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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文化论文谈欧美创伤回忆录繁荣与发生的动因
谈欧美创伤回忆录繁荣与发生的动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文学出现了大量以记录和描述作者的创伤经历或面临的危机为主题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与传统的自传不同,它“关注的是自我无法理解的那一时刻”[1]118,以童年苦难、丧失亲人、犹太大屠杀、暴力、疾病、贫穷、吸毒等创伤事件为主要关切,这类回忆录被称为创伤回忆录。
创伤回忆录在近40年的发展过程中屡屡占据畅销书榜首,并摘得各类奖项,呈现出十分繁荣的景象,甚至成为职业作家喜爱的文类。
对此,雷·吉尔莫(LeighGilmore)认为是“创伤的时代与传记的时代发生了巧合”[2]16.
创伤回忆录的大量涌现不仅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也引发了文学界、文学批评界和文化界的高度关注和争论,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
一部分学者认为,创伤回忆录的繁荣犹如现在无处不在的谈话类节目,以窥探个人隐私为嗜好,说明现代出版业水平和价值水平的降低;另一部分学者对创伤回忆录的繁荣持欢迎态度,认为这是回忆录作者们去除一直困扰他们噩梦的健康方式,这些困扰他们的真实经历既不是窥探他人隐私,也不会对读者的文学敏锐性造成不良影响。
无论人们持什么样的观点,创伤回忆录已经成为一种我们无法忽视的现象,其影响力几乎渗透到我们所追踪的每一个话语领域,无论它是科学的或是文化的、专业的或是业余的、高雅的或是低俗的。
回忆录存在的历史已久远,但一直不被人们所重视,而创伤回忆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却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
因此,探究其发生与繁荣的动因成为创伤回忆录研究的首要问题。
1创伤转向:
创伤回忆录发生的文化语境
“创伤转向”是20世纪80年代末欧美国家最重要的文化现象,突出表现在人文领域学者对创伤研究的浓厚兴趣及创伤理论的繁荣。
现代性是创伤产生的根源,“从历史角度而言,现代性永远打断了我们一直所说的‘传统’经验的统一结构”[3]238,“与帝国主义、消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深刻地交织在一起,造成了20世纪人们的基本经验,如灾难性事件和全球的跨文化冲突”[4]24.尽管现代性早已让位于后现代和后殖民,或者哈特(MichaelHardt)和奈格里(AntonioNegri)所说的“帝国”,但近几十年发生的灾难性事件却将我们带回到战争、集权杀戮、现代化、帝国入侵和殖民征服对传统文化的毁灭造成的创伤,这些创伤对少数族裔、妇女、儿童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在20世纪后半叶,欧美批评理论一直受解构主义影响,将语言视为理论核心,忽视情感,批评理论变得越来越抽象,难以对现实问题提出具体解决方案。
创伤理论---重新将身体和情感引入理论范畴---似乎为批评家将高雅理论与具体事件联系起来提供了方法,为人们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搭建了一座桥梁。
创伤的心理学研究源于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的创伤研究经历了对女性歇斯底里症的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对战争创伤的研究及《摩西与一神教》中对文化创伤的研究三个阶段,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对创伤的阐释。
“他对创伤的类型、社会根源、心理症候和心理机制的研究分析,为此后的创伤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5]
然而,“创伤的心理学研究一直很少受到重视,每次都是在战争爆发后,当社会在解决战争幸存者心理问题方面遇到挑战时,创伤的心理学研究才会有所复苏。
”[6]220世纪70年代对越战退役军人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stressdisorder)研究便开启了现代创伤心理学的研究,并促使美国心理分析协会将PTSD正式列入其诊断手册。
其后,1981年美国耶鲁大学劳伯(DoriLaub)和哈特曼(GeoffreyHartman)教授主持,保罗·德·曼(PaulDeMan)、德里达、卡鲁斯(CathyCruth)、费尔曼(ShoshanaFelman)等积极参与的长达10年的纳粹大屠杀幸存者视频档案工程,通过录制的4400份犹太大屠杀证据,给长期默默忍受着创伤症状,却不曾受到关注,而今已步入老年的普通犹太大屠杀幸存者提供了发出了自己声音的机会,对犹太大屠杀的心理层面的研究正式开启。
创伤研究成为人文研究的新范式。
卡鲁斯和费尔曼最先转向创伤研究。
他们首先对犹太大屠杀的心理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被详细记录在劳伯和费尔曼1992年合着的《见证的危机》一书中。
这部着作与卡鲁斯的早期着作《无人认领的经历》(1986)及其主编的《探索创伤记忆》(1995)开启了人文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心理创伤研究。
此后,哈特曼(1994,1996)、拉卡普拉(DominickLaCapra,1994,1998)、罗森博格(MichaelRothberg,2000)对大屠杀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力。
如此多的着名学者,出版了如此多的大屠杀研究成果,学界一时间对犹太大屠杀表现出极大兴趣。
之前10余年在法国出版,但几乎未曾引起关注的一些回忆录,如戴尔伯(CharlotteDelbo)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伤痛经历的回忆录以及杜拉斯(MargueriteDuras)描述等待从集中营回来的丈夫的《痛苦》等,现在都被翻译成英语,并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引起关注。
克鲁格(RuthKluger)的《依然活着》(1994)等新的回忆录也逐渐成为创伤理论文本分析的基础。
创伤理论很快超越了大屠杀研究的范围。
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儿童暴力事件被曝光。
女权主义心理学家,如赫曼(JudithHerman)和布朗(LauraS.Brown),首先对PTSD定义中明显的男性偏见提出了质疑,指出强暴、殴打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与家庭暴力是女性和儿童的普遍经历,给他们造成了“无法言说”的创伤。
她们的质疑不仅源于他们治疗的很多遭受暴力的女性患者现在愿意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而且源于女性患者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儿童时期遭受性暴力的症状。
赫曼的《创伤与复原》(1992)是赫曼20年“对性与家庭暴力受害者所做的研究与临床工作的成果”[7]10,从女性主义的观点描述了受创者---尤其是遭遇性侵害和家庭暴力的女性和儿童---所表现出的创伤症候,提出了创伤复原的三阶段:
“建立安全感、重建创伤故事、恢复幸存者与社会的联系”[7]11.这本书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很快成为畅销书,并在1997年再版。
而布朗批评1984年PTSD诊断定义存在性别偏见的那篇文章在其他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3]100-112,同时在心理学家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针对儿童性暴力的记忆复原(recoveredmemories).儿童和女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受到鼓舞的女性和童年遭受过虐待和贫穷的人们终于敢于将自己一直隐秘在心的伤痛讲述出来,并希望因此而治愈自己的创伤,苦难回忆录(miserymemoirs)和女性创伤回忆录一时出现繁荣。
“‘苦难回忆录’是英国《书商》杂志创造的一个术语,描述自1995年佩尔泽(DavePelzer)的《被称作‘它’的孩子》和1996年麦考特(FrankMcCourt)的《安杰拉的骨灰》以来出版界的一种现象。
”[8]115很多“苦难回忆录”都遵循一个模式,即记录作者如何战胜童年遭受的虐待、贫穷和失去的悲惨经历。
《一个被称作“它”的孩子》及其续篇从一个孩子的视角,用真实而略显笨拙的语言讲述了佩尔泽童年遭受母亲虐待的经历;《安杰拉的骨灰》讲述了麦考特在贫困中成长的经历;艾格思(DaveEggers)的《一个惊人天才的伤心之作》(2001)则记录了艾格思因父母患癌症相继去世,他不得不承担起弟弟父亲的角色而承受的痛苦。
女性创伤回忆录则以遭受暴力侵害和失去亲人对自己造成的心理创伤为中心主题。
失去亲人的回忆录是20世纪90年代后女性回忆录的发展方向。
米勒(NancyK.Miller)在《公共话语,私人生活》一文中曾经预言:
以失去父母(亲人)为中心的女性回忆录在21世纪将成为主流。
她的预言是正确的,一批女性作家已经崛起,向世界呈现她们悲痛的故事。
英国作家莫里森(BlakeMorrison)的《最后一次见到你父亲是什么时候?
》(1993)书写了她对父母死亡的思考;柯尔(SusanLetzlerCole)的《思念爱丽丝》(1998)、贺希(MarianneHirsh)的《家族结构》(1997)、赫曼(AnneHermann)的《来自另一世界的信》(1998)等讲述了失去母亲的伤痛;而卡普兰(AliceKaplan)的《法语课》则描述了死去的父亲对她的困扰。
然而,女性创伤回忆录描写较多的是乱伦和性侵,这类回忆录的作者写作回忆录的目的是治愈暴力侵害的创伤。
因为这类创伤事件突发性、隐秘性的特点,受害者总是生活在幻觉和噩梦之中,叙事缺乏连贯性,呈现出叙述者情感断裂和人格分裂的特征。
弗雷泽(SylviaFraser)幼时遭受父亲的性侵害,这一乱伦创伤一直影响着她成年之后的生活,甚至婚姻,因为她时常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所困扰。
一次在观看电视采访时,看到一位朋友讲述曾经受到父亲的性侵,她才意识到父亲曾经对自己所做的一切。
她决定写作回忆录《我父亲的房子》(1989),将曾经深藏在无意识中的一切讲述出来,以治愈自己的创伤。
回忆录中不断出现闪回和意识断裂,身份分裂成为她生活的特征。
然而,通过写作,一个新的自我正在慢慢诞生,她逐渐从创伤中走了出来。
西伯德(AliceSebold)虽然被警察认为很“运气”,因为之前有位姑娘在她被强奸的同一地点被强奸后杀害,但她的《运气》(1999)呈现的是暴力强奸对她的持久影响。
大学一年级时,西伯德在大学校园外被强奸,这一创伤经历对她之后的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其后的15年,她时刻被恐惧、害怕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所困扰,难以建构自我身份,走出创伤。
神经科学家柯尔克(BesselvandeKolk)等通过科学的工具解释了创伤对大脑运行机制的影响,指出创伤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记忆,它影响的不只是意义的生成,而且会造成正常情感的断裂,引发恐惧、害怕、震惊等情绪。
在创伤期间,大脑只有感觉区---大脑扁桃体---处于活跃状态,而生成意义部分---理性思维、认知过程---的大脑皮层已然关闭,因为创伤的影响太大,在大脑认知系统中无法记录。
贾内和弗洛伊德扑捉到了这一本能过程,但是因为没有后现代的工具而无法进行证明。
卡鲁斯等心理分析学家接受了这些理论,认为正因为创伤经历尚无被赋予意义,因此,创伤事件会通过梦境、闪回(flashback)和幻觉等困扰着创伤主体。
无论是犹太大屠杀回忆录,还是苦难回忆录和女性创伤回忆录,创伤记忆及创伤造成的情感断裂都是他们描述的主要内容,他们一方面验证了创伤理论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又作为创伤理论阐释的文本基础,以其独特的形式见证着受创者的痛苦经历。
创伤回忆录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其直接原因是创伤转向创造的文化语境,同时,创伤回忆录的发生和繁荣也离不开其重要的政治语境。
2见证:
创伤回忆录发生的政治语境
长久以来,白人男性是自传和回忆录创作的主体和被评论的主角,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严重疾病患者及残障人士等边缘群体一直被排除在自我叙述行为之外,他们的声音一直被压抑。
20世纪70、8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身份政治支持后殖民、少数族裔、女权主义、同性恋以及疾病书写,为回忆录写作创造了“颠覆和修正的可能”[9]595,为回忆录写作主体的变化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政治语境。
妇女、少数族裔、严重疾病患者等被排斥、压抑、剥削和遭受暴力的弱势群体,以“记录我们的不满”[10]99的回忆录形式见证了他们的伤痛,向社会发出不满和愤怒的呼声。
“就美国而言,30年的政治造成了女性、黑人、同性恋见证的井喷,之后酗酒、家庭暴力、性混乱、儿童夭折引起了政治阐释的关注。
他们每个人都有故事要讲,有灾难要叙述,有回忆录要写。
”[11]
正如吉尔莫所说,“如果没有近30年来社会政治运动使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们都可以出版讲述自己经历的着作的话,时下回忆录的繁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女性、有色人种、同性恋、残疾人以及暴力受害者都通过阐述受压迫者的经历,创造新的关注,为自我再现的不断拓展做出了贡献”[2]16.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语境下,创伤回忆录作为见证的工具见证了这个时代,影响着这个时代,“成为我们与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事件联系的重要模式”[12]5,成为边缘群体反抗压迫,争取公民身份、国家身份的政治武器。
见证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在艾滋病回忆录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在英美,艾滋病回忆录大约始于1986年,这些回忆录以第一人称形式按照时间顺序记录病情,尽管是片段的、不连贯的,叙述形式或叙述缺乏一致性,但是可以记录患者病情突然恶化、新的治疗方式不断变化、甚至死亡的现实情况,将西方国家想要作为个人隐私隔离的东西公开化。
艾滋病主要是由政府和大众媒体控制的全球性复杂疾病,通过展示那些在道德上受到谴责的少数群体的死亡规劝人们性的“纯洁”,这些少数群体包括男同性恋者、使用静脉注射吸毒者、无知或迷信的非洲人[13]102-103.在西方,艾滋病主要与男同性恋者联系在一起。
因此,艾滋病回忆录是“文化领域违反文化期待的一种文类异常现象”[14]5,它“处于文化边缘,从文化边缘的角度来讲话”[14]33,见证着钱伯斯所描述的“余波(aftermath)社会”文化对“集体创伤事件的否认”[14]xxi.在《借来的时间》(1988)、《致没有拯救我生命的朋友》(1990)及《这片黑暗的荒野》(1996)这样一部部艾滋病回忆录中,像蒙尼蒂(PaulMonette)、吉贝尔(HerveGuibert)及布落基(HaroldBrod-key)这样的一个个艾滋病患者以亲身经历见证了当代文化对男同性恋和艾滋病的偏见和冷漠,政府在艾滋病研究经费上的不作为;艾滋病患者也在回忆录的写作和自己的死亡中获得了权威:
“死亡造成的影响被保存了下来:
生存下来的原因被记录下来,甚至死后的行为模式被描述出来。
”[14]5艾滋病回忆录通过见证,公开了艾滋病造成的创伤及其不可治愈的压力,鞭策读者面对未来、采取行动,直至其在医学上和政治上得到解决。
艾滋病回忆录驱动了20世纪90年代初疾病回忆录的大量涌现,并成为这一潮流中的一部分。
疾病回忆录是近三四十年来最引人注目的回忆录形式,考泽(G.ThomasCouser)指出:
“大肆宣传的‘回忆录的繁荣’也是残疾传记写作的繁荣,尽管出版商和书评家很少承认这一点。
”[15]2疾病回忆录实际上是一种“病志”,是患者本人对其病情所做的自传性叙述,或其伴侣、子女或照顾病人的人以第三人称书写的回忆录。
“病志”这一文体最早源于癌症回忆录,早期受到学界的关注是因为桑塔格(SusanSontag)的《疾病的隐喻》(1978)和罗德(AudreLorde)的《癌症日记》(1980).疾病回忆录涉及的疾病类型很多,如艾滋病、抑郁症、多发性肝硬化、自闭症及一些罕见疾病,已成经典的疾病回忆录如斯泰伦(Wil-liamStyron)描述其抑郁症的《看得见的黑暗:
一部疯癫回忆录》(1990)、鲍比(Jean-DominiqueBauby)的闭锁综合症回忆录《蝴蝶与潜水钟》(1997)及纳齐尔(KarmanNazer)的《自闭症者的故事》(2007)等。
疾病回忆录的兴起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物医疗技术主宰医疗行业的非人性化治疗方法有关,各种医疗器械的成倍增长,造成了很多错误治疗或不恰当治疗,疾病回忆录中有很大一部分对这种现象进行指控,疾病回忆录作者以个体的切身经历见证了个体作为病人所经历的人格丧失和无声状态[16]11,呼吁修改法律、修正医疗条款,提倡更为科学的治愈疾病的方法。
同时,他们对人们的偏见提出抗议,鼓励读者重新思考和看待病人和残疾人。
而一些通过被正统科学摈弃的治疗方法幸存下来的幸存者的回忆录给患有同样疾病的读者以建议,提供治愈该疾病的有效的方法、安慰、支持或自助的生活经验和教训。
《百忧解日记》(1998)讲述了作者斯拉特(LaurenSlater)26岁患有抑郁症后近10年的治疗过程和用药经历,揭示了医疗制度对病人的压迫及对病人正常需求的漠视,从“病人的角度”描述抗抑郁症新药百忧解(prozac)的作用以及医学、科学、大众等外部力量与病人内在感受之间的冲突。
这部回忆录运用丰富的修辞手法,如多种叙述层次、文本材料的并置,丰富的隐喻,具体的细节,“官方”文献的整合等,揭示了作者的多重心理层面:
她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个体,而不只是一个像主流话语对精神病人的认识,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只有一个层面。
通过这部回忆录,作者见证了医疗制度对精神病人的压迫所造成的病人独立人格的丧失,以及病人对抗医疗制度,建构自身主体性和自我身份的努力。
如果说《百忧解日记》见证的是医疗制度对普通患者的压迫和漠视,那么《一张脸的自传》则见证了白人女性美国梦难以实现的文化困境。
格里利(LucyGrealy)患了颌骨癌,手术后面部出现畸形,其自传主要讲述了面部畸形给她造成的心理创伤和挫折。
格里利认为,美国社会以美貌来衡量女性的价值,认为美是女性身份和价值的标志。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自己“丑陋”的面容,不仅使其失去了价值,也失去了作为女性的身份;在美国这个所谓的“希望之地”,她不仅在寻找个人幸福中屡遭挫折,而且经历数不尽的歧视;美国并没有实现对她的承诺,她必须走“出去”.在自传的最后,当格里利坐在欧洲(可能是柏林,也可能是苏格兰)的一个咖啡馆里,与一位她刚碰到的男性交谈时,“手掌感受着杯子的温暖”,她似乎“可以看清自己”[17]222-223,在美国之外,她找到了家的感觉。
斯拉特和格里利以白人女性的经历见证了疾病和残疾给女性造成的生存困境,而《女勇士》以少数族裔女性的经历见证了美国神话的虚伪。
汤亭亭是美国华裔作家,其回忆录《女勇士》(1977)通过汤亭亭在旧金山的成长经历,见证了美国大熔炉神话主导和代言的移民女性美国化的另类故事。
作为华裔移民的女儿,汤亭亭既感到自己是美国的旁观者,又感到与父母所坚守的中国文化价值观之间的距离,这就是亚裔美国女性与两种文化关系协商中的状况:
试图参与到两种文化之中,但最终或许无法归属于任何一种文化。
通过一个美国华人家庭的艰难融合以及两种文化对女性的压迫,《女勇士》拷问着“美国的”价值,用贝兰特(LaurenBerlant)的话说,就是对自由、平等的民主原则的“国家承诺(nationalpromise)”和美国梦神话的承诺[18]10-15.汤亭亭的经历说明,美国国家认同的价值与汤亭亭这位讲述者/见证人的实际经验和感知是相违背的,因此,《女勇士》就是要向国内外的读者发出伦理呼唤,要他们清楚民族共同体倡导的价值与实际行为并不一致。
通过呈现对美国民主的“国家承诺”的严重不满,《女勇士》成为“受压迫者的文本”,在此,汤亭亭实现了为自己和她所属的身份群体发声的政治和伦理目的。
可见,“自传既是见证压迫的一种方式,也是通过群体的文化铭刻和认同赋予主体力量的一种方式”[19]97,它既“激励作者所属共同体的人们,同时教导无知者了解社会的真实”[20]37.
遭遇疾病、种族、文化、心理逆境的幸存者通过讲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真切故事,重构了一个个被排挤到霸权结构边缘的破碎的自我。
回忆录写作本身就是这个破碎自我的证词,是对现有意识形态的对抗,而且永远无法脱离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承担着抵抗社会文化中不公正、不健康蔓延的伦理责任。
创伤回忆录的故事讲述者以自己所见证的一切影响着他人,影响着这个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社会疾病的治疗者。
3治疗:
创伤回忆录发生的功能语境
回忆录写作的治疗与复原功能是创伤回忆录发生的内在驱动力。
弗吉尼亚·伍尔夫童年时代曾遭受同父异母哥哥乔治·达科沃斯的性侵犯,这一“创伤余悸”对其影响深远[21]14.迪沙佛(LouisedeSal-vo)通过对伍尔夫自传的研究指出,伍尔夫的全部自传都是由这一事件决定的,她的自传听起来像是一部自助教科书,然而“像很多其他女性的自传一样,也是一部描写战胜各种困难获得生存和成功经历的自传”[22]13.亨克(Suzette.A.Henke)在对女作家回忆录的研究中也指出,杜丽特尔(HildaDoolittle)反复重写的自传与她童年时代和战争带给她的创伤有关(如兄弟的死亡,丈夫因为战争精神失常等事件),通过一次次的重写,她的自传“将一个破碎的自我逐渐塑造为一个能够抵御各种创伤的前后一致的主体”[23]xix.伍尔夫与杜丽特尔的例子似乎从个体受创者的角度回答了“为什么写回忆录”的问题:
治疗创伤。
“创伤是对不可承受的突发性或灾难性事件的经历,经历此事件的人对事件的反应往往是事后的,无法控制地以幻觉和其他侵入的方式重复着。
”[24]11换句话说,“创伤事件在发生之时未能被充分理解或体验,但是在事后,该事件却反复纠缠事件的经历者。
准确地说,遭受精神创伤就是被一个形象(im-age)或一个事件所控制”[24]4-5.尽管创伤记忆挥之不去,但却是“沉默而不变化的”[25]175;它“不会像成人的普通记忆一样以语言和线性的叙事方式被编码”[25]37,而是会像婴儿的记忆一样以“强烈而栩栩如生的感觉和视觉图像”铭刻在大脑中[25]38.根据病理学的解释,创伤记忆构成了一种前叙事,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只是保持原有的模式,不带任何情感色彩,以图像和视觉的形式不断重复地侵入受创者的意识之中,这种闪回有时每天会出现几百甚至几千次,反复困扰受创者的意识,直到最后变成一种执念。
卡鲁斯认为,创伤经历造成的后果是“大脑对时间的经验发生了断裂”[24]61,经验的断裂严重地扰乱了个体的心理、阻碍了个体的记忆、损坏了其用语言表达事件的能力、使个体的自我产生分裂,进而导致主体的情感和记忆成为碎片。
创伤造成的这种碎片“破坏了以完整的方式正常运行的复杂的自我保护系统”[3]34,“打碎了与他人关系中形成和保持的自我的建构”,“将受害者置于生存危机之中”[3]51,使其像地球引力一下子失去了对我们的控制一样,失去了精神支柱,失去了原来的自我,失去了身份。
为了打破这种折磨人的重复循环,将受创者从危机中解救出来,受创者必须将创伤经历引向意识层面,从而对创伤经历进行重演和重新解释,以重新确立自己的身份和生命的意义。
赫曼认为,创伤复原过程需要经历三个主要阶段:
建立安全感、重构创伤故事、恢复幸存者与社会的联系[7]11.而写作,尤其是自传/回忆录写作是受创者重构创伤故事并与社会建立联系的最为安全的方式之一。
斯塔罗宾斯基也指出,“一个人只有在生命发生巨变的情况下才可能有足够的动机来写自传”[26]78,“危机是自传的种子”[27]4,自传源于生活中的变化或断裂,成为对生活的反思,处于人生经历中连续与断裂的张力之中。
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基本前提是谈话治疗,即通过交谈将压抑的记忆引导到意识表层,通过语言和想象宣泄情绪,但前提是需要一位具有耐心、同情心并认同讲述者的倾听者。
回忆录写作过程犹如谈话过程,也是一个讲述过程,在写作过程中作者面对的是一位想象中的、富有同情心、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耐心倾听其讲述并认同其故事的倾听者。
回忆录作者没有顾忌,可以尽情宣泄自己的情感。
这种讲述过程比谈话方式的讲述给创伤故事讲述者更多的安全感,使其更自在和舒适。
因此,回忆录写作是个体情感宣泄的最安全的方式之一。
对于受创者来说,有了安全的情感宣泄的环境,要想走出创伤,还需要将无意识创伤经历即“把故事,包括故事中的图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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