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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概
诗概[清]刘熙载
《诗纬含神雾》曰:
“诗者,天地之心。
”文中子曰:
“诗者,民之性情也。
”此可见诗为天人之合。
“诗言志”,孟子“文辞志”之说所本也。
“思无邪”,子夏《诗序》“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所本也。
《关雎》取挚而有别,《鹿鸣》取食则相呼。
凡诗能得此旨,皆应乎《风》、《雅》者也。
《诗序》:
“风,风也。
风以动之。
”可知风之义至微至远矣。
观《二南》咏歌文王之化,辞意之微远何如!
变风始《柏舟》。
《柏舟》与《离骚》同旨,读之当兼得其人之志与遇焉。
《大雅》之变,具忧世之怀;《小雅》之变,多忧生之意。
《颂》固以美盛德之形容,然必原其所以至之之由,以寓劝勉後人之意,则义亦通於《雅》矣。
《雅》、《颂》相通,如《颂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近《雅》;《雅生民》、《笃公刘》近《颂》。
“穆如清风”,“肃和鸣”,《雅》、《颂》之懿,两言可蔽。
《诗序正义》云:
“比与兴,虽同是附外物,比显而兴隐,当先显後隐,故比居先也。
《毛传》特言兴也,为其理隐故也。
”案《文心雕龙比兴篇》云:
“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异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
”《正义》盖本於此。
“取象曰比,取义曰兴”,语出皎然《诗式》,即刘彦和所谓“比显兴隐”之意。
《诗》,自乐是一种,“衡门之下”是也;自励是一种,“坎坎伐檀兮”是也;自伤是一种,“出自北门”是也;自誉自嘲是一种,“简兮简兮”是也;自警是一种,“抑抑威仪”是也。
“心之忧矣,其谁知之”,此诗人之忧过人也;“独寐寤言,永矢弗告”,此诗人之乐过人也。
忧世乐天,固当如是。
“皎皎白驹,在彼空谷”,出乎外也;“我任我辇;,我车我牛”,入乎中也。
“鸣雁,旭日始旦”,宜其始也;“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持其终也。
真西山《文章正宗纲目》云:
“《三百五篇》之诗,其正言义理盖无几,而讽咏之间,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谓义理也。
”余谓诗或寓义於情而义愈至,或寓情於景而情愈深,此亦《三百五篇》之遗意也。
诗喻物情之微者,近《风》;明人治之大者,近《雅》;通天地鬼神之奥者,近《颂》。
《离骚》,淮南王比之《国风》、《小雅》,朱子《楚辞集注》谓“其语祀神之盛几乎《颂》”。
李太白《古风》云:
“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盖有《诗》亡《春秋》作之意,非抑《骚》也。
刘勰《辩骚》谓《楚辞》“体慢於三代,风雅於战国”。
顾论其体不如论其志,志苟可质诸三代,虽谓易地则皆然可耳。
汉武帝《秋风辞》,《风》也;《瓠子歌》,《雅》也。
《瓠子歌》忧民之思,足继《汉》,文中子何但以《秋风》为悔志之萌耶?
武帝《秋风辞》、《瓠子歌》、柏梁与群臣赋诗,後世得其一体,皆足成一大宗,而帝之为大宗不待言矣。
或问《安世房中歌》与孝武《郊祀》诸歌孰为奇正?
曰:
《房中》,正之正也;《郊祀》,奇而正也。
汉《郊祀》诸乐府,以乐而象礼者也。
所以典硕肃穆,视他乐府别为一格。
秦碑有韵之文质而劲,汉乐府典而厚。
如商、周二《颂》,气体攸别。
质而文,直而婉,《雅》之善也。
汉诗《风》与《颂》多,而《雅》少。
《雅》之义,非韦傅《讽谏》,其孰存之!
李陵赠苏武五言,但叙别愁,无一语及於事实,而言外无穷,使人黯然不可为怀。
至“径万里兮度沙幕”一歌,意味颇浅,而《汉书苏武传》载之以为陵作,其果然乎?
《古诗十九首》与苏、李同一悲慨,然《古诗》兼有豪放旷达之意,与苏、李之一於委曲含蓄,有阳舒阴惨之不同。
知人论世者,自能得诸言外,固不必如锺嵘《诗品》谓《古诗》“出於《国风》”,李陵“出於《楚辞》”也。
《十九首》凿空乱道,读之自觉四顾踌躇,百端交集。
诗至此,始可谓其中有物也已!
曹公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
子建则隐有“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之意。
锺嵘品诗,不以“古直悲凉”加於“人伦周、孔”之上,岂无见乎!
曹子建《赠丁仪王粲》有云:
“欢怨非贞则,中和诚可经。
”此意足推风雅正宗。
至骨气情采,则锺仲伟论之备矣。
公气胜,仲宣情胜,皆有陈思之一体。
後世诗率不越此两宗。
陆士衡诗,粗枝大叶,有失出,无失入,平实处不妨屡见。
正其无人之见存,所以独到处亦跻卓绝,岂如沾沾戈戋戋者,才出一言,便欲人道好耶!
刘彦和谓士衡矜重,而近世论陆诗者,或以累句訾之。
然有累句,无轻句,便是大家品位。
士衡乐府,金石之音,风之气,能令读者惊心动魄。
虽子建诸乐府,且不得专美於前,他何论焉!
阮嗣宗《咏怀》,其旨固为渊远,其属辞之妙,去来无端,不可踪迹。
从来如射洪《感遇》,太白《古风》,犹瞻望弗及矣。
叔夜之诗峻烈,嗣宗之诗旷逸。
夷、齐不降不辱,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趣尚乃自古别矣。
野者,诗之美也。
故表圣《诗品》中有“疏野”一品。
若锺仲伟谓左太冲“野於陆机”,野乃不美之辞。
然太冲是豪放,非野也,观《咏史》可见。
张景阳诗开鲍明远。
明远遒警绝人,然练不伤气,必推景阳独步。
“苦雨”诸诗,尤为高作。
故锺嵘《诗品》独称之。
《文心雕龙明诗》云:
“景阳振其丽。
”“丽”何足以尽景阳哉!
刘公、左太冲诗壮而不悲,王仲宣、潘安仁悲而不壮,兼悲壮者,其惟刘越石乎?
孔北海《杂诗》:
“吕望老匹夫,管仲小囚臣。
”刘越石《重赠卢谌》诗:
“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滨叟。
”又称“小白相射钩”。
於汉於晋,兴复之志同也。
北海言:
“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
”越石言:
“时哉不我与,去乎若浮。
”其欲及时之志亦同也。
锺嵘谓越石诗出於王粲,以格言耳。
刘越石诗,定乱扶衰之志;郭景纯诗,除残去秽之情。
第以“清刚”、“隽上”目之,殆犹未觇厥蕴。
嵇叔夜、郭景纯皆亮节之士,虽《秋胡行》贵玄默之致,《游仙诗》假栖Т之言,而激烈悲愤,自在言外,乃知识曲宜听其真也。
曹子建、王仲宣之诗出於《骚》,阮步兵出於《庄》,陶渊明大要出於《论语》。
陶诗有“贤哉回也”、“吾与点也”之意,直可嗣洙、泗遗音。
其贵尚节义,如《咏荆卿》、美田子泰等作,则亦孔子贤夷、齐之志也。
陶诗“吾亦爱吾庐”,我亦具物之情也;“良苗亦怀新”,物亦具我之情也。
《归去来辞》亦云:
“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
陶诗云:
“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
”又云:
“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高。
”可见其玩心高明,未尝不脚踏实地,不是倜然无所归宿也。
锺嵘《诗品》谓阮籍《咏怀》之作,“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
余谓渊明《读山海经》,言在八荒之表,而情甚亲切,尤诗之深致也。
诗可数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
陶渊明自庚子距丙辰十七年间,作诗九首,其诗之真,更须问耶!
彼无岁无诗,乃至无日无诗者,意欲何明?
谢才颜学,谢奇颜法,陶则兼而有之,大而化之,故其品为尤上。
陶、谢用理语各有胜境。
锺嵘《诗品》称“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
此由乏理趣耳,夫岂尚理之过哉!
谢客诗刻画微眇,其造语似子处,不用力而功益奇,在诗家为独辟之境。
康乐诗较颜为放手,较陶为刻意,炼句用字,在生熟深浅之间。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谓灵运“兴会标举”,延年“体裁明密”,所以示学两家者,当相济有功,不必如惠休上人好分优劣。
颜延年诗体近方幅,然不失为正轨,以其字字称量而出,无一苟下也。
文中子称之曰:
“其文约以则,有君子之心。
”盖有以观其深矣。
延年诗长於廊庙之体,然如《五君咏》,抑何善言林下风也。
所蕴之富,亦可见矣。
左太冲《咏史》似论体,颜延年《五君咏》似传体。
韦傅《讽谏诗》,经家之言;阮嗣宗《咏怀》,子家之言;颜延年《五君咏》,史家之言;张景阳《杂诗》,辞家之言。
“孤蓬自振,惊沙坐飞”,此鲍明远赋句也。
若移以评明远之诗,颇复相似。
明远长句,慷慨任气,磊落使才,在当时不可无一,不能有二。
杜少陵《简薛华醉歌》云:
“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
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
”此虽意重推薛,然亦见鲍之长句,何、刘、沈、谢均莫及也。
陈孔璋《饮马长城窟》机轴开鲍明远。
惟陈纯乎质,而鲍济以妍,所以涉其流者,忘其发源所自。
谢玄晖诗以情韵胜,虽才力不及明远,而语皆自然流出,同时亦未有其比。
江文通诗,有凄凉日暮,不可如何之意。
此诗之多情而人之不济也。
虽长於杂拟,於古人苍壮之作亦能肖吻,究非其本色耳。
庾子山《燕歌行》开唐初七古,《乌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律、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
隋杨处道诗,甚为雄深雅健。
齐、梁文辞之弊,贵清绮不重气质,得此可以矫之。
唐初四子,源出子山。
观少陵《戏为六绝句》专论四子,而第一首起句便云“庾信文章老更成”,有意无意之间,骊珠已得。
唐初四子沿陈、隋之旧,故虽才力迥绝,不免致人异议。
陈射洪、张曲江独能超出一格,为李、杜开先。
人文所肇,岂天运使然耶?
曲江之《感遇》出於《骚》,射洪之《感遇》出於《庄》,缠绵超旷,各有独至。
太白诗以《庄》、《骚》为大源,而於嗣宗之渊放,景纯之亻隽上,明远之驱迈,玄晖之奇秀,亦各有所取,无遗美焉。
《宣和书谱》称贺知章“草隶佳处,机会与造化争衡,非人工可到”。
余谓太白诗佳处亦如之。
太白诗举止极其高贵,不下商山采芝人语。
海上三山,方以为近,忽又是远。
太白诗言在口头,想出天外,殆亦如是。
李诗凿空而道,归趣难穷,由《风》多於《雅》,兴多於赋也。
“有时白起,天际自舒卷”,“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即此四语,想见太白诗境。
太白与少陵同一志在经世,而太白诗中多出世语者,有为言之也。
屈子《远游》曰:
“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
”使疑太白诚欲出世,亦将疑屈子诚欲轻举耶?
太白云“日为苍生忧”,即少陵“穷年忧黎元”之志也;“天地至广大,何惜遂物情”,即少陵“盘飧老夫食,分减及溪鱼”之志也。
太白诗虽若天乘,无所不之,然自不离本位。
故放言实是法言,非李赤之徒所能也。
幕天席地,友月交风,原是平常过活,非广己造大也。
太白诗当以此意读之。
“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人之”,神仙,犹古人之耳。
故知太白诗好言神仙,是将神仙当贤友,初非鄙薄当世也。
太白诗言侠、言仙、言女、言酒,特借用乐府形体耳。
读者或认作真身,岂非皮相。
学太白诗,当学其体气高妙,不当袭其陈意。
若言仙、言酒、言侠、言女,亦要学之,此僧皎然所谓“钝贼”者也。
学太白者,常曰“天然去雕饰”足矣。
余曰:
此得手处,非下手处也。
必取太白句意以为祈向,盍云“猎微穷至精”乎?
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
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
“不敢要佳句,愁来赋别离”,二句是杜诗全旨。
凡其云“念阙劳肝肺”,“弟妹悲歌里”,“穷年忧黎元”,无非离愁而已矣。
颂其诗贵知其人。
先儒谓杜子美情多,得志必能济物,可为看诗之法。
太白早好纵横,晚学黄、老,故诗意每之以自娱。
少陵一生只在儒家界内。
杜诗云“畏人嫌我真”,又云“直取性情真”。
一自咏,一赠人,皆於论诗无与,然其诗之所尚可知。
杜诗只“有无”二字足以评之。
有者,但见性情气骨也;无者,不见语言文字也。
杜陵云:
“篇终接混茫。
”夫“篇终”而“接混茫”,则全诗亦可知矣。
且有混茫之人,而後有混茫之诗,故庄子云:
“古之人在混茫之中。
”
意欲沈著,格欲高古。
持此以等百家之诗,於杜陵乃无遗憾。
少陵云:
“诗清立意新。
”又云:
“赋诗分气象。
”作者本取“意”与“气象”相兼,而学者往往奉一以为宗派焉。
杜陵五七古叙事,节次波澜,离合断贯,从《史记》得来,而苍莽雄直之气,亦逼近之。
毕仲游但谓杜甫似司马迁,而不系一辞,正欲使人自得耳。
“细筋入骨如秋鹰,字外出力中藏棱”,《史记》、杜诗其有焉。
近体气格高古尤难。
此少陵五排五七律,所以品居最上。
少陵以前律诗,枝枝节节为之,气断意促,前後或不相管摄,实由於古体未深耳。
少陵深於古体,运古於律,所以开阖变化,施无不宜。
杜诗有不可解及看不出好处之句。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少陵尝自言之。
作者本不求知,读者非身当其境,亦何容强臆耶!
昌黎炼质,少陵炼神。
昌黎无疏落处,而少陵有之。
然天下之至密,莫少陵若也。
少陵於鲍、庾、阴、何乐推不厌。
昌黎云:
“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
”韩之论高而疏,不若杜之大而实也。
论李、杜诗者,谓太白志存复古,少陵独开生面;少陵思精,太白韵高。
然真赏之士,尤当有以观其合焉。
王右丞诗,一种近孟襄阳,一种近李东川,清高名隽,各有宜也。
王摩诘诗,好处在无世俗之病。
世俗之病,如恃才骋学,做身分,好攀引,皆是。
刘文房诗,以研炼字句见长,而清赡闲雅,蹈乎大方。
其篇章亦尽有法度,所以能断截晚唐家数。
高诗,《两唐书本传》并称其“以气质自高”。
今即以七古论之,体或近似唐初,而魄力雄毅,自不可及。
高常侍、岑嘉州两家诗,皆可亚匹杜陵。
至岑超高实,则趣尚各有近焉。
元道州著书有《恶圆》、《恶曲》等篇,其诗亦一肚皮不合时宜。
然刚者必仁,此公足以当之。
孔门如用诗,则於元道州必有取焉,可由“思狂狷”知之。
“独挺於流俗之中,强攘於已溺之後”。
元次山以此序沈千运诗,亦以自寓也。
次山诗令人想见立意较然,不欺其志。
其疾官邪、轻爵禄,意皆起於恻怛为民,不独《舂陵行》及《贼退示官吏》作,足使杜陵感喟也。
元、韦两家皆学陶。
然苏州犹多一“慕陶直可庶”之意,吾尤爱次山以不必似为真似也。
韦苏州忧民之意如元道州,诚观《高陵书情》云:
“兵凶久相践,徭赋岂得闲!
促戚下可哀,宽政身致患。
日夕思自退,出门望故山。
”此可与《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作并读,但气别婉劲耳。
钱仲文、郎君胄大率衍王、孟之绪,但王、孟之浑成,非钱、郎所及。
王、孟及大历十子诗,皆尚清雅,惟格止於此而不能变,故犹未足笼罩一切。
诗文一源。
昌黎诗有正有奇,正者,即所谓“约《六经》之旨而成文”;奇者,即所谓“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
昌黎《赠张籍》云:
“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尝。
”儒者之言,所由与任达者异。
太白诗多有羡於神仙者,或以喻造世之志,或以喻死而不亡,俱不可知。
若昌黎云:
“安能从汝巢神山。
”此固鄙夷不屑之意,然亦何必非寓言耶?
昌黎诗陈言务去,故有倚天拔地之意。
《山石》一作,辞奇意幽,可为《楚辞招隐士》对,如柳州《天怼》例也。
昌黎七古出於《招隐士》,当於意思刻画、音节遒劲处求之。
使第谓出於《柏梁》,犹未之尽。
“若使乘酣骋雄怪”,此昌黎《酬卢夫望秋作》之句也。
统观昌黎诗,颇以雄怪自喜。
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然此但宜施之古体,若用之近体,则不受矣。
是以言各有当也。
昌黎自言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余谓其取友亦然。
观其《寄卢仝》云:
“先生事业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绳己。
”荐孟郊云:
“行身践规矩,甘辱耻媚灶。
”以卢、孟之诗名,而韩所盛推,乃在人品,真千古论诗之极则也哉!
昌黎《送孟东野序》称其诗以附於古之作者。
《荐士》诗以“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目之。
又《醉赠张秘书》云:
“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芳。
”韩之推孟也至矣。
後人尊韩抑孟,恐非韩意。
昌黎、东野两家诗,虽雄富清苦不同,而同一好难争险。
惟中有质实深固者存,故较李长吉为老成家数。
孟东野诗好处,黄山谷得之,无一软熟句;梅圣俞得之,无一热俗句。
陶、谢并称,韦、柳并称。
苏州出於渊明,柳州出於康乐,殆各得其性之所近。
韦云“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生”,是道人语。
柳云“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是骚人语。
刘梦得诗稍近径露,大抵骨胜於白,而韵逊於柳。
要其名隽独得之句,柳亦不能掩也。
尊老杜者病香山,谓其“拙於纪事,寸步不移,犹恐失之”,不及杜之“注坡蓦涧”,似也。
至《唐书白居易传赞》引杜牧语,谓其诗“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所为。
流传人间,交口教授,入人肌骨不可去”。
此文人相轻之言,未免失实。
白香山与元微之书曰:
“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诗,独善之义也。
”余谓诗莫贵於知道,观香山之言,可见其或出或处,道无不在。
代匹夫匹妇语最难,盖饥寒劳困之苦,虽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无间者也。
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闾阎,目击其事,直与疾病之在身者无异。
颂其诗,顾可不知其人乎?
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
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白香山乐府,与张文昌、王仲初同为自出新意。
其不同者,在此平旷而彼峭窄耳。
杜樊川诗雄姿英发,李樊南诗深情绵貌。
其後李成宗派而杜不成,殆以杜之较无窠臼与?
诗有借色而无真色,虽藻缋实死灰耳。
李义山是绚中有素。
敖器之谓其“绮密瑰妍,要非用”,岂尽然哉!
至或因其《韩碑》一篇,遂疑气骨与退之无二,则又非其质矣。
宋王元之诗自谓乐天後进,杨大年、刘子仪学义山为西昆体,格虽不高,五代以来,未能有其安雅。
东坡谓欧阳公“论大道似韩愈,诗赋似李白”。
然试以欧诗观之,虽曰似李,其刻意形容处,实於韩为逼近耳。
欧阳永叔出於昌黎,梅圣俞出於东野。
欧之推梅不遗馀力,与昌黎推东野略同。
圣俞诗深微难识,即观欧阳公云:
“知圣俞者莫如修,常问圣俞生平所最好句,圣俞所自负者,皆修所不好;圣俞所卑下者,皆修所极赏。
”是其苦心孤诣,且不欲徇非常人之意,况肯徇常人意乎?
梅、苏并称。
梅诗幽淡极矣,然幽中有隽,淡中有旨;子美雄快,令人见便击节。
然雄快不足以尽苏,犹幽淡不足以尽梅也。
王荆公诗学杜得其瘦硬,然杜具热肠,公惟冷面,殆亦如其文之学韩,同而未尝不异也。
东坡诗打通後壁说话,其精微超旷,真足以开拓心胸,推倒豪杰。
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得诀只在能透过一层及善用翻案耳。
东坡诗善於空诸所有,又善於无中生有,机括实自禅悟中来。
以辩才三昧而为韵言,固宜其舌底澜翻如是。
滔滔汩汩说去,一转便见主意,《南华》、《华严》最长於此。
东坡古诗,惯用其法。
陶诗醇厚,东坡和之以清劲。
如宫商之奏,各自为宫,其美正复不相掩也。
东坡《题与可画竹》云:
“无穷出清新。
”余谓此句可为坡诗评语,岂偶借与可以自寓耶?
杜於李亦以“清新”相目,诗家“清新”二字,均非易得。
元遗山於坡诗,何乃以“新”讥之!
东坡、放翁两家诗,皆有豪有旷。
但放翁是有意要做诗人,东坡虽为诗而仍有夷然不屑之意,所以尤高。
退之诗豪多於旷,东坡诗旷多於豪。
豪旷非中和之则,然贤者亦多出入於其中,以其与龊龊之肠胃固远绝也。
遇他人以为极艰极苦之境,而能外形骸以理自胜,此韩、苏两家诗意所同。
东坡诗意颓放而语遒警,颓放过於太白,遒警亚於昌黎。
太白长於风,少陵长於骨,昌黎长於质,东坡长於趣。
诗以出於《骚》者为正,以出於《庄》者为变。
少陵纯乎《骚》,太白在《庄》、《骚》间,东坡则出於《庄》者十之八九。
山谷诗未能若东坡之行所无事,然能於诗家因袭语漱涤务尽,以归独得,乃如“潦水尽而寒潭清”矣。
山谷诗取过火一路,妙能出之以深隽,所以露中有含,透中有皱,令人一见可喜,久读愈有致也。
无一意一事不可入诗者,唐则子美,宋则苏、黄。
要其胸中具有炉锤,不是金银铜铁强令混合也。
唐诗以情韵气格胜。
宋苏、黄皆以意胜,惟彼胸襟与手法俱高,故不以精能伤浑雅焉。
陈言务去,杜诗与韩文同。
黄山谷、陈後山诸公学杜在此。
杜诗雄健而兼虚浑。
宋西江名家学杜几於瘦硬通神,然於水深林茂之气象则远矣。
西昆体贵富实贵清,襞积非所尚也;西江体贵清实贵富,寒寂非所尚也。
西昆体所以未入杜陵之室者,由文灭其质也。
质文不可偏胜。
西江之矫西昆,浸而愈甚,宜乎复诒口实与!
西江名家好处,在锻炼而归於自然。
放翁本学西江者,其云: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平昔锻炼之功,可於言外想见。
放翁诗明白如话,然浅中有深,平中有奇,故足令人咀味。
观其《斋中弄笔》诗云:
“诗虽苦思未名家。
”虽自谦实自命也。
诗能於易处见工,便觉亲切有味。
白香山、陆放翁擅场在此。
朱子《感兴诗》二十篇,高峻寥旷,不在陈射洪下。
盖惟有理趣而无理障,是以至为难得。
婴孩始言,唯“俞”而已,渐乃由一字以至多字。
字少者含蓄,字多者发扬也。
是则五言七言,消息自有别矣。
五言如《三百篇》,七言如《骚》。
《骚》虽出於《三百篇》,而境界一新,盖醇实瑰奇,分数较有多寡也。
五言质,七言文;五言亲,七言尊。
几见田家诗而多作七言者乎?
几见骨肉间而多作七言者乎?
五言与七言因乎情境,如《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平澹天真,於五言宜;甯戚歌“沧浪之水白石粲”,豪荡感激,於七言宜。
五言尚安恬,七言尚挥霍。
安恬者,前莫如陶靖节,後莫如韦左司;挥霍者,前莫如鲍明远,後莫如李太白。
五言要如山立时行,七言要如{鼓长}鼓轩舞。
五言无字易,有馀味难;七言有馀味易,无字难。
七言於五言,或较易亦或较难,或较便亦或较累。
盖善为者如多两人任事,不善为者如多两人坐食也。
或谓七言如挽强用长。
余谓更当挽强如弱,用长如短,方见能事。
潘老谓七言诗第五字要响,如“返照入江翻石壁,归拥树失山村”,“翻”字、“失”字;五言诗第三字要响,如“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浮”字、“落”字。
余谓此例何可尽拘,但论句中自然之节奏,则七言可以上四字作一顿,五言可以上二字作一顿耳。
五言上二字下三字,足当四言两句,如“终日不成章”之於“终日七襄,不成报章”是也。
七言上四字下三字,足当五言两句,如“明月皎皎照我床”之於“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是也。
是则五言乃四言之约,七言乃五言之约矣。
太白尝有“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之说。
此特意在尊古耳,岂可不达其意而误增字以为五七哉!
诗有合两句成七言者,如“君子有酒旨且多”,“夜如何其夜未央”是也;有合两句成五言者,如“祈父不聪”是也。
後世七言每四字作一顿,五言每两字作一顿,而五言亦或第三字属上,上下间皆可以“兮”字界之。
七言讲音节者,出於汉《郊祀》诸乐府;罗事实者,出於《柏梁诗》。
七言为五言之慢声,而长短句互用者,则以长句为慢声,以短句为急节。
此固不当与句句七言者并论也。
五言第二字与第四字,第三字与第五字,七言第二字与第四字,第四字与第六字,第五字与第七字,平仄相同则音拗,异则音谐。
讲古诗声调者,类多避谐而取拗。
然其间盖有天籁,不当止以能拗为古。
善古诗必属雅材。
俗意、俗字、俗调苟犯其一,皆古之弃也。
凡诗不可以助长,五古尤甚。
故诗不善於五古,他体虽工弗尚也。
《书谱》云:
“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
”为五古者,宜亦有取於斯言。
七古可命为古近二体,近体曰骈、曰谐、曰丽、曰绵,古体曰单、曰拗、曰瘦、曰劲。
一尚风容,一尚筋骨。
此齐梁、汉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别也。
论诗者谓唐初七古气格虽卑,犹有乐府之意;亦思乐府非此体所能尽乎?
豪杰之士,焉得不更思进取!
唐初七古,节次多而情韵婉,咏叹取之;盛唐七古,节次少而魄力雄,铺陈尚之。
伏应转接,夹叙夹议,开阖尽变,古诗之法。
近体亦俱有之,愉古诗波澜较为壮阔耳。
律与绝句,行间字里,须有暧暧之致。
古体较可发挥尽意,然亦须有不尽者存。
律诗取律吕之义,为其和也;取律令之义,为其严也。
律诗要处处打得通,又要处处跳得起。
草蛇灰线,生龙活虎,两般能事,当以一手兼之。
律诗主意拿得定,则开阖变化,惟我所为。
少陵得力在此。
律诗主句或在起,或在结,或在中,而以在中为较难。
盖限於对偶,非高手为之,必至物而不化矣。
律诗声谐语俪,故往往易工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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