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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及建议word资料16页
2019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及建议
与当今“教师”一称最接近的“老师”概念,最早也要追溯至宋元时期。
金代元好问《示侄孙伯安》诗云:
“伯安入小学,颖悟非凡貌,属句有夙性,说字惊老师。
”于是看,宋元时期小学教师被称为“老师”有案可稽。
清代称主考官也为“老师”,而一般学堂里的先生则称为“教师”或“教习”。
可见,“教师”一说是比较晚的事了。
如今体会,“教师”的含义比之“老师”一说,具有资历和学识程度上较低一些的差别。
辛亥革命后,教师与其他官员一样依法令任命,故又称“教师”为“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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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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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今“教师”一称最接近的“老师”概念,最早也要追溯至宋元时期。
金代元好问《示侄孙伯安》诗云:
“伯安入小学,颖悟非凡貌,属句有夙性,说字惊老师。
”于是看,宋元时期小学教师被称为“老师”有案可稽。
清代称主考官也为“老师”,而一般学堂里的先生则称为“教师”或“教习”。
可见,“教师”一说是比较晚的事了。
如今体会,“教师”的含义比之“老师”一说,具有资历和学识程度上较低一些的差别。
辛亥革命后,教师与其他官员一样依法令任命,故又称“教师”为“教员”。
行业资讯正文:
“师”之概念,大体是从先秦时期的“师长、师傅、先生”而来。
其中“师傅”更早则意指春秋时国君的老师。
《说文解字》中有注曰:
“师教人以道者之称也”。
“师”之含义,现在泛指从事教育工作或是传授知识技术也或是某方面有特长值得学习者。
“老师”的原意并非由“老”而形容“师”。
“老”在旧语义中也是一种尊称,隐喻年长且学识渊博者。
“老”“师”连用最初见于《史记》,有“荀卿最为老师”之说法。
慢慢“老师”之说也不再有年龄的限制,老少皆可适用。
只是司马迁笔下的“老师”当然不是今日意义上的“教师”,其只是“老”和“师”的复合构词,所表达的含义多指对知识渊博者的一种尊称,虽能从其身上学以“道”,但其不一定是知识的传播者。
今天看来,“教师”的必要条件不光是拥有知识,更重于传播知识。
有利条件环境改善和活力增强兼具
我国经济基本面依然较好,外部环境趋于改善,市场预期不断好转,体制机制改革有望激发经济增长活力
2019年,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基本面良好、外部环境趋于改善、市场预期好转等有利条件。
我国经济基本面依然较好。
总体看,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消费结构升级、收入较快增长阶段,且一些新的增长拉动因素正在形成,经济基本面仍然良好。
一方面,内需增长仍有广阔空间。
从消费方面看,对文化、教育、医疗、养老和旅游等服务类需求增长迅猛,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信息家电等已形成新的消费热点,住房汽车等消费持续增长。
网购等新兴业态的发展则有力地促进消费潜能的释放。
从投资看,我国在城市轨道交通、环境治理、城市排水、保障房(包括棚户区改造)和农村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着极为迫切的需求。
另一方面,要素供给质量明显提高。
从人力资本积累看,2019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699万人以上,劳动力整体素质持续提高。
从研发投入看,近年来中国研发投入增长较快,保持在20%左右,2019年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98%,绝对量为世界第二。
从资本存量质量看,近年来我国建设了一大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重大装备、重要基础设施,为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按照要素供给测算,2019年我国潜在增长率与2019年基本持平甚至略高,这为2019年的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基础。
外部环境趋于改善。
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在波动中逐步加强,美、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复苏趋势得到进一步确认,发达经济体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预计在财政紧缩力度减小、货币条件仍然有利和私营部门活动增强等因素的带动下,2019年美国经济增长有可能达到2.5%。
美国经济的好转将对其他发达国家乃至全球经济产生较大带动作用。
欧洲经济近期表现超出预期,随着政策措施逐步消除尾部风险和财政拖累减少,预计2019年欧洲经济增速可达1%左右,改变数年来持续衰退的局面。
受提高消费税等财政巩固措施的影响,预计2019年日本经济增速将有所回落,但仍可保持正增长。
2019年,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仍低于潜在水平,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减速,预计全球通胀形势仍将保持稳定。
市场预期转好。
今年以来,我国通胀压力持续缓解,价格总水平(CPI)处于调控目标3.5%以内,这为我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季度以来中央进一步明确了经济增长的上限、下限和底线,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对稳定市场预期产生了积极作用,促进市场主体投资意愿的回升,这一趋势有望延续,并有助于继续改善市场预期。
通过调研发现,目前企业家信心普遍回升,投资意愿上升,采购活动加快。
体制机制改革有望激发经济增长活力。
今年以来已经推出简化和下放行政审批权等多项改革措施,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势必加快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有利于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促进非公经济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在调研中了解到,目前企业家对改革均寄予厚望,不少企业愿意借改革先行先试政策,创新企业投资和管理方式,挖掘自身增长潜力,将对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发挥重要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国内有利条件增多。
金融利好有利于促进贸易的发展。
深圳前海和上海自贸区探索的跨境金融交易和资本流动管制,不仅是在资金跨境方面简化了跨境人民币业务流程,和贸易相关的资金流转也将加速,尤其是上海自贸区以推进贸易企业结售汇便利化、放松外汇管制、通过贸易流带动资金流构建在岸金融中心的思路,将对我国外贸开展有质的提升。
不利因素 矛盾隐患和不确定性共存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财政金融领域矛盾和隐患较多,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问题短期内难以明显缓解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
IMF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为,全球经济发展仍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因素,世界经济下行风险持续存在,这些因素也可能拖累我国经济发展。
一是新兴经济体近期增速明显放慢,今年二季度,金砖国家中的巴西、印度和南非经济增长分别为1.5%、5.5%和3%,均为近年来的低点。
由于新兴经济体在我国外贸中的比重已经显著上升,其经济减速对我国的影响也要高于以往。
二是发达国家的政策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
美联储2019年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几率很大,由此可能对新兴经济体的资产市场、汇率和贸易等多方面产生较大冲击。
三是国际地缘政策的风险仍然存在。
中东地区持续不稳定,我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也更趋于严峻,对我正常经贸关系产生了一定干扰。
财政金融领域矛盾和隐患较多。
今年以来,我国财政金融形势变化较大,财政金融领域存在多种隐忧。
在财政方面,一是地方融资平台筹资能力和偿债能力趋于下降。
虽然目前对地方债务有多种测算,但政府债务高企,债务占财政收入比重持续上升几成不争事实。
调研发现,部分三、四线城市由于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减少,地方融资平台违约风险有所显现,银行也增加了对其放款的谨慎性,一些平台公司的筹资形势不容乐观。
同时,债务高企也将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
二是局部地区财政收支矛盾可能加剧。
受进一步扩大营改增试点、加大减税力度、房地产相关税收增幅明年可能有大幅回落等影响,加之取消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部分地方政府财政增收难度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为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调整经济结构、保障改善民生等,财政投入不断增加,财政支出压力相应加大。
在金融领域,由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在累积,银行信贷的不良贷款率在提高。
金融机构规避监管,高风险业务扩张过快,存在着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问题短期内难以明显缓解。
近年来,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局面趋于严重,明年仍然可能难以有效缓解。
一是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
目前工人工资基本以年均20%至30%的速度上涨,用工成本高企,加之需企业支出的附加在工资上的各类社保支出与工资的比例已达到0.5比1,企业负担加重。
二是税负水平较高,部分企业反映,目前企业所缴税费占企业利润总额的50%以上,甚至占营业收入的20%以上,企业难以承受。
三是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日益突显。
目前中小企业依然普遍面临着审批周期长、贷款规模较小等问题,银行在收取正常利息之外,还以咨询费、顾问费等名义收取其他费用,导致融资成本高企,目前正规渠道得到的贷款加上各种成本年利大约在9%至10%左右,其他渠道的融资成本更高。
四是目前产能过剩矛盾依然严重,从传统行业向新兴行业蔓延,也向上游资源类企业蔓延,持续影响企业总体经济效益。
房地产市场运行的不确定性增加。
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引发社会矛盾,并挤压其他产业发展空间,通过各种渠道对价格总水平的稳定也产生不利影响。
随着房产税的扩围、按揭利率水平的上升、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和一些三、四线城市供过于求,房地产市场也存在着一定的调整压力。
预测与建议改革需贯穿各领域各环节
在基本政策取向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预计明年国内经济整体将延续企稳回升态势,全年有望实现7.8%左右的增长
今年四季度在各项改革和政策措施实施效果逐步显现、外部环境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复苏加强等因素的支撑下,经济整体回升的基础将继续得到巩固,但考虑到去年四季度基数较高的原因,预计增速将不及三季度,约为7.7%,全年GDP将增长7.7%,与去年基本持平。
在基本政策取向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预计2019年国内经济整体将延续2019年下半年的企稳回升态势,全年有望实现7.8%左右的增长,较上年(2019年预测值)小幅回升0.1个百分点。
在国际大宗商品需求温和回升、国内消费持续增长的拉动下,全年价格形势稳中有升,全年消费价格指数预计上涨3%左右。
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结构调整的关键期和经济增长速度的转换期。
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改革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
要继续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的作用,增强宏观经济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特别是在具体政策工具运用、政策参数设置和不同政策组合上要具有足够的灵活性。
处理好促改革、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的关系。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完善事权财权配置。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探索新的货币政策框架,加强与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配合,增强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的灵活性,保持金融信贷环境的基本稳定,加强和改善金融监管。
尽快制订工作方案,落实好已出台政策。
做好投资规模测算和年度分解,制订切实可行的融资方案,使政策能够落在实处,要尽量集中资金完成在建续建项目,早建成早见效,避免遍地开花铺大摊子而留下烂尾的隐患。
在融资方面,要以改革的新思维用好民间资本和国有资本存量。
要加快制订公共私人部门伙伴关系(PPP)等政策,带动更多民间资本进入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供。
另一方面,要结合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加快国有资本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特别是产能过剩领域。
推进结构性减税,加大财政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要以结构性减税为中心,支持小微企业和结构升级。
一是在加快推进营改增扩围的同时,以税收优惠、加速折旧和贴息补贴等方式支持企业研发、设备投资和小微企业发展。
二是加快推行财产税、环保税和资源税等税种,加快资源性产品和公用事业价格改革,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保障程度。
三是加大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退税支持力度,减少由于人民币升值导致的利润损失和竞争力下降。
四是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项目,防止因财政收入减少征过头税。
适时适度微调,增强货币金融政策的针对性。
一是根据资本流出增大、外汇占款减少的新情况,适时适度微调,对冲形势变化对市场流动性的不利影响。
二是针对利率高企,企业融资成本上升,要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以减轻实体经济的利息负担。
三是按照“用好增量,盘活存量”的要求,加快推进呆坏账核销、资产证券化等工作,以腾出信贷空间支持重点领域的发展。
四是在创新金融工具的同时,要加强对不同金融产品的监管协调,防止监管套利和脱离监管,还要控制金融产品的复杂化,避免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空转。
实施消费分层调控,挖掘消费增长潜力。
针对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较大的现实情况,可实施消费分层调控政策。
一方面,合理引导高档消费,如对高档奢华性消费不是简单禁止,而是在严格数量管制的基础上实行高地价高税收高公用事业收费等政策,使之成为再分配的重要渠道。
另一方面,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对基本生活品实行低税率政策,以支持和扩大中低收入者的消费。
实施长效机制,加强和改善房地产市场调控。
一是加强对已出台的各项调控政策措施的监督落实,在限购、限贷不松动的条件下,应增加中小户型、中低价位商品房供应,满足普通居民自住型购房的刚性需求,同时要加快制定商品住宅市场“差别化”的信贷政策和限购政策,支持和保障居民的改善性住房需求。
二是继续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在资金筹措、规划建设、分配运营等方面的管理,增加市场有效供给。
三是完善住房用地供应体系和房地产税收制度,加快建立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长效机制。
近期应尽快扩大房产税征收范围,推进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实施,挤出投机投资和非自住及非正当获得的房源。
四是加强租房市场调控,提高对承租者的保护程度,在城市中心区对房屋进行空置管制,扩大出租房供给,防止房租过快上涨影响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内经济形势课题组)中国经济网
多元化、多样化、复杂化是当前国有企业用工的重要特征
贺锡强董党生张兆祥蒋亮平
国有企业劳动用工问题,不仅事关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及职工队伍的稳定,而且是加强社会管理与创新、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近年来,国有企业劳动关系总体是稳定的。
但是随着改革深化、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发展方式的转变、非公经济的发展和就业人员的增多等,其劳动用工关系趋于复杂化,一个时期以来,在一些区域和行业,各种用工矛盾凸显,劳动争议多发,群体事件不断,国有企业的劳动关系成为各方关注的敏感问题。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构建科学规范、和谐稳定的劳动用工关系,既是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更是国有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用工多元化下的风险
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业务涉及军工、石油、电力、粮食、化工、机械、电子、冶金、邮政、电信、金融、建筑等领域,既有劳动密集型行业,也有民生关联紧密型行业,关系国计民生。
据不完全统计,至2019年底,仅国务院国资委管辖的中央企业共有123家,用工总人数规模接近3000万人。
如果包含其他的国有企业(例如金融企业、各级地方国资委管理的国有企业等等)用工,其人数数倍于此。
国有企业不仅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也是改善民生、促进就业、维护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和企业的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
企业劳动用工形式多元化。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按照市场化取向,开始并逐渐扩大市场化用工的规模和方式,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随之出现了劳动合同工(有的又称聘用工)、劳务派遣工和非全日制用工(临时工)等各种用工方式。
在所调研企业南方电网公司,由于其行业特点及历史变迁的影响,其劳动用工状况也较为复杂。
从目前其员工构成上看,有全民工、省编员工、集体制员工、临时合同工、农村电工、劳务派遣工等多种类型,其中非劳动合同制员工比例大,成分复杂,占近1/3,有的企业甚至更高。
调查发现,在南方电网劳动用工总人数超过33万,其中劳动合同制约21万人,劳务派遣制约4.3万人,非全日制7200多人,其它用工近7万人。
职工在岗状态多样化。
在国有企业上述三种主要类型的用工中,每一种用工又有许多不同的在岗状态。
例如:
劳动合同用工中,除了正式在岗位工作的员工以外,还有:
一是企业在发展关联度较高的非国有性质的多种经营产业时,调整了部分合同制员工支援多经企业工作,但其劳动关系留在企业;二是为减员增效,安排部分年龄较大或能力不足的员工提前退休,俗称“内退”,这些人劳动关系留在企业,但没有正式岗位,只是到达退休年龄再办理手续等等。
员工来源渠道复杂化。
派遣制员工中,一是由社会劳务中介机构招聘劳动人员(中介机构和其签订劳动合同),派往用工企业工作。
二是前述的多种经营企业面向市场招募员工,派往企业工作等方式。
三是其它法人企业招聘员工,派往用工企业工作。
此外,一些国有企业在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由于劳动合同制度实施的不完善,还存在有些职工的用工主体为地方政府,有些职工甚至无明确的用工主体,但也在企业中长久工作的现象。
上述用工特点,使得国有企业在劳动用工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和新生问题也交织在一起不断显现,存在以下几方面较为突出的风险。
“同工不同酬”现象普遍,存在稳定风险。
一些企业内部相同的工作岗位上往往都有不同聘用主体和不同用工性质的员工在从事相同的工作,新人和老人、正式工和劳务工、固定工和临时工,不同身份的员工存在不同薪酬分配制度,就产生了同工不同酬、同岗不同酬的现象,使得员工在福利、社保和个人发展等方面,存在利益差距扩大的趋势,不同程度影响了员工工作积极性,也造成了不同身份的员工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矛盾越来越多,影响着企业的稳定发展,进而影响社会稳定。
以南方电网公司广西某供电所为例,同样从事抄表业务的员工,合同制员工(即所谓正式工)2019年上半年的人均工资为27226元,而劳务派遣制员工同期人均工资为13872元,二者相差1.93倍,收入分配差异巨大。
国企员工劳动主体模糊,存在法律风险。
随着国有企业劳务派遣用工的扩大,企业、派遣单位和劳动者三方权责不清,劳动关系由原来职工与企业单一的劳动关系,形成了派遣单位、企业和劳务派遣工三者关系,用工关系复杂化。
劳务派遣工的劳动合同主体为派遣单位,但是对其履行日常管理的是企业,用工主体和管理主体的不同导致一旦发生劳动纠纷,法律很难保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务派遣工、临时工等虽然与合同制员工共同工作,但是不能公平享受福利和待遇,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于派遣员工、临时工等的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存在不能完全按照规定足额支付的现象,尤其是社会保险(五险一金)往往不能完全覆盖或足额缴纳。
一些国有企业的员工被要求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清算工龄,而在原单位继续从事劳动。
以上这些不规范的做法,有悖于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存在法律风险。
劳动者劳动权益得不到公平体现,存在道德风险。
国有企业中复杂的劳动用工关系,导致了同工同岗不同酬、社会保险等福利不统一、晋升培训机会不均衡等不公平现象的存在,有碍于企业内部和谐。
另外,由于各种原因,大量非合同制用工无法加入各级工会组织,导致一些劳动关系矛盾在萌芽状态不能得到解决,加之有关法律支持、法律援助等方面的规章制度不够完善,使得非合同制员工更加弱势化,进而导致员工的一些合理诉求和权益无法得到保护,有失和谐社会“公平、公正”的原则,同时这种现象越来越受社会关注,存在道德风险。
双轨制用工的存在,加大了管理和改革的风险。
国有企业劳动用工呈现形式多样化的特点和“双轨制”并存的特征,企业内部出现了不同身份员工的工作积极性难以提高的现象,增加了企业管理的难度。
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员工退出机制不畅,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现有的正式身份员工在目前岗位上干多干少一个样,缺乏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非正式身份员工虽然干同样工作,由于身份界限难以打破,身份鸿沟无法逾越,再怎么干也是这个样,工作积极性也难以提高。
这些,都增加了企业管理的难度。
国有企业虽然一直在不断加大推进用工制度改革,试图实现市场化用工,彻底打破人员身份界限,建立一套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工机制,形成岗位和薪酬相匹配的分配制度,而在实际工作中,因相关的配套政策滞后或者不配套,特别是在社会保障和工资福利待遇等方面存在诸多的现实和历史问题,导致劳动制度改革推进相对缓慢,也影响了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推进的进程。
稳定国企劳动用工关系
构建科学规范、和谐稳定的国有企业劳动用工关系,涉及面广,任重而道远,需要社会各方和国有企业共同合力解决。
坚持政府主导。
规范劳动关系,解决劳动关系矛盾,不仅仅只涉及国有企业,其涵盖了国家整个社会化生产的各个环节,也包括不同所有制生产形式。
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统筹考虑,坚持政府主导、整体推进,分步分类实施,有效化解用工矛盾。
希望在国家层面上,加强统一部署、统一协调,加快构建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推进规范用工行为。
坚持政策引导。
目前由于缺乏有效的政策引导,企业对于解决劳动关系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化解劳动矛盾普遍存在动力不足和畏难情绪。
希望能进一步完善顶层制度设计,出台支持国有企业规范劳动用工的政策措施,帮助企业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同时,国有企业在规范劳动用工时也面临改革成本的现实问题,特别是对于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更是如此,需要政府有关部门根据不同情况给予政策帮助和支持。
坚持法律保障。
国家有关部门要以《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涉及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为基础,强化法律保障,加快出台支持国有企业规范劳动用工管理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尽快研究出台《劳动工资条例》等法规,构建健全、完善的劳动用工法律框架体系,确保国有企业劳动用工能够在法律框架体系内,规范有序运行。
坚持企业主体。
国有企业作为劳动用工的主体,要建立企业内部合理有序的岗位职系以及相应的绩效考评标准,完善以岗位贡献大小为主的科学合理的企业薪酬激励机制,实现企业内部的同工同酬、同岗同酬;尽快建立并严格执行一套针对岗位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机制;将现有的“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消除劳动用工的“双轨制”和“多轨制”,完善其相关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
坚持工会协调。
工会是协调企业劳动关系的一个重要组织。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目前国有企业中只有固定合同制员工(正式工)基本上能够作为工会会员纳入日常管理,其他形式用工基本游离于工会组织之外。
因此有关方面应尽快研究制定相关办法,将现在各种各样用工性质的劳动者统一规范地纳入工会组织中,以利于工会能够全面统一地开展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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