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曹植诗歌及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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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曹植诗歌及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

浅谈曹植诗歌及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

［摘要］曹植是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其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极为深远。

具体来说曹植诗歌创作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五言诗的影响。

曹植擅长五言诗，从东汉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五言诗，经过他多数量、高质量的创作，扩大了五言诗的创作题材和手法，使五言诗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占领一席之地。

二是对中国文人诗歌抒情传统的影响。

曹植的诗歌抒情意味浓厚，讲求抒情手法，影响深远。

三是对中国诗歌文质彬彬发展道路的影响。

曹植诗歌的艺术价值奇高，其诗歌创作讲求遣词造句，对中国诗歌美学影响深远。

曹植的诗歌给诗歌艺术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嘉惠后代文人的诗歌创作。

［关键词］曹植诗歌影响

前言

曹植是建安时期诗歌创作的集大成者，甚至是汉魏六朝时期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诗人之一。

在曹植诗歌创作的过程中，做到了情感和语言的完美结合。

此外，他的天才诗思、豪放性情、传奇人生，都富有迷人的魅力，所有这一切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富盛名的诗人之一。

古今文学评论家也纷纷认同曹植在建安诗坛甚至是中国诗史所取得的建树及地位。

钟嵘《诗品》多以曹（植）、刘（桢）并称，有时也加上王粲，明确的将三人推为建安诗人代表，均为上品。

王士祯说：

“汉魏以来，两千余年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

顾所好为仙才者，为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

”（《带京堂诗话》）[1]175曹植对我国古典诗歌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在写作手法和抒情方式上的创新，开创了我国古典诗歌在抒情传统上的新的篇章；他致力于五言诗的创作，在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为确立五言诗在中国古典诗歌体裁上的地位奠定了基础；此外，他的诗歌讲求文与质的完美结合，改变了汉魏以前重文轻质或重质轻文的诗风，完善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标准，促进了中国古典诗歌在文质彬彬道路上的发展进程。

在研究曹植诗歌创作的影响等方面，我国的文学研究者均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张亚新、于浴贤、钱志熙、木斋等，他们均在各自的相关著作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及看法，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均肯定了曹植诗歌创作的历史研究价值。

而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郭沫若却在《论曹植》中提出了颠覆共识的评论。

他从文学本位的角度，采用抽丝剥茧的方法，对曹植在诗坛地位和所取成就进行了质疑和批评。

本文在吸取前贤成果的基础上，对曹植诗歌进行了细致的梳理，着眼于曹植诗歌文本，重点研究曹植诗歌对我国古典诗歌的影响。

为此，本文主要通过三个章节展开论述：

第一章，曹植五言诗对中国诗坛的影响；第二章，曹植诗歌对中国文人诗歌抒情传统的影响；第三章，曹植诗歌对中国诗歌文质彬彬发展道路的影响。

鉴于文学研究者及评论家们过于肯定或否定的观点，本文旨在结合史实和专献著作，分析研究曹植诗歌及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

由于主客观因素，在本文中出现的不足，希望各位加以指正。

一、曹植五言诗对中国诗坛的影响

（一）曹植的诗歌创作以五言为主

纵观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简明来说，就是诗体发展的历程。

诗体的发展随着历史的推移，不断地在自我推陈出新。

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绝句的相继出现，正是在各代文化大背景和文人的努力下创作出来的。

其中，曹植之于五言诗，有着极为深的渊源。

汉魏六朝时期，各种诗体都登上了诗坛争相亮相。

骚体曾在汉初兴盛一时，但随着文学的不断向前的发展，骚体的主流日益向词赋转化，有的则走向的诗化。

四言在“诗三百”中是居于统治地位的诗体，前秦是曾辉煌一时，到了两汉更是成为政治历史和伦理道德的教科书，四言因此被尊崇为一种正统的诗体。

由于四言诗本身受着强烈的政治道德伦理的束缚，四言诗内容逐渐向内容空泛、通篇道义的方向发展，四言诗逐渐走上了僵化的衰颓的道路。

此时，一种新兴的文学体裁正登上的历史的舞台——乐府诗。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是乐府诗创作的情感基础，乐府诗大多反映的是社会现实生活，表达人民群众的心声，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乐府诗在描写上多用叙事体，形式以杂言为主，渐趋五言，并出现了完整的五言诗。

并非每句五个字即为五言，五言诗乃是钟嵘《诗品》所总结出来的“为众作有滋味者也”，其中的本质特征，正是“穷情写物”四字[2]1。

五言诗体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但学界一般认为，曹操开辟的建安诗歌，标志了五言诗的成立。

由此可见，五言诗体在建安时代乃至六朝时期的兴盛繁荣的景象。

建安诗歌“五言腾踴”[3]“彬彬之盛，大备于时”[1]51，开创了我国五言诗的黄金时代。

曹植正是这一时代诗歌领域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他长于五言古体，大力创作五言诗歌。

王瑶先生说，“曹子建的成就，在于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给五言诗奠定基础的文人。

五言诗本出于乐府，但经过了他的手，诗和乐府的界线几乎没有了。

”[4]据统计，曹植五言诗在数量上占整个建安五言诗的27.7％，比重大于任何一个建安诗人。

从题材范围来看，曹植的诗大致可以分为这几类：

功业诗、咏物诗、咏史诗、咏怀诗、游仙诗、游宴诗、山水诗、寄赠诗、女性诗等，这些题材大多以五言为主，如《白马篇》、《野田黄雀行》、《杂诗》、《情诗》等。

他极大的开拓了五言诗的题材领域和反映百姓生活的能力，真可谓“备诸体于建安者，陈思也”[5]，对后世的阮籍、左思、陶渊明、谢灵运等影响甚深。

（二）曹植五言诗的艺术价值

曹植精于五言诗的创作，不仅在数量上多于同时期的其他诗人，在诗歌的创作质量上，仍是要优于他人的。

曹植的五言诗极具艺术价值：

在内容上，曹植发展了乐府诗以叙事为主，兼以抒情的文学创作发展趋势，他把抒情和叙事有机的结合起来，使五言诗既能描写复杂的事态变化，又能表达曲折的心理感受；在艺术上，曹植精通音律，诗歌讲求对仗工整，平仄协调、音节铿锵，对五言诗的音律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同时，曹植对屈骚艺术的接受是全面的：

香草美人、远游求女、比兴象征、意境创造、构思、藻饰、意象等，曹植将之用于五言诗的创作中，赋予了五言诗语言的简洁优美、意象的丰富性、意境的瑰丽性等全新的发展方向。

《美女篇》中：

“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

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轩。

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

”寥寥数语，便将美女美丽妖娆的气质衬托出来，语言清丽，出于自然，浑然天成，让人眼前仿佛看见一位美女款款而来。

《野田黄雀行》中：

“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

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顶针的使用，增强了诗歌的工整；音节铿锵，赋予诗歌音乐美。

再如《怨歌行》中：

“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

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

”开篇便直抒胸臆，将满腔的愤懑和无奈毫不晦涩的发泄出来，给读者以强烈的情感冲击，让人无法抽离其营造出了情感氛围从而心生可怜之意。

曹植五言诗对中国诗坛的影响是及其深远的。

在数量上，曹植丰富了五言诗歌体裁的创作范畴，既有抒发个人情感的咏怀诗、咏史诗、咏物诗；也有温柔婉转缠绵悱恻的女性诗、寄赠诗；还有气势磅礴的游仙诗；此外，还有山水田园诗、边塞诗等，这奠定了五言诗在古代文学创作载体地位的巩固；在质量上，曹植高质量的五言诗，将抒情与叙事完美结合，冲破了政治道德伦理的束缚；对遣词造句的讲究，使得五言诗内容更为丰满；对修辞手法的潜心研究，使得五言诗的艺术表现力更为生动，极富音乐美、绘画美。

曹植的五言诗是灵动且深刻的，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曹植五言诗仍不免有不足之处。

但无可否认的是，曹植五言诗的创作对于中国诗坛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曹植继承发展了乐府诗和古诗十九首的优良品质，丰富完善了五言诗的创作方式及内容，为五言诗的发展在唐朝达到顶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五言诗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站立一席之位、成为中国诗史上一个华丽的篇章奠定了基础。

二、曹植诗歌对中国文人诗歌抒情传统的影响

（一）曹植诗歌的抒情特点

1.沉郁刚健

这主要就抒情的力度而言。

曹植的诗歌主旨清晰，感情激昂，往往慷慨陈词。

他以诗歌为情感的宣泄口，抒发自己对个人、周遭事物的所见、所闻、所感。

我们根据曹植生平历程和诗歌创作内容，一般将曹植诗歌创作时期分为前期和后期。

曹植生于乱世，他以文人视角观察周围的人、事、物。

曹植极富诗赋，自幼天资聪颖，颇得曹操的喜爱。

曹植胸怀远大的政治抱负：

“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金石之功，留永世之业”[1]180。

青少时期的意气风发深深影响曹植诗歌的情感抒发。

在这一时期，曹植诗歌充斥着浓烈刚健的情感。

《白马篇》中“白马饰金羁，翩西北驰。

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

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

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

”通篇的感情基调慷慨激昂，劲健有力。

曹植以骑着白马的少年自比，述说自我的统一国家、建立功勋的政治理想。

曹操死后，曹丕即位，曹植遭受了严重的迫害，曹植诗歌的抒情力度不再刚健有力，转变为沉郁顿挫。

《七步诗》中“煮豆持作羹，漉激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寥寥数语，将曹植内心的苦闷抒发出来。

胸怀大志的曹植经历了别人难以体验的大起大落，慷慨不群的个性、宏伟的政治理想，与他所处的环境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构成了他诗歌沉郁劲健的内在特征。

2.哀怨缠绵

曹植以前，最善于抒发哀怨之情的是屈原。

屈原在《惜诵》开篇即云：

“惜诵以至憨兮，发愤以抒情。

”明确提出了抒发怨愤之情的写作动机。

屈原一生跌宕坎坷，历经磨难，纵有一颗尽忠君王、报效国民的赤诚之心和政治理想，然而“信而被谤，忠而被疑”，报国无门，内心的苦闷无从述说，怎能不愤懑。

曹植的经历和屈原相似，作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他遭到曹丕的忌恨，臣子的诽谤，生活凄苦，颠沛流离，失去人生自由，所以“常自怨愤，抱利器而无所施”[6]。

加之亲历建安七子离世，目睹社会的种种残像，内心感慨万千，难以自持，所以曹植后期诗作中处处可见怨情和哀情。

“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

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怨歌行》）；“昔我初迁，朱华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飞”（《朔风歌》）；“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

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野田黄雀行》）。

措辞委婉、深沉，不同于屈原的激烈悲亢，曹植婉转的述说着自己内心的苦闷，读来更叫人感叹时移世易之感伤，体现出哀怨缠绵的特征。

就题材而言，曹植的女性诗更加贴合这一抒情特点。

作者以女性的角度作诗，往往可以大胆的将丰富的情感借以女性角色表露出来。

“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

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

”（《七哀》）；“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

万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

”（《杂诗六首》）；“慷慨有余音，要妙悲且清。

收泪长叹息，何以负神明”（《弃妇篇》）。

诗句对女性心理的描写非常细腻，曲折凄婉，含蓄意深，缠绵悱恻，曹植在女性诗中借女性形象表达自己内心的纠结的情怀，情真意切，令人为之动容。

3.雅正不乱

钟嵘《诗品》中赞曹植“情兼雅苑”[1]115。

在这里，“雅”是一种和“怨”相对的风格。

雅，即为典雅、高雅，属于高层次高品位的美学范畴；怨，即哀怨、怨诽，属于一种悲壮美。

曹植的诗歌，将雅正美与悲怆美结合在一起，呈现出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内在平衡，即雅正不乱，这是曹植诗歌又一显著的情感特征。

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云：

“关子建《明月照高楼》、《高台多悲风》、《南国有佳人》、《惊风飘白日》、《谒帝承明庐》等篇，铿锵音节，抑扬态度，温润清和，金声而玉振之，辞不迫切而意己独至，与《三百篇》异世同律，此所谓韵不可及也。

”[7]

曹植诗歌的这个特征和他生平经历、思想以及时代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受儒家建功立业的伦理道德思想的影响，曹植在诗作中抒发了自己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即使在皇权斗争中落败而遭受迫害时，曹植也将自己内心的苦闷与哀伤的情感转化为建功立业自我安慰、自我勉励。

在《赠丁仪王粲》中“欢怨非贞则，中和诚可经”，他劝勉丁仪不应为不得重用而作怨。

然而由于曹植饱受君臣的猜忌，令他不得不收起满腔的怨愤而小心谨慎的隐藏自己的情感，表现出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情感特征。

（二）曹植诗歌抒情方式的特点

1.直抒胸臆，营造意境表现情感

曹植诗歌中不仅有壮志豪情所激发的直抒胸臆，也有哀怨情感所支配的直抒胸臆；乐则如狂如喜，悲则如泣如诉。

对于前一个方面而言，曹植高歌陈唱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强烈地表达自己对功名的追求。

诗作的基调豪迈，直抒胸臆。

“名编壮士籍，不得中古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曹植借骑着白马的壮士形象的表达自己的情感，整首诗结构紧凑，意象鲜明生动，简明直白的将曹植渴望建功立业的政治诉求展露出来。

即使是在人生的低谷时期，曹植遭受身体及心灵上的打击，但最痛苦的不是身体上的打击，而是骨肉间的互相厮杀和政治上被奸佞小人的谗言迫害。

“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

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

”（《怨歌行》）；“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七步诗》）。

曹植在斗争中落败，遭受兄弟及群臣的打击报复，生存环境极其险峻，曹植唯有通过营造意境来抒发内心的痛苦。

在《吁嗟篇》中，为了突出小小的“转蓬”被“惊飙”趋驱使的遭遇，曹植接连用了“七陌、九阡、云间、天路、沉泉”等意象，通过对比写尽“转蓬”流离失根、身不由己、漂泊无依的巨大悲哀，而这个小“转蓬”，其实就是曹植自身的写照。

纵观这两个时期的诗作可以看出，作者善于营造意境，用富有想象力的意境来表现强烈的情感。

直抒胸臆体现了曹植以情著文的特色，创作主题情绪的不断蓄积，一旦达到势不可遏的境地，就会在诗歌作品中爆发出来。

因为这种情绪在不得不发的前提下产生的，所以往往来得真，来得强。

2.细腻的刻画描写

曹植善于铺写和描摹，无论是景物的细微变化还是感情方面的情怀多端，诗人都能准确把握。

这一点在女性诗中尤为突出。

“有子月经天，无子若流星。

天月相终始，流星没无精。

栖迟失所宜，下与瓦石并。

忧怀不能寐，逍遥于前庭。

慷慨有余音，要妙悲且清。

收泪长叹息，何以负神明。

招摇待霜露，何必春夏成。

晚获为良实，愿君且安宁”（《弃妇篇》）。

《弃妇篇》中，曹植描绘了一个被丈夫抛弃而忧思不能寐的妇人形象，刻画形象，文法细腻，将妇人的内心活动通过动作表现出来。

曹植借此形象自比，曹植在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后，始终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居无定所且伴随着生命危机，不能与兄弟和睦相处、报国无门的挫败感与遭人诽谤猜忌的苦闷感撕扯着他，借此他暗语自己为这名弃妇，是对自己崎岖境遇的感慨。

由于曹植身处于复杂的时代背景加之个人经历，曹植内心情感极为丰富，加上自幼天资聪慧，对人、事、物的变化能正确把握。

此外，曹植素有享有“词采华茂”的盛赞，这保证了诗歌作品在遣词造句上契合作品自身的情感，因而曹植的诗歌不乏细腻的刻画描写。

3.运用比兴，借物抒情

曹丕即位后，曹植的自由遭受限制，这时期，曹植不能再如前期一般无遮掩的表露自己的心绪。

相比前期，曹植后期使用比兴手法更多，他选取合适的意象来寄托自己的情感，避免直言其事、直抒其意。

言在此而意在彼，使得诗中的情绪体现出节制和隐喻的美感。

《美女篇》中，用美女芳华正茂却未出嫁来比喻自己怀才不遇；《七步诗》中，用豆、萁的关系比喻自己和曹丕的关系，是对自己悲惨遭遇无声的呐喊和控诉；《赠白马王彪》中，用“苍蝇间黑白，馋巧令亲疏”来比喻搬弄是非的小人。

曹植的诗作中比兴手法运用极为巧妙且独到，诗歌语言有华美有清丽，词采繁茂。

这些比兴的运用自然贴切，诗篇紧扣意象着笔而情感蕴含其中，不露行迹，使得诗歌在情感抒发达到了含蓄隽永、意味无穷的境界。

综上所述，曹植诗歌对中国文人诗歌抒情传统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曹植所处的时代，是五言诗兴起、诗歌逐渐文人化的时期，而抒发个人情怀正是诗歌文人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曹植既汲取了乐府诗和古诗十九首“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及趋向抒情的写作特点，使诗歌在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超越了前代。

其诗“本乎性情”（《丁宴·《陈思王诗抄愿序》），慷慨高歌不减曹操；“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惺·《古诗归》），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

曹植完全将个人情感融入到了诗歌的创作中，发展了乐府诗和古诗十九首中的优秀品质。

曹植将抒情与言志相结合，使文人诗脱离了单纯的抒情缘事的格局；为新体诗表现功能的增强和题材领域的扩大提供了可能性，从而使新的诗歌艺术系统迅速摆脱自然艺术的阶段而走向自觉艺术的成熟阶段。

曹植诗“情意有余，汹涌而发”（张戒《岁寒堂诗话》），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左右摇摆，确立了抒情的文化品格。

曹植在诗歌的抒情方面给予了后人学习鉴赏的一个新的高度，贡献极大，因而葛晓音先生说：

“同前代的侧重缘事而发的乐府诗相比，曹植使得诗歌的抒情功能大大增强，富了中国诗歌的表现艺术，提高了文人诗直抒襟怀的能力。

正如胡大雷先生所指出的那样：

“曹植使乐府诗在吟咏他人的同时极大地展现了诗人的自我心灵，使乐府诗在叙事的同时又极大地增强了抒情性，在诗歌发展史上做出了卓越贡献。

”[8]

三、曹植诗歌对中国诗歌文质彬彬发展道路的影响

（一）文与质的发展历程

文与质是先秦时期出现的一对范畴，主要是由儒家提出的，在汉魏六朝时期的审美活动中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运用。

文的本意是指彩色交错，《周易•系辞下》：

“物相杂，故曰文。

”又《礼记•乐记》：

“五色成文而不乱。

”引申指华丽有文彩。

质则与文相对，指质朴、朴素。

文质最初不是用来评论文学，而是用来称述人物。

孔子在讨论“君子”的标准时说：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论语•雍也》）[9]而以文质二字来评说文学，各时代对其涵义的理解尚不一致，应该说，古代文人对文质二字的理解与所在时代的思想文化背景有着极为深的渊源。

归纳来说，对文质二字的解释我们大致可以这样理解：

文，指作品的语言风格华美，拓展开来就是追求诗歌的形式美、绘画美和音乐美；质，是与文相对的两个概念。

如果说文指美，那么质就指朴实无华。

由于语言风格对作品整体风格的影响很大，而作品的风格往往与作家的风格相一致。

若干风格相近或相似的作家又往往会影响到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

因此文质不仅常用来评论作品，也常被用来评论作家甚至是一个时代文学的风貌。

从先秦到汉魏六朝时期，文学总的来说经历了一个由比较质朴向华美精巧发展的过程。

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对这一变化过程作了概括的叙述：

“権而论之，则黄唐淳而厚，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

从质及讹，弥近弥澹。

”[1]109纵观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史，建安以前，《诗经》天然古拙，《楚辞》华美壮丽，到了《汉乐府》则刚健质朴，《古诗十九首》则平易淡远。

历经各代，文人家们在文质间相互权衡，文与质是两种相对的文辞风格，多数作品还是做得文质结合，只不过在“胜”的基础上有差别而已。

但“文”与“质”结合得最好的，就时代而言，当数建安诗歌。

建安诗歌一方面接受了汉乐府民歌的影响，风格比较质朴，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了文采之美，使“文”与“质”得到了相当完美的结合。

对此，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

“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2]278。

所谓“以文被质”，就是以富有文采的词藻修饰朴素的语言，也就是文质结合、文质彬彬。

就诗人而言，曹植是文质兼具的最突出代表。

（二）曹植诗歌中的彬彬之势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里写道：

“曹植诗，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10]；钟嵘《诗品》里更是赞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粲溢古今，卓尔不群”[1]115。

曹植诗是建安文质兼具的最佳代表。

这是由曹植所处的历史时期和他本人奇高的诗慧决定的。

曹植出于文化思潮激流暗涌的建安时期，解放情感成为当时文人的写作动机，加之社会的动荡不安，百姓出于水深火热的局面。

曹植将自己所观、所感写进诗中，抒发情意。

钟嵘赞曹植诗骨气奇高，指曹植的诗有骨气，充满着气势和骨力，充满着追求和抗争，显得慷慨刚健，悲愤沉郁；钟嵘赞曹植诗词采华茂，指曹植的诗歌语言华美又不失清丽，对遣词造句的匠心独运使得曹植诗歌文采斐然。

这二者的紧密结合铸就了曹植诗歌的彬彬之势：

“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

曹植不失为一位诗作天才：

其一，在艺术手法上，他全面的吸收了屈原艺术：

香草美人、比兴象征、意境创造、构思、想象、藻饰、意象等。

曹植善于将这些运用到诗歌创作中，营造壮美意境，借助意象，结合对用词用句的考究，往往成就华美而不致绮靡之效。

如“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

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

”（《名都篇》）只二十字一位俊俏英武的少年便跃然纸上；“乘蹻追术士，远之蓬莱山。

灵液飞素波，兰桂上参天。

玄豹游其下，翔鹍戏其巅。

乘风忽登举，仿佛见众仙。

”（《升天行》其一）曹植通过营造一个乘蹻飞天追仙人的意境，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大气磅礴的仙境景象，图文并茂，令人读来不禁心之神往。

其二，在抒情方式上，曹植时而直抒胸臆，高歌自己远大的意向和抱负；时而婉转缠绵，倾诉无尽的哀思和苦闷、怨愤。

“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

愿得展功勤，轮力于明君。

怀此王佐求，慷慨独不羣。

鳞介尊神龙，走兽宗麒麟。

虫兽犹知德，何况于士人。

”（《薤露行》），“众口可以铄金，谗言三至，慈母不亲。

愦愦俗间，不辨伪真。

”（《当墙欲高行》）诗句寄托了诗人事明君，建功勋的理想，奈何遭受小人谗言。

整篇的感情基调是沉郁婉转的，《薤露行》用虫兽与士人相比，表达了曹植对小人的不齿和对自身遭受不白之冤的质问；“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太息。

太息将何为？

天命与我违。

”（《增白马王彪》）在这里，曹植没有直白的阐明自身窘迫的境况乃是人为，而是将一切归结于天命，委婉凄凉；而在“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

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白马篇》）中，曹植直白壮烈的将自己渴望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理想呐喊出来，语句铿锵有力，感情浓烈。

曹植把观察事物、体验情感和选择词藻、锻炼字句结合的用心，使他的诗歌总体上呈现出壮美的风格和文质彬彬的总体特征。

曹植诗歌对我国古代诗歌文质彬彬发展道路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曹植在诗歌创作中讲求遣词造句、篇章布局，使诗歌不落俗套，华美而不失清丽。

他将真实的情感寄托在诗作中，情文结合，改变了重文轻质或重质轻文的有失偏颇诗风，为唐诗开创了一条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为中国古典诗歌文质彬彬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结束语

曹植作为建安诗歌的集大成者，对其诗歌创作的研究是极具价值意义的。

曹植的天分、经历、志向、性情、思想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最终决定了曹植诗歌创作中的渴望实现其政治文学思想的创作基调。

曹植诗歌语言华丽精工，手法变化多样，布局谋篇也能因势立体。

曹植诗歌在汲取乐府诗歌和古诗十九首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特征，并将之加以发展，最终被后人垂范并师法千秋，开创了我国五言古诗的黄金时代，对我国古典诗歌产生深远的影响。

正如余冠英在《汉魏六朝诗论丛》中称赞的那样“曹植是第一个以诗为事业的人，诗终于使他不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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