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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行政》课程素材库

授课教师：

赵怀娟

一、案例部分

1、孙志刚事件

2003年，27岁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命丧广州收容站，起因只是他没有暂住证。

孙志刚惨案发生时，27岁的他从武汉科技学院毕业刚两年，来到广州才20多天，也刚刚找到工作。

3月17日晚10时，像往常一样出门去上网的孙志刚因没有暂住证，被带到了广州天河区黄村街派出所。

此后，孙志刚被送至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和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然后便是突然死亡。

收容遣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51年。

当时这一制度的对象和后来不同，是针对国民党散兵游勇、妓女、社会无业游民等人群的，政府通过组织其劳动改造，转化为从业人员予以安置。

60年代初，大量灾民进入城市，收容成为救济灾民的一项主要任务。

从80年代开始，流动人口剧增，开始出现逃避计划生育、乞讨为生、逃婚、逃学、逃债的人。

1982年，国务院发布《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将乞讨者和“其他露宿街头生活无着落的人”列为收容遣送对象。

虽然在城乡二元体制下，这种收容制度起到了管理的功能，并收留流浪者、精神病者，起了一定的福利作用，但也是从这个《办法》开始，收容的救济性就不再成为惟一的目的，因为该《办法》的第一条规定得非常明确，“为了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以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特制定本办法。

”“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的强制目的和权力的被滥用，让收容遣送逐渐沦为罪恶滋生的温床，收容失去了救济的本意，变得没了“人情”和“温情”。

从法律上来说，收容也陷入了困境。

综观各种收容的规定，最高效力便是国务院1982年5月12日发布的行政法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国务院1991年又发布了《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

这些规定里都有限制被收容人员的人身自由的内容。

但2000年7月1日施行的《立法法》明确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来规定；《宪法》也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害。

显然，行政法规不得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地方性法规和规章都不得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

没有国家大法依据的收容，显得不“合法”了。

孙志刚的死亡经媒体报道后，在法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5月，一些法学工作者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6月20日，国务院出台《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并宣布自8月1日起施行。

同时废止1982年5月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新办法提出了全新的自愿救助的原则，取消了强制手段。

2、慈善一元捐活动

是中华慈善总会开展的面向全社会的、大规模、长期性小额募捐行动，旨在弘扬“不以善小而不为”的慈善理念，大力呼吁全社会每一个人为慈善事业尽自己绵薄之力，并建立方便、普及性募捐网络。

“自愿捐献，多捐不限”是该活动的口号。

从社会进步的角度而言，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体现了社会文明发展水平，而针对医疗救助、贫困救助等众多的具体项目进行一次次大规模的社会募捐不仅耗时费力而且越来越不现实。

不规范，不连续及无主题的盲目性募捐又导致社会募捐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不良影响。

因此，社会迫切需要一种主题明确且募捐形式和额度人们可以接受，又具有规范的操作程序、严格的管理制度的长期、稳定的募捐渠道。

“慈善一元捐行动”多功能募捐箱项目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顺时而出的。

实行双轨管理：

由北京时代瑞龙广告有限公司负责多功能募捐箱的提供、日常维护、消耗品供应、易损件更换、网络系统的建立、运营、扩展及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

募捐箱的锁匙由中华慈善总会或地方慈善机构负责安装、管理及募捐箱的开启。

所募款项全部有中华慈善总会或地方慈善机构统筹支配使用。

[慈善一元捐行动]统一色彩、统一形象、统一管理规范及一套阶段性的公关活动策划机制，以保持社会对此项目的关注。

自2002年3月试运营至今，北京市已经有数百台多功能募捐箱分布在各类公共场所。

3、红丝带行动

自1981年世界发现第一例艾滋病以来，经过短短的二十年，艾滋病人死亡人数已达2480万。

根据中国卫生部公布的数字，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达84万人！

而据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统计，我国仅15岁以下的艾滋孤儿就有76，000人。

这些孩子本该享有和普通儿童同等受教育的权利，但部分地区艾滋病感染者的子女和艾滋孤儿却因贫困或受家庭影响存在着上学难的问题。

继希望工程之后，中国青基会再一次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将关爱艾滋孤儿和艾滋感染者子女作为基金会的新任务和新挑战，希望提供给青少年的不仅是物质的关怀，更是精神的蔚籍。

2002年8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青年报社、桂林乳胶厂（高邦公司）共同发起并在中国青基会设立“中国青少年预防艾滋病公益基金”，实施“红丝带行动”预防艾滋病综合公益项目。

开展希望工程特别资助项目，专项资助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学习和生活。

首先，募集资金捐印并向青少年赠送《因为爱，我们珍惜-红丝带预防艾滋病公益读本》，项目的理念为：

中国青少年人手一册，共筑全民族防艾长城。

公益读本首先在大专院校、中小学校、民航、铁路、旅游饭店、娱乐场所发放。

捐印机构和个人可指定发放区域和人群。

其次，在国家卫生部确定的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的乡、镇及中小学校选择适当场所建立“红丝带爱心岛”（健康咨询室），向广大农村青少年宣传预防艾滋病知识。

再者，长期开展各种形式的志愿者公益宣传活动，如公益话剧巡演、社区普及宣传等。

基金来源国内外团体、机构和个人的自愿捐赠。

捐款额的10﹪将用于中国青基会项目管理费用。

4、联合之路案例：

美国联合道路前任主席因诈取该组织120万美元，于1995年锒铛入狱、他高达463000美元的工资以及奢侈的消费也随之曝光，造成了该组织收入急剧下降，100多名员工被解雇。

已有86年历史的赫赫有名的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也因类似事件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1994年，一名前雇员声称受到该会常务理事的性骚扰，常务理事竞挪用促进会基金33．2万美元支付给该雇员以了结此事。

消息传出后，常务理事被解职。

5、NGO领导案例：

教师保险与养老协会一高校退休基金会（简称TIAA—CREF）是美国的一家全国性退休金系统，服务对象是高校教授。

1986年，其会员组织达3950家，账户持有者达89万人，资产总额520亿美元。

虽然已有如此规模，但TIAA—CREF还只是个沉睡的巨人，影响力并不大，因为它在经营管理上存在问题。

官僚化的基金会

一方面，基金会的员工身处被遗忘的角落，即便埋头苦干也不为人看重，另一方面，在账户持有者眼里，基金会的规则过于死板，从不及时针对客户需要进行调整。

很多TIAA—CREF的机构客户和投保人也都把基金会描述成“傲慢的、家长式的、防守式的、孤立的组织。

不仅与时代不合柏，而且拒绝变化，充满官僚习气，没有远见……已将成立之初的目标抛在了脑后。

缺乏创新念识，不授长沟通，服务质量差。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人事主管罗伯特·威尔逊对它这样评价：

“这是一个已经僵化了的组织。

它对人们的想法和意见充耳不闻。

”他抱怨：

“基金会与我们的时代完全不合拍，这是一个反应迟缓、闭关自守的统治机构。

”

诚信基金、先驱基金、罗·普菜斯基金以及其他一些有实力的竞争者都开始把目光转向已对TIAA—CREF产生不满的客户，TIAA—CREF面临各改革的巨大压力，它必须手找到一位合格的领导者，彻底改造这个庞大的组织，“把这家大机构带入21世纪”。

选择新的领导者

经过专门负责寻找新总裁的工作组的搜寻和筛选，1986年12月，TIAA—CREF决定把第一把交椅授予克里弗顿·沃顿，希望他能扭转乾坤。

作为发展经济学家的沃顿曾为私人的非营利组织—农业发展委员会工作了近15个年头。

他的足迹遍及束埔寒、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在动荡的反战年代，他还在密歇根州立大学主持过工作。

至1986年，他担任美国最大的公立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的校长已近十年。

同时他还管理着一个全国性的工程。

沃顿的杰出生涯足以令人投佩。

沃顿已习惯管理大型组织，然而，在分工细致的资金管理者世界里，他却是一个门外汉。

面对这个未知的领域，以及业内人士的争论不体，沃特不禁在想：

基全会是否真的已无药可救?

领导变革

1987年2月1日，沃顿正式上任。

人们盼望沃顿能在上任之后尽快宣布他的领导方案，沃顿为此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然而，他认为，不听取大家的意见就确定一项计划是错误的。

因此尽管的确有一些首席执行官为了表明决心挑大梁的态度，常常在一上任就预先向人们展示自己设计的宏伟蓝图，但沃顿却不打算这么做。

他说，“当你进入机构时，也许你是一脚陷在流沙里，一脚踩在地雷上，而你自己还一无所知。

”他知道，只有充分发挥民主才能换取巨大成功。

沃顿倾听着从各个角落传来的声音，接触各个方面，与批评者见面。

在他看来，倾听与决定同样重要，不体验民意就武断地做决定，比不做决定更糟。

在向大学的听众演讲时，沃顿抓住每一次机会宣传机构要扩大顾客选择权、提高资金转移性的承诺。

他拜访了全国各地的大学校长，说服他们相信他会竭尽全力，推广新的经营方法。

他说：

“我要让他们看到，我把自己交给了这项事业。

”

在听取了足足3个月的意见之后，沃顿决定开始实施改革方案。

他组建了一个工作组，专门对付和解决难题，这是一个特别委托人联合，它的职责是重审一系列“白度书”中所阐明的必要改动，他本人担任主席。

沃顿要求将战略计划分发给大家，希望在执行前广泛听取意见。

这一举动增强了竞争的风险，因为一般组织战略不应让竞争对手知晓，但沃顿坚持袒露家底，他认为客户意见是无价之宝，向顾客群体敞开大门至关重要。

“在不断变化的情形中，确保每一级都有各自的领头人物是至关重要的。

他们必须把自已触入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去”，沃顿这样解释道，“大家应该明白自己为整个过程做出了贡缺，而不是什么都由首席执行官一人说了算。

”

沃顿设立了两个流动性质的职位给那些锋芒毕露的年轻人，以便他们能与自己密切合作。

这种为期8个月的流动职位既为当选者提供了宽广的发展机会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出真正懂得高层管理和董事会事务的人员；他成立了三个新的工作小组指导企业的工作，因为他发现，基金会的最高管理层只是负责开会审查投资策略，而且决定往往反复无常。

他还打破了传统的部门划分，把数据处理部和全融服务部分为4个责任中心：

收入投资部、证券投资部、养老金服务部和保险部，授予各部门更广泛的自主权和资源，同时也相应地赋予其更多的责任；他建立了以客户为中心的经济补偿制度，以奖赏有突出成就的员工，引入了系统的年度考核制度，以考评顶尖级管理人员和其本人。

他还设立了一个由12名高教协会官员和人事官员组成的咨询委员会，他们每个季度与沃顿的管理工作组碰头，并且每年与受托人委员会见面商讨有关产品和服务事宜；他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信访员的职位，充分代表顾客的利益，传达顾客的呼声……现在，基金会几千名职员每当接听电话时，总能热情地道上一句：

“TIAA—CREF，热诚为您服务。

”

在以后的几年里．沃顿又创设了债券基金、被动式股票基金、社会选择基金等多种投资选择，引入了人们盼望已久的转账制度，引入了面向投保人的季度汇报制度，还为高校行政人员和退休顾客增加了咨询业务。

他甚至增设了一个研究开发部，专门向市场推出新产品。

沃顿把基金会固执而又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条框框都打破了。

他坚定不移地推进机构改革，展示意志和决心，倾听人们的委屈，表达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意愿。

在沃顿实施改革之后，仅有不到1％的顾客退出了TlAA—CREF，而受到新选择和高务质服务的吸引而新加入的顾客却成倍地增加。

沃领在基金会工作的6年中，机构成员从3950个增加到5000个，投保人人数从89万增加至150万，资产总额也从550亿美元上升至1140亿美元。

沃顿，以其非凡的魅力和才干，将全美最大的退休基金会从看不见的革命的幕后推向了前台，他建立了不断重组的机制，而且这一机制还在不断延续下去。

6、中国红十字会案例：

中国红十字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红十字组织，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

中国红十字会始建于1904年，建会后一直从事救护伤兵、救助难民和服济灾民活动，并积极参加人道主义救援活动，1950年8月进行改组，1952年恢复在红十字会与红新月全国际联合会的合法席位．1978年以来，中国红十字事业进入了持续、快速发展时期，各级各地红十字会迅速恢复和建立。

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有31个省级分会和香港、溴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分会，近2000万会员。

在人道主义领城里的工作不断拓展“并得到了政府及社会各界的支持。

备灾救灾网络巳初具规模，使中国红十字全的应急反应能力和救助能力有了较大提高。

中国红十字会是红十字会与红新月全国际联合合会员，且与红十字会与红新月全国际联合合具有相类似的地区分部结构（图9—11）。

在这种结构中，组织内节点自己拥有开展非营利活动的资源和能力，在各分部所在区域开展工作。

中国红十字会与教育部、卫生部、财政部等政府机构之间有长期的合作关系。

同时中国红十字会还与新华网、人民网、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有良好的合作关系。

中国红十字会还与许多营利组织之间有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

中国红十字会与各国红十字合组织之间经常开展互助项目。

自1991年开始，中国红十字会在红十字会与红新月全国际联合会的协调和加拿大、日本、德国、美国、奥地利等国红十字合的资助下，在全国先后建成6个区域性和5个省级救灾各灾中心。

这些集仑储、知工、管理和培训为一体的多功能中心连同正在筹建的其他中以，初步构成一个覆益全国的网络，在救灾和各灾工作中发挥看日益重要的作用。

在如上所述的中国红十字会的组织网络中蕴合着巨大的社会资本，保障中国红十字会的应怠反应能力和救助能力。

仅是在1998年中国特大洪涝灾害救济中，通过中国红十字合在国内外募集的救灾款物就达8亿元人民币之多，其中，2／5来自国外。

7、自然之友的十年之路

源于忧患

1993年6月5日，在北京郊外的一座荒废古塔之下，在一个名为“玲珑公园”的草坪上，梁从诫等40余位知识分子席地而坐，忧患地讨论着中国环境的恶劣现状。

当时，中国的环境问题还远未如现在这般得到重视。

1993年3月，梁从诫带着拟好的章程和大家商定的名称“绿色环境文化协会”来到国家环保局申请注册。

按照中国民间组织登记管理的规定，民间组织必须找到一个主管单位。

这一找主管单位的过程被戏称为“找婆婆”。

而规章对“婆婆”的资质要求很高：

根据分级管理原则，成立一个全国性的非政府组织，需要找一个国家部委级的“婆婆”。

国家环保局拒绝了梁从诫，因为环保局下面已经有一个“中国环境协会”。

一个主管单位下面不能有两家相同的协会。

北京市环保局也拒绝了梁从诫。

他继续战“婆婆”，继续被拒绝。

九个月后，梁从诫的奔波终于有了结果。

由于把自然之友挂靠在中国文化书院下面，自然之友终于找到了婆婆。

民间性质

编制和经费常常是民间草根组织最尴尬的难题。

自然之友最初的3000元注册费是梁从诫从他做生意的亲戚手里借的。

“自然之友”成立之初，并未很好地开展活动，其中有经费原因。

当时，在中国环境民间草根组织遭遇淡漠的背后是社会对环境问题的认识。

数中国人习惯认为，环保是政府的事，与己无关。

199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梁从诫到北京大学作一个有关环保的讲座，听者不足30人。

在这种大背素下，“自然之友”的出现显然是个异类，而它从推进社会性的环境教育起步。

从观众寥落的绿色讲座开始，“自然之友”开始了自不量力的“启蒙”。

“自然之友”为无辜的大自然的代言是那么微弱……然而，“自然之友”深信大多数人的理性和向善之心。

1995年9月，自然之友告别了“流浪”岁月，有了自己的办公地点——暂借北京某公司一房作为临时办公室。

此前，“自然之友”一直在粱从试诫家里办公。

艰辛战斗

保护珍稀动物滇金丝猴是“自然之友”成立不久最鼓舞人心的一次环保事件。

1995年12月初，一位云南环保志愿者向“自然之友”反映，滇西北的德钦县为解决财政团难准备砍代3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生长于斯的珍稀动物滇金丝猴将面临危险。

“自然之友”立即发出“保护滇西北原始森林”的呼吁书，并送达国务院。

经媒体报道后，这一恶性事件得到遏制。

这也是“自然之友”发展历史上第一次成功介入具体社会事件。

“自然之友”真正声名鹊起源于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的行动。

1998年，“自然之友”先是筹款在可可西里建立了“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

随后，“自然之友”和《中国林业报·绿色周末》联名邀请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的英雄—中共青海省治多县西部工委（“野牦牛队”）书记扎巴多杰来京，向国家环保总局、国家林业局有关部门介绍他们的工作，并访问了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办公室。

“野耗牛队”的动人事迹因“自然之友”将其与媒体牵线而顿时传遍中国。

在“自然之友”和国际爱护动物基金的共同努力下，1998年末，他们为困顿不堪的“野牦牛队”筹集经费40万元。

翌年2月，“自然之友”又向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林业局提交了《关于保护藏羚羊问题的报告和建议》，建议由中央主管部门对藏羚羊保护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并建立青海、西藏、新疆3省区联防制度。

国家林业局参考自然之友的建议，随后开展了那场著名的“可可西里一号行动”。

看似令人欣然的过程却连遭意外，先是扎巴多杰突然死亡，后是“野牦牛队”在接受表彰后不久被决定整体解散，得知此讯梁从诫如五雷轰顶。

1999年8月，粱从诫与17名记者联名上书中央，反映藏羚羊目前的危急处境和野牦牛队将被解散的问题，建议加强反盗猎措施并整体保留野牦牛队。

但这一次，“自然之友”却无力回天。

积年成效

“自然之友”在经济上完全依靠体制外资源，经费来源于合资、国内外社会团体及私人捐赠，特别是国际大型基金会、公益组织。

让自然之友感到欣慰的是，它至今“没花国家一分钱”。

截至1999年9月30日，“自然之友”所得到的资金共计252．6万元人民币，平均每年约63万元。

名门之后和全国政协委员的特殊身份自然帮助了梁从诫和他的自然之友，尽管这是他非常不愿意看到的。

很多问题都是通过他政协委员的提案渠道才得以“上去”。

如说关于长江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建议，比如说建议首钢部分迁出，等等。

“自然之友”走过的十年，如果说它有所成就，已经很难说清这是梁从诫的个人贡献还是“自然之友”的集体成功。

这显然是中国早期草根组织共同的特点，即由个人精英或社会名流发起而起家。

这也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发展的一个基本路径。

现在，“自然之友”正在“去梁从诫化”，这也正是粱从诫自已的意思；他说，“一个使康的组织要依靠组织本身的感召力而非个人感召力。

”

一场体制改革正在向“自然之友”袭来，这是从招聘总干事开始的。

“这个改革必须进行。

这不仅关乎非政府组织发展的走向，而且也关系到中国公民社会如何向好的方向发展下去。

”这是“自然之友”的声音。

如何处理和政府的关系，这一直是非政府组织或民间组织棘手甚至最关键的问题。

梁从诫一直主张民间组织要将自己定位为温和的合作者。

“自然之友”要做力所能及的事，有些方式在中国是不适合的，也是行不通的。

“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时，我们不仅是我们自己，我们还必须为中国后来的非政府组织铺平道路。

我们走过的每一步，必须稳妥。

”梁从诚非常认真地说。

“很多东西是我们可以改变的，有些却无能为力”，每次谈到这些无法更改的事实，梁从诫常常哑口无言：

—黑水如小溪般从长江边流过，地方县长苦恼地说，我知道这个造纸厂污染厉害．但如果关掉的话，2000人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

—一些负责环保的官员们在考察环保途中觥筹交错，喝着茅台、五粮液，酒后却大谈失学儿童的可怜。

—努力挽救被造纸工厂污染的内蒙古草原，不料国家环保总局人士也无奈感慨，我们也没办法，造纸厂里有当地政府的利益。

8、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

截至2005年底，幸福工程已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设立了389个项目点，累计投入资金3.1亿元，救助贫困母亲及家庭15.4万户，惠及人口69.5万。

为贫困母亲作健康检查65万人次，治疗妇科病21万余人；举办各类培训班1.1万多期，培训82万人次；免费下发药品和医疗器材价值约1300多万元。

“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独特的扶贫对象和低成本、高效率的扶贫模式，在扶贫和开发的实践中取得了有益的成绩。

计划生育特困家庭扶助行动

针对独生子女遭遇意外死亡、病残，夫妇年龄在60岁以下的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存在的实际困难，2002年起，我会在继续争取政府支持，扩大筹资渠道的同时，先后在浙江诸稽、山东德州、四川雅安等地进行了优先向特困家庭贷款；优先提供农用生产资料和优良品种；优先让特困户承包土地、果园、林场、蔬菜大棚和其他经济项目；优先提供致富信息、项目以及技术服务；优先提供生产、经营场所和机具、物料；优先提供产品销售服务；优先安排特困户就业和再就业；优先安排特困户就医、就学并减免相关费用“八个优先”、“实行分类、分别救助”等原则，采用政府立项、财政支持，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试点活动。

2005年我会争取到国家财政专项支持，又在重庆大足县、北碚区和四川雅安地区的天全县、雨城区、名山县启动了“60岁以下的农村计划生育特困家庭抚助行动”试点，从调研到实践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对试点项目的评价是：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有很多创新，在物质扶助方面成效明显，形成了一批典型示范户。

”

救助基层计生专干行动

截止2005年底共有11位湖北、陕西、内蒙古、广西、福建等省的计生专干申请救助，经审查核实已有四位得到资助，共计支付人民币21万元。

救助艾滋病患者家庭及艾滋孤儿行动

在河南上蔡县开展了“幸福工程•救助HIV/AIDS家庭”项目。

以生殖健康为切入点，开展社会关爱和宣传教育活动，对艾滋病患者中的65户贫困家庭给予每户2000元资助，帮助他们生产自救，振作精神和生活的勇气。

同时，开展了“幸福工程•救助艾滋孤儿行动”，为93名艾滋孤儿提供上学的书本费资助，并在学校设立了“爱心辅导站”，聘请辅导员专门负责孩子们的学习生活，进行心理健康咨询和辅导。

2004年的“六一儿童节”期间，我会又从德国拜耳公司得到资助，组织孩子们到北京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夏令营”活动，使这些孩子感受到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爱，为日后健康成长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幸福微笑活动

从2002年起，我会与美国容德国际组织、美国微笑联盟组织合作了旨在为贫困地区唇腭裂患儿实施免费手术的“幸福微笑”活动。

已在江西、四川、重庆等省（市）为655名唇腭裂患者、13名眼睛斜视患者提供了免费整形和矫正手术。

二、法律法规与政策解读部分

1、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讲话：

关于建立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制度的意义和总体思路

各位来宾，记者朋友们：

《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制度的正式建立，这是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对于进一步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实施社会政策、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推进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建立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制度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举措。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

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各方参与、多方努力，建立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制度具有重要作用。

在社会服务领域引入专业社会工作者，可以创新社会服务方式，增强社会服务的专业性，提高社会服务的质量和效果；可以拓宽社会服务范围，创造大量社会工作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力；可以发挥社会工作平等、尊重、民主、诚信、助人自助的专业价值理念，协调社会关系、增进社会功能、促进公平正义、营造诚信友爱的社会氛围；可以通过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服务，落实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慈善等方面的社会政策，建立健全我国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可以充分发挥社会工作人性化服务、柔性化管理、社会化运作的优势，推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