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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投资者与收藏家距离多远
艺术品投资者与收藏家距离多远?
一个绘画市场有目共睹的现状和隐忧是,投资者的比例大大多于收藏者,一个长期被批评者指责和争议的,仍然是投资者的比例大大多于收藏者。
随着艺术市场的日益繁华,艺术品却似乎距离收藏家愈来愈远。
那么,绘画投资者和收藏家的身份是否一定格格不入,二者之间是否永远遥不可及?
“庋而藏之”――现实中难以成真的收藏家梦想
何谓“收藏家”?
某些人认为,“真正意义的收藏家”,应该如中国古代那种能够“收藏一辈子,传承几代”者,他们即使有投资心理,也只是“长线投资”。
并且据此判断,因为目前国内大多数艺术购买者“买后能把玩五至十年者也甚少,多在短线炒作逐利”,所以“很少有真正意义收藏家”的市场繁荣是不健康的。
笔者并不否认艺术投资者与收藏家之间的区别,也不赞同单纯地以热钱投机艺术取利,但更愿意把“收藏”和“收藏家”当作一个历时性的概念,考察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含义。
在中国古代,艺术收藏并不具有普遍性。
除皇家的宫廷收藏外,民间私家收藏不外乎两类:
“贵族世家收藏”和“文人士大夫收藏”。
前者为“有钱人”,后者为“雅人”,可以臻于上境成为“收藏家”的,几乎都是“有钱且雅”者。
尽管到清代之后,出现了规模颇盛的商人收藏群体,但其中多为具有好古之风的儒商,他们仍然是“雅且有钱”。
此外的普通人,几乎不可能参与艺术品收藏活动,更遑论成为收藏家了。
彼时的“收藏家”能够从艺术收藏中得到审美陶冶和性情愉悦并多成为卓著的鉴赏者和研究者,重要前提之一是具有文化修养和藏鉴能力的储备。
而更重要的前提之二,则是具有能够“对藏品不以财产相视”的财力储备。
经历几代人的财富积累和收藏积累,他们才可能对藏品“从来没打算,也没必要卖”。
说到底,中国古代的艺术品收藏既是“精神贵族”们的游戏更是“经济贵族”们的特权。
历数古代以收藏为尚并列籍“收藏大家”行列者,除了皇帝,便是贵族官僚或士夫富贾,宋元以降的米芾,范钦、项元汴、孙承泽,粱清标、安岐,卞永誉、黄丕烈、陈介祺,罗振玉、傅增湘张伯驹等等,概莫能外。
艺术收藏和收藏者的成熟,必须有良好的文化环境和经济环境,前者可以使其避免心气浮躁,后者可以便其富而思文。
正因为中国古代收藏者有能力对艺术品只为日常把玩,而不以保值为目的,所以尽管宋代之后,古玩艺术品已经作为商品大量挺进市场,但其保值和增值功能并不明显,艺术品多“在库”而少“在途”,其价值一直多体现为被当今批评者所推崇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因为中国古代世家收藏和文人收藏形成的“非营利”传统,导致如今的“正统”收藏观念,仍然排斥收藏的经济效益。
然而,昔日的“收藏家”群体随着旧时的帝胄官贾阶层消失后,古代收藏大家们的“庋而藏之”模式,只能是远逝的梦想。
因为“有钱而雅”不可能一蹴而就,成就新的收藏家仍然需要长期的积淀过程,所以,对当代平民阶层的收藏提出古代“贵族”式的要求,显然过于苛刻。
当前,中国百姓的日渐富裕不过20年,大众收藏热和艺术市场的兴起也只有区区10余年,普通民众对艺术品的鉴赏能力和水平的积累都还相当肤浅。
因为“乍富还贫”,民间收藏者从藏品交易中获利的意识在所难免,购藏价值取向必然出现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从整个收藏史甚至文化史来看,当下斥资艺术品市场的多为“有钱或钱虽不多但特想发财者的投资获利方式”,确实是畸形的收藏心态。
但是可以看到,其中仍不乏颇具收藏知识和艺术兴趣者,也不乏由投资获利而深受陶冶,始购之而后藏之者。
所以,不应该武断地认为所有运作艺术品的“经济贵族”或“准经济贵族”,永远没有成为新“精神贵族”的可能。
走向当代的中国收藏,既不能完全复归传统,也不会与传统完全相悖,会走出一条有特色的新路。
如果仅以“买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再轻易拿出来卖”为标准当下艺术市场中当然几乎没有“真正意义的收藏家。
”但如果我们乐于将市场参与者的“在途”看作走向未来“在库”的准备阶段,就可以相信,“买的人不懂,懂的人没钱”,只是在转型期间的个暂时性的尴尬。
“购而藏之”――从贫民收藏向富人收藏的当代转型
当然收藏也并非永远以金钱为后盾。
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制约,出现了“中国收藏史上从未有过的”收藏与金钱无关的状况。
正如“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馆长马未都自报家门时所云,当时“好多从来都特别值钱的文物突然不值钱了”,他成功的原因便是“早于别人20多年进人无人涉足的领域”,入行时恰恰赶上了那个“干载难逢的夹缝”。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仍不允许个人经营文物,即便自家祖传者也不可以私自出卖,民间购买文物古玩的需要,只能求助于自发形成的“黑市”。
在“什么东西都不值钱,几块钱就能买一件好东西”的年代里,甚至出现了“谁买东西谁就是太爷,都追着你卖”的有趣现象。
在1982年颁布新中国第一部《文物保护法》前的数十年,是我国文物市场的空白期,也是少数平民收藏者的“机遇期”,完全属于大部分人都没钱的“平民收藏时代”的收藏,完全是消费性质的。
探讨马未都是否徒有“收藏家”虚名并不重要,但称呼其为借助“平民收藏时代”崛起和获益的“大玩家”则是恰如其分的。
不过,“没钱而能雅”的时代是易逝的。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民收入的稳步提高,民间收藏逐年升温。
继80年代集邮、集币热后,90年代起古玩艺术品收藏势头高涨,由于海外买家的推波助澜,中国现当代绘画也逐渐成为收藏新热点。
当时,北京民间艺术品旧货市场的成立,意味着文物由国营文物商店垄断的局面被实际上突破,文物艺术品市场大门终于异常艰难地打开了。
2002年10月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规定,公民合法持有的文物可以相互交换或者依法转让。
民间收藏者既可以依法继承或者接受赠与,以及从文物商店和文物拍卖企业购买来获取文物,也可以将藏品卖给文物商店和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或者通过拍卖企业出卖。
民间收藏合法地位的确定和民间藏品流通渠道的疏浚,不仅使民间收藏的变易量加大,也使民间收藏热继续升温,快速提高了全民的收藏意识。
艺术品市场日渐火爆的当下,被认为正处于继北宋末年、康熙年间、清未民初后的第四次全国性收藏高潮。
只要收藏品进入市场流通,其经济价值必然凸现出来,在7000余万的收藏者当中,聚焦于藏品升值空间者大有人在。
由于某些藏品年升值率高速30%至50%,艺术品市场被描绘成一个低投入,高回报的投资舞台,艺术品收藏被认为是继股票、房地产之后最火的投资方式,越来越多地把收藏当作可靠投资手段者,成为收藏界的主力,其流动资金的大量输入,又助推了文物艺术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扬。
特别当2003年中国股市跌底后,艺术品市场迅速膨胀,形成了艺术品收藏热潮之后的全民性的艺术品投资大潮。
“当时无非就是想换一个冰箱,一台彩电拿出来”的东西,如今却“可以把一个冰箱厂给买下来”,这既是对藏品价值的认定和实现,也反映了中国民间收藏20年间经历的由“贫民收藏”向“富人收藏”的转型。
收藏和收藏家含义都发生了改变后,人们不再可能只关注艺术品的艺术价值,而对其经济价值无动于衷。
价格既是衡量艺术品价值的重要标尺,甚至也是衡量收藏者成功度的重要指标,已经成为藏界最吸引眼球的焦点和亮点。
当前“真正愿意收藏,玩得起买得起的收藏家很少”也在表明,转型后的艺术收藏,金钱是难以回避的重要条件。
遵守“贫民收藏”时代“精神贵族”式的收藏规则,单纯以收藏知识为资本荣获“收藏家”盛名的梦想已经难以实现。
套用那句俗话: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使更多的购藏者将文物艺术品视为其一生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成为终端的艺术收藏贵族,还有十分漫长的路程要走。
“投资而藏之”――投资者距离收藏家并不遥远
从表面上看,目前介入艺术品市场的投资者,都是以金钱为尺度和手段。
但由于投资动机、结果和对艺术市场产生影响的迥异,可以将其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纯粹以赚钱目的入场,将艺术品当股票的“艺术投机者”;二是拥有雄厚资金和高端“学术智囊团”支持的企业家。
他们既不同于数十年前“捡漏”的艺术爱好者,更不同于当前短线取利的艺术投机者,而是对艺术持赏玩态度的“艺术大玩家”。
因为二者所携的经济资本超出了原艺术圈话语权的掌控,所以遭至4了众多艺术批评者的激烈反对。
然而,在商业化社会中,将多关心投资回报的“艺术品投资者”和不为获利的“真正收藏家”严格区分开来,是简单粗暴的。
由于艺术走向市场后,艺术接受者拥有了与艺术家和批评者平等的位置,他们有权利选择对艺术采取“赏玩”或者“牟利”态度,也有能力选择对艺术品进行长期投资或者短线炒作。
所以比较理性的做法是,以发展和包容的心态去发现投资与收藏的相容之处,甚至寻找投瓷者成为收藏家的可能。
实际上,参与艺术市场伺机牟利的“艺术投机者”与收藏者的身份界限是模糊的,在市场进程中可能随时互换。
原来的“纯粹收藏者”,未必绝对没有取利企图,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是此轮市场投资热的参与者和获益者;同时,很多由金融或房地产领域转入的投机者,在高价购八的艺术品滞压后,已经转变为事实上的收藏者。
在艺术市场的初级阶段,大量涌八的商业资本所主导的经济利益取向,也有其积极作用,它是促动艺术品交流和艺术生产的助燃剂。
虽然21006年后,“投机者”将大量资金换手到暴涨的股市,造成了艺术市场的低迷,但之前的艺术市场持续火爆同样应该归功于他们的资金投入。
以大小艺术品拍卖带动的投资者踊跃参与,已经使艺术收藏从少数人把持的“小众游戏”走向大众运动。
可以设想,如果排斥了所有的投机动机,目前活跃的艺术品市场将失去不止“半壁江山”。
相信多数人决不希望艺术市场重现90年代前期的不温不火,甚至80年代前期的萧条冷落局面。
相对于盲目逐利且“财寡气短”的小型艺术品投机者财大气粗的“艺术大庄家”从艺术收藏资金的投入中,不仅仅赚取了金钱,更赢得了收藏者的眼光和收藏家的身份。
事实上,随着中国收藏者个体实力和总体人数的日益壮大,艺术品投资的概念正在发生改变,收藏者群体也在分化之中。
高端的艺术品投资者从单纯地追求“金钱效益”转向了追求“品牌效益”和“身份效益”。
大量来自金融、房地产,私营企业的购藏者,将艺术投资作为高雅的文化象征,他们建立的大量集收,购,藏,展、售于一体的私立博物馆和美术馆,成为其展示经济实力与炫耀社会地位的手段。
这种意义所主导的艺术品投资,实际上已经是个人或集团的高品位精神性消费,以购买陆俨少《杜甫诗意百开册页》而轰动全国的“南京长风堂”为代表的一批“艺术大玩家”,已经是当下名副其实的大“收藏家”。
虽然并非所有的艺术投资者都会成为收藏家,正如批评者看到的目前国内不少纵横艺术市场的富豪,“只是附庸一时风雅,至于什么是艺术收藏,连入门都谈不上”。
但是未来中国的多数民间太收藏家由今天的投资者转变,却是无疑的,他们将是引领中国艺术品市场未来走向的旗帜也是支撑现实中国艺术市场的脊梁。
正如艺术作品的意义不仅在于创作行为本身,还在于它对整个艺术世界的影响;艺术收藏的意义也不仅在于收藏行为本身,还在于它对整个艺术流程的作用。
在不同社会条件下,应确定不同的衡量收藏家成功的标准,目前收藏在途“与在库”的多寡,并不是衡量艺术市场健康与否的唯一标志,从艺术投资起步“由乱而治”,是中国艺术市场走向真正收藏市场的必由之路。
批评者倡导的收藏“纯粹性”只是其美好的理想和未来趋势,它的实现需要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马未都“中国还没有真正收藏家”之说所表达的“恨铁”之情是可敬和可爱的,但如果因此不仅打击了纯粹“艺术投机者”,而且伤害了并非投机的“准收藏家”和“现收藏家”们,则得不偿失。
有人悲观于奥运会之前艺术品市场难以再现“牛市”,而在笔者看来,这种低迷却是真正收藏家在“沧海横流间”尽显英雄本色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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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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