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先秦诸子散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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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先秦诸子散文
第四章先秦诸子散文
一、概述:
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学术的兴盛
1、兴盛原因:
该时期为重大的历史变革时期,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随之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初税亩的实施标志着封建制的萌芽和出现。
为了给国家找出路,士的阶层开始出现,而且愈来愈显示其特殊的作用,种种治国安民的学术思想也纷纷涌现出来。
农业、工业、商业的发展,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了异常繁荣的景象,社会分工也由粗到细,一部分人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而出现——士,并且受到了当时统治阶级的重视。
士著述立说,各抒己见,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动,也促使了当时在思想上、文化上、外交使节上等一系列重大的变化:
(1)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的衰落,打破了官府垄断文化的局面,(殷商和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学校都由官府主办,并且只是为贵族子弟而设。
)由于经济政治的变动,王室衰败,社会动乱,文化典籍疏散民间,官学败坏,出现了文化下移的现象,文化由贵族移到士的手里,出现了私家著述,私人讲学的现象。
(2)经济的发展促使了各国之间的频繁交往,也出现了交通便利的大都市,使得各种思想文化得到广泛传播。
(3)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促使了人们的思想的变动,动摇了殷商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天命思想。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小戴礼记·表记》)。
一切都归之于天命,凡事取决于占卜。
这个时期,社会出现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学术流派和一些新的思想。
2、先秦诸子散文的代表作品和发展阶段:
(1)先秦诸子这要是九流十家:
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前为九流),小说家:
儒家:
《论语》、《孟子》、《荀子》
道家:
《老子》、《庄子》
法家:
《商君书》、《韩非子》
墨家:
《墨子》
名家:
《公孙龙子》
纵横家:
《孙子》、《吴子》
杂家:
《吕氏春秋》
(2)发展阶段:
(1)春秋战国之交的散文,以《论语》和《墨子》为代表。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主要经典,不但集中记述了孔子的言行,而且具体展示了孔子与其弟子的神情语态,是一部语录体的散文典范;《墨子》是在对话中杂有议论的文字,初具说理文的规模。
(2)战国中叶的散文,以《孟子》和《庄子》为代表。
这个时期是各国兼并最激烈、矛盾最尖锐,政治活动最频繁,百家争鸣的全盛时期,如果说《孟子》还尚属是对话式的论辩文的话,那么,《庄子》就开始突破了对话体,向专题论文过渡了。
而它们共同的特点是:
语汇丰富,注意文章的形象性和感染力,文学性较强。
(3)战国末期,七雄争胜,秦国最强,统一势在必行,思想家们已在为新王朝的建立作思想准备,代表作为《荀子》和《韩非子》,其特点是:
它们都体制宏伟,注意文章的结构和修辞,逻辑性强,反映了先秦说理文的最高成就。
老子与《道德经》
老子,亦称老聃,是春秋末年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
关于他的生卒年代和他的身世,已不可考。
据司马迁说,好像孔子还曾经向老子请教过“礼”。
他曾做过周王朝的史官,后来,他眼看着周朝衰败,就回到他的老家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去做隐士了。
现存《老子》一书,又叫《道德经》,是一本富有哲学内容的书,它是以民间谚语写成的韵文体理论文字,全文五千多字。
虽然这本书成于战国初期,为其弟子整理而成书,在流传过程中或有增益,但基本上可以代表老子的思想。
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的汉墓中发现了《老子》帛书,其编排方法与传统《老子》不同,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文字与今本稍有出入。
1993年,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战国中期楚墓中出土的简本《老子》残存两千余字,文字与今本差别甚大。
《老子》一书,是后来道家学派的主要经典,是中国哲学史乃至世界哲学史上的重要著作。
《韩非子》中《解老》、《喻老》为所见流传的最早的注本,现通行的《老子》注本,以“河上公注”为较早,大约成书于东汉桓帝、灵帝时代。
三国魏王弼的注本,发挥玄理,最为通行。
老子生活在奴隶社会开始瓦解,封建社会开始兴起的过渡时代。
从《老子》和《史记》老子列传看,老子是代表了这个时期奴隶主阶级的没落思想,在动荡的社会面前,老子既对现实不满,但又感到无能为力;既感受到了自己所在阶级的没落,又不甘心就这样地去灭亡。
所以,他幻想开历史的倒车,企图让历史倒退回去。
在政治上,老子对日趋衰败的奴隶主阶级的典章制度也失去了信心,主张干脆废弃。
对新兴地主阶级的制度和新生事物,他更是深恶痛绝,加以攻击,他谴责封建统治者奢侈挥霍,指责他们对人民所施加的繁重的租税,以及发动残酷的战争,造成田地荒芜,百姓饿死,骂他们是强盗。
但老子并不是真的要替人民来说话,他的不满,只是下了台的旧阶级对新上台的暴发户们的谩骂。
那么,老子所理想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呢?
他主张“无为而治”。
也就是他所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57章)。
因此,就要“绝圣弃智”,一切循其自然,回到“结绳”的蒙昧时代,这就是“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教材86页),这样,天下就太平无事了。
小国寡民。
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
虽有舟舆,无所
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
乐其俗。
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这种倒退的历史观,在哲学上就表现为他的唯心主义。
老子的宇宙观,在离开了上帝和神灵之外,提出了“道”为世界万物的根本。
这似乎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老子提出的“道”,不是物质性的实体,而是一种虚无恍惚的东西,它超越时间和空间,也超越人们的认识,人们对它是听不见、看不到、摸不着,是无形、无声的,静止不动的绝对精神。
这个精神性的“道”,在《老子》一书中,也称之为“无”、“大”、“一”等等。
那么,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物质,又是如何从无到有的呢?
老子说,这个变化过程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道”本身是没有目的、没有意志的,由它产生的世界万物,它也不去主宰它,这就叫自然无为。
老子这种宇宙生成观,似乎不同于上帝创造一切的说法,但他以虚无的精神性的“道”作为世界的根源,仍然是唯心主义的,把“道”悬于人的认识之外而存在,在哲学上,这就叫客观唯心主义。
老子在当时新旧阶级斗争变化以及自然界复杂的变化面前,也产生了一些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例如,他把复杂的变动的世界万物,抽象出长短、高下、刚柔、强弱、智愚、巧拙、生死、胜败之类,认为它们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
第二章他说(教材84-85页):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故有无相生,
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
恃,成功不居。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即矛盾着的双方一方要依靠另一方的存在而存在。
这种矛盾的统一观,在人类认识史上是一次重大发展。
不仅如此,老子还提出了事物的发展,能够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即所谓“反者道之动”(第40章),这是老子对“运动”观点的一个重要认识。
老子这些朴素的辩证法,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
但他把对立面的转化,看作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转化,把对立的统一夸大为绝对,便走上了相对主义的道路。
老子以后的一些唯心主义者,如庄子,正是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相对主义,与老子一起在历史上称为“老庄哲学”。
后来的唯心主义哲学,大都是在这个基础上,随着时代的不同,不断地加以引申和发挥的。
孔子与《论语》
1、孔子生平
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1—前479)。
孔子的祖先是殷商的王室。
在殷商灭亡时,受封到宋国,成了诸侯。
以后,历经变化,到孔子的曾祖孔防叔时,因宋国内部的动乱,迁居到鲁国,从此失去了卿位,从贵族下降为士族家庭。
孔子就出生在鲁国的陬邑(今曲阜)。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做过周陬邑的长官,但在孔子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
孔子年幼时的家境已经降到了一般平民的境地。
孔子自己也曾说过:
“吾少贱也”(《论语·子罕》)。
年轻时的孔子做过官吏仓库的“委吏”和主管放牧的“乘田”,都是地位很低的小官。
《论语·为政》里记载孔子说: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教材88页)。
三十岁以后,他就开始招收门徒,进行教育,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
五十一岁时,孔子在鲁国做官,先后做过中都宰(中都的长官)、司空和大司寇(主管司法),但时间不长,就因鲁国的动乱而离开了鲁国。
以后,他周游列国,到过卫、曹、宋、陈、蔡等国,向各国君主宣传自己的主张,但都没有被采纳。
六十八岁,又返回鲁国,从事教育,整理文献,进行著述。
公元前479年,卒于鲁,年七十二岁。
2、孔子学说的主要内容
孔子是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的基本思想是“为政以德”(《为政》)。
他不满于当时的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状况,竭尽全力要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
他认为,要使社会安定,根本途径是进行道德教化,使百姓能自觉遵守“礼”所规定的社会秩序,这就是他的“为政以德”的思想。
最能代表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是这样一段话:
“为政以德,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
这里他提出了两种对立的治国思想。
这实际上涉及到道德与政治的关系、道德的社会作用以及道德与法的不同特点等重要问题,并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孔子的基本出发点是:
只有把政治统治建立在道德教化基础上,才能使老百姓有知耻之心,自觉从善,走上正道(有耻且格);而依靠法制、刑政,百姓虽然可以不做坏事,却不会有知耻之心(民免而无耻)。
这是中国古代对于道德的作用,以及道德与法制的不同特点的一个最早、而且是最基本的说明,对于中国以后伦理思想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从这点出发,孔子进一步说明了礼与仁的关系,即社会秩序的政治规范与道德的关系。
他说: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阳货》)“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
”(《八佾》),离开了仁,离开了道德的自觉,礼乐的规定,就只剩下了玉帛、钟鼓而流于形式了。
另一方面,孔子又说:
“克己复礼为仁”(《颜渊》),仁的要求,又以礼为准绳。
仁和礼,道德和政治规范,就是这样紧密联系,互为表里,不可分割。
在德治的实施上,孔子重视当政者的道德要求,认为当政者的“正己”是“正人”的先决条件。
他说: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子路》)“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子路》)因此,他重视“举贤才”,同时也重视教育教化。
孔子阐发了道德的特点和作用,同时也夸大了道德的作用。
他说:
“政者,正也。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颜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某些方面,简直把政治道德化了。
对现实力量的忽视,使他的德治思想不免成为不切实际的空谈,故终不为统治者所用。
对法的忽视,也导向了人治思想。
这在后来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成为我国政治上的一个传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以,从总体来看,孔子的德治思想并没有正确解决如何为政治国的问题。
但不应忽略,在这总体上不正确的思想中,确实也包含了许多合理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
正因此,到汉武帝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德治思想又成为封建统治者治国的指导思想。
不过,这时已吸取了法家的一些思想以弥补儒家之不足,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孔子思想的偏颇。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
孔子对仁的内容的规定,也有其具体的、特殊的方面和普遍性的方面。
孔子回答颜渊问仁说:
“克己复礼为仁”(《颜渊》),这个“礼”是具体的,在社会条件变化之后,后世的儒家即使是最正统的儒家,也并不主张要按这个“礼”的要求去做了。
透过具体的时代内容,我们又可以看到仁还具有普遍性的内容和意义。
仁的学说,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普遍性的问题:
在社会中,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原则是“爱人”,是“忠恕”。
“忠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简言之,就是要推己及人。
从个人与他人的关系,进而推广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孔子提出了义利关系。
要求人们“见利思义”。
义者,宜也。
在孔子那里,合乎仁、礼的为宜,见利思义,也就是要求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要符合仁、礼的要求。
从它的具体的时代内容说,这里就是要人们安贫乐道,服从奴隶制等级制的秩序,以维护这种等级制度的稳定,从普遍意义来说,则实质上是提出了处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关系的原则:
即以社会利益为上,个人利益服从于社会利益。
孔子对此做出了大量的说明,提出了三个层次的要求:
第一,“见利思义”。
孔子说: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里仁》)。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
这是从消极限制的方面讲,以社会的利益来约束个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孔子把这看作是一项基本的道德要求。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
能否以个人利益服从于社会利益,是君子与小人的分界,不能做到这一点,是不足与议的。
第二,当仁不让,见义勇为。
这是从积极提倡的方面来讲的,凡符合仁义要求的,于社会利益有利的,应该积极勇进,不可犹豫,不可退缩和回避。
第三,“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这是最高境界。
为了仁,为了社会利益的要求,应可以牺牲个人的一切,以至于生命,而不能因个人求生而损害社会利益。
这才是真正达到了仁的境界。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下,养成和发展了中华民族以天下为己任、大公无私的美德和为国家、为民族坚贞不屈的崇高气节。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古代志士仁人的流传千古的名言警句。
共产党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豪言壮语,尽管它们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有着极大的不同,却都渗透着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
从这一点来说,孔子仁的基本精神,历经两千多年,不但没有减损其光辉,相反,历代志士仁人的身体力行的光辉业绩,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着它,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和生命力。
孔子关于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思想,也有其严重的不足。
他着重强调、发挥了个人服从于社会的一面,忽略了为了社会利益而发展个人的一面;强调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对立,而忽略了二者的统一和和谐,强调了个人的义务,而忽略了个人的权利。
在儒家思想后来的发展中,孔子思想中的这一缺陷就发展成了“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残酷的信念教条。
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绝对对立起来,否定、抹杀了个人对物质利益和个人独立的精神价值。
孔子和儒家思想的这一特点,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它反映了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等级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这一点,与西方启蒙运动时期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思潮恰成鲜明的对比。
在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中,强调的正是人的天赋权利,以此来反对中世纪专制统治。
两种不同的思想,反映了不同的历史背景。
看起来,二者是互不相容的,然而这不同的思想,又是对社会发展中的同一问题作出的不同的回答。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提出:
(1)用个性反对神权;
(2)用个性解放发对禁欲主义;(3)用理性反对蒙昧主义;(4)拥护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
此外,在进步的人文主义作家中,已看出罪恶的根源是私有财产,并提出人人劳动,按需分配的社会理想。
孔子的思想阐发了个人作为社会集体的一分子的这一面,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则是看重阐发了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这个方面。
而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的解决,也正包含了这两个方面,从这一点上看,二者的思想又应是互补的。
对于世界的本原及其发展规律,即世界观方面的问题,孔子没有给予很大的注意,没有留下什么学说论述。
但这不是说他在这方面没有有价值的思想。
孔子“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思想,表现出了对鬼神的一种现实的、理性的态度。
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形成发展有很重要的影响。
而值得特别提出来加以介绍和说明的,还有孔子的中庸思想。
关于“中庸”,孔子说: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雍也》)认为中庸是至德。
实际上,中庸并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的范畴,它实际上是反映了一种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及由此而提出的处理问题的基本方法。
孔子评论他的弟子说:
“师也过,商也不及。
”“过犹不及”(《先进》)过犹不及,就反映了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一种认识,而由此得出的处理问题的基本要求。
可见,所谓中庸,就是无过无不及。
朱熹也就是用“无过无不及”来解释“中”的,即适度。
而不是折中、调和的意思。
“中庸”也重视和,孔子弟子有子说:
“礼之用,和为贵。
”(《学而》)而“和”,也是要适度,就是使两种对立的因素协调、配合得适度,使之达到统一、和谐的状态。
孔子说:
“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左传·昭公二十年》)为政有宽、猛两手,这两手不可偏执,也不可偏废。
无论宽、猛,都是要做到适度,无过无不及,才能使二者互相配合、互为补充,达到“和”的境地。
《中庸》说: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节,也有适度的意思。
这样看,他所要求的“克己复礼”而重“仁”的思想,也是其中庸思想体现的一个方面。
中庸思想也有其不足。
这就是,孔子有见于和,而无见于争。
对立物的统一和斗争,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谐固然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斗争、竞争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而孔子对这一点却没有认识到。
他说:
“君子无所争。
”(《八佾》)对争表示了否定的态度。
这无疑反映出了孔子思想中保守的一面,也使中庸思想为后世一切维护旧事物、旧秩序,反对革新的人们所利用,发展成为扼杀革新精神和革命精神的思想武器。
孔子提出了中庸,却在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上违背了中庸。
那就是有见于和,无见于争。
也就是在和的方面过,而在争的方面则不及。
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
其结果,也使中庸思想本身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了保守力量所利用的工具,因而扼杀了它所包含的正确的因素。
三、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对于知识,对于求知,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遗产。
以下仅将其重要的内容介绍一下:
第一,求实的态度。
孔子说: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为政》)表现出一种老实的态度。
古今中外,不论什么人,不论对待什么问题,要想真正得到一点知识,都必须抱有这样的态度,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孔子又说:
“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多见阕殆,慎行其余”(《为政》)也就是说:
多听,有怀疑的地方先放在一旁不说,其余有把握的也要谨慎地说,就能减少过失;多看,有怀疑的地方先放在一旁,其余有把握的,也要谨慎去做。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就是说,不要主观臆测,不要一定要有怎样的期望,不要固执己见,不要有自私之心。
也体现了这种精神。
第二,学而知之。
孔子说: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季氏》)他肯定了生而知之的存在,今天看来,亦未必有什么错误,但通观全书,孔子强调的是“学而知之”。
他否认自己是生而知之者。
他说: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述而》)他自述一生学习的经历是: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为政》)他的弟子是这样看自己的老师的。
子贡说:
“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子张》)
他极力强调学的重要。
他说: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贱;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阳货》)仁、知、信、直、勇、刚这些美德,都不能离开学。
“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不知学习的人,是最下等的,他甚至为此而忧虑,说: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述而》)
他提出了对学习应抱有的态度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教材87),“不耻下问”,“学而不厌”,他赞扬孔文子“不耻下问,敏而好学,是以谓之文也”(《公冶长》)。
又说:
“三人行,必有吾师焉。
”(《述而》)他的弟子则赞扬他“何常师之有”,都体现了不耻下问的精神。
他屡次自述: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述而》)
第三,学思结合。
孔子说: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为政》)指出二者不可偏废。
孔子又说: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善,不如学也。
”(《卫灵公》)因而,有人认为,孔子重学甚于重思。
其实,未必如此。
学而不思,所学虽多,却不能融会贯通,甚至所学愈多,愈显杂乱无章。
第四,教育方法。
孔子教人,其教育方法也颇有一些符合教育的具有普遍性的成分。
诸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述而》)即启发式教学的方法。
再如“因材施教”等。
墨翟和《墨子》
一、墨翟及其思想:
墨翟(前480?
—前390?
)是我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战国初期鲁国人(或说是宋人,或说是楚人。
请参清孙诒让《墨子传略》和蒋建侯《墨子略考》)。
从各种古书的记载来看,其生活年代,当在战国初期孔、孟之间。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附记其事迹仅有二十余字。
墨子年轻时为木匠,自称奉行大禹遗教,生活清苦,周游列国,宣传教义,曾任宋国大夫。
墨子虽早年学习儒学,但他却创立了与儒家对立的墨家学派。
在《非儒》篇里,对儒家进行了猛烈攻击,在《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十题中,系统地表现了墨家思想。
墨子出身寒微,是先秦诸子中唯一反映下层利益、反对贵族化的学说,与儒家并称为当世之“显学”。
《墨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大都是墨子讲学,由弟子们记录后编辑而成的。
“非攻”和“兼爱”是墨子思想的核心内容。
“非”是指责、非难,即反对的意思;“攻”是攻伐,指的是大国攻打小国,强国攻打弱国等侵略战争。
但对于正义战争,墨子并不反对。
他把讨伐不义的战争叫做“诛”(即诛暴乱、讨不义),如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等。
他主张打防御战,如他止楚攻宋。
但他基本上用劝阻统治者的方法,立足于守,因此称“墨守”。
墨子一生主要活动在战国。
而战国时代周天子的统治已经崩溃,诸侯不受制约,各自为了扩大领土而不断互相攻伐,弱肉强食,战争的频繁和残酷是空前的,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也是巨大的。
墨子有他独特的分析,他认为,战争首先是破坏了生产,使百姓受冻挨饿。
“夺民之用,废民之利”;“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
今唯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非攻》中)。
其次,是生灵涂炭,人口锐减,并造成许多残废。
即使是战胜国,百姓也免不了误耕作、受饥饿之苦,士兵还要受死亡、残废的威胁。
所以,他认为战争只是有利于荆吴之王、齐晋之君。
墨子这种反对战争的思想,正代表了劳动人民的意愿和要求,他们真正的愿望也正是“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的和平生活。
为了“非攻”,墨翟提倡“兼爱”,一种打破民族界限、不分贵贱亲疏的爱。
所谓“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诸侯不相爱则要野战”,因而,提倡诸侯之间,统治者与平民之间都要“兼相爱,交相利”,这样,就能做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欺贫,贵不傲贱”了。
墨子从唯心主义出发,把战争的根源,归于人们的道德品质,进而提倡超阶级的爱,显然是错误的。
他相信鬼神,提倡贤人政治,要求下层人民有权参政,主张选贤任能,反对奢侈浪费等等,是他思想的重点。
他富于实践精神,提倡简朴生活。
他组织的政治性集团,带有宗教性色彩。
门徒很多,纪律很严。
从总体上看,墨子最能重视下层人民的利益,不单单是理论上,而且还见诸于行为上。
在《公输》这篇文章中,便表现了墨子的高贵品质。
“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
这不能不令人感叹。
二、墨子散文的特点:
《墨子》语言质朴,不重文采而重实用。
论辩色彩很浓,可以说,论辩散文是从《墨子》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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