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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市场沿革
文化市场沿革
【导言】文化市场属于历史的范畴。
文化市场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生、物物交换的出现而逐渐形成,并且随着文化商品生产的发展以及交换范围的扩大而逐步发展。
本章简要介绍我国文化市场的历史沿革。
古代文化市场
在原始社会,远古人类在漫长的物质生产劳动和征服自然活动实践中,逐渐萌发了审美观念和信仰意识,于是出现了最原始、最低级的文化生产活动。
据考证,生活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大约一万八千年以前的北京山顶洞人,曾在兽齿、鱼骨、海蚶壳上挖孔、石珠上涂抹赤铁矿粉颜色,作为佩带在身上装饰用的艺术品,以表现朦胧的审美情感。
人们由器物装饰和人体装饰,逐渐演化形成了雕塑、绘画等造型艺术形式。
每个部落群体都曾有过自己独特的图腾崇拜、神灵崇拜以及巫术活动,并由原始崇拜仪式发展成为规范的宗教。
人们在举行祭祀仪式以及庆祝丰收、战争胜利、部落间修好时,往往还要进行原始的舞蹈、音乐和诗歌表演活动。
但是,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赖以生活的工具,仅有石器以及后来出现的弓箭,所以当时氏族部落内部实行集体劳动和财产公有。
由于人们共同劳动所获得的物质产品极其有限,并且归氏族公社全体成员共有和分配,因此当时既不存在产品交换关系、也没有出现专门从事货物交易的市场。
一、传说时代
到了原始社会末期,随着两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即游牧部落从其它部落独立出来和手工业从农业中独立出来,尤其生产资料氏族公社公有制的逐步解体,出现了私有财产,氏族成员之间出现了贫富分化和财产不均的现象,于是在不同部落、不同产品所有者之间出现了物物交换的活动。
据考证,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仰韶文化散布于甘肃等地的遗址中,出土有磨制的玉片、玉瑷和海贝。
这些物品并非出产于当地,由此推测是通过物物交换途径由新疆和沿海地区流入本地的。
据《周易·系辞》记载:
“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疱牺氏和神农氏,是我国古代“三皇五帝”传说中的两位。
疱牺,又称伏羲,传说他上观天文,下察地理,发明八卦,教人结网、捕鱼和打猎;神农,又称炎帝,传说他发明医药,教人制造农具,驯养家畜,播种五谷,聚货交易,各得其所。
疱牺表明人类尚处于渔猎阶段,神农则表明人类已进入农耕时代。
由此推论,我国在远古传说的神农时代,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大约五千年以前,就出现了有固定场地和固定时间的集市即市场雏形。
随着玉雕、贝雕、骨雕、石雕、彩陶、漆器、竹编、草编等装饰性和观赏性的工艺制品进入集市进行交易和流通,逐渐形成了文化市场。
二、夏商周时代
我国中原地区在经历炎、黄两帝及尧、舜、禹的传说时代之后,进入具有国家形态的夏、商、周王朝时代(公元前2033年~公元前771年),即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
据《礼记·礼运篇》描述:
“今大道既隐(即原始公社制度解体),天下为家(即公有为私有),……以设制度,以立田里(即土地私有)。
”这一时期,手工业门类繁多并且分工精细,诸如石工、玉工、骨工、铜工、陶工、木工、皮革、织帛、制裘、刺绣等等,故有“百工”之说,随着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尤其商周时代金属钱币的出现和商人阶层的扩大,以工艺制品为主要交易对象的文化市场逐渐繁荣起来。
工艺制品除前述种类之外,还有青铜器、金银器、木雕、竹刻、刺绣、织锦等等。
礼乐用器方面,有笛、哨、埙、磬、钟、铃、钹、锣、鼓、笙、竽、箫、毖、十弦、古琴等等。
在古代原始巫术和各类艺术发展的同时,古代先民出于认识世界、改造自然的社会需要,先后创造和发展了语言、文字、文学以及天文、地理、算术、植物、动物、医药等各个门类科学知识,所以在商周时代还出现了“削竹为简册、文字书于竹”的原始书籍。
但是在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中,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社会的统治地位,文化商品的种类和文化服务的项目极其有限,文化市场基本处于萌芽状态。
例如,歌舞、音乐、杂技等职业表演者作为奴隶或巫士由宫廷和奴隶主供养并且专为特权阶级服务,所以在当时艺术表演尚未进入文化市场领域。
三、春秋战国时代
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变革的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生活和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推动文化市场的进一步扩展。
值得一提的是,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说,韩非、李斯、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学说,孙子、孙膑为代表的兵家学说,邓析、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学说,鬼谷子、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学说,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学说,吕不韦为代表的杂家学说,许行代表的农家学说,扁鹊为代表的医家学说,不仅属于我国这一时期创立的思想文化遗产,而且成为当今世界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
春秋战国时代,由于文字书法的进化、诗歌散文的繁荣、诸子百家的争鸣、史学的开创、私学的兴起,促进了原始书籍(包括竹简、木简、帛书)市场的活跃。
春秋末期礼崩乐废,原来在官府中掌握一门文化的人存不住身而散之四方,于是孔子等人就以文化知识作为商品在民间兴办私学,由此形成了文化教育市场。
著名的私学大师还有春秋时期少正卯、邓析以及战国时期孟子、荀子、墨子、庄子等人。
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之风,其所办儒家私学规模最大。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孔子晚年定礼乐、删诗书、作春秋,通过古文献整理把前古的文化遗产留给后人。
经过孔子整理的古文献为《易》、《书》、《诗》、《礼》、《乐》和《春秋》,即所谓的“六经”。
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使得《乐》经失传,故后世称其余五部为“五经”。
孔子弟子将孔子的讲学笔记(语录)汇集成书,即后世称为“四书”之一的《论语》。
由此可见,孔子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古文献学家,而且是最早从事文化市场经营的实践家。
四、秦汉时代
进入封建社会初期的秦汉时代(公元前220年~公元220年),自然经济仍占据着社会的主导地位。
由于天下一统、九州一主,全国实行“车同轨、书同文、度量衡”,各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有了广泛交流,推动文化市场的继续扩展。
虽然秦代采取“焚书坑儒”的极端措施,使得诸子学说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浩劫,但是《吕氏春秋》、《九章算术》等涉及农业、医药、天文、数学领域的自然科学书籍仍然得以继承和传播。
汉武帝时期,京师兴太学,郡国立学校,于是各地出现专门经营书籍的书肆。
京城太学附近,自发地形成了进行文物交易的槐市,太学诸生每月初一、十五两次在槐树林下聚会,交易个人带来的本郡物产以及经传书记和笙磬乐器。
后来书肆上出现了专门以抄书为业的俑书人,如东汉名士王溥因“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洛阳市肆俑书”。
汉代辞赋是一种有韵的、以叙事为主的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文体,就内容而言分为骚赋(即抒情赋)、颂赋、京都赋(即地理赋)和新赋四类,代表作有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杨雄的《羽猎赋》、班固的《东都赋》、张衡的《西京赋》等。
汉代乐府诗采集了当时的民歌,属于《诗经》中《国风》的发展,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的生活、劳动、思想和感情。
西汉司马迁编纂的《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共计130
篇;其记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首尾约三千年;其内容可谓博及天地、囊括古今;其体裁成为后世官修史书的范本。
《史记》既是不朽的史学巨著,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杨雄在《法言·吾子》中有感而发:
“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
”东汉班固编纂的《汉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转体断代史,全书分为纪、表、志、传共计120卷;其记述自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到王莽帝黄四年(公元22年)止整个西汉一代共计229年史事;其以纪传为体、断代为史的史书体例,成为后世编修“正史”的标准模式。
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字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辞书。
该书共收9353个字;其体例先列篆文,然后解释意义,最后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造字法分析字形,从而首创汉语“文字学”。
张仲景编撰的《伤寒杂病论》共计16卷,总结和创制200余种处方,至今仍为人们所应用。
后世将该书与《内经》、《难经》并称为医家“三经”。
随着东汉蔡伦造纸术的发明,出现了以纸为介质的图书,逐渐取代了体积笨重的竹木简牍和成本昂贵的丝织帛书,从而促进了图书商品的流通。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出现了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活动。
陆上“丝绸之路”东起西汉京都长安(今西安),向西穿过河西走廊到达西域门户敦煌,经由西域通向中亚地区,再经里海南岸、巴格达、地中海东岸转至罗马各地。
海上“丝绸之路”东起西汉南疆的广东、广西以及越南北部港口,经由南海、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抵达印度半岛和斯里兰卡;后世经由阿拉伯湾、波斯湾抵达中亚地区,再经由红海转至地中海沿岸各国。
中国的丝绸、刺绣、陶瓷和其它绚丽多彩的工艺制品经由西域或东南亚流向中亚地区、及至后来扩散到欧洲地区,西域以及中亚、欧洲地区的毛织地毯、珠宝玉器、琵琶等工艺制品以及多姿多彩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陆续传入中原地区,扩大了文化商品流通的种类和地域范围。
五、隋唐时代
在经历三国、两晋、南北朝(公元220年~581年)三百余年封建割据、社会动乱的岁月之后,我国进入封建社会中期的隋唐时代(公元581年~907年)。
由于再次实现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城市和行会组织,带动了文化市场的发展繁荣。
唐代京都长安(今西安),其间设有东西两市以及二百二十行(同业商肆组织)。
州县市中,规模较大的有扬州、益州(今四川成都)、汴州(今河南开封)、广州、泉州、楚州(今江苏淮安)、洪州(今江西南昌)、荆州(今湖北江陵)、明州(今浙江宁波)、密州(山东胶县)等;州县城郊之外,在交通要道两边形成草市;村落之间,则有定期交易的集市(岭南称墟市、西蜀称亥市、北方称集市)和庙会活动。
继两晋南北朝佛教文化大量传入我国中原地区后,到隋唐时代达到极盛,诸如建筑寺庙、开凿石窟寺、刻经造像等。
大同云岗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均有唐代续造的佛像,敦煌莫高窟石窟更是唐代绘画、雕塑、书法艺术的综合宝库。
这一时期,兴建园林之风盛行,诸如皇家园林有陕西咸阳的“华清池”、官府园林有山西新绛的“绛守居园池”、寺庙园林有山西太原的“晋祠”、私宅园林有诗人王维在陕西兰田的“辋川别业”、公共园林如长安城外的“曲江池”等。
我国由建筑寺庙、开凿石窟到兴建园林,逐渐形成了人文景观市场。
隋唐时期的绘画,进入了中国绘画史上的成熟时期,载体有壁画、绢本画和纸本画,内容分人物画、动物画和山水画。
但是,当时绘画作品很少作为艺术商品在市场领域流通,只有作为文物的历代名画、书法作品多被朝廷强征或由民间买卖收藏。
唐代的工艺制品市场中,不仅流通着大量的发扬传统、精雕细作的金银饰品、珠宝玉器,而且出现了开拓创新、名留史册的唐三彩马、骆驼等陶瓷制品。
隋唐时代开创科举制度,带动私学教育市场再度繁荣。
隋代教育家颜之推搜集历代家教典故,结合自己家教实践,写成《颜氏家训》二十篇,涉及封建家教的各个方面;有关尊老爱幼、为人正直、勤奋学习、节俭朴素、清正廉洁等内容,至今仍具有积极意义。
唐代朝廷“许百姓任立私学”(《唐会要》),其中启蒙教育所用课本有《千字文》、《百家姓》和《龙文鞭影》等。
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儒家经典、佛教文献、道教学说、天文、医学、文学、史学以及书法碑帖得以广泛传播。
其中隋代名医巢元方的医著《诸病源侯论》10卷;许澄的《备疾草药方》3卷和《古今录验方》50卷;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60卷,共计载方6000余条。
唐代诗歌的诗体格律分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及其它五言、七言古体诗等;其内容之广泛,艺术之精湛,数量之繁多都达到了我国诗歌史上的最高峰。
清人编纂的《全唐诗》,收录有2300多位诗人的48000余首诗歌;其中代表人物有王维、李白、杜甫、柳宗元、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
唐代传奇可分为别传、剑侠小说、爱情小说、神怪小说、寓言五类,代表作有《长恨歌》、《红线传》、《会真记》、《柳毅传》、《南柯记》等;它的形成和发展对后世小说创作影响甚大。
唐代修史可谓硕果累累,我国二十四史中就有八部是在这一时期修成的:
房玄龄撰《晋书》130卷,姚思廉撰《梁书》56卷、《陈书》36卷,李百药撰《北齐书》50卷,令狐德棻撰《周书》50卷,魏征撰《隋书》85卷,李延寿撰《南史》80卷、《北史》100卷。
唐代除修撰前代史外,记载本朝史实的有温大雅撰《大唐创业起居注》和吴兢撰《贞观政要》。
此外,还有史学理论专着《史通》,史书附属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54卷以及《西域国志》60卷等。
知识生产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城市书肆的兴旺繁荣。
唐代流行的娱乐用品及游艺项目,有围棋、象棋、“叶子格”(麻将雏型,纸牌形式)、投壶、弹棋、风筝、爆竹、烟花、足球、毽子、陀螺、斗鸡、鸣虫等。
唐诗中有大量诗篇精彩地描述了当时的娱乐活动。
比如高骈的《风筝》诗云:
“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风吹别调中。
”来鹄《早春》诗云:
“新历才将半纸开,小庭犹聚爆竿灰。
”苏味道的《正月十五夜》诗云:
“火数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张籍的《少年行》诗云:
“日日斗鸡都市里,赢得宝刀重刻字。
”
宋人陶榖在《清异录》对鸣虫玩赏有过翔实的记载:
“唐世京城游手夏月采蝉货之,唱曰:
‘只卖青林乐。
’妇妾小儿争买,以笼悬窗户间,亦有验其声长短为胜负者。
”由此可见,长安百姓的文化生活之丰富,养蟋蟀养出了斗蟋蟀,养蝉养出了以鸣声比胜负。
长安市上多有“旗亭”,诗人们常在此饮酒赋诗,歌女们应召前来弹曲、歌舞。
城南隅有“曲江”,显贵们常去观光游乐。
杜甫在《丽人行》诗中描述道: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城外多丽人”。
这些场所,可谓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文化娱乐和人文旅游市场。
唐代的歌舞和音乐,不仅广泛汇集了各地少数民族的歌舞精华,而且大量吸收了印度、中亚、西亚诸国的乐曲、乐器和乐工。
唐代初期陆上丝绸之路较为兴盛,许多胡人就在京都长安安居乐业;安史战乱之后海上的丝绸之路繁忙起来,来华的有些外国人就在沿海城市定居并形成所谓的“蕃坊”。
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人的迁居传入中国,印度僧人也有的渡海来华传教。
特别是印度佛教通过海陆两条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大大改变了中国原有哲学、文学和艺术的风貌;中国的科技文明也通过它传往阿拉伯和欧洲各国,促使整个人类文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六、宋元时代
经历五代十国封建割据的动乱时期(公元907~960年)之后,我国再度进入社会相对稳定的宋代(公元960~1279年,北方少数民族先后建立起辽、夏、金国)和中国实现统一的元代(公元1271~1368年)。
宋元时代城市商品经济继续发展,市民阶层逐步扩大。
北宋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人口多达百万,民居与商肆杂处街市,店铺遍布内城外城,并且“夜市灯火上樊楼”。
宋代画家张择端传世之作《清明上河图》,真实地再现了当时京城的繁荣市容。
南京(今河南商丘)、兴元(今陕西南郑)、扬州、成都等都是非常繁华的大都市;广州、杭州、泉州、明州、密州等都是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全国各地出现了数以千计的新兴城市。
作为票券使用的飞钱,进一步发展成为“交子”,于是出现了世界上最早发行的纸币,扩大了市场的信用流通手段。
宋元时代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和文化娱乐需求的日益增长,城市中的文艺演出市场应用而生,出现了大量的民间职业艺人,形成了众多的营业性的游乐场所──勾栏瓦舍。
瓦舍,又称瓦子、瓦肆,是常年集中各种卖艺活动的经营场所。
勾栏,又叫勾兰、构栏,就是在瓦舍之中用栏杆搭起来的演出场所,内里分设戏房(即后台)、戏台和看棚(即观众席)。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记载了京城汴梁勾栏瓦舍的繁华情形,其中“东角楼街巷”条说:
“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
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
……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博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
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同书“京瓦伎艺”条记载有30多个品种:
包括小唱、嘌唱、合生、散乐、舞旋、神鬼、杂剧、影戏、杖头傀儡、悬丝傀儡、药发傀儡、筋骨、踢弄、上索、杂手伎、弄虫蚁、杂班、掉刀、蛮牌、相扑、球杖、讲史、小说、说三分、五代史、诸宫调、商谜、说诨话、叫果子等。
“每日五更头回小杂剧,差晚看不及矣”。
“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
瓦舍里各种伎艺演出之所以能够这样从晨至暮,风雨无阻,常年四季,天天如此,是与城市的商业繁荣密切相关。
瓦舍的所在地,既是文化活动中心,也是商业活动中心,既是文化市场,更是贸易集市。
勾栏瓦舍的建立,不仅促进各种表演艺术的繁荣,而且加速民间艺人队伍的职业化。
这一时期还出现走村串巷的说书艺人,说书内容包括了“评话”、“讲史”和“话本”,其中话本开启了明清两代白话章回小说的先河。
南宋诗人陆游在《舍舟步归记》诗中描写道:
“斜阳古道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
”说书艺术至今仍在我国北方农村地区广为流行,流动演出、贴近百姓是这种艺术形式长盛不衰的根本所在。
宋词堪称我国诗歌史上的又一高峰。
词是诗的发展,每首词都配有固定的词牌(曲谱)。
《天仙子》、《渔歌子》等词牌出自民歌,《苏幕遮》、《菩萨蛮》等词牌来自西域和印度。
因为它们是从异域传来,就把原来的五、七言诗整齐的句法打破了,形成“长短句”。
由于词本源于民间和异域的民歌,有声有辞,根据原来的音节曲谱填词,从而流传下来各式各样的词牌,如《渔家傲》、《念奴娇》、《蝶恋花》、《浣溪沙》、《水调歌头》等,宋词的代表人物有晏殊、欧阳修、苏轼、柳永、辛弃疾、李清照等。
元曲开创我国戏曲史的新纪元。
曲又是词的发展,随着社会发展需要反映更多的内容,渐渐地单独一首词不够用了,于是把若干首词联起来应用。
后来又把花雅诸部的乐曲折一部分来填词歌唱,再把“参军”的行动吸收进来,最终形成了一种扮演故事的新文体和艺术门类。
元杂剧通常是四折(段)为一本,外加一个“楔子”所组成;每折由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组成套曲,结合了宾白和动作;剧本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强烈的戏剧冲突和鲜明的人物性格;演员分生、旦、净、丑、末等角色。
元杂剧与散曲合称为“元曲”,其实杂剧乃是元曲主体,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唐诗”、“宋词”和“元曲”之说。
元杂剧的代表作有,关汉卿的《窦娥冤》、《救风尘》和《单刀会》、王实甫的《西厢记》、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梧桐雨》、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康进之的《李逵负荆》、石君宝的《胡秋戏妻》、尚仲贤的《柳毅传书》、郑光祖的《倩女离魂》等。
当时元大都北京、杭州、平阳(今山西临汾)成为全国的三大戏曲演出中心,周边地区许多乡镇、村落建起了戏台,从而形成了非常热闹的戏曲演出市场。
宋代在科技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最为辉煌的是火药、活字印刷术和指南针三大发明。
马克思曾高度评价道:
“这是预示资产阶级到来的三大发明”。
宋元时期的知识成果还有,苏颂著《新仪象法要》,郭守敬制订《授时历》,秦九韶著《数书九章》18卷,李治著《测圆海镜》12卷,杨辉著《详解九章算术》12卷,唐慎微著《经史政类本草》二书,宋慈著《洗冤录》,刘完素著《素问》三书,张从正著《儒门亲事》15卷,李杲著《脾胃论》,朱震享著《格致余论》,王桢著《农书》22卷;沈括著涉足多门学科的《梦溪笔谈》30卷等。
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共计294卷;其记载上起周威列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计1363年史实;其体例年经事纬,以政治、军事为主兼收经济、文化,史实系统而完备,确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取得鉴戒。
宋元时期的书籍,分为官刻本、私刻本和坊刻本三种,书籍种类包括了当时的各种知识门类,如儒家经典、佛教文献、道教学说、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农业、工业、诗词、小说、历史、文集等。
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和活字印刷术的逐渐推广,民营书坊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各地书商开办的书坊既刻书又卖书。
书商开办的书坊有各种名称,如书肆、书铺、书堂、书馆、书籍铺、经籍铺等。
杭州、成都、建安(今福建建瓯)成为全国的三大书坊刻书和书籍交易中心。
随着火药的广泛应用,不仅推动烟花、爆竹品种的丰富,而且促使中国象棋的格局加入“炮”子后最终定型。
宋代剪纸、灯彩逐渐从民间家庭自剪、自扎、自玩的手工艺品,演变为在花市、灯市上出售的工艺商品,剪纸品种有窗花、门笺、灯花、喜花等等,灯彩品种有琉珊子灯、巧作灯、珠儿灯、人物满堂灯、羊皮灯等。
当时的市面上,还出现了摆摊制售的用于观赏、祭祀或娱乐的泥塑、面塑等各类“耍货”。
宋代艺术瓷业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兴旺局面,大江南北出现了六大瓷窑体系──官窑、定窑、钧窑、磁州窑、龙泉青瓷窑、景德镇清白瓷窑。
官窑与民窑相互激荡,各地瓷业相互竞争,并且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中亚和欧洲地区。
宋代以前的民间文物收藏,基本限于历代的书画和碑帖方面。
宋代中叶以后,随着以研究青铜器、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石学研究的兴起,逐渐形成了收藏古器物的社会风气,由此形成了涵盖范围更广的文物市场。
当时这类文物统称为“古器物”或“古物”,明代和清初普遍称为“古董”或“骨董”,清乾隆年间改称为“古玩”。
古器物包括石器、玉器、陶器、骨角牙器、铜器、铁器、金器、银器、铅锌器、瓷器、漆器、竹木品、纺织品、工艺品等。
这些文化遗物,在寻常百姓人家不过是废铜烂铁,在文人雅士眼里却是不可再生、价值连城的宝贵财富。
由于它们反映着社会发展、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情况,因而具有历史见证、艺术鉴赏和科学研究的价值。
宋代士大夫阶层中文物收藏家众多,如欧阳修收藏历代金石拓本1000多种,并撰《集古录》;赵明诚与其妻李清照收藏商周彝器及汉唐石刻拓本2000多种,并撰有《金石录》;米芾收藏历代书画既多又精,并著有《书史》、《画史》二书。
宋代顺应百姓求取功名的社会需求,开始兴办教育书院,从而扩展了民间教育市场。
书院是由古代的“精舍”、“精庐”、“学馆”发展而来的,相当于现代的私立大学。
北宋时期官办大学仅有一所即国子监,而民营书院就有37所;到了南宋时期书院则多达136所。
宋代最著名的六大书院是:
石鼓书院(今湖南衡阳)、白鹿洞书院(今江西庐山)、嵩阳书院(今河南登封)、岳麓书院(今湖南长沙)、应天府书院(今河南商丘)和茅山书院(今江苏句容)。
到了元代,书院教育逐渐官学化,所以官办书院与民营书院兼而有之。
七、明清时代
进入封建社会末期的明清时代(公元1368~1840年),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市民阶层继续扩大。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流散四方,农副产品日益卷入商品市场。
手工行业中,出现了出资经营“机房”的“机主”即雇主和依靠出卖劳动力领取工资为生的“机工”即雇工。
城市商业中,出现了通过提供原料、收购产品的方式来控制加工匠户的包买商。
虽然这些发展相当缓慢,不同地区发展也不平衡,但是总体上在封建经济生产关系中,逐渐萌发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
正如毛泽东指出: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①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渐进变化,推动着文化市场的不断扩展。
明清时代随着市民阶层的扩大和文化教育的普及,白话章回小说创作活动兴盛繁荣并且作品广泛流行。
明代创作的长篇小说中有“四大奇书”,即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和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短篇小说的代表作有,冯梦龙编纂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以及凌蒙初创作的“两拍”《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
清代长篇小说中首推曹雪芹的《红楼梦》,其次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李汝珍的《镜花缘》;短篇小说则当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明代流行的戏曲形式主要是“传奇”,它来源于元代民间流行的“南戏”。
传奇的剧本结构和表演要求相对自由,篇幅也较杂剧为长,更利于表现起伏跌宕的故事。
明清传奇剧本的代表作有,汤显祖的《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和《紫钗记》、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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