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全球化中的民族话语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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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全球化中的民族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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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全球化中的民族话语权

自中国社会发生转型，思想开放，大量引进西学以来，知识界就日益陷入一个早有察觉、却又难以摆脱的怪圈，亦即，除了译介各种理论方法之外，还屡屡输入问题，将欧美知识界的热点问题视做本土视野中的核心话题。

全球化问题在相仿的惯性中进入中国，并引起新一轮热烈的争论，然而从中派生出来的文化全球化思考却直接切中当下文化现实境遇，而关于民族话语权的设想，则可能为在全球化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弱势文化提供新的思考维度。

一、当代问题与事实的全球化事实总是有目共睹的，而问题只被敏锐的思考发现，这也就是为什么全球化的发生要早于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就时下关于全球化的界定而言，主要都是将它当做一种经济行为，一种无法逃离的经济浪潮和整个世界发展的宏大背景。

它首先发生在金融领域，而后渐渐推行到各个方面。

由经济增长的永恒规律所造成的利益追求，利用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形势，让资本在流动中创造最大利润，由此引发对新经济政策的调整，使生产和贸易越来越不限在国界以内，与此同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政策、生活方式、文化价值等，也相应发生改变，做出主动调整或被动改变。

因此也就有了一系列的全球化，包括经济、资本、金融、政治、信息、环境、文化和生活方式。

从下面这一表现全球竞争型变化的表格中可以看到，全球化的发生与技术变革、生产类型和新经济增长产业很有关联，波及面日益朝向日常生活（注：

参见《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张世鹏、殷叙彝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

年代条件受到威胁的国民经济行业60年代劳动密集型纺织等简单的流水线工作70年代资本密集型汽车、机械、化工生产80年代新技术娱乐、电器、电讯90年代信息金融服务、媒介也有学者认为全球化的起始时间可以上溯到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五百年以后，也就是1992年以后，市场经济体系在全球取得优势是全球化在世界上的进一步蔓延（注：

李慎之：

《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及其价值认同》，俞可平、黄卫平编：

《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至于这样的蔓延给世界带来的后果如何则是言人人殊。

持赞同意见的学者认为，被高科技武装起来的通讯交往、低廉的运输成本和没有国界的自由贸易正在把整个世界融合为一个惟一的市场。

而经济学中的全球化正由贸易一体化而来，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体化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以及盟约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通过共同的商品市场，共同的生产要素及其结合，以达到价格的均等”。

人们把这种新组织方式概括为后期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发达的资本主义、后福特主义、非组织的资本主义、跨国资本主义等，把它的主要特征归结为：

国际化的劳动分工、国际信贷不断发展、资本调控进入跨国公司结构、生产系统和劳动过程趋于灵活、非中心化经济逐渐形成、标准化市场和消费模式指数不断增长、综合保障的信贷制度日益扩展、新价值符号体系创立并运用。

现代时期集中在大城市的生产方式转移到周边或半周边国家，出现区域化和一体化的经济，而资本的中心地则出现了生产的生产、元生产（metaproduction），不再以生产商品为主，而是以形象安排和服务方式为主，以公司和实验室为主，产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将不受政府限制，从而创造“最适宜的国家经济结构”（注：

杨龙芳：

《西方全球化学术思潮的历史审视》，俞可平、黄卫平编：

《全球化的悖论》。

）。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经济全球化中隐含着的负面效应，比如金融体系风险、国家权威削弱、后发国家代价、贫富落差动荡等等。

在貌似繁荣的世界金融体系频繁往来中，已经隐含了经济衰退的危机。

从影响全球的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到，在一个沟通往还的汇兑体制里，主要国家经济领域中的一切变化都相互关联。

金融市场上亿万资财之间的竞争，在借助了国际互联网的便利传播之后，光速一般追求利润增长，由此导致网络空间的超级连锁反应，一旦一家金融机构破产，就会在一夜之内牵连损害其他多家金融机构，引起世界的多米诺效应，或称为风险转换连锁反应。

这种情况的发生和国家调控能力的弱化有关。

20世纪中叶以来，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面对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毁灭性经济，提出让国家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投资者。

这样一来，在市场过程导致就业不足和通货紧缩时，国家财政预算可以进行干涉和纠正。

在经济衰退时，政府扩大投资造成追加需求，以避免经济危机；在繁荣时期，政府通过提高税收使国家债务重新归于平衡，以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

但是，70年代的两次石油价格动荡表明，已经有些政府不再有能力控制赤字和通胀，无法保持稳定的外汇汇率。

此后，保守派先后在英国和美国获胜，开始推行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米尔顿·里德曼和撒切尔的朋友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作为货币政策的变种又被称为货币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指导精神是新人文主义，而人文经济模式则将全球经济视做整体，强调建成“联邦经济国家同盟”（FederalEconomyUnitedStates），由一个集中的国际组织网络来实现世界经济，各国政府为了保证全局增长和福利增大，只承担秩序监护，扩大私人企业在投资和雇工方面的自由，实现市场的非调控化、经济的自由化和私有化。

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家属于谁的问题，市场成了没有国家的市场，尤其是大康采恩上交中央财政的税金量急剧减少。

他们在国内进行采购和消费，却让盈利和税收产生在国外，在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到，一边是盈利不断攀升，另一边是交纳的税金不增反降，这就是经济的无国界化造成的国家财政空虚。

所以，一些民主政治家提出要修复国家权力，恢复政治对经济的优先的地位，因为，全球化统治并非是有益于远景发展的设想。

在1995年保护全球气候的柏林会议上，三个石油康采恩组织了有序的反对活动，最终把联合国气候条约的实行推到了遥远的未来。

条约未能实行对于那些前工业化国家是有欠公正的，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被迫分担本来不属于自身责任之内的后果，付出和自身发展无关的代价。

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被看做是世界力量的解放，

从经济上使国家失去权力，对许多国家来说是一个被迫的过程、一个无法摆脱的过程”（注：

[德]马丁等著：

《全球化陷阱》，张世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7页。

）。

因为新的跨国公司不再遵循既有法则，总是把就业机会安置在工资最低、社会捐税或环境保护费用不存在的地域，而那些草草制定的贸易保护措施实际上是关于生产基地和公正合理的全球化神话。

受到贸易保护的只能是游戏规则的制定方。

在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中，后发国家往往无法摆脱受动地位，长期利益和集体利益被迫让位于当下可见的实际利益，甚至成为不平等交换行为的代价。

根据莱斯特·布朗的《世界观察研究所》每年发布的世界状况可以看到，世界经济一体化正在造成一个20∶80的社会，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最富裕国家决定着全世界84.7%的社会总生产，占世界贸易总额的84.2%，占世界各国国内储蓄额的85.5%，并且，自1960年以来，最富有国家和最贫穷国家间的差距扩大了一倍，被贴上公平发展标签的发展援助已经破产。

因此，有社会学家提出要在经济科学领域反对国际技术统治，金融巨头乔治·索罗斯也指出：

“一旦股价反转，财富效应就会把市场的退却转变成经济的退却。

进一步造成对进口货品的抗拒，造成边缘国家的怨怼。

……除非我们认清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有缺陷的，否则就会为此缺陷付出代价。

”（注：

乔治·索罗斯：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与中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1期。

）按照索罗斯的预测，全球经济危机的最后阶段就是政治危机，本土性的政治运动将在各国境内发生，目的是驱逐跨国公司，收回“国家”财富。

一旦有些运动成功，对金融市场的信心就会动摇，由此产生更为自动的下降过程。

但是人们也看到倒退的不可能，因为经济一体化毕竟让越来越多的人免于贫困。

应该着手做的是将全球化的不合理处转变为全球性均衡发展，抑制1∶5的社会趋势，限制金融市场当事人的政治权力，实行生态税改革，提高资源消费费用，减少公共福利缴款，提高劳动力价值，为国库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但是又不剥夺未来人们的机遇（注：

不过，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所谓全球化并不是真正发生的事实或问题，它无非是“取代现代化的一种话语、社会想象和范式”，“早在70年代初期，世界体系一词就开始流行，它之所以受到欢迎，只是因为对于现代性话语的挑战，因为后者是在二战以后欧美社会科学话语的主宰”，这种话语的流行造成了“现代主义”方案的终结。

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全球性的形成与激进偏见》，俞可平、黄卫平编：

《全球化的悖论》，第15～21页。

）。

二、全球化的文化后果发生在经济领域中的全球化还造成了与经济政策、生产方式的改变息息相关的价值观的更迭与改变，“进步、平等、团结、集体福利和物质保障这些传统‘凯恩斯’主义的价值观被后福特主义的价值观取而代之，像成就、成功、精明、隐私等”（注：

[法]雅克·阿达：

《经济全球化》，何竟、周晓幸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

）。

除了价值观的改变以外，社会结构各领域间的影响在文化方面的表现也非常显著。

正如上文所言，全球化的发生是少数后工业化国家将金融经济政策和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因此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只能消极地或私下里加以界定，它没有控制性的代理人，也没有观察视点，因为求助于因果关系和客观性的解释就在宣称，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变种，与帝国主义者令人眩目的修辞诡计共谋。

”（注：

[英]查尔斯·洛克：

《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变种》，俞可平、黄卫平编：

《全球化的悖论》。

）与经济上的被动局面一样，经济全球化的后果在文化方面的表现就是，占据经济优势地位的文化实体通过商品的形式向弱势地区输出价值观念、艺术准则和生活方式，多元文化的差异在理论上受到尊重，弱势文化被当做参照系中的某个坐标，但事实上却是不断受到损害甚至侮辱的异己，被唤做“他者”。

后发国家的近现代史上充斥着殖民半殖民的记忆，军事力量的侵入不仅中断了民族经济增长的自然趋势，动摇了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而且生生地切断了民族文化的自身传承。

当古老文明不足以担当起救亡图存的使命时，它自身的价值就遭到否定。

但是这种简单的否定忽略了一些问题，难道民族的生存危机仅仅是由文化的落后造成的?

通过批判民族文化来增强国力是不是避重就轻、舍难趋易的心理逃避方式?

如果说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以暴力的手段生硬地截断了后发国家的文化自然史的话，那么，后殖民时代的全球化进程就是借助世界金融体系进行的对于别国的支配，通过便捷的复制技术和迅疾的网络传播手段，以及已经建立完备的全球倾销市场，在全球化的旗号下，借助自身已经占据的优势地位，争夺甚至覆盖新近形成的文化市场，而且，“跨国资本主义使各种文化更加接近，通过传媒互相交流、渗透乃至融合，改变文化的原有特点”（注：

王逢振：

《全球化、文化认同和民族主义》，王宁、薛晓源主编：

《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

后发国家的本土文化与本体生长根源被人为隔断，文化发展的自然态势受到影响甚至中断。

尽管强势文化的输出地位已经很牢固，可是全球化的推行者在西方中心论破产以后的后冷战时代仍然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上看待文化差异，不同于基督教文明的其他区域文明都被当做邪恶的威胁者，受到强烈的敌视。

最明显的就是喧嚣一时的“文明冲突论”，将多种东方文明一概视做竞技对手，由此而来的对策就是敌对性的持续遏制，就像曾经畅销一时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危言耸听地预测十年、二十年之后的战局一样，全球化的推进力量力图加快价值观念的同化过程，否则就一律视之为隐藏的威胁。

后发国家的文化现状也因此多了一重顾虑。

除了被臆测为政治战略假想敌以外，后发国家的文化还常常被当做强势文化的附属，在低势位的、客体性的、女性化的被动位置上承受想象性的奇观窥视期待。

从那些强势者制造的文化产品中可以见到，关于他者文化的想象往往印证了强势文化的自我精神优越，由于地理距离的远隔、历史事实的生疏和切身感觉的隔膜，使得映射在全球化文化工业中的弱势文化形象显得怪异而诱人，形式化了的虚幻感抵消了该文化类型中原有的深层意义。

这种行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双向的，它不仅误读、误释了该文化类型的精粹内涵，而且又在反过来进行的文化倾销中，将制造出来的伪奇观当做仿真的文化回输到该文化的原生地，迷惑那些欠缺前提认识的本土观众，甚至替换掉关于该文化的处身性认知。

换言之，该文化内部的制造者叛离民族本位立场，在意识或潜意识的支配中，自觉迎合甚至主动制造接受凝视的文化对象，错错相因的结局是弱势文化在书写中被一再改写。

在国际文化学界对于全球化以及“世界文化”的争论中，文化的全球化主要是指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的文化的生长与加速发展的整体过程

，特别是世界整体意识的形成过程。

1960年的“地球村”概念预示着各国文化在“世界化市场”中将经历巨大的转型、交流、合并，日渐趋向形成统一化的“地球文化”。

有些社会文化学家认为全球文化是未来趋向型的，是以年轻人为主导、多元文化参与构成的全球文化系统，但是反对意见却把这种承诺当做谎言来戳穿。

“全球化果真给世界带来多样化的文化娱乐和文化形式吗?

”只要看看好莱坞电影工业海外发行所得的利润产值，看看迪斯尼标识怎样成为了全球儿童的通行护照，就已经无法再对全球化许诺下的文化多元化轻易相信（注：

[德]格拉的·博克斯贝格、哈拉德·克里门塔著：

《全球化的十大谎言》，胡善君、许建东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

弱势民族文化越来越受到倾轧性同化，它的异样如果不能作为商品出售，就只能面临被淹没、覆盖和全面改写的严峻现实，聊以充当无条件接受强势文化产品（商品）的倾销地，并逐渐失去自我更新的创造力，如此趋势所导致的结局是无论怎样悲观预测都不为过分的。

三、民族文化身份与自救全球化之所以会带来民族文化危机意识，主要与全球一体性的倡导者的主张有关，很多学者都已经察觉，鼓吹全球化的意见大多出自美国政治经济界，其中暗含着美国的全球意识和本国身份认同。

美国通过推广全球意识来确立全球的领导地位，建立令人信服的国家形象。

美国政府最早提出全球联系网络化，借此扩大全球市场，影响各国的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注：

赵一凡：

《亨廷顿、萨伊德和东方主义》，《东方艺术》1997年第5期。

）。

这与学界对于全球化的赞同意见存在着认识分歧和目的差异。

知识界对全球化的回应主要表现在“全球伦理”和“全球意识”的提出。

推重相互受益的“全球伦理”，持有文化共生观念，重视边缘的价值创造性取向，预言人性与自然的“同一性”可以帮助人们走向“完美的人性”（注：

[美]大卫·格里芬编：

《后现代科学》，马季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页。

）。

而后现代论者的“全球意识”也是力图超越狭隘阶级、民族、国家界限，超越西方中心论、人类中心论的（注：

王治河：

《论后现代的全球意识》，王宁、薛晓源主编：

《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第87页。

），但事实上，即便那些发达国家也感受到了文化全球化中美国通俗性大众文化的侵袭。

民族文化价值成为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

不少国家已经意识到，如果放任文化市场，坐视文化的平面化和看似多样其实全都被美国化，将削弱本民族文化价值，阻碍族群精神的自然发展，一旦酿成恶果就不堪设想，“一旦全球化模式去掉了我们传递传统价值的能力或意愿，我们将坐吃山空，变得退化，成为那种面向收视率、广告收入和销售指标并追求大众效应的低水准文化的牺牲品”（注：

[德]赫尔穆特·施密特：

《全球化与道德重建》，柴方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

）。

身处如此严重的挑战式的文化全球化中，捍卫民族文化特性已然上升到发展战略的层面，各国的有识之士纷纷重新认识本民族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念，当美国不断将《独立宣言》中的三个关键词——生命、自由和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经由各种包装方式销向世界各地的时候，加拿大的学人提出了和平、秩序和善治，而德国前领导人则回溯到社会民主党的《哥底斯堡纲领》，重申自由、公正和团结。

也许在所有这些代表人类普遍意愿的词汇之间并没有巨大的分野和意义上的鸿沟，然而，重要的是申明行为本身意味着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再度确认，“应当在全球泛滥的伪文化压力面前捍卫自己的文化特性，高校应该成为这方面的主要源泉……不要把本民族的伟大文化成就和价值传承抛进受忽略的角落”（注：

[德]赫尔穆特·施密特：

《全球化与道德重建》，柴方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

）。

而且，类似问题在后发国家的表现更为紧迫和复杂。

除了受到外界文化的挤压之外，弱势民族文化的根本危险在于失去了本土自觉之后的自我削弱，这种历史健忘症、文化软骨病会给本来正需要大力发展和倡扬的民族文化造成戕害，直接影响到全球竞争时代的本土精神实力。

从某些弱势国家知识界的近况可以看出，在强势文化的阴影笼罩下，一些知识者只关切异域话语，忽略本土文化问题，避而不谈全球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关系，一味追“新”逐“后”，理论跟风、术语移植、问题模仿，看似热闹的众声喧哗，其实不过是遵循强势文化的历史思想脉络重新走一遍他者的来时旧路，也许可以得到些许思维论、方法论方面的新见与启迪，可是遭到遮蔽的却是更为重要的处身性文化问题。

不过，一旦本土化问题进入到知识视阈之中，就已经表明，或至少已经隐含了话语权的收回和再度确立的意识自觉。

当封闭环境中的文化小生产状态已经不可复现，重建文化个性与重建民族个性就成为重要的文化自救对策。

但是，这类实践所面临的重重困境也不容忽视。

就汉语知识界已进行过的诸种尝试而言，一度兴盛的国学热潮、借助视觉艺术风行海外的民俗电影和引起国人叫好、他者惊惧的民族话语高涨，都经历着与初衷渐行渐远的尴尬境地。

就儒学复兴和国学回潮而言，一度在两岸三地知识界的联手共创中显出新生的价值与可能，甚至大有推而广之的输出势头，关于儒家文化圈的设想甚至受到别国战略情报部门的重视。

可是，文化的建构已经失去了一厢情愿的单纯语境，国内接受群体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判断方面发生了不容忽视的`改变，年轻一代的学人不仅拒绝不假思索地接受这个文化潮流，甚至不无偏激地将之批评为“精神逃亡”，“暴露出知识精英价值取向上的迷惘和精神建构上的消极”（注：

贺奕：

《群体性精神逃亡：

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纪病》，《文艺争鸣》1995年第3期。

）。

同时，曾经创下经济发展奇迹速度的亚洲“四小龙”，在1997年金融风暴中的全军覆没导致了对于新儒家价值的再评价，海外对于儒家文化圈的建立设想也不得不再次做出修正。

一些文化制作者提出通过制造本民族的流行文化来取代和对抗国外商业文化，尤其在影像文化生产中加大民族文化的含量。

初听起来这种设想是双赢思路，既可以满足本土观众的审美预期，回应日常生活经验，又可以展示特色中国，在世界文化视阈中获取认可或赞誉。

然而从实践当中显现出来的误区则是双重的失落。

一方面，此类文化产品在本土观众中获得的反响在回馈程度上远远弱于国土以外，另一方面，它提供给异域观者的文本欣赏，不仅没有抵达沟通的理想境界，反而造成更多的误读。

视觉文化所造成的真实幻象提供给观影者似是而非的文化经验，以致于他们在论证自己的学术观点时，竟从影片中的艺术因素中借用论据，用那些未曾经过验证的、艺术化的伪民俗来证明历史性、实证性的文化差异，成为西方的“以诗证史”（注：

[澳]斯泰芬尼·唐纳德：

《中英视觉文化中白色女性的研究》，王宁、薛晓源主编：

《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

），由此得出的研究成果不仅不足为凭，而且是以讹传讹。

因此，仅仅寄希望于打造本土流行文化，并不能完成

民族文化的重建和自救。

如果其中已经先在地失去了对于“被凝视”的自省意识，失去了针对后殖民风潮的批判维度，所能够制造出来的文化产品也就无从逃离价值平面化的危险，不仅不可能具有建设性功效，反而会造成更多的负面效应。

因此，民族文化自救之途必须与价值重现相连，否则就可能流于空虚的话语泡沫。

四、确立民族话语权与本土文化输出在话语理论中，话语权被用来指称言说者的权力，话语权的获得与失去，直接关系到言说是否可以继续，所说是否为真，交往的对象是否处在平等的势位上。

推而广之，一个民族的话语权，也就是该民族在全球语境中具备怎样的知识地位，在话语的运动中是纯然被动呢，还是有所输出和贡献。

确立文化全球化中的民族话语权，不是暂时的意气之争，而是保证民族文化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所要达到的目标不是分享话语霸权，以代表人类普遍方向自居，而是保存民族文化的完整性和持续发展的培养基，使理论的多元倡导物化成存在的多样形态。

这样才会避免文化史的再次断裂，避免后殖民时代中的文化同化，并且可以提供激活传统文化的活性因子，确保传统文化继续留存在当代视野中，参与建构社会价值系统和民族心理结构，由此保有文化特性，不仅是形式感上的装饰因素，更是精神底层的支撑与基础。

应该看到，尽管全球化的过程充满着同一化力量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全球文化的重组和新变使不同文化在频繁的相互运动中此消彼涨，但这也是全球价值形成的过程，“一个民族的最大光荣就是在全球价值的形成中增大自己的份额，全球化的未来将是全球价值形成并发挥主导作用的局面”（注：

李慎之：

《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及其价值认同》，俞可平、黄卫平编：

《全球化的悖论》，第15页。

）。

如果全球价值的形成仅仅是某种单一文化的推广与覆盖，恰恰是对全球化精神的背离，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达到民族文化认同和知识体系重建，正是民族话语权的题中应有之义。

近年来大陆学界在关于后殖民主义和第三世界批评、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现代性和中华性以及“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功过的讨论中都包含着重建文化认同的努力（注：

陶东风：

《全球化、后殖民批评和文化认同》，王宁、薛晓源主编：

《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

），然而这些争论中也包藏着把话语权的文化属性“民族主义化”的隐忧，一度反响热烈的“光荣孤立论”在当今民族界限日渐消融的世界主义共识下，显出激情压过学理的情绪色彩。

按照这种孤立逻辑，民族文化也要从全球化的交融处境中自觉剥离出来，文化孤立也就成为维护民族尊严、保护精神存在的惟一条件。

但是，要追问的是，孤立的光荣感究竟依靠什么作为屏障和根源，所谓的“胆魄与智慧，各路豪杰之士的聪明才智”的可依赖性，如果尚未与切实可以凭借的制度保障相结合，又将在哪个文化场阈中发挥作用?

因此，民族价值的再认识和重新被重视并不意味着要导向自我孤立，在转化传统文化、建构当代文化的实践中，整理并重塑转型后的文化精神，重新倡扬具有当下意义和指向的价值认同，用流动主体性取代顽固守成的单一主体性，接受多重自我和复合身份的概念，在跨越民族界限、防止文化孤立的自觉意识中寻找价值共识而不是加深认同危机，化解文化隔阂而不是加深对立，争取平等文化关系和争取自由知识分子身份，通过文化和艺术的自我再现来建立本土文化，确立文化话语权。

文化话语权的确立实践离不开本土文化的输出，如果单纯注意保持个性，忽略共性的交流与对话，最终的结果只是权力假象和自说自话，“这个世界最极端的本土主义者就是那些认为一种文化可以适用于全世界的全球主义者”（注：

[美]欧阳桢：

《传统未来的来临：

全球化的想像》，王宁、薛晓源主编：

《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第56页。

）。

为了避免极端化的行为，在文化话语权确立之前就要预先确立起一个前提认识，即文化全球化的悖论性，不把文化全球化视为一体化和同质化，而是清楚看出其中既包含一体化趋势，也包含分裂化趋势的内在矛盾，借助跨国公司在生产营销中提出的方案，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Thinkglobally,Actlocally）（注：

俞可平：

《全球化的二律背反》，俞可平、黄卫平编：

《全球化的悖论》。

），变全球化和本土化间的尖锐对立为平等对话，展现本土文化在全球化趋势中的正负效应，发现隐藏在文化资本背后的后现代、后殖民文化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