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暴力维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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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暴力维权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暴力维权

2012年06月11日

来源：

《经济观察报》

作者：

金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革命与变形之二：

“革命母亲”之死

在对待出版自由的问题上，列宁曾经发誓革命胜利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做到新闻自由。

他认为，争取政治自由是社会主义者的当务之急。

他说，“那种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取政治自由这一俄国社会党人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的图谋”实际就是“背叛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

他常说，比民粹派“土地与自由”更加明确的政治口号“应当是政治自由”，是否坚持“政治自由”是当时辨别马克思主义与经济主义、工联主义的标志性区别。

抛弃了这个原则，就“完全等于抛弃了社会主义”。

这时他特别喜欢马克思的一句话：

“没有出版的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

”托洛茨基在革命动员的时候更是大声呼吁道：

“捍卫言论自由对工人来说，言论自由就是面包，就是空气”。

出版界在俄国历来被誉为“革命的母亲”。

布尔什维克党认为，对“革命的母亲”进行限制，是所有统治阶级最愿意干的一件事。

然而，当他们自己走上权力舞台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革命母亲”开刀。

与列宁誓言相反的是，十月革命的第二天，布尔什维克就颁布《关于出版的法令》，建立了临时的书报检查制度。

在法令中明文禁止反对派的出版自由，把一切不属于自己控制的、反映不同声音的报纸都说成是“毒害大众心灵并使群众意识发生混乱，……危害性甚至超过炸弹和机枪”的“资产阶级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以后出版业很快被国有化，只有党所认可的“工人阶级的组织”才有使用印刷设备和纸张的权利。

对这种做法，列宁解释说，出版和集会自由这类“纯粹的民主”是骗人的鬼话，“我们向来不承认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

卢森堡对此曾尖锐地批评道：

“只有仅仅予与政府的支持者和一党成员的自由，就不是自由。

自由应当总是对于那些持有不同想法的人而言的”，“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集会等自由，公共生活就会逐渐死灭，就只能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

而列宁却反唇相讥道，暴力夺取政权必然要用暴力来维持，任何阶级都没有“彻底的民主”和“无限制的公开性”，“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还比我们强，强很多倍，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这个武器，那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我们不愿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

到上世纪20年代初，任何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都被认为是“致人死命的药”和“自杀行为”。

即便如此，当时党内的卢那察尔斯基、党外的高尔基都曾对俄共的书报检查制度的专横粗暴做法表示过愤慨，他们大力呼吁尽快出台正式的出版法加以规范和限制权力对新闻出版业的干预。

高尔基曾以放弃俄国国籍来抗议布尔什维克践踏新闻自由、取缔其他党派的报纸，高尔基质问道：

布尔什维克半年取缔的报纸比整个沙皇时代加起来还要多，为什么害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难道要把社会公众的思想也要变成国有的吗？

要把国家变成巨大的监狱吗？

革命与变形之三：

“消灭劳动自由”

在对待工人罢工的问题上，革命前列宁曾发誓一定要给“工人集会、结社和罢工自由，废除身份证，流动和迁徙完全自由”，并把这一条作为社会民主党争取政治自由的具体条款写入党纲。

列宁说：

俄国“工人如果不能像西欧工人那样享有自由集会、结社、办报纸、派代表参加人民的集会这些权利，那么任何经济斗争都不能给他们带来持久的改善”。

“争取政治自由”是“工人的迫切事情”。

托洛茨基说，沙皇专制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支配大多数人的劳动和生命，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军队投入杀戮。

”他又对临时政府说，凌驾于工人民主之上的政府是工贼。

然而十月武装夺权刚刚落下帷幕，1917年12月，彼得格勒的印刷厂工人罢工，列宁立刻下令，把罢工工人当作流氓处理，他认为苏维埃政府太软弱了，下令对公民实行“等级与监督”以刑罚作为威慑手段，强迫所有的人劳动。

他说：

“这个等级与监督制度的目的很明确，也通俗易懂，每个人都应当有面包，……无赖（包括任何想要逃避工作的人）都不得闲逛，而应该关在监狱里，或是从事最沉重的强制劳动服满刑期，这些无赖的命运也理所应当是富人的命运——所有试图规避社会主义规定与法律的富人都该有同样的下场”。

从此，在列宁式的体制下，任何乞丐、流浪汉和“盲流”，都被归入“无赖”之列；而如果“不服从分配”老老实实干派给你的活，更不用说还要罢工，那就更是“流氓”。

哪怕你身无分文，也与“资产阶级——富人”一样要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惩罚。

1917年12月25日，列宁在《如何组织竞赛？

》一文中再次强调，必须铁腕镇压罢工的工人，即所谓“流氓”。

“富人和流氓是同一硬币的两面，他们是资本主义哺育出来的两种主要寄生虫，他们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

这些敌人必须置于全民的特殊监督之下，必须为他们最轻微的违反社会主义的法律和规定而受到无情的惩罚，在这方面表现出人性的软弱、犹豫或温情脉脉，都是对社会主义极大的犯罪”。

我们知道，西欧一些国家当年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也出现过抓捕流浪、乞讨者并施以强迫劳役的法律，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痛斥的“血腥立法”。

由于下层人民的抗议，这些恶法在英国等地到19世纪前期均已被废除，以至于我们现在可以讥笑西方发达国家居然还有流浪汉。

但马克思万没想到的是，这种“血腥立法”在号称是以他的思想为指导的国家却重现了，而且变本加厉。

这种苏维埃式的“血腥立法”以所谓的“劳动义务制”为依据。

所谓“义务”是与“权利”相对而言。

自由人有做某事的权利，即“想做某事则别人不得阻拦，不想做也可以不做”；而相反的状态，“无论愿意与否，都必须做某事”则意味着做某事成了必须履行的义务，没有不做的自由。

在欧洲左派运动和劳工运动的传统中，劳动被视为劳动者的神圣权利，工人要求职业保障，失业者要求得到就业机会，资本家不得随意开除工人，这就是在争取劳动权利。

但是“劳动义务”或曰强制劳动则只有奴隶制或农奴制下才存在，自由的工人有罢工的权利，当然就不可能被强加以“劳动义务”。

尽管在劳工运动中也曾有人把反对“剥削”、反对“不劳而获”的意思表述为“劳动义务”，但其所针对的通常只是富人和权势者，意在制止他们通过经济的或“超经济”的（即政治上的）强势地位去剥夺劳动者，而从来没有针对穷人、弱势群体和工农讲“劳动义务”、主张像农奴制时代那样对民众实行强迫劳动的。

尤其是无偿的劳动，在文明社会通常不会具有强制性，而只能是高尚公民出于公益心志愿从事的一种奉献行为，所以称为“志愿者”，他们是自愿奉献，当然就不能说是什么“义务”劳动。

但是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却开始宣传针对民众的“劳动义务制”。

当局大肆批判“劳动自由”，认为那是资本主义的特征。

苏俄理论家布哈林声称：

“必须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因为‘劳动自由’是同正确组织起来的‘计划’经济和劳动力的计划分配不相容的”。

所以，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劳动义务制和国家分配劳动力的办法”来取而代之。

这种“专政下的生产管理体系”，可以是有偿的“劳动军”，也可以是无偿的“义务星期六”，但都以军事化的强制为基础。

在他那本极有影响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中，布哈林就专列一章曰“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他指出，“专政”决不仅仅意味着对“阶级敌人”的强制：

“用于工人阶级自身的新型的主要强制形式之一，是消灭所谓劳动自由。

”于是，1920年代的苏联曾特别流行以所谓“无产阶级的超经济强制”组织劳动、用“阶级斗争”和“专政”手段对付“落后工人”的说法。

对流浪者可以抓起来劳改，星期六无酬干活成为强制性“义务”。

在这种“专政下实行的劳动义务制”下，当然不可能存在什么罢工权利。

布哈林驳斥了那种认为布尔什维克将增加罢工自由的“资产阶级教授的谣言”，他说：

“在实行劳动军、星期六义务劳动和劳动纪律的年份还发出这种叫声，难道不可笑吗？

”不给报酬的白干都成了强制性的“义务”，更何谈发了工资你还要讨价还价？

！

而列宁的说法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称，工人罢工是“小资产阶级的涣散毛病”，“即使在苏维埃印刷所的排字工人中间，在索尔莫夫斯克和普梯洛夫工厂（按：

这两家工厂是著名的“红色堡垒”，“十月革命”时工人赤卫队的发源地）的工人中间，这样的坏蛋难道还少吗？

”按列宁的说法，这些人视国家为雇主，按照革命前工人的“习惯”，“替‘它’干活要少些差些，从‘它’那里捞钱则多多益善”，而“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难道不正是要反对”这些“工人、工人集团、工人阶层”吗？

无怪乎读到这类话的人说：

列宁实际上是“以劳苦大众的名义对劳苦大众使用暴力”。

于是几乎从“革命”一成功起，俄国就不断发生镇压罢工的严重事件。

1918年从2月到10月物价上涨，通胀率达到258%，第二年在这个基础上又翻了一番。

为表示抗议，1919年3月16日，当年作为“十月革命中心”的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发生罢工。

特别委员会立即出手镇压，逮捕了900人，此后数日内未经审判处决了其中的200人。

1919年春图拉、奥廖尔、特维尔、伊万诺沃和阿斯特拉罕等地多次发生工人罢工，工人要求获得与红军同样的粮食配给（按：

当时参加红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可以获得粮食配给），这些罢工都被无情地镇压下去了。

其中很多镇压令正是列宁、托洛茨基等人亲自下达的。

与列宁把罢工工人骂做“坏蛋”、“流氓”相比，托洛茨基的说法更有“逻辑性”，他认为现在工人已经被组成“劳动军”，工人罢工就等于军人开小差，“应把开小差的工人关进惩罚营或送进集中营”。

1921年2月24日，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决议把工人的罢工定性为“反革命破坏”，命令对罢工工厂立即实行军管，对工人们进行重新注册，在所有的机关和企业中都组成可以调动军队的特命全权“革命三人小组”，任何人都必须遵守三人小组的所有命令和决定，三人小组具有至高无上的、包括采取极端惩罚措施在内的“镇压权”，“可在每一个别情形下使用军事力量”，“如若街上有人群聚集，部队可动用武力，如有抗拒者，就地枪决”，尤其是对那些具有煽动能力的工人活动分子决不手软。

如今大家都知道“十月革命”后成立的“契卡”就是“肃反委员会”，批评它“肃反扩大化”的声音也很多了。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是，实际上这个机构的全名叫“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

换句话说，它要“肃清”的对象除了政治上的反对派（“反革命”），还包括更加漫无边界的所谓“怠工”者。

“怠工”都要镇压，更何况罢工？

从此之后，在沙皇时代工人可以频繁罢工的权利就再也不复存在了。

1929年苏联的劳动法典规定，工人旷工3天，企业就可以开除，行政部门有权不经过冲突评议委员会批准，独立地对“违反考勤规定者”进行各种处罚。

我们不要望文生义地以为，“开除工人”就会使他成为失业者。

不会的。

1929年的苏联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失业现象据说已经被“消灭”。

乞丐与流浪汉都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盲流”就等于“流氓”，专政的铁拳在等着他们；而做小生意、揽私活等个体谋生手段也是“资本主义”的违法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开除工人”当然不仅仅是把他们撵出工厂让他们到社会上乱跑，而通常就意味着把他们送进劳改（劳教）营，在“劳动义务”的强制下服苦役。

就这样，俄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禁止罢工的“工人阶级政党”。

当时也有些人解释说，这是因为在战争时期不得不如此。

但是最高领导层很快反驳说：

这些强制“绝不仅是紧急措施”，而应当是“常规”。

托洛茨基甚至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公然以苏俄经济自比农奴制，他说：

“根据经济计划进行社会主义劳动调控，对每个工人来说就是强制性的。

这是社会主义的基础。

……说强制劳动总是没有效果的，这是最可怜、最不幸的自由派的偏见，奴隶劳动同样有生产成效，农奴的强制劳动不是封建地主恶意的产物，（当时）它是一种进步现象”。

“也许是现代唯一一次坦率地为强迫劳动辩护”的这番话甚至吓坏了后来的波兰托派思想家多伊彻，毕竟是外国人的多伊彻对自己崇拜的这位革命家“讲话竟非常近似于一个过去的强迫剥削制度的辩护士”而深感惊愕。

的确，听到这些话的人们都会问，既然如此，那就让封建农奴制一直持续下去好了，还搞什么革命，还要什么社会主义？

正如苏联史学权威刊物《历史问题》前主编伊斯肯德洛夫所说，“新政权推行国有化政策的极其残酷的做法，国有化最终成了全面‘剥夺剥夺者’、不仅强行没收大资产者，而且强行没收中等私有主甚至小私有主的全部生产资料和全部财产，而且其中的多数人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并成为在自己的国家中被抛弃的人”。

紧接着托洛茨基提议，由军事人民委员会承担劳动人民委员会的职能。

列宁全力支持托洛茨基的主张，1919年12月27日便由托洛茨基主持成立了劳动义务委员会。

当时一些老革命坚决反对这种主张，他们不相信凭军事命令能使经济的车轮运转，不相信“用法老建造金字塔的办法可以建立计划经济”，便把托洛茨基称为“新的阿拉克切耶夫”

[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是亚历山大一世的陆军大臣，以专横残暴、动辄要求“军法处置”著称，革命前“阿拉克切耶夫制度”就是反动的代名词]。

而如今，这些革命者发现今天的“新阿拉克切耶夫”更加厉害，他们抱怨说，一个工人国家把自己的工人阶级“抓壮丁”是错误的。

但是，不仅胆敢抱怨者很快便被挤下政治舞台，就连“新阿拉克切耶夫”托洛茨基自己，几年后也被这个野蛮的体制“军法处置”了。

1919年4月由捷尔任斯基提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把“集中营”改名叫“强制工作营”。

到1920年1月，有21个城市建立了“强制工作营”，1921年夏天达到49个，11月达到84个，1921年11月达到122个。

不要以为这些都是为“阶级敌人”准备的。

1921年1月8日，捷尔任斯基就承认，专政机器对准的主要是普通劳动群众，他说：

“外部战场没有了，资产阶级政变的危险性消失了，国内战争的危机时期结束了，但是却留下了严重的后果：

监狱中人满为患，并且其中关押的主要是工人和农民，而不是资产阶级”。

革命与变形之四：

“红色共和国”的覆灭

在对待波罗的海水兵的问题上。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士兵，而士兵中最“亲布尔什维克”的骨干力量是水兵。

根据传统的说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那一炮，就是阿芙乐尔巡洋舰上的水兵打出的。

1918年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只得了24%左右的全国选票，但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军队的支持：

赞成布尔什维克的选票在北方战线是61%，在西方战线是67%，波罗的海舰队是57.5%，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是79.2%，莫斯科卫戍部队是79.5%。

当时为了争取农村的选票，列宁还特意指示给水兵们放假，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为布尔什维克做宣传。

由于波罗的海水兵几乎全部参加革命，在临时政府时期，波罗的海舰队的主要基地——彼得格勒以西芬兰湾中的岛屿要塞喀琅施塔得军港就已经被布尔什维克控制，以至于当时盛称喀琅施塔得全岛成了一个“不向统治当局屈服的红色共和国”。

后来喀琅施塔得又有了“十月革命的最坚定的堡垒”、“革命的先锋”、“俄国革命的莫大骄傲”等声誉。

但是在革命仅仅三年以后，这些革命精英就成了《联共（布）党史》所谓的“与白卫军分子和外国武装干涉者相勾结的世界帝国主义走狗”（参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276页）。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几年俄国百姓的生活急剧恶化，到1921年彼得格勒的人口只剩下1/3，生铁产量只是战前的2%，糖产量是3%，棉布产量是5%~6%，货币流通量是战前的1/70，人们每天只靠着2盎司面包和少量的冻土豆来维持生活。

内战期间人们忍受这一切，认为“战时共产主义”的“强制劳动”只是暂时措施，“无产阶级英勇地走上革命的祭台，做出了无数的牺牲，他们耐心地等待共和国转向十月的轨道”。

但是事与愿违，内战即将结束，《真理报》却发表了托洛茨基“论劳动军事化”一文，表明“强制劳动”的螺栓仍在继续拧紧。

“革命”后的现实使这些士兵越来越失望。

尤其是残酷对待农民的“余粮收集制”在内战基本结束时不仅没有废除，反而变本加厉，让那些大多数是农家出身的士兵忍无可忍。

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没有改变革命的初衷，不希望恢复旧制度，而希望有“真正的苏维埃”。

1921年2月底，曾经是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党主要支柱的波罗的海水兵发出倡议说，十月革命是在权利和自由的口号下取得的，而现在布尔什维克一党独揽大权，把专政的机器凌驾在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头上、凌驾到工农兵头上。

因此建议立即通过自由和秘密投票选举新的苏维埃，给与所有公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取消共产党的特权地位。

水兵们提出了“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

”“取消共产党专政，建立自由选举的苏维埃”（沈志华主编：

《苏联历史档案》第7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115页）的口号，以及上千份的退党声明。

结果起义被定性为“反革命暴动”，说起义的目的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和君主专制社会。

而喀琅施塔得军港则被宣布为敌占区，遭到重兵包围，残酷镇压。

这就是著名的喀琅施塔得事件。

其实，这次抗争自始至终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只不过他们要的是民主的社会主义。

起义的参加者没有一个是革命前的上层人士，而几乎都是“十月革命”的积极分子，其中还有大量的前共产党人。

要塞的水兵曾争取和当局进行公开谈判，和平解决分歧。

然而彼得格勒方面的回答是：

不进行任何谈判或做任何妥协，暴动分子必须受到严惩，而且还要株连：

居住在彼得格勒的“所有受到怀疑的水兵的家属和双亲都被作为人质扣留”。

托洛茨基下令：

不要吝惜子弹。

于是镇压者“像打松鸡一样向水兵射击”。

当地报纸上写道：

“托洛茨基元帅站在齐腰深的血泊中，对革命的喀琅施塔得开火，喀琅施塔得奋起反抗共产党的专制，为的是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

”

经过这次事件，列宁对整个水兵群体都充满憎恨，他曾经提出干脆撤销波罗的海舰队算了。

但别人告诉他，海军对于保住政权还是必须有的，他才打消了这个主意。

不过后来的波罗的海舰队已经是从官到兵完全更换。

尽管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至今仍然作为“革命图腾”摆在涅瓦河边供人参观，“红色共和国”可是连影子也没有了。

列宁后来也承认说，在喀琅施塔得反对我们的不是“白匪”，“那里不要白卫分子，也不要我们的政权”。

而且列宁也认为发生这个事件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太过分了。

吸取教训后，列宁改弦更张，在喀琅施塔得事件后便废除余粮收集制，实行了新经济政策。

可见列宁也明白水兵抗争的原因所在。

但是尽管如此，列宁对他们的仇恨并不亚于对“白匪”。

因为他的逻辑历来是：

“如果我是对的，或许还可以宽恕你；如果你证明我错了，那么我先杀了你再谈改正。

”起义被镇压后，这些水兵被判处极刑的有2103人之多，各种有期徒刑的有6459人，有1464人被内部掌控。

当然，起义中还有8000多人成功突围，从冰面上逃到了对岸的芬兰。

就这样，当局还不依不饶——这个当局痛恨“自己人犯上作乱”历来比痛恨敌人更甚。

就像许多白俄贵族可以终老异国他乡，而“托洛茨基同志”一旦反目成仇，即便逃到地球那一边，时隔十多年，还是没能逃出毒手一样，很多白俄贵族逃到芬兰，列宁也就算了。

但这些“犯上作乱的革命者”可没有那么幸运，直到24年之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占领芬兰，仍然不忘算当年的老账，苏联内务部穷搜彻查，找出这些曾经的喀琅塔得水兵并予以逮捕，从芬兰带回，关进了苏联国内的集中营，他们绝大多数没能活着出来。

其实这些水兵20多年来大都不问政治，与世无争，已经在芬兰落地生根，加入了芬兰籍，而且到1945年都已垂垂老矣，对苏联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

革命与变形之五：

恐怖的“粮食专政”

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

对于农民，19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是有成见的，认为他们保守、落后，有时还“反动”，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可以指望的力量。

但是由于农民毕竟是劳动者而不是“剥削者”，马克思主义者也并不主张与他们为敌，不主张剥夺他们，而是指望资本主义的发展能够自然解决农民问题，希望这种发展使无产阶级成为人口的多数，使农民分化成“农业工人”和“资本家农场主”，然后再考虑城乡无产阶级联手发动“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继承了这种对农民的成见，彻底否定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脱胎的母体俄国民粹派的“亲农民”观点。

但是民粹派漠视民主自由规则、主张不择手段地消灭“敌人”，对这一点列宁却十分欣赏，并且大加发挥。

于是两者结合便形成了列宁独特的农民观。

民粹派主张依靠农民搞革命，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不指望农民，因而不认为在农民国家可以搞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与这两者都不同，他认为革命可以搞而且必须搞，但要准备把农民作为敌人，不择手段地对待之。

当时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认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其逻辑理由是：

由于统治阶级是少数，所以不会允许占多数的劳动者有民主权利，在暴力镇压下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内战”来争取解放，战时独裁（“专政”即dicta-torship一词的本义就是战时的短期独裁）因而是难免的。

而列宁对于“专政”的必要性却有完全不同的解释，早在1902年他就论证说，俄国之所以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原因还不在于统治者不允许民主，而在于俄国是个农民国家，“保守、反动”的农民占多数，所以民主对居于少数的无产阶级是有害的。

列宁声称：

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得到农民的支持，“那就用不着说‘专政’了，因为那时完全能够保证我们获得绝大多数，以至专政大可不必要了”，但这是不可能的。

农民这个“绝大多数”会反对无产阶级，所以无产阶级只能以少数人的“专政”来对付，以便强迫“60个农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10个工人的决定”，亦即，俄国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因不是沙皇的专制使革命者需要以暴抗暴，而是因为多数人即农民的“落后”使民主不利于无产阶级。

可见，列宁从一开始就是准备以“专政”手段对付农民的。

但是另一方面，在“一切为了夺权和掌权”这个大前提下，列宁的意识形态又非常灵活而且极为“实用主义”。

到了斯托雷平改革时期，看到这一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遭到农民的强烈反对，反斯托雷平的农民情绪高涨，可资利用，列宁又来了个急转弯，对这种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开历史倒车”的农民反资本主义情绪百般迎合，予以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

这时列宁形成了工农联盟的思想和“无产阶级与贫苦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主张。

尤其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对农民情绪的迎合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当时俄国农民要求取消斯托雷平改革、恢复传统农村公社的主张是由社会革命党土地纲领来体现的。

对于这一纲领，过去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的，列宁在斯托雷平时期也只是主张支持这一纲领的“否定的方面”（即利用它来打倒沙皇和斯托雷平），而对“肯定的方面”（恢复传统村社）仍然予以指责。

但是沙皇倒台、斯托雷平改革也被取消后，在土地—农民问题由“否定方面”走向“肯定方面”（由破旧转向立新）时，列宁却又再次“大转变”，全盘接受了农民要求的“肯定方面”，支持恢复传统村社，还“完全照抄”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并且反过来斥责社会革命党“背叛了自己的纲领”，而列宁（似乎也“背叛”了原来自己的那一套？

）却成了“别人纲领”的保护神。

即便如此，列宁成功的夺权仍然很少得益于农民的支持。

到了大权在握后，尤其是通过1918年立宪会议选举，列宁看到农民仍然倾向于支持社会革命党，而不是支持自己，他便又记起了自己当年关于对“落后的多数”必须实行专政的主张。

1918年，不满于苏维埃政权“粮食专政”政策的农民暴动，使农村形势骤然紧张。

曾有很短一个时期布尔什维克寄希望于农村内部的“阶级斗争”，成立“贫农委员会”来作为自己在农村的依靠。

但这个办法很不成功。

于是1918年底贫农委员会被解散，当局完全采取了从外部征服农村的办法。

政府调动最精锐的内务部队、特种部队来对付农民的反抗。

当时针对农民反抗形势最严峻的奔萨省，列宁频频发出指示：

“必须最坚决、最迅速、最无情地镇压富农的暴动，从奔萨抽调一部分军队，没收参加暴动者的全部财产和粮食”，“拟个法令草案——每个产粮乡都要有25~30个富人作为人质，他们要用性命保证全部余粮收缴上来”，“整个革命的利益要求这样做，应该弄出样板来……要找一些强硬一些的人，1.绞死（务必绞死，好让人们看到）不少于100个罪恶昭彰的富人、富农、吸血鬼。

2.公布他们的名字。

3.没收他们所有的粮食。

4.指定人质。

要让方圆几百俄里的人都看到，都发抖，都知道，都喊叫：

‘他们把富农吸血鬼都绞死了’，全都要绞死”（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