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之美周作人散文与时代性写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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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之美周作人散文与时代性写作

永恒之美—周作人散文与时代性写作

　　周作人（1885—1967），字启明，号知堂，浙江绍兴人，鲁迅的胞弟，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小品文大师，在中国文坛具有巨大影响，于创作和理论两方面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1901年，周作人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馆轮机班学习。

1906年赴日本留学，初入法政大学，后入立教大学，致力于中西文学研究。

1911年回国后，任浙江省视学。

1917年任北大附设国史馆纂辑员，后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并兼任燕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法大学等校教授。

1920年参与筹组文学研究会，起草了《文学研究会宣言》。

1930年先后辞去各校兼职，专任北大研究教授。

1937年抗战爆发后，留居北平，先后担任北大图书馆馆员、北大文学院院长，后公然投敌附逆，任伪华北教员总署督办、南京汪伪政府国府委员、日伪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

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

1949年保释出狱。

1967年在北京病逝。

　　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提倡“美文”，关注女性和儿童、民俗和性心理问题，发表大量散文作品，影响深远。

其主要作品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知堂文集》、《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知堂回想录》等。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坛，周氏兄弟的散文成就是被相提并论的。

知堂的文章，独具面目，名重当时。

虽然在抗战时期任过伪职，有政治污点，但在现代文学史上，是有巨大影响的作家，尤其是在散文领域，更有突出的成就。

他从自己的个性出发，从英国随笔、明末小品、日本俳文中汲取养料，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成熟的艺术风格。

他追求知识、哲理、趣味的统一，在娓娓絮语中，针砭时弊，纵谈文史，描摹风物，探寻人情物理，显示着智者的“博识”与“理智”，无“卖智与口学”之嫌，却自有亲切、通达的风致，从容描绘中浸透着作家的闲适趣味，“蕴藉而诙谐”的“淡淡的喜悦”里搀杂着几分忧郁、惆怅。

文字表达上则大巧若拙，举重若轻，构成了平和冲淡的境界。

同时注重适度的含蓄，另有一种“涩味”。

他对现代散文的理论建设也有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有巨大影响的散文家，周作人最早在理论上从西方引入了“美文”的概念，提倡文艺性的叙事抒情散文，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早在1921年，周作人就发表了《美文》，介绍并提倡“记述的”、“艺术性的”散文。

在他许多序跋文章中，都有关于散文艺术的独到见解。

他的演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对于散文的写作及研究都有深远的启示。

正是以周作人的创作及理论为中心，现代文学史上形成了“言志派”这一散文流派。

周作人的小品文字，也多以“言志”散文为主，又可分为“浮躁凌厉”与“平和冲淡”两种。

前者为早期的篇札，多收入《谈龙集》、《谈虎集》中，有较积极的社会意义。

但更能显示周作人创作个性的，则是后者，即他的“平和冲淡”的散文。

　　周作人的散文，有一种飘逸洒脱的文章笔势，在用笔上从容不迫，流转自如，似名士清谈，娓娓道来，无所拘羁。

乍读，似构思不那么精致，结构不那么严谨，细细品味又觉作者是有着精巧用心的：

虽飘逸而自有定格，虽洒脱而不显得枝蔓。

读他的散文，不觉得拘谨，不感到板滞，好像是与老朋友在一起毫无拘束而又极有兴味的闲谈，那种平和恬淡的抒情特色，庄谐杂出的幽默趣味，舒徐自在的语言表达，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或即触着某种妙理，使人反复咀嚼体味，甚而会长留在记忆之中。

周作人的散文大都是小品短制，艺术上可谓炉火纯青，思想上也极为复杂丰厚，尤其是其独具的文体风格，那种主要由文体和语言艺术所带来的愉悦感受与良久回味。

而其实，风格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效果，是很难分开来分别论述的。

然而透过其风格，我们似也能从中找到几个主要的构成方面。

下面结合具体作品来详细评说。

　　我们先来简单分析一下周作人散文中“浮躁凌厉”的一面。

　　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大体有“人事的评论”和以抒情、记叙为主的“美文”这两大类。

浮躁凌厉的风格特色在周作人“关于人事的评论”中显得很明显。

这类注重议论、批评的杂感，触及现实，针砭时政，战斗的锋芒包藏在“湛然和蔼”的平淡叙述中。

这是他与别人很大的不同之处。

在当时的文艺界中，很多人以满腔热情、激愤之词，写出了慷慨激昂的文章，用尖锐之词控诉一切不合理的事物。

而周作人却没有因为所要表达事物的不同而改变其一贯的习文风格。

依旧是那样的温文尔雅，但却在字里行间、行文之处来评时政，发感慨。

此类文章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对于封建传统思想的批判，写得既酣畅淋漓又亦庄亦谐。

周作人对封建传统思想看得极为透彻，在文章中总是对其弊病进行深入的揭露，对封建残余进行猛烈的抨击，如《情诗》中的段落：

　　这所谓情，当然是指两性间的恋慕。

古人论诗本来也不抹杀情字，有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照道理说来，礼义原是本于人情的，但是现在社会上所说的礼义却并不然，只是旧习惯的一种不自然的遗留，处处阻碍人性的余地了。

我的意见以为只应“发乎情，止乎情”，就是以恋爱之自然的范围为范围；在这个范围以内我承认一切的情诗。

　　二是在讽刺军阀暴政的文章中，他所借鉴的是日本现代散文家户川秋骨的“幽默与讽刺”的写法，让被讽刺的人看了不舒服，却又挑不出刺儿来，属于非常含蓄的写法。

他自己把这种讽刺的辛辣感比喻为芥末而不是辣椒，也就是说他的文笔称不上是鲁迅那样的“匕首”和“投枪”，但却也显示了他人道主义者的正义感。

一般情况下周作人都是温文尔雅、娓娓道来，充满着一种素朴清淡、别致优雅的风采，但对于国民党政府对外一味妥协退让、对内加紧复古倒退的言行，周作人则显示出了他个性中不可忽视的一面：

尖锐泼辣。

尤其是对于封建礼教和妇女问题，周作人总是一改往日的淡然之态而变得格外敏感和激烈。

　　三是周作人这种评论的笔触同时涉及到了十分广泛的社会现象，触到了社会的各个阴暗角落，触到了“病态社会”的种种痼疾。

周作人当时的艺术触角对现实的感应是相当灵敏的，如《闲话四则》中的段落：

　　天下奇事真是不但无独而且还有偶。

最近报载日本政府也要下令取缔思想了，只可惜因为怕学界反抗，终于还未发表。

中国呢，学界隐居于六国饭店等地方了；这一点究竟是独而难偶的，是日本所决不能及的。

　　由社会事件而转为对中国知识分子不思想的批判，不仅是对当时社会的批判，更有对国民性中没有社会责任意识的批判。

　　正因为他敏感地接受着生活的刺激，使得平凡的意思发起酵来，才能将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社会见闻升华为艺术创作。

所创作出的檄文，态度鲜明，说理透彻，在当时最负盛名的《每周评论》、《新青年》发表后，影响很大，被认为是体现了“五四”文学批判精神的典范之作。

　　这些议论性的散文于平淡的叙述之中别有一种战斗的力量，虽不能以寸铁杀人，但却于凌厉之中显示出强烈的社会意识、盎然的战斗意气。

　　下面我们来重点分析一下周作人散文中“平和冲淡”的一面。

　　周作人浮躁凌厉的散文的确跳动着鲜活泼辣的节奏，但纵观全体呈现更多的则是以冲淡平和为特色的抒情、叙述的散文小品。

而当人们提及周作人时，首先想到的也是这种展现他闲适怀抱的冲淡平和的写作特色。

他的文笔不是鲁迅那样的犀利，而是把一种迥异的风格特色呈现在读者面前。

若单纯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审视，这些散文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甚至可以说达到了中国现代闲适文的极至。

周作人散文的平和冲淡主要是从自身态度、取材和艺术手法三个方面显现出来的。

　　一、从自身态度上显现出来的平和冲淡。

　　周作人以他真诚、随意的态度形成了朴实自然的作风。

前期的小品文无论从取材、立意，还是从行文各方面，都体现了从自己的真情实感出发，任意而谈、信笔而写的特点，只用平白无华的语言来造成幽隽淡远的意态。

　　平等、平和的态度还让他所描述的对象“兼收并蓄”，包容各家。

这就形成了他散文内容“宽”而“杂”的特征，无论是对待自然界的生物还是人类，他都以朋友的身份待之。

如周作人在《苍蝇》一文中，对日本的俳句诗人小林一茶的诗歌非常推崇，因为他能“以一切生物为弟兄朋友，苍蝇当然也是其一”，并且特意举了几首吟咏苍蝇的诗为例。

由此可见，他对自然界的任何生物都是“疼爱有加”，把它们放在与人类平等的地位去抒写。

对待读者，周作人也能保持自己与读者之间人格与心理的平等，形成了其散文委婉、平和、温润的特色。

　　二、从取材上显现出来的平和冲淡。

　　周作人的散文取材随便，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苍蝇虱子、品茶饮酒、谈狐说鬼、评古籍、玩古董等等，内容驳杂，以其趣味性、知识性和文化性来吸引人。

而且写法随便，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矫揉、不造作，没有感情与笔墨的夸张，意蕴深远。

《吃茶》、《谈酒》、《乌篷船》、《故乡的野菜》等名篇所写都是平平常常的小事，平平常常的生活，虽无多大的思想意义，然其中却也另有一番情趣与哲理，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他所看中的是通过对平凡事物的描写来抒写自己的情怀，这是周作人的生活艺术在他的言志小品中的表现。

如《喝茶》中的一句：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

　　生活中平常的喝茶之事，寄托了作者深沉的人生感怀。

在茶叶的淡淡的香气与友人的闲谈中，人更容易从另一种角度去观望生活，体察人生，甚至常常会怀起旧来，于是岁月的沧桑感便油然而生……

　　三、从艺术手法上显现出来的平和冲淡。

　　首先，周作人创造了“闲话体”这一体式。

　　所谓的闲话体，就是指像和老朋友闲谈一样地写文章。

唯一不同的是，只不过把闲谈的内容进行了书面的整理，落到纸上，变成轻松闲谈的文章。

这样的文章不仅取材轻松随便，而且闲谈的风格平和亲切。

这种闲谈的风格，光从他一些篇什的标题就能略见一斑，像《谈酒》、《谈天》、《谈劝酒》、《谈养鸟》、《谈娱乐》等等。

还有一些作品是写给朋友的书信，其实那也是在信纸上的“笔谈”。

周作人从自我出发，从身边谈起，花鸟虫鱼草木，喝茶饮酒吃饭，这些平凡琐碎的事物皆可成为他谈论的对象。

仅吃一项，周作人就有不少喜谈的话题，像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绍兴的米酒、南京的茶干、小酒店的盐豆等等。

而周作人的闲谈，又不是单纯、简单的闲谈，而是在闲谈里溶入了自己的感情、体验与情怀。

如写故乡的野菜、绍兴的米酒，娓娓絮语中笼罩着忆旧的温煦。

再如写爱女的病、自己的初恋，安静的闲谈中浸透着深彻的体验与深沉的情怀。

周作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将这些感情、体验与情怀自然而然地溶进与友人的闲谈之中，化得冲淡而不留痕迹。

这种与友人谈话一般的闲话体是与平凡平和的取材相一致的，表里配合，和谐统一。

　　其次，周作人的散文中浸润着淡淡的“涩味”。

　　读周作人的散文，常常会有一种“涩”的味道，像是品尝着一个青苹果一样。

其实，这也是周作人散文的一个特色，是构成平和冲淡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周作人的散文中，“涩味”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文词之“涩”。

周作人常常以文言入文，使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时常碰到几个磕绊，犹如平平的路上的几颗石头。

然而，这些文言字词却没有生硬之感，反而使文章显得古朴而拙美。

如《雨天的书·自序二》中的段落：

　　我从小知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古训，后来又想溷迹于绅士淑女之林，更努力学为周慎，无如禀性难移，燕尾之服终不能掩羊脚，检阅旧作，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呜呼，我其终为“师爷派”矣乎？

虽然，此亦属没有法子，我不必因自以为是越人而故意如此，亦不必因其为学士大夫所不喜而故意不如此；我有志为京兆人，而自然乃不容我不为浙人，则我亦随便而已耳。

　　二是心绪之“涩”。

在周作人的散文中，常常可以读到淡淡的惆怅和落寞的情趣。

例如《谈酒》一文，最后一节由喝酒的趣味渐渐转成了议论，抒发了作者苦涩的心绪。

周作人后期在政治上产生了一定的消极态度，甚至有一种避世的倾向，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当时的社会现实很不乐观，这使包括周作人在内的众多人对未来感到信心不足，于是便难免产生苦涩的心绪。

这种心绪淤积在心里，故而会自然不自然地流露于笔端，这便使他的散文里浸透着一种心绪之涩。

如在《代快邮》中，作者就曾这样坦言道：

　　其实我何尝不希望中国会好起来？

不过看不见好起来的征候，所以还不能希望罢了。

　　三是文章之“隔”。

所谓“隔”，便是曲折地表达意思，不明说，常常有“弦外之音”，常常“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周作人在介绍他的文章经验时，经常归之为“不切题”，道出了他的散文的隔的特点。

周作人散文的隔，其实道出了生活中的一个哲理。

现实生活中，其实有许多意思是说不出来的，或者得通过别的方式说出来，是直接说不出来的，想必我们对此都有所体悟。

　　再次，周作人的散文里充溢着“简单味”和“趣味”。

　　周作人崇尚简单，作文亦如此。

周作人对其文章总是不肯过分修饰，说事情不故作高深，行文以白话口语为主，直白、朴素、简练。

如《故乡的野菜》中的段落：

　　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乡间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

那时小孩们唱道：

“荠菜马兰头，姊姊嫁在后门头”。

　　周作人的散文中也充盈着悠然的趣味。

周作人是喜欢文章之趣的，他曾说：

“我很看重趣味，以为这是美也是善，而没趣味乃是一件大坏事。

”他在《苦竹杂记·笠翁与随园》一文中说：

“平常没有人对于生活不取有一种特殊的态度，或淡泊若不经意，或琐琐多所取舍，虽其趋向不同，却各自成为一种趣味。

”他还说：

“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

”周作人总是能用他那支灵巧的笔，将生活中的平凡事物写得趣味盎然。

他把喝茶和乘船写得优雅诗意，也把苍蝇和如厕写得妙趣横生，使读者在淡然一笑中感受到了周作人所特有的平和冲淡的韵味。

　　最后，周作人语言的节奏感也增强了平和冲淡的味道。

　　周作人很讲究行文的节奏感，喜欢用长句和表示转折的连词造成一种婉转曲折的节奏。

这些长句子曲曲折折，若断若连，特别擅长表达委婉曲折的语气，纡徐荡漾的意境，雍容淡雅的风神。

如《山中杂信》中的段落：

　　般若堂里住着几个和尚们，买了许多香椿干，摊在芦席上凉着，这两天的雨人但使他不能干燥，反使他更加潮湿。

每从玻璃窗望去，看见廊下摊着湿漉漉的深绿的香椿干，总觉得对于这班和尚们心里很是抱歉似的，——虽然下雨并不是我的缘故。

　　般若堂里早晚都有和尚做功课，但我觉得并不烦扰，而且于我似乎还有一种清醒的力量。

清早和黄昏时候的清澈的磬声，仿佛催促我们无所信仰、无所归依的人，拣定一条道路精进向前。

　　时光流转，物换星移，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周作人的散文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暗淡下去，反而历久弥新，逐渐放射出了新的光彩，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所喜爱，所迷恋。

而与此相反，有些作家的作品虽在当时的年代里大红大紫，然而很快就消逝在岁月的长河中，不能吸引更多的后来者，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如郭沫若的诗歌和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杂文等等。

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些现象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在这里，我们不妨换一个新的角度来探讨一下周作人的散文，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让周作人的散文能够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他的创作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

　　纵观古今中外文学史，在当时年代大红大紫而很快销声匿迹的作品不在少数，尽管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会被后人承认，但却不能以其独有的魅力征服后来读者。

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作品题材、内容的时效性、时代性太强，从而严重制约了其适合阅读的时间段。

这些作品，有的是关于当时社会历史等的大问题的，有的干脆就是对当时社会事件的评论，近似于新闻评论，而且常常其风格的时代性也很强，读者读这样的作品必须得先查阅相关资料，了解作品创作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学思潮等情况，否则就可能读不懂。

这样的作品，后来的读者当然不会喜欢。

而反观周作人的散文，我们会在比较中发现，周作人的大部分散文尤其是小品美文除了其自身较高的艺术性外，这些作品的时效性、时代性都很弱，其题材、内容不受时代局限，是任何时代的人们日常生活中都存在的事物，如茶、酒、雨、乌篷船、野菜等等。

因而，任何时代的读者读起周作人的作品来都不会感到“隔”，感到陌生和难以理解，这就使他的作品在阅读与传播环节上不易出现问题，近年来周作人散文越来越受读者青睐的现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尽管周作人的散文中也时常会透出一丝时代的气息，但这毕竟只是一点点，不会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和沉重感。

　　于是，周作人的创作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启示，那就是写作不受时代局限的题材、内容，更容易被不同时代的读者所阅读、所喜爱。

　　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否定时效性、时代性强的作品的意义，而只是把两类作品、两种写作方式加以区分，分别加以探讨、研究。

　　为了更清楚地对上述两种写作方式加以区分，在这里我们不妨引入这样几个概念，即时代性写作与非时代性（远时代性）写作，与此对应的概念就是时代性作品与非时代性（远时代性）作品。

虽然现在对这几个概念下定义的时机还不成熟，但我们也大致可以作如下的理解：

所谓时代性写作，就是与当时社会比较贴近的写作，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较为关注，对当时的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意义；所谓非时代性（远时代性）写作，就是与当时社会比较疏远甚至没有联系的写作，所写的题材、内容离当时社会较远，但又是任何时代的人们日常生活中都存在的事物；所谓时代性作品与非时代性（远时代性）作品，就是用上述两种写作方式写出的作品。

对于这两种写作方式和两类作品，中间的界线其实是很模糊的，这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而对于这两种写作方式和两类作品来说，其实也是没有高下优劣之分的，两者各有各的用途，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意义，这就看作家的需要和选择了。

　　以其平和冲淡的小品美文而为不同时代的读者所青睐的周作人，正是以其作品的艺术美和非时代性（远时代性）写作而获得永恒之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