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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与英国文学
钱锺书与英国文学
赵一凡
钱锺书先生1998年底去世,迄今已10年。
10年来,我尝试通读先生已发表的著作,写下两万余字笔记。
目的,是想了解他的知识结构、治学方法,追索中国知识传统的现代衍变。
为此,我对钱锺书的老师辈,也作了相应调查,其中包括吴宓先生(清华国学院主任),以及世称清华四大导师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诸先生。
我得出第一项心得,便有关钱锺书与清华的思想渊源:
了解钱锺书,必先了解清华。
清华1909年建校,实与一桩莫大国耻,即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有关。
1907年底,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宣布:
愿返还庚子赔款之一半,“俾使中国政府得以派遣学生来美留学”。
所以清华自1911年开办后,便有一个代代相传的口号: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1925年,在原先留美部基础上,清华增设大学部,创办研究院,形成三足鼎立新格局。
这既是清华成人礼,也开创一派中国特色知识传统。
就名称而言,研究院仍以“国学”为号召。
但在教研制度上,它思想开放、广纳新知,有教无类。
治学方法上,它的一大贡献,正是中西并举、贯穿融会、为我所用。
上述特征,大体吻合陈寅恪与吴宓先生所提倡的中国文化本位论。
我们知道,陈寅恪先生谙熟国史,精通外文,复以本民族命运为重,孜孜寻求中国兴衰之原因。
据吴宓《空轩诗话》:
“宓於民国八年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学识”。
1925年,吴宓筹办国学院,又与陈寅恪比邻而居,此即中国现代学术制度之发轫。
1961年二老白头聚首。
吴先生发现:
“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仍遵守昔年之中国文化本位论。
”
如此胸襟宽阔、个性倔强的本位精神,套用陈先生的文言,即中体西用资循诱。
以吴先生半文半白的话说,便是择善而从,比较出新。
而钱锺书只用打通二字,予以简白概括。
在我看来,身为清华外文系1933届毕业生,钱锺书不仅代表上述知识传统,尤能体现这一传统之顽强生命力,以及它博古通今、海涵天下、勇于创新、扬我中华志气的卓越风范。
我的另一读书心得,涉及钱锺书的学术定位。
这方面,国内一批中文系学者,经年开发钱学。
其丰硕成果表明:
钱锺书首先是一位国学大师,其代表作《管锥编》,堪称一部研究中国历代思想的鸿篇巨制。
其次,钱是一位伟大小说家与文体家。
他的小说《围城》,不但被学界视为经典,而且在民间哙炙人口。
再其次,钱锺书乃一重要文艺理论家与批评家。
这方面他撰写过《谈艺录》、《七辍集》。
最后,钱作为翻译家,参加过毛选翻译委员会、毛诗定稿组,并握有最高级别的专业定稿权。
对于上述研究,我多表赞赏,可也发现一个问题。
这问题,又与我们外文系师生习习相关。
简单说,钱先生去世后,后人给他加上几重光环,以至我们忘记一个事实:
他本是我们英文专业中人。
我在此提醒大家:
钱先生不但是清华外文系的好学生,他在牛津留学时的专业方向,也是不折不扣的英国文学。
不仅如此,钱先生曾在国内多所大学教书,从昆明、湖南、上海,一路教到北京,教的全是我们熟悉的英国文学课程。
一句话,钱先生与我们有着相似学术背景:
即受同类训练,写同类论文,得同类学位。
问题是:
钱锺书是怎样超越专业局限,逐步变为一个学问大家的?
下面,我想分段回顾钱先生的学术生涯。
钱锺书怎样开始学英文?
辛亥革命前夕,即1910年11月21日,钱锺书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世代书香门第。
父亲钱基博是江南宿儒,文史名家。
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来做了国文教授,先后在清华、圣约翰、华中大学执教。
钱基博的大哥膝下无子,所以钱锺书一出生,祖父便将这个长孙,交与长子抚养。
为何起名钟书?
据说孩子降生那天,有人向他父亲赠送《常州先人丛书》。
伯父因此替孩子起名仰先,小名阿先。
另据杨绛《将饮茶》:
伯父去世后,父亲担心钟书生性活泼、喜欢胡说乱道,特为他改字默存,意思是叫他少说话。
钱锺书的伯父钱子兰是晚清秀才,冬烘先生。
他性情迂阔,溺爱孩子,颇似《围城》中方鸿渐的父亲方遁翁。
老先生每天上午泡茶馆,与人聊天,下午教两个侄子(钟书与钟韩)读书识字,读的是《诗经》与《尔雅》。
读书之余,他不仅爱给两个孩子买零食吃,还常从书摊上租书给他们看。
租来的书,无非是《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
钱家书香诱人,家藏丰富,钱锺书自幼熟读《三国》《水浒》《西游记》。
不妨说,是伯父将儿时的钱锺书,早早引入中国古典文学的大千世界。
钱锺书10岁那年,伯父去世,他和钟韩被送进无锡东林小学,开始接触外国文学。
这时让他痴迷的,竟是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林(纾)译小说丛书》。
这套西洋文学转译本,包括狄更斯、司各特、斯威夫特等名家作品。
其中一本哈葛德《三千年艳尸记》,最是惊心动魄。
钱锺书看这些个西洋历险传奇,直看得意趣飞扬、心痒难熬,恨不得立马学会英文,遍览天下奇书。
1924年,14岁的钱锺书考入苏州桃坞中学。
1927年,他和钟韩又一道转入无锡辅仁中学。
这两所教会学校,均为学生提供上佳英语环境。
有亲历者说,入此学堂就好比到了外国:
上课、早操、游戏、乃至吵架,全都要用英语。
钱锺书因为英文功课好,一度当上班长,每天用英文喊操,得意洋洋。
1928年,钱基博应聘北上,去清华做国文教授。
父亲一走,钱锺书无人看管,便开始自由放任,胡乱读书。
暑假中父亲自北平归来,抽查孩子功课。
结果钟韩得了夸奖,钟书则被痛打一顿。
父亲说他写的文章“不文不白,用字庸俗”。
这一打,却将钟书打开了窍。
从此他古文大进,诗意勃发。
高二那年,辅仁中学举办国、英、数三科竞赛,钱锺书夺得中英文两项第一名。
钱锺书早年教育之特征,是能于中国古文陶冶之外,饱受西洋文化滋养。
这种刚柔相济的启蒙方式,堪称中国历代少有。
具体说,严格古板的国文训练,令钱锺书自幼根基扎实、文理清晰、思想深邃。
而西洋民主教育,又养成他大胆求知、锐意革新的自由精神。
提醒各位:
生性好奇的钱锺书,是因大量阅读西洋小说而得以充分发蒙。
而我窃以为:
西洋文学的奇异魅力,尤其是它所蕴含的强悍自信、张狂进取心、丰富想象力,实有利于造就钱锺书此后中西融通、才华恣肆、自作主张的学术品格。
钱锺书怎样在清华读书?
1929年钱锺书考入清华外文系。
他的入学总分,据说在200多新生中排列第57名。
可数学不及格,只得了区区15分。
然而,由于他的中英文考卷异常出色,惊动清华校长罗家伦。
钱锺书回忆说,罗校长亲召他面谈,予以破格录取。
而他感激之余,也当场“鞠躬申谢”。
这个年仅19岁的新生,自此与校长书信往来,作诗唱和,不亦乐乎。
1929至1933年,钱锺书一直在清华外文系就读。
关于这个“中国第一外文系”,我在此简介如下:
清华外文系建于1926年,始称西洋文学系,1928年改名外文系。
系主任王文显留学英国,1915年回国后,历任清华教务长、代理校长。
作为清华元老,王主持制定外文系学程大纲,明确其培养目标为:
甲)使学生成为博雅之士,乙)使之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造就精通外语之人才,丁)创建今世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
参照美国大学制度,外文系强调于专业训练外,鼓励兼修,以造就博学通才。
必修课包括西洋文学概要、文学批评、戏剧概论、历代文学史。
目标是“研究西洋文学之全体,以求一贯之博通”。
同时每一学生,又须于英德法三种外文中,“择定一国语言文字及文学,为精深之研究”。
钱锺书入学时,外语课增至8门:
即英法德之外,又添加拉丁、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与日本语。
一介新生钱锺书,居然修习了日文之外的7门外语。
外文系师资中西各半。
中国教师开课为:
吴宓(大二英文、英国浪漫诗人、西洋文学史分期研究一),王文显(戏剧概论),叶公超(大一英文、英国文学选读),陈福田(大一英文、西洋小说研究、英文作文)。
外籍教师开课:
吴可读(A.L.Pollard-Urguhart,文学批评),翟孟生(P.D.Jameson,西洋文学概要、西洋文学史分期研究二、四、五),温德(RobertWinter,大三英文、大四法文、西洋文学史分期研究三),毕莲(A.M.Bille,大四英文)等。
清华四年,钱锺书通习西洋文学史、戏剧概论、莎士比亚等课程,尤喜浪漫诗歌、哲理小说、文艺批评。
外文系之外,他自然受到清华四导师、特别他们那一代渊博学风的熏陶。
而他与众不同的读书志向,此际也初露端倪。
这方面,我想着重勾勒他的两项特征:
杂学旁搜,志在打通钱锺书在清华英文成绩之好,空前绝后:
大一大二甲上,大三超等,大四无纪录(因华北动荡,毕业生提前离校)。
早在大二时,吴宓先生就让他填补系里教职。
毕业前,北大温源宁教授又荐他去伦敦大学做讲师。
诸多回忆文中,钱都被描述成一个奇才。
人们的赞赏重点,则在于他的旁涉与渊博。
同学饶余威说:
“钱锺书中英文造诣很高,又精于哲学和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
他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闲书,边听边看,但考试总是第一。
看书时他喜欢用粗黑铅笔划出佳句,并在书页旁写上评语。
清华藏书中的划线评语,多出自此君手笔。
”
钱锺书的杂学兴趣,更见于他与清华名师关系。
30年代初,清华中文系有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哲学系有冯友兰、金岳霖、贺麟;历史系有陈寅恪、蒋廷跋、张荫麟。
钱锺书听这些名教授的棵,拜读他们的大作,时常己见迭出。
譬如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哲学系主任冯友兰,都曾遭到他的挑剔。
他还喜用中英文发表批评文章,左右开弓,一时嘲笑洋人,一时又捉弄古人,说什么“孔子是乡绅,陶潜也折腰”,令其父钱基博坐卧不安。
钱锺书如此不守陈规、不务正业地读书,乃至后来自成一套通家之论。
其内容精深,须另作一文,周备述之。
这里只说缘起:
在清华,钱与哲学系教授张申府交好。
张氏特点是嗜读无厌,推崇新知。
国内哲学界,他较早介绍马克思唯物论与罗素分析哲学。
张钱二人,双双看重学问之通达。
张氏《所思》谓:
“我相信,哲学最后目的只是一个通字。
罗素以解析为本质的哲学,也莫过如此。
种种分析,只是通的门路和应用。
反之,通是分析的补救。
”
钱锺书的通学志向,亦在张主编的《大公报》上多有流露。
30年代初,他在该报世界专栏连续发文,抉发哲学家的诗心。
《作者五人》纵论英美哲学之余,突发奇想曰:
“我梦想写一本讲哲学家的文学史。
每读一本文笔好的哲学书,这梦想便从心头掠过。
”请注意:
这是要一举贯穿文史哲三大学科!
这方面,美国哲人桑塔亚那(GeorgeSantayana,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多才多艺,尤令钱锺书心仪:
那个“山潭野纳”用字讲究,比喻丰富,不仅能将玄思化入诗句与批评,而且“他的哲学里随处都是诗”。
钱锺书表示:
他要在“硬性学术研究中”,充分展示诗情画意、人生乐趣。
孤往冥行,不由师授在清华,钱锺书不但把书读得出神入化,而且渐以孤傲出名。
他毕业时拒绝留校读研究生,理由是“外文系无人能教我”。
此语一出,陈福田老师摊手作色道:
这太伤感情了。
有人据此认定钱锺书恃才自负,个性狂狷。
以我所见,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
首先不可忘记,当年清华学风大度:
它一面激励学生上进,一面对那些可能超越老师的卓异学生,乐见其成,沾沾自喜。
且听吴宓先生评语:
“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年轻一辈要推钱锺书。
”
得知钱锺书不愿读研,吴先生莞尔一笑:
“以钱的才质,根本无须硕士学位。
当然他还年轻,瞧不起清华现有的西洋文学教授,也未尝不可。
”
其次,当年清华并非清水一潭。
针对派系岐见,校长与导师一再提倡:
和东西秦晋之好,破南北门户之见。
身为深明事理的学生,钱锺书周旋于诸师诸派之间,既要遍采百味,又欲不落俗套,岂可没有一套超然自处之法?
有的。
现举一例,略点其中关节。
外文系教授叶公超,对钱锺书赏识有加,一度对他说:
“你不该来清华,而应去牛津”。
某日,叶对钱议论清华派系,钱不作正面答,反而戏言道:
京派海派,如同马戏。
我自作一队,穿插其间,岂不好玩?
复作一首七绝诗,明示自己无师无门的立场:
“亦居魏阙亦江湖,兔窟营三莫守株,且执两端开别派,断章取义一葫芦。
”
最后,钱锺书发表不由师授的独立宣言,并不代表他目无师长、拒认师传。
相反,他在《论交友》中恳切自陈:
“我有大学时代最敬爱的五位老师,都像蒲伯所说,以哲人、导师而更做朋友的。
这五位导师全对我有说不尽的恩德。
”
钱锺书怎样在牛津读书?
清华毕业后,钱锺书回到江南,在上海光华大学当讲师,不久与杨绛结婚。
1934年他以总分第一名,考取庚款留学。
录取24名学生中,唯他一人攻读英文专业。
1935年,钱杨双双赴英留学。
杨是自费生,钱则进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ExeterCollege),攻读英文学位,为期两年。
在牛津,钱锺书并不开心。
他生活寂寞,时感失望。
失望原因,首先在于牛津课程枯燥、学风呆板,不合他的口味。
其次,牛津多富家子弟,他们扎堆喝酒、结伴旅行,另有一套贵族作派。
钱锺书冷清不过,便把自家住所NorhamGardens取名“恼人园”。
又将他常去的Bodleian图书馆,戏称为“饱黩楼”。
可那里的藏书只限18世纪以前。
19世纪往后的新书,要到市图书馆去借。
当然,这也挡不住他在两馆之间往来穿梭,废寝忘食。
据杨绛回忆,钱锺书对于英文专业课,“只有一次认真苦读”。
那是他在学位论文预试中,遇到一门古代版本学。
它要求学生钻进故纸堆,一一爬梳并辨认15世纪的破烂抄本。
钱锺书头疼之余,不得不临阵磨枪,恶补Paleography。
而他所谓的苦读,是每天加看一本侦探小说,以便“休养脑筋”。
结果考试不及格,他被迫在暑假后补考过关。
话说回来,牛津的苛刻训练,养成钱锺书无懈可击的英文功底。
40年后,即1979年他随社科院代表团访美时,仍能随口背诵英、德、法文诗篇。
依照台湾费景汉院士的在场目击,钱以69岁高龄,面对满堂学者,侃侃易语而论,其洋文之精准、学问之高雅,“真把美国人吓着了”。
再看钱锺书毕业论文,也是正儿八经的文学命题:
《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
在命题与方法上,此文均属标新立异:
[1]将比较文学方法、文化交互影响说,大胆植入断代史研究,
[2]比较分析中,突出两国文学的思想观念、乃至文化心理之异同。
这部英文稿,曾于1940-41年在中国图书季刊英文版发表。
1982年,香港方面打算再版,因钱不同意而放弃。
凭此论文,钱锺书摘取牛津B.Litt.学位。
这是个学士学位,但含金量很高,极少颁发东方学生。
毕业前,牛津有人愿意资助钱攻读哲学博士,又邀他担任中文讲师,可他均未接受。
其中原因,杨绛解释说:
钱通过论文考试,简直“如获重释”。
他觉得为学位赔时间、做无用功,太不值当。
说到底,钱锺书一生最喜自学,即不受约束,读自己想读之书。
1937年秋,钱杨转赴法国,在巴黎大学(Sorbonne)进修一年。
这一年,钱锺书要比在牛津快乐得多。
他欣赏索邦的宽松自由,嗜好拉丁区的小酒吧、旧书店。
此时他既无功课压力,又能恣意读书交友。
开心之余,他发现做学问之人,实该自由自在地生活。
许多年后,他将学问一道,用八大山人冷隽笔法,表述为“荒江野老,三二素心人,商量切磋之事”。
可我忍不住想说:
先生健忘——怎可缺了巴黎街头的灯红酒绿、咖啡飘香?
有巴黎垫底,钱锺书留学三年,终不枉此行。
遍览群书之余,他最感兴趣的书籍,却以西洋思想史为主轴。
据我观察,其中三大重点为:
[1]以拉丁文为主的古希腊哲学及文论,
[2]以意大利文为主的文艺复兴经典,
[3]以法德文为主的欧洲启蒙与现代思想。
换言之,若要追随钱氏足迹,替他绘制一张海外游历图,我们恐怕要从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经由维柯、薄迦丘、拉伯雷、伏尔泰、卢梭,一路拜会过康德、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直至遭遇胡塞尔、海德格尔。
最后这两位德国现象学宗师,颇似《红楼梦》里那一对癞和尚、跛道士。
起初,钱锺书不过与之面面相觑。
继而暗通款曲,引为知己。
到了《管锥编》中,竟是同登一叶扁舟,携手飘然而去。
请看杨绛旁证:
“钟书在巴黎这一年,自己下功夫扎扎实实读书。
法文自15世纪诗人维容(Villion)读起,到18、19世纪,一家家读将来。
德文也如此。
他每日读中文英文,隔日读法文德文,后来加上意大利文。
这是爱书如命的钟书恣意读书的一年。
我们初到法国,两人同读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他的生字比我多。
但一年后,他的法文水平远远超过我。
”
请留意,巴黎读书方式,与钱氏治学理念相关:
于学问一道,他绝不拘泥某一学科,而是上天入地,纵横驰骋。
他后来放出手段,将小说及各类文艺作品,与正规学术相结合,美其名曰打通齐观。
如此狂放之方法,实非一般国学或西学专家所能想、所敢想。
钱锺书怎样教英文?
1939年,欧洲战况凶险,钱锺书携妻女从马赛回国,时年不足29岁。
清华教授叶公超,此时主持外文系(不久他官运亨通,当上外交部长,后随国民党去了台湾),破格聘钱锺书为教授。
由于抗战,钱从香港上岸,直奔昆明西南联大。
据王佐良回忆:
是秋,叶公超亲陪钱锺书,来到高级英语研修班,向大家介绍说:
“钱是我的学生,你们真幸运,能有这样一位好老师。
”
钱锺书在昆明旅居文化巷11号。
短短一年中,他教过的联大学生计有:
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杨周翰、李赋宁、查良铮等。
旁注一句:
上述诸生,多为解放后北大北外之著名英文教授。
至2004年5月10日李赋宁先生去世为止,这一代贤师俱已过世。
而他们生前,莫不自许“钱师门下”。
钱锺书在联大开课三门,分别是欧洲文艺复兴、当代文学、大一英文。
据许国璋回忆:
“其时大学讲文艺复兴,多讲英国。
钱师则自意大利与法国始,尤喜法国拉伯雷。
盖拉氏深恶教会之蒙昧,挞伐无所不及,最足以表示时代精神。
讲当代文学,也以欧洲为主线,兼及英国。
钱师从不满足于讲史实、析名作,凡具体之事,概括带过。
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
”
许国璋又说:
“师讲课,必写出讲稿,但堂上绝不翻阅,既语句洒脱,又无取冗长。
学生听到会神处,往往停笔默诵。
盖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
课堂板书,师喜用英国伊丽莎白朝之意大利体。
字体大而密,挺拔有致。
凡板书,多为整段引语,拉丁语、古法语、意大利语。
书毕,必读,遇有缺夺,必一一补正。
钱师,中国之大儒,今世之通人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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