垦田面积空前:
《通典》卷2《田制》下:
“开皇九年(公元589年),任垦田千九百四十万千二百六十七顷”;“至大业中,天下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顷”。
据汪篯先生考证,“任垦田”当为“应受田”(“任垦”意即听任垦辟);而大业垦田首“五”字衍。
即便此说成立,则大业中户均耕地也在一至二顷左右,这种现象仍为前代所无。
这也是隋王朝得以征收大量租税充实仓储的实际条件。
C、水利事业兴盛:
可分两方面:
灌溉与漕运。
杨隋政权为扶持农业的发展,十分重视灌溉系统的兴修与改造。
如:
开皇二年,在关中地区开渠引杜阳(今陕西麟游县西北)水灌三畤原,溉田数千顷;又曾在蒲州(今山西永济县境)“引瀵水,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12]。
并曾修复古代著名水利工程芍陂(今安徽寿县境),“更开三十六门,灌田五千余顷”。
[13]
漕运方面最突出的贡献是修建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
〖参见〗隋代运河图
开皇四年开广通渠:
大兴城至潼关。
大业元年开通济渠:
板渚(今河南荥阳东北)至盱眙,沟通黄、淮;同年开山阳渎(原邗沟):
自山阴(今江苏淮安)至扬子(今江苏仪征),沟通江、淮。
大业四年开永济渠:
武陟(今河南武陟)至涿郡(今北京西南)。
六年开江南河:
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杭州)。
D、仓储规模空前:
农业人口的增多,垦田的加辟,水利的兴建,为隋王朝广征多征租税提供了有利条件。
《隋书》卷24《食货志》载:
“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
”隋代之富,古今罕俦,“中外仓库,无不盈积”。
隋政府广置仓储,以贮余粮。
“西京太仓,东都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
”[14]至文帝末年,“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贞观政要》卷8)。
直至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马周还对太宗说:
“隋家储洛口仓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
”[15]马端临曾感叹:
“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
”[16]王夫之也说:
“隋之富,汉唐之盛未之逮也。
”
2、手工业的发展
隋手工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纺织、制瓷、制茶、造船、造桥诸方面。
A、纺织业:
河北相州(今河南安阳)所产绫文细布,非常精美;蜀郡(治今成都)“绫锦雕镂”,甚为精妙;豫章(治今南昌)年蚕四五熟,又以“鸡鸣布”闻名,是全国著名的丝织品高产区。
B、制瓷业:
隋代是我国制瓷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
突出表现有三:
其一,至隋以后,瓷器始以高火度烧成,质地坚固,正式脱离了陶瓷阶段。
其二,烧制白瓷的技术已趋于成熟,考古出土甚多。
其三,在大业四年李静训墓中发现了绿色玻璃瓶,而《隋书》卷68《何稠传》载,稠能用绿瓷制琉璃,可为互证。
C、制茶业:
当时已知用烘焙法制茶叶,如将扶芳树叶“微火灸以香,煮以饮”。
[17]同时饮茶已较普遍,炀帝时尚食直长谢讽《淮南玉食经》提到的四季饮料中,就有茶饮。
D、造船业:
隋代造船业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有进步,已居当时世界首位。
[18]隋为平陈,曾由杨素督造五牙战船,高五十余丈,分五层,可容战士八百人。
炀帝南巡所乘龙舟,更是豪华壮丽,时人叹为观止。
E、造桥业:
造桥技术在隋代有突出成就。
典型代表为赵州桥(又名安济桥),这是我国和世界上目前保存完好的一座最古老的石拱桥。
赵州桥建于河北赵州(今赵县)城南五里洨水之上,大业中由工匠李春监造。
桥身全长五十点八二公尺,宽九公尺。
券的净跨度为三十七点四五公尺,而券高只有七点二三公尺,因而坡度平缓,利于通行;大券两侧各有两小券,既减轻了桥重,节约了原料,又起到了分洪作用。
3、商业的发展
隋代商业的发展,明显地反映于商业都市的繁荣和对外贸易的频繁。
西京长安既是全国政治中心,又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城内置东西两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
东都洛阳为全国水陆交通中心,置东、南、北三市,东市名“丰都”,南市名“大同”,北市名“通远”;通远市连接通济渠,周围六里,商旅云集,舟船数以万计。
此外,蜀郡(今成都)“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
[19]南海(今广州)“多犀象、玳瑁、珠玑,奇珍异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
[20]其余江都、毗陵(今常州)、吴郡(今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余杭等,均“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
[21]
长安、洛阳不仅为全国贸易中心,又是当时国际贸易的重要枢纽。
长安西接丝绸之路,洛阳则由四通八达的运河网与各通商口岸保持密切的贸易往来。
隋的对外贸易,即主要分西北陆上和东南海上两路。
西北陆路以张掖为中转站,炀帝曾命裴矩驻此主持西域互市,“自是西域诸蕃,往来相继”。
[22]
炀帝曾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等由陆路到罽宾(今克什米尔)获得玛瑙杯,到王舍城(今印度恒河旁)取得佛经等。
吐火罗(今阿富汗)也曾遣使朝贡通商。
东南海路,则以南海(今广州)为重要口岸。
大业三年,常骏应募出使赤土(今马来半岛)即由南海出发,东南亚十余国均遣使朝贡通商。
此外,隋与日本、朝鲜半岛诸国等均保持长期贸易往来,促进了亚洲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4、经济发展促进统一
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各地联系日益紧密,隋王朝因势利导,继而采取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如统一货币、营建东都、开凿运河等。
隋统一前,承前朝乱世,各地货币不尽相同,名品甚众,轻重不等。
文帝初年重铸五铢钱,重如其文,“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
隋初山东、江南均曾发生动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
为了加强对中原以及江南广大地区的有效统治,隋炀帝又营建东都、开凿运河。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杨素、宇文恺主持设计并营建东都洛阳,位于旧洛阳城西。
每月征发丁男二百万人,经十月修成,周围五十五里,规模宏壮。
京城虽仍是长安,但炀帝常住洛阳,洛阳成为长安之外的另一个政治、军事和漕运中心。
为了加强对江南的控制以及对高丽战争的需要,隋炀帝又在天然河流和旧渠道的基础上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南起余杭、北至涿郡的大运河。
隋运河全长五千余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雄伟的工程之一。
大运河的开通,顺应了南北经济交流的需要,巩固了国家的统一,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皮日休《汴河怀古》: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
思考题:
隋代农业的发展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二、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发展
隋代寿命虽短,但因其社会经济空前繁荣,科学技术及文化也有令人瞩目的成就。
1、雕板印刷术出现
我国印章石刻由来已久,战国时已有虎符(信陵君窃符救赵),秦有《泰山刻石》,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更有《石经》巨作。
雕板印刷术正是由印章石刻技术发展而来。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4引《河汾燕闲录》言,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敕:
废像遗经,悉令雕板,此印书之始……雕板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
因“雕板”或作“雕撰”,有人认为“雕”指雕刻佛像,“撰”为撰写经文而非雕板印刷。
近年英国发表斯坦因从我国新疆吐峪沟盗去的高昌国“延昌卅四年(隋开皇十四年:
公元594年)”残纸一张,经外国学者鉴定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印刷品。
也有人认为系手迹而非印刷。
另据《隋书》卷78《卢太翼传》:
“目盲,以手摸书而知其字。
”这种书很可能就是印刷品。
印刷术的发明对于文化的传布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据考证,印刷术后由中国传入新罗、日本和欧洲,这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
2、天文、历法、数学
天文历法和数学关系密切,故天文历法学家往往同时又是数学家。
隋代著名的天文历法学家有耿询、刘焯、丹元子、刘孝孙、庾季才、庾质、卢太翼等。
耿询发明了以水力转动的浑天仪,又曾“作马上刻漏”[23]。
刘焯测定岁差(地轴转动引起春分点位移的现象)为七十五年一度,已接近准确值(准确值为25800年位移一周36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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