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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於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參考圖書·階級鬥爭文獻
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1956.12.29)
(這篇文章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由人民日報編輯部寫成的)
在一九五六年四月間,我們曾經就史達林問題討論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從那個時候以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繼續發生了一系列引起我國人民關切的事件,鐵托同志在十一月十一日的演說和各國共產黨對於這篇演說的評論,在我國報紙發表以後,再一次使人們提出了許多需要加以答復的問題。
我們現在這篇文章將著重地討論以下一些問題,就是:
第一,關於蘇聯的革命和建設的基本道路的估計;第二,關於史達林的功過的估計;第三,關於反對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第四,關於各國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
在觀察現代國際問題的時候,我們必須首先從這樣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出發,就是帝國主義侵略集團同全世界人民力量之間的對立。
飽受帝國主義侵略痛苦的中國人民永遠也不會忘記:
帝國主義從來就反對各國人民的解放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獨立,從來就把最堅決地代表人民利益的共產主義運動看作眼中釘。
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出世以來,帝國主義就用盡一切手段來危害蘇聯。
在一系列的社會主義國家成立以後帝國主義陣營同社會主義陣營的對立,它對於社會主義陣營所進行的明目張膽的破壞活動,更成為世界政治中異常顯著的現象。
帝國主義陣營的首腦美國,在干涉社會主義國家的內政方面,作得特別兇惡無恥。
它多年來阻撓著我國解放自己的領土臺灣,多年來公開地把顛複東歐各國作為政府的政策。
帝國主義在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動,是帝國主義在侵朝戰爭以後對於社會主義陣營一次最嚴重的進攻。
正如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党臨時中央委員會會議的決議所說,匈牙利事件是由內部和外部的幾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釋都有是不正確的,面貌一新這些原因中,國際帝國主義“起了主要的決定性的作用”。
在匈牙利的反革命復辟陰謀被擊退以後以美國為首帝國主義者,一方面操縱聯合國通過反對蘇聯和干涉匈牙利內政決議,一方面在整個西方世界煽起瘋狂的反對共產主義的浪潮。
美帝國主義儘管利用英法侵埃戰爭的失敗,竭力企圖奪取英法在中東北非的利益,但是還是聲明保證同英法消除“誤會”,取得“更密切更親密的諒解”,以便重整共同反對共產義、反對亞非人民和反對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統一戰線。
為了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目的、帝國主義國家應該團結起來──這就是杜勒斯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理事會會議上所說的“在世界歷史的這一緊要關頭,必須有一套生活和行動的哲學”的主要含義。
杜勒斯多少帶著醉意地斷言:
“蘇聯共產黨結構正處於惡狀態(?
),而統治者的權力正在崩潰(?
)面對著這種形勢,自由國家必須保持道義的壓力,這種壓力有助於破壞蘇聯一中國共產主義體系,有助於保持軍事實力和決心。
”他號召北大西洋公約國家“搞垮以軍國主義(?
)和無神論觀念為基礎的蘇聯強有力的專制政治(?
),並且認為,“改變共產黨世界的性質,在現在看來似乎是可能的事情”!
我們從來認為敵人是我們最好的教師。
現在杜勒斯又在給我們上課了。
他盡可以污蔑我們一千次,詛咒我們一萬次,這毫無什麼新奇之處。
但是他從“哲學”上要求帝國主義世界把對於共產主義矛盾放在其他一切矛盾之上,一切都為了“改變共產黨世界的性質”,“破壞”和“搞垮”以蘇聯為首社會主義體系這對於他們雖然肯定是徒勞的,對於我們卻給予了十分有益的教訓。
儘管我們一貫主張而且繼續主張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應該和平共處,實行和平競賽,帝國主義者還是時時刻刻都想消滅我們。
因此,我們無論什麼時候也不能忘記敵人同我們之間的嚴重鬥爭,這就是世界圍內的階級鬥爭。
在我們面前有兩種性質:
第一種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在帝國主義陣營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帝國主義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壓迫民族之間,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之間,等等)。
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礎是敵對階級之間的利害衝突。
第二種是人民內部的矛盾(在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間,共產黨內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間,社會主義國家政府和人民之間,社會主義國家相互之間,共產黨和共產黨之間,等等)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發生不是由於階級利害的根本衝突,而是由於正確意見和錯誤意見的矛盾,或者由於局部性質的利害矛盾。
它的解決首先必須服從於對敵鬥爭的總利益。
人民內部的矛盾可以而且應該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獲得解決,從而在新的條件下得到新的團結。
當然,實際生活的情況是複雜的。
有時為了對付主要的共同的敵人,利害根本衝突的階級也可以聯合起來。
反之,在特定情況下,人民內部的某種矛盾,由於矛盾的一方逐步轉到敵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轉化成為對抗性的矛盾。
到了最後,這種矛盾也就完全變質,不再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範圍,而成為敵我矛盾的一部分了。
這種現象,在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都曾經出現過。
總之,一個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就決不應該把人民內部的矛盾同敵我之間矛盾等量齊觀,或者相混淆,更不應該把人民內部的矛盾放在敵我矛盾之上。
否認階級鬥爭,不分敵我的人,決不是共產主義者,決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在開始談到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之前,我們認為必須首先解決這個根本立場問題。
否則,我們就必然會迷失方向,就不可能於國際現象作出正確的解釋。
一
帝國主義者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攻擊,長期以來,主要地集中于蘇聯。
而最近時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爭論,也大都同對於蘇聯的認識有關。
因此,正確地估計蘇聯革命和建設的基本道路,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所必須回答的重要問題之一。
馬克思主義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是工人運動經驗的科學總結。
但是,除了只存在了七十二天的巴黎公社以外,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親自看到過他們所畢生努力爭取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實現。
俄國無產階級在列寧和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在一九一七年勝利地實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接著又勝利地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
科學的社會主義從此由理論和理想變為活生生的現實。
這樣,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十月革命,就不但是在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開闢了一個新時代,而且在整個人類歷史上開闢了一個新時代。
蘇聯在革命以後的三十九年中獲得了巨大的成就。
隨著剝削制度的消滅,蘇聯消滅了經濟生活中無政府狀態,危機和失業。
蘇聯的經濟和文化,以資歷本主義國家所不能比擬的速度向前發展著。
它的工業總產量,在一九五六年已經達到革命以前最高年份一九一三年的三十倍。
革命以前工業落後、文盲眾多的國家,現在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個工業強國,擁有世界上先進的科學技術力量和高度發展的社會主義文化。
蘇聯勞動人民由革命前的被壓迫者變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翁,他們在革命鬥爭和建設勞動中發揮了巨大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他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狀況得到了根本的改變。
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國本來是國內各民族的牢獄,而在十月革命以後,這些民族卻得到了平等的地位,迅速地發展成為社會主義的先進民族。
蘇聯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
蘇聯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年,受到了十四個資本主義國家的進攻。
早期的蘇聯,經歷過內戰、饑荒、經濟困難、黨內宗派分裂活動的嚴重的折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決定性的時間內,在西方國家開闢第二戰場以前,蘇聯曾經獨力承受了並且擊敗了希特勒和他的夥伴們的幾百萬軍隊的進攻。
這些嚴酷的考驗沒有壓倒蘇聯,沒有阻止它的前進。
蘇聯的存在,從根本上動搖了帝國主義的統治,而給予一切革命的工人運動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以無限的希望、信心和勇氣。
各國勞動人民援助了蘇聯,蘇聯也援助了各國勞動人民。
蘇聯執行了維護世界和平、承認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外交政策。
蘇聯是在世界範圍內戰勝法西斯侵略的主力。
英勇的蘇聯軍隊同有關各國的人民力量合作,解放了東歐各國和中歐的一部、中國的東北部和朝鮮的北部。
蘇聯同各人民民主國家建立了友好關係,援助了這些國家經濟建設,並且同它們在一起組成了世界和平的強大堡壘──社會主義陣營。
對於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爭取獨立的運動,對於世界人民爭取和平的運動,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新產生的亞非地區的許多和平國家,蘇聯也給予了重大的支持。
以上所說的這一切都是不可爭辯的事實,而且是人們早已經知道了的。
為什麼現在還要再一次提起這些事情呢?
這是因為,共產主義的敵人固然一貫地抹煞這一切,而現在有些共產主義者在探討蘇聯經驗的時候,也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到事情的次要方面,而忽視了事情的主要方面。
關於蘇聯的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就它們的國際意義說來,有幾種不同的情況。
在蘇聯的成功的經驗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質,在人類歷史的現階段具有普遍意義。
這是蘇聯經驗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
另一部分不具有這種普遍意義。
此外,蘇聯還有一些錯誤的、失敗的經驗。
錯誤和失敗,儘管在表現形式和嚴重程度上各有不同,卻是任何國家在任何時期都不能完全避免的。
而蘇聯由於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沒有成功經驗可以借鑒,它的一些錯誤和失敗更難於避免。
這些錯誤和失敗,對於所有共產主義者都有是極其有益的教訓。
因此蘇聯的全部經驗,包括某些錯誤和失敗的經驗在內,都值得我們認真地加以研究,而它的成功的基本經驗尤其重要。
蘇聯發展的事實證明,蘇聯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是一個偉大的成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曲響徹雲霄的凱歌。
什麼是蘇聯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呢?
據我們看來,至少以下這一些經驗具有基本的性質:
(1)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組織成為共產主義的政黨。
這個政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自己的行動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來,密切地聯繫群眾,力求成為勞動群眾的核心,並且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自己的黨員和人民群眾。
(2)無產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聯合勞動人民,經過革命鬥爭從資產階級手裏取得政權。
(3)革命勝利以後,無產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聯合廣大的人民群眾,建立無產階級對於地主、資產階級的專政,鎮壓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實現工業的國有化,逐步實現農業的集體化,從而消滅剝削制度和對於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度,消滅階級。
(4)無產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領導人民群眾有計劃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文化,在這個基礎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並且積極準備條件,為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而奮鬥。
(5)無產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堅持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承認各民族平等,維護世界和平,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努力取得各國勞動人民的援助,並且努力援助各國勞動人民和被壓迫民族。
我們平常所說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撇開它在當時當地所表現的具體形式來說,就是指的這些基本的東西。
這些基本的東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
每個國家的革命和建設的過程,除了有共同的方面,還有不同的方面。
在這個意義上說,每一個國家都有它自己的具體的發展道路。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將在後面去討論。
但是從基本原理上說來,十月革命的道路卻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長途中的一個特定階段內關於革命和建設工作的普遍規律。
這不但是蘇聯無產階級的康莊大道,而且是各國無產階級為了取得勝利都必須走的共同的康莊大道。
正是因為這個緣故,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說:
“盡管我國的革命有自己的許多特點,可是中國共產黨人把自己所幹的事業看成是偉大的十月革命的繼續。
”
保衛十月革命所開闢的這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帝國主義者聲言要“改變共產黨世界的性質”,他們所要改變的正是這條革命道路。
幾十年來,一切修正主義者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提出的修正意見,所傳播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也正是想避開無產階級解放的這一條必由之路。
一切共產主義者的任務,就團結無產階級,團結人民群眾,堅決地擊退帝國主義者對於社會義世界的倡狂進攻,堅決地沿著十月革命所開闢的道路前進。
二
人們問道:
既然蘇聯革命和建設的基本道路是正確的,為什麼又發生史達林的錯誤呢?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在四月間的文章中已經討論過了。
但是由於最近時期東歐形勢以及其他有關情況的發展,正確地認識和正確地對待史達林錯誤的問題,已經成為影響許多國家共產黨的內部發展和各國共產黨相互團結的重大問題,已經成為影響全世界共產主義隊伍反對帝國主義的共同鬥爭的重大問題。
因此,需要把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觀點作一些進一步的申述。
史達林對於蘇聯的發展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是有偉大功績的。
我們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說過:
“在列寧逝世之後,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物的史達林,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保衛列寧主義遺產、反對列寧主義的敵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和其他資產階級代理人的鬥爭中,他表達了人民的意願,不愧為傑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士。
史達林所以贏得蘇聯人民的擁護,在歷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為他和蘇聯共產党的其他領導人在一起維護了列寧的關於蘇維埃國家工業化和家業集體化的路線。
蘇聯共產黨實行了這條路線,使社會主義制度在蘇取得勝利,並且造成了蘇聯在反希特勒的戰爭中取得勝利的條件,而蘇聯人民的這一切勝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階級和一切進步人類的利益相一致的。
因此,史達林這個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時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榮譽。
”
但是史達林在蘇聯的內外政策方面都犯了一些嚴重的錯誤。
史達林的個人專斷的工作方法,曾經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蘇聯党的生活中和國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原則,破壞了一部分社會主義法制。
由於史達林在許多工作中嚴重地脫離群眾,個人專斷地決定許多重大政策,因而就不可避免地要犯嚴重的錯誤。
這種錯誤,特別明顯地表現在肅清反革命的問題上和對某些外國的關係問題上,史達林在肅反工作中,在一方面懲辦了很多必須懲辦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完成了這條戰線上的任務;但是在另一方面,卻冤枉了許多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嚴重的損失。
史達林在對待兄弟國家和兄弟黨方面,總的來說,是站在國際主義的立場上,援助了各國人民的鬥爭和社會主義陣營的發展的。
但是,在處理某些具體問題的時候,他卻表現了大國沙文主義的傾向,缺乏平等的精神,更談不到教育廣大幹部采取謙虛的態度;有時他甚至錯誤地干涉某些兄弟國家和兄弟黨的內部事務,因而引起了許多嚴重的後果。
對於史達林的這些嚴重的錯誤應該怎樣解釋呢?
這些錯誤同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法科學告訴我們,任何一種生產關係以及在這種生產關係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上層建築,都有它的發生、發展和滅亡的過程。
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舊的上層建築基本上不能再同它相適應。
在這樣的時候,就必然要引起根本性質的變革。
誰要抵抗這種變革,誰說會被歷史所拋棄。
這一規律,以不同的形態適用於一切社會。
這就是說,也適用於現在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將來的共產主義社會。
史達林的錯誤的發生,是不是由於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已經過時,而不能再適應蘇聯發展的需要了呢?
當然不是如此。
蘇聯這個社會主義社會還是年輕的,它所起過的時間還不到四十年。
蘇聯經濟迅速發展的事實證明,蘇聯的經濟制度基本上是適合於生產力發展的,蘇聯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適合於經濟基礎的需要的。
史達林的錯誤並不是由社會主義制度而來;為了糾正這些錯誤,當然不需要去“糾正”社會主義制度。
西方資產階級用史達林的錯誤來證明社會主義制度“錯誤”,這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另外有些人想用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權對於經濟事業的管理來解釋史達林的錯誤,認為政府管理了經濟事業就必然成為妨害社會主義力量發展的“官僚主義機構”,這也無法令人信服。
誰也不能否認,蘇聯經濟的巨大高漲正是勞動人民的國家政權有計劃地管理經濟事業的結果,而斯大林所犯的主要錯誤,卻很少同管理經濟的國家機關的缺點有關。
但是在基本制度適合需要的情況下,在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在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也仍然存在著一定的矛盾。
這種矛盾表現成為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環節上的缺陷。
這種矛盾,雖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質的變革來解決,仍然需要及時地加以調整。
有了適合需要的基本制度,也調整了制度中的日常性質的矛盾(按照辯證法,就是處在“數量變化”階段的矛盾),是否就可以保證不發生錯誤了呢?
問題沒有這樣簡單。
制度是有決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並不是萬能的。
無論怎樣好制度,都不能保證工作中不會發生嚴重的錯誤。
有了正確的制度以後,主要的問題就在於能否正確地運用這種制度,就在於是否有正確的政策、正確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
沒有這些,人們仍然可以在正確的制度下犯嚴重的錯誤,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國家機關做出並不良好的事情。
為了解決以上的所說的這些問題,必須依靠經驗的積累和實踐的考驗,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且,情況是不斷變化的,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產生了,任何一勞永逸的解決也是不會有的。
從這種觀點看來,就是在已經建立了鞏固的基礎社會主義國家中,它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某些環節也還有缺陷,在黨和國家的政策、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也還有這樣那樣的偏差,這並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
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黨和國家的任務,就在於依靠群眾和集體的力量,及時地調整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各個環節,及時地發現和糾正工作中的錯誤。
當然,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員的主觀認識,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符合於客觀實際。
因此,在他們的工作中,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錯誤總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只要嚴格遵守並且努力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只要徹底遵守黨和國家的民主集中制,只要認真地依靠群眾,全國性的、長時期的、嚴重的錯誤,卻是可以避免的。
史達林後期的一些錯誤之所以發展成為全國性的、長期性的、嚴重的錯誤,而不能得到及時的糾正,正是因為他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脫離了群眾和集體,破壞了黨和國家的民主集中制。
黨和國家的民主集中制之所以會受到某種破壞,有一定的社會歷史的條件。
這就是:
党在領導國家方面還缺乏經驗;新的制度還沒有鞏固到足以抵抗一切舊時代影響的侵襲(新制度的鞏固過程和舊影響的消失過程,都不是直線的,它們的某種波浪式的起伏現象,在歷史的轉變時期是屢見不鮮的);國內外的緊張鬥爭于某些民主發展所起的限制作用;等等。
但是僅僅這些客觀條件並不足以使犯錯誤的可能性變為現實,在比史達林所處環境更加複雜得多和困難得多的條件下,列寧卻沒有犯史達林這樣的錯誤。
在這裏,決定的因素是人們的思想狀況。
史達林後期被一連串的勝利和歌頌沖昏了頭腦,他的思想方法部分地但是嚴重地離開了辯證唯物主義,而陷入主觀主義。
他開始迷信個人的智慧和權威,不肯認真地調查和研究各種複雜的實際情況,不肯認真地傾聽同志們的意見和群眾的呼聲,以使自己所決定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往往違反客觀實際情況。
而且,他往往在一個長時間內固執地要推行這些錯誤的東西,而不能及時地改正自己的錯誤。
為了糾正史達林的錯誤,消除這些錯誤的後果,蘇聯共產黨已經採取了步驟,並且已經開始取得了成就。
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在破除關於史達林的迷信、揭露史達林錯誤的嚴重性、消除史達林錯誤的後果方面,表現了巨大的決心和勇氣。
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同情共產主義事業人們,都支持蘇聯共產黨糾正錯誤的努力,希望蘇聯同志的努力得到完滿成功。
很明顯,由於史達林的錯誤不是一個短時間的錯誤,這個錯誤的糾正不可能在一個早上就得到完全勝利,它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努力,需要細緻的思想教育工作。
我們相信,曾經克服過無數困難的偉大的蘇聯共產黨,必將克服這些困難達到自己的。
蘇聯共產黨的這樣一個糾正錯誤的鬥爭,當然不會從西方資產階級和右翼社會民主黨方面得到支援。
他們為了乘機抹煞史達林的正確方面,抹煞蘇聯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在過去時期的巨大的成就,為了乘機在共產主義隊伍中製造混亂和分裂,硬把對於史達林錯誤的糾正叫作所謂反對“史達林主義”,叫作所謂“反史達林分子”對於“史達林分子”的鬥爭。
他們的惡意本來是顯而易見的。
不幸,在某些共產主義者中間,也在那裏傳播著類似的說法。
我們以為,共產主義者採取這種說法是極端有害的。
大家知道,史達林儘管在後期犯了一些嚴重錯誤,他的一生乃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家的一生。
他在青年時代為反對沙皇制度和傳佈馬克思列寧主義而鬥爭,在參加了黨中央的領導機關以後為準備一九一七年革命而鬥爭,在十月革命以後為保衛十月革命的成果而鬥爭,在列寧逝世以後的近三十年中為建成社會主義、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發展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而鬥爭。
從整個說來,史達林始終是站在歷史潮流前面指導鬥爭的,他是帝國主義的不可調和的敵人。
甚至在他犯錯誤的時候,他的悲劇也在於,他相信那是捍衛勞動者的利益免受敵人侵害所必需的。
無論如何,史達林的錯誤雖然對蘇聯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失,但是在史達林領導時期,社會主義的蘇聯是大大地向前發展了。
這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不但說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力量,而且也說明了史達林畢竟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
因此,我們在總結史達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動的時候,必須同時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他的功績的和錯誤。
只要我們是全面地觀察問題,那麼,如果一定要說什麼“史達林主義”的話,就只能說,首先,它是共產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極為嚴重的、必須徹底糾正的、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
儘管在某些時候為了糾正這些錯誤而對這些錯誤加以強調是必要的,但是為了作出正確的估價,不使人們發生誤解起見,將這些錯誤放在適當的地位也是必要的,我們認為,史達林的錯誤同他的成績比較起來,只居於第二位的地位。
只有採取客觀的分析的態度,我們才能夠正確地對待史達林以及一切在他的影響下犯了類似錯誤的同志,才能夠正確地對待他們的錯誤。
他們的錯誤既然是共產主義者在工作中的錯誤,這就是共產主義隊伍內部的是非問題,而不是階級鬥爭中的敵我問題。
我們就需要用對待同志的態度而不應該用對待敵人的態度來對待他們,就需要在批評他們的錯誤方面的同時,保護他們正確方面,而不應該否定他們的一切。
他們的錯誤有社會歷史的根源,尤其有思想認識的根源。
這種錯誤既可以在他們身上發生,也可以在某些別的同志身上發生。
因此,在認識和糾正了他們的錯誤以後,就需要把這種錯誤看作嚴重的教訓,看作一項可以利用的財產,用來提高一切共產主義者覺悟,從而防止重犯這種錯誤並且推進共產主義事業的發展。
否則,如果對於這些犯錯誤的人採取否定一切的態度,把他們叫作這種分子那種分子,而加以歧視和敵視,就不但不能使自己的同志得到應有的教訓,而且由於混淆了是非和敵我這兩類性質不同的矛盾,勢必在客觀上幫助敵人反對共產主義隊伍,瓦解共產主義的陣地。
鐵托同志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其他領導同志在最近的言論中,對於史達林錯誤和其他有關問題所採取的態度,據我們看來,不能夠認為是全面的和客觀的。
南斯拉夫的同志們對於史達林的錯誤抱有特殊的反感,這是可以理解的。
在過去時期內,南斯拉夫的同志們在困難條件下,作了堅持社會主義的可貴的努力。
他們在企業和其他社會組織中實行民主管理的試驗,也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中國人民歡迎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同志取得和解,歡迎中南兩國建立和發展友好關係,並且同南斯拉夫人民一樣希望南斯拉夫在社會主義道路上日益繁榮和強盛。
我們也同意鐵托同志這次演說中的一些論點,例如對於匈牙利反革命分子的譴責,對於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的支持,對於英法以三國侵略埃及的譴責,對於法國社會黨採取侵略政策的譴責。
但是使我們驚異的是,他在演說中對於幾乎所社會主義國家和許多共產黨都進行了攻擊。
鐵托同志斷定,“頑固的史達林主義分子在各國黨內設法繼續保持他們的職位,他們再一次望鞏固他們的統治,把這種史達林主義的傾向強加在他們的人民的頭上,甚至別國人民的頭上”。
因此,他宣稱“我們必須同波蘭同志們一起來反對其他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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