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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海洋
回到海洋:
美国全球战略的必然要求和海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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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4月03日13:
16
作者:
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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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1年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在9.11恐怖事件发生之后的这10年里,美国海军的海上控制能力明显不足。
二十年来,美国一直想当然的认为美国海军掌握了制海权,所以国防部和海军领导层致力于发展力量投送能力,将力量投送能力的发展列为国防资源最优先事项。
然而,战略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国战略的重心正在进行相应的调整。
同样,美国海军必须转移其注意力,重新定向其资源分配的优先级别,以便重组其海上控制能力——“回到海洋”。
海军必须制定一种综合战略以应对21世纪海上控制所面临的挑战。
海军对于国家的价值应该体现在实施海上控制以支持实现国家战略目标。
这项科学研究建议(ScientificResearchProposal,SRP)分析了海军支持新的美国战略重心必需的海上控制能力。
它的结论是,海军必须“重新平衡”核心海上控制任务的优先级别,并建议充分考虑实际的、新的战略环境以及资源处置优先事项,制定一种新的海洋战略。
前言
…世界上的自由国家宣称,卓越的制海权作为国家海洋政策的结果能够承受某些淡化的影响…——肖恩•奥基夫
冷战结束时,美国海军对其战略环境进行了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调整了战略重心以应对一种公认的“世界新秩序”的挑战。
由于前苏联的解体,美国在争夺制海权方面存在的唯一挑战逐渐消失,美国海军对于海上控制能力的关注度也随之降低。
1992年,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白皮书《来自海上》(FromtheSea)重新定义了美国海军后冷战时代的愿景和目标。
显然,当时的领导人认为,现在已经不需要这种在10天时间里投送10个师的兵力到欧洲任意地区的海上控制能力——美国海军需要一种新的存在理由。
美国海军将其海上力量投送能力作为了新的存在理由。
《从海上投送》(ForwardFromtheSea)使这一思想正式化并设置了轻海上控制、重向前力量投送的新方针。
冷战结束和当时的战略环境都有助于这一新方针的制定和加强。
“沙漠风暴”(OperationDesertStorm)行动期间,“战斧”对地攻击导弹(TLAMs)和舰载空中力量的成功使用都是这种以“力量投送为中心”战略方针的重要体现,这些成功又反过来推动了该战略的发展。
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的10年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已经证明了海军的决策——力量投送比海上控制更重要——非常正确。
目前的海上战略成文于2007年,《二十一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ACooperativeStrategyfor21stCenturySeapower)确认了力量投送的突出地位:
“力量投送是我们应对挑战的一种重要能力,是我们作战可靠性的基础。
”,也许美国海军做出的决定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符合当时的实际状况。
但是目前战略环境已经再次发生了变化。
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国战略转型的时刻已经到来。
在美国的战略中,亚太地区事务将被分配更高的优先级别。
可以肯定的是,其他地区特别是在大中东地区(GreaterMiddleEast)将仍然需要美国的力量和军事存在。
《空中的信号》一文中指出,“美国的战略重心和国防资源将越来越多地向亚太地区进行倾斜。
”因此,美国海军必须重新评估战略环境,制定一种合理的海洋战略,然后根据该战略分配国防资源以支持国家战略重心的转变。
如果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的海军一直是“来自海洋”,那么在未来的20年甚至可能更长的时间里,美国海军将考虑如何制定和实施一个新的战略方针——“回到海洋”。
已经改变的战略环境
自1992年以来,战略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
动荡不定、不确定、复杂的、混乱的以及含糊不清等词语频繁出现在安全、经济和全球政治话语中。
西欧国家因为社会福利计划的费用以及债务消耗资源的份额不断增加将继续削减它们的国防投资。
欧洲联盟正在为其财政前途甚至是其政治存在而努力。
美俄“关系重设按钮”似乎已经被打破,美国的政策和战略中必须考虑到俄罗斯,因为俄罗斯继承了许多前苏联时代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它的战略部队。
俄罗斯潜在的经济能力为其军事能力的复兴提供了足够的资源——包括它的海军——从丰富的能源资源出口中获得收益。
虽然俄罗斯的人口统计数据不支持其持续复苏,但是其现有军事能力能够对美国做出的伤害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与欧洲国家实力下降相反,亚洲国家的实力却蒸蒸日上。
中国人民共和国(PRC)的崛起势头依然不减——似乎对于困扰西方的金融和经济问题具有免疫能力。
中国的经济实力可能已经上升到全球大国地位,这种状态更加突出地体现在军事领域的现代化进程和日益活跃的军事行动中。
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再加上其在中国南海的海洋权利主张以及最近的行动,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很想知道重新崛起的中国将如何运用其实力。
印度也正在崛起,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壮大,可以预期这种趋势将继续保持。
日本似乎正一步步慢慢地转变成为一个常规的军事集团,因为它的邻居们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但是日本也面临着人口萎缩和老龄化,还没有从二十年来相对停滞的经济困境中走出。
在中东,伊朗对于地区安全所造成的挑战占据了舞台中心。
伊朗似乎已将能源价格上涨所获得的暴利投资于军事能力,以对抗美国的军事优势,据一些观察家评估,伊朗还在和平利用核能计划的幌子下谋求核武器。
此外,在中东和北非地区,“阿拉伯之春”(ArabSpring)运动导致四个国家的政府被推翻,但是该地区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军事力量,未来的区域环境是变得更加危险还是相对安全仍然有待观察。
所有这些复杂的、不断变化的战略环境之中,存在一个显著特征——中国的崛起。
卡特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表示,美国“在未来几十年的主要挑战将是重新振兴美国,同时推动美国西部地区的发展以及适应中国崛起的全球地位。
”在冷战结束时出现的单极世界目前发生了演变,尽管迄今为止这种演变的结果还不能准确定义。
一般来说,在美国力量下降的背景下有一个“其余国家的崛起”从而增加接近多极化世界的趋势。
一方面,新兴大国建立的潜在新兴市场能够为美国的“经济引擎”加油。
另一方面,作为新兴大国谋求发展与它们的利益和愿望相称的军事实力。
由于实力的不断扩散、危险的不可预测性以及荣誉和利益,从单极世界到其他一些国际秩序的任何转变都将对当前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在这个变化的战略环境背景下,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
现在,美国国防部尤其是海军必须制定一种新的综合战略,以应对在财政紧缩时期不断变化的作战和战术环境带来的挑战。
已经改变的作战及战术环境
在实践中,我们的准备工作始终立足于假设我们的敌人计划完美,事实上,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们的胜利依靠的不是敌人的失误而是我们准备的充分。
在更大的战略环境驱使下,战术和作战环境也在发生变化。
迅速发展和扩散的技术与现有能力的结合迫使人们重新评估美国在这个新环境中的能力和效用。
在历史上,日俄战争提供了一个警世故事,特别是对于海战。
1905年,世界上的海军正在经历着快速变革,并且这种变革呈现出加速的趋势。
这种变革的速度和动力主要来源于新技术。
崛起的大国对新组建的、强大的战列舰舰队以及能够将速度、装甲、大口径武器完美集成的较小舰艇充满自信。
老牌的海上强国面临着大量的新挑战,但是由于过度自信,这些海上强国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些挑战的深度、广度和范围。
1905年5月27日至28日,俄罗斯和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Tsushimastraits)开战。
在两天的战斗中,日本干脆利落地击败了俄国舰队,确立了自己作为一支强大海军力量的地位,令世界为之震惊。
1905年,一个厚积薄发崛起的国家——日本通过革新舰队构成及训练方式击败了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俄罗斯。
因为在1905年,海军和空军开发了大量的先进技术,这些技术被很多国家的军队在未经实战检验的情况下以不同的方式采用,先进技术所造成的盲目自信从而带来了惨痛的教训。
这些教训并不是仅仅发生在过去,最近也发生了类似的例子,例如,2010年朝鲜潜艇击沉韩国军舰“天安”(Cheonan)号事件,该事件就是韩国海军过度自信的潜在后果,因为这种自信基于过去在拥有制海权的海洋环境中获得的成功。
我的一个导师经常问,“我们是幸运的还是优秀的?
”当我们精心制定一种新的海洋战略时,这个问题应该优先考虑。
为世界各地有需要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救灾和医疗护理是有价值的任务,投送力量进入伊拉克和阿富汗也是不可或缺的需要。
但是,因为在这些行动中屡创佳绩从而认为在海上作战中没有敌人能够击败或者伤害美国海军是一种错误的判断。
在海上,没有战争的最终仲裁者,我们必须基于战术层面的分析报告来管理威胁,充分评估目前战术能力上的差距所带来的战术和战略风险。
美国海军海洋控制的能力已经成为这些能力缺陷之一。
控制海洋
控制海洋意味着安全;控制海洋意味着和平;控制海洋就意味着胜利,美国必须控制海洋,因为无论何时它都能保护我们的安全——约翰•F•肯尼迪总统
我们国家早已认识到海上力量的价值,明白需要维持一支海上力量来控制我们国家利益需求范围内的海域。
美国海军像所有国家的海军一样,被组建用于支持国家的战略。
一种良好的海上战略必须权衡海军在特定环境中的目的、方式和手段。
当约书亚•汉弗莱斯(JoshuaHumphries)为美国海军设计第一批6艘护卫舰时,设计要求不但要在武器上超过对手,并且比对手相似类型的舰艇跑的更快。
他为财政困难的国家提供了一种创新的船舶设计,该设计不但保护了海军力量而且使美国海军处于优势地位。
从航海时代直到二战,舰艇的大小、速度、枪支的数量和类型以及装甲为主的造船学只是各种因素在不同程度上的平衡。
今天这些因素已经不太重要,为了支持国家战略,美国海军必须依靠当前的技战术革新。
战术和作战环境
除了在极少数情况以外,目前舰艇的速度已经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因为面对今天的威胁,舰艇的速度不再能为舰队提供选择战斗时间和地点的机会。
传感器的能力、情报交流、武器打击的范围、速度和精度相结合使舰艇提高速度几乎没有优势。
同样,装甲已经落后于其他降低脆弱性和提高生存能力的手段。
减少热源和雷达信号特征以及主动和被动的防御系统更加重要。
现在杀伤力取决于少数技术先进的平台,该平台由网络化的传感器、指挥与控制系统和相对较少的技术先进精确制导武器组成。
因为我们的全球利益,美国的海军力量更加重视舰艇支持远征的能力和自持力。
海上交通线的延伸以及军事行动范围的不断扩展,要求舰艇有足够的燃料和物资支持在其海上长时间运行,实施全球军事行动。
因此,美国海军拥有比较大的水面作战舰艇、核动力航母、两栖登陆舰和潜艇。
核动力使我们的潜艇和航空母舰具备无与伦比的耐力和灵活性。
超级航母仍然是美国海军的核心力量。
在高性能水面战斗舰艇的护卫下,我们的航母战斗群(CSGs)和两栖战斗群(ARGs)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了强有力的、灵活的、反应灵敏的力量投送能力。
但是只有当我们掌握了制海权,这种力量投送能力才能派上用场。
因此,美国海军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在当前形势严峻的环境中,如何有效的掌握制海权。
美国海军实现其政治目标的能力依靠控制海洋的能力,过去的十年中当我们一直忙于从海对陆攻击,忙于往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上空投送力量时,全球的战略、战役和战术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我们现在面临潜在对手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所造成的威胁。
崛起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
无可否认,潜在敌人已经拥有或者正在寻求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
很明显,这些国家汲取了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力求避免面对美国军事实力的全部力量。
要想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阻止美国军队进入战区,这需要通过阻止我们使用海上交通线、港口登陆(PODS)和基地来实现。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潜在的对手已经发展了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
例如,伊朗已经自行建造小型潜艇,快速攻击艇(FAC)和快速近岸攻击艇(FIAC),快速攻击艇和快速近岸攻击艇都配备了各类反舰巡航导弹、鱼雷、枪炮和船员武器,这将增加美国海军在阿拉伯湾实施海上行动时遭遇威胁的密度和杀伤力。
无人驾驶飞机、陆基反舰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使美国军队在伊朗发动地面战争的战术和作战环境进一步复杂化。
同样,中国已经增加了潜艇、水面舰艇和海岸巡逻艇的数量并提高了它们的技术复杂性,许多舰艇搭载了威力可观的反舰巡航导弹。
中国广泛报道的DF-21反舰弹道导弹结合不同类型的鱼雷以及空基发射的巡航导弹增加了由中国造成的威胁。
可以说,随着技术的向前推进以及新兴大国军事能力的发展,他们将寻求一种能力,以拒绝美国的全球到达和进入,并挑战我们从海上投送力量的能力。
因此他们将会尽可能使我们丧失美国海军最需要获得的能力——控制海洋。
最近成立的“空海一体战”(AirSeaBattle,ASB)联合项目办公室论证了这两个问题重要性和严重程度,因此海军领导层正致力于制定联合解决方案。
站在美国国防部的立场上,“空海一体战”概念是美国的作战方式为了应对新兴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而发生的正常、深思熟虑的演变。
该计划将包括常规弹道导弹、远程高精度巡航导弹、先进的综合空中和导弹防御系统、电子和网络战能力、潜艇、水面战斗舰艇和现代作战飞机。
“空海一体战”将确保海军的力量投送能够捍卫美国和我们的盟国的利益,特别强调维持全球公域的稳定和访问自由。
持久的力量投送能力,通过海洋控制支持美国军事力量进入任何需要进入的区域是确保决策自由、后勤保障、以及实现国家目标的先决条件。
因为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激增,美国海军难以控制海洋的风险已经显著上升。
美国海军在过去二十年中的资源分配决策,也许当时非常合理,但是却剥夺、萎缩、稀释了美国的海上控制能力。
美国的海上控制能力——剥夺、萎缩及稀释
自1989年以来,海军已经显著削弱了其海上控制的能力和潜力。
35艘DD-963“斯普鲁恩斯”级(SpruanceClass)和DDG-993“基德”级(KiddClass)导弹驱逐舰——具备显著地反水面舰艇、防空和反潜战能力——在它们的服役年限计划届满之间退役。
为了节约运营成本,FFG-7“奥利弗•佩里”级(OliverPerryClass)大型驱逐舰的导弹系统于2003年被卸载。
这些舰艇目前逐渐退役并被出售给外国海军。
DDG-51“阿利•伯克”级(ArleighBurke)导弹驱逐舰虽然能力很强,但是它们缺乏重要的海上控制能力。
首批27艘阿利•伯克驱逐舰(DDGS51-78)无法搭载直升机分遣队。
因此,它们在扩展水面监视范围和超视距定位方面严重受限。
它们也不能在扩展的范围内进行反潜搜索、探测跟踪和交战。
最近建成的“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DDGs79–110)获得了搭载直升机的能力,但该型驱逐舰既没有搭载战术拖曳阵列声纳系统(TACTASS),也没有配备反舰巡航导弹(ASCM)的能力。
如果没有这些武器系统,这些驱逐舰的海上控制能力将有很大的缺陷。
防空和反舰制海弹药也同样没有列装。
20世纪90年代初,“战斧”式反舰导弹被舰队淘汰。
20世纪70年代首次采购“鱼叉”(Harpoon)反舰导弹,1991年该项采购被终止。
通过舰载机发射,既可以攻击舰船也可以攻击陆地目标的增程型防区外对地攻击导弹(Stand-OffLandAttackMissileExtendedRange,SLAM-ER)在2004年最后一次采购。
唯一由舰载直升机搭载的“企鹅”(Penguin)反舰导弹已经从武器清单中删除。
最令人沮丧的是,目前保留的反舰导弹升级版不能与潜在对手的兵器在范围、速度和杀伤力等方面相匹敌。
美国海军舰载机联队(CVWs)也因为海上控制能力的剥夺以显著的方式受到影响。
今天的舰载机联队飞机数量更少;有效作战半径更小;任务的持久力更弱。
F/A-18“大黄蜂”(Hornet)和“超级大黄蜂”(SuperHornets)所有的优势都是一种妥协。
它们既不能主导空中优势也不能在攻击任务中有出众的表现。
它们缺乏F-14“雄猫”(Tomcat)舰载战斗机的航程和续航能力以及A-6“入侵者”(Intruder)重型舰载攻击机的有效载荷。
此外,它们还损失了舰载机联队的加油能力(KA-6舰载加油机,S-3反潜机),需要使用数量有限的F/A-18战机担任加油机,这将进一步挑战了舰载机联队满足竞争要求的能力,因为舰载机联队既要满足防守和进攻性的海上控制任务,同时还要支持力量投送任务。
在此期间,潜在的对手提高了它们的进攻型反水面战能力的质量并增加了反水面战兵器的数量,特别是反舰巡航导弹和防空武器系统。
此外,由于人力资源的限制,舰载空中力量缺乏目前战术环境需要的灵活性和持久性。
整体来看,在过去的20年里制定的策略——剥离关键的海上控制能力削弱了美国海军控制海洋的能力。
可以肯定的是,目前制定的一些方案和措施有成功的希望,改进的反潜综合作战系统(SQQ-89AV15)被安装在导弹驱逐舰(DDGs79)和更高版本的导弹驱逐舰上、“马克”54型鱼雷以及开发新型反舰导弹的努力都令人鼓舞。
但是,当这些海上控制能力需求猛增的时候,这些系统装备部队的步伐却出现缓慢的下降。
除了海上控制能力的剥夺以外,美国海军的海上控制技能也已经衰退。
导致重要的海上控制技能衰退有很多因素。
从武器清单中移除的舰艇和武器系统没有补充是因素之一。
海战中有一个公理,“如果要了解战术,那么需要先了解技术。
”这个公理的推论是,如果你没有新的技术,那么你不可能开发出新的战术。
我们来看看航母战斗群最近的部署情况,据报道,美国的航母战斗群部署时曾经发生过只有一艘搭载反舰导弹和配置被动反潜作战能力的水面战斗舰艇护航的情况。
因此,自始自终在整个部署过程中,护航编队中,只有很少的水手有机会参与这种军事行动,而只有通过联合部署,水手们的海上控制技能才能从单舰水平上升至航母战斗群水平。
另外一个因素是海军训练和认证过程的设计。
舰队和航空联队下属中队联合反潜、反水面战和防空演习的时间很少。
航空联队不但要担负对敌方舰队的攻击还要完成对陆力量投送需求,再加飞行时间的约束,迫使航空联队将海上控制能力的训练降低到优先级列表的底部。
水面舰艇部队也需要重新考虑海上控制能力训练的优先级别,并分配足够的资源,让这些选项处于最优先考虑的位置。
由于美国海军和空军制定了“空海一体战”概念,美国海军在我们海军界必须专注于海上控制。
海军水面作战中心(NSWC)和海军攻击及航空战术中心(NSAWC)需要重新优化组合。
这两个组织的名称意味着它们有类似的任务——但它们都没有做到。
更令人关注的是这些卓越中心之间彼此隔离的程度被一些人嘲笑地称为“卓越气缸”。
海军水面作战中心主要履行谋划功能,因此,主要是“提供符合成本效益的技术解决方案。
”负责水面作战战术的水面战开发大队(SWDG)已经解散。
相反,海军攻击及航空战术中心完全专注于训练和战术。
事实上,攻击机航空预备计划(SFARP)为我们的飞行员提供一流的培训,但它的科目范围过于狭隘。
海军攻击及航空战术中心目前把重点放在对陆攻击作战,正集中精力支持“自由持久行动”和“伊拉克自由行动”,对这些行动的支持使它负担过重。
此外,在美国海军战斗机武器学校(NavalFighterWeaponsSchool)开发和教授的舰队防空战术没有考虑到竞争的要求,强迫航空联队依靠有限的资产在多任务领域保持能力。
同样珍贵的战术训练组(TacticalTrainingGroups)是在虚拟环境中为人员提供综合培训,它们无法针对当前的威胁提供“准确的地面实况”,更不要说新兴的威胁。
此外,打击部队训练大队(StrikeForceTrainingGroups)尽可能针对我们即将面临的实战提供训练,但是它们没有资源去开发和完成真实作战和战术场景。
除了剥夺和萎缩以外,海军的海上控制能力已被过多的任务需求稀释。
在过去十年的陆上的反叛乱和反恐战斗中,海上巡逻和侦察部队(MaritimePatrolandReconnaissanceForce)执行情报、监视与侦察(ISR)任务已经耗费了大量时间,剩余的时间远远不能满足海上控制训练要求。
P-3反潜巡逻机飞行中队指挥官证实了这些传闻,他们指出,有相当一部分的P-3反潜巡逻机空勤人员只具备有限的海上控制任务经验和专业知识。
水面战斗舰艇的海上控制能力也同样被弹道导弹防御部署需求稀释,这些需求是从航母战斗群部署中分离出来的。
美国海军对其“即兴发挥”能力有信心,适应环境和克服挑战是其文化的核心。
但是,这种信心必须基于诚实和独立的风险分析。
这种分析的关键是水手们具备分析和评估关键问题的能力,并且能够为领导人在规划、审议和决策过程中提供强有力支持。
在进行关键性的取舍之前,需要仔细考虑一些棘手的问题。
正在规划和落实的提高护航舰数量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规模问题吗?
太少的资产会减少战术敏感性吗?
我用自己的观察来说服自己,仅限于部署在单一舰种上的水手在航母战斗群快节奏的共栖环境中履行使命的准备不够充分,特别是当航母战斗群在一个没有掌握制海权的环境中作战时。
军官们在没有搭载被动反潜战系统和反舰巡航导弹能力的军舰上服役,其核心作战指挥能力将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
20世纪90年代,驱护舰编队的水手被进行重组,减少了人员编配,因为苏联潜艇的威胁消失了。
同时,这些重组后的水手面临的任务要求显著增加。
这些相对较少的“任务饱和”的水手目前在太平洋地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威胁。
指挥官和他们的士兵还不熟悉常规海上控制工具的数量、种类以及使用方法,因为他们没有被提供足够的海上战争训练课程。
巴利瑟尔(Balisle)关于水面舰艇部队准备情况的意见,无论从战术、技术和程序的角度来看都同样适用于海军控制海洋的能力。
总结一下过去二十年中善意决定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海上控制的重要资产(舰船、飞机、传感器、武器系统)被剥夺;因为训练不足,关键的海上控制技能出现衰退;使用更少的资产执行更多的任务稀释了我们的海上控制能力。
然而,我们将在遇到风暴之前重新使船舶平衡,一个新的海洋战略将开辟前进的道路。
设置新的和持久的战略重心
美国的政策和国家战略正在调整以满足一个新的战略环境的要求。
奥巴马政府已明确表示,美国战略的重心将进行转移。
在最近的一篇对外政策的文章中,国务卿克林顿宣布,“美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她断言,“未来十年中,美国国策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将锁定在对亚太地区大幅增加投资。
”最近的一项美-澳协议证实了她的观点,美国与澳大利亚签署协议将在澳大利亚基于轮换的方式部署2500名美国陆战队员,美国将参与东盟(ASEAN)事务,并倡导将东盟作为一个多边工具来解决与中国的领土争端。
鉴于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这种优先级的转变非常合理,未来政府可能会继续保持这一趋势。
美国的战略重点转向太平洋地区并意味着放弃其他地区美国的传统利益。
确保全球贸易的自由流动和来自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是美国传统利益,该利益将会得到持久的保护。
《2010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明确指出,“全球安全和繁荣取决于通过空运或海运货物的自由流动以及在大洋下面或通过太空传播的信息交流的顺畅。
”全球繁荣依赖于不断增长的全球贸易,随着能源和商品需求不断上升,海上安全将越来越重要。
因此,虽然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导致更多的国防资源往太平洋地区倾斜,但是美国仍然将保持它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和力量存在。
这两个重要地区为全球安全带来了许多挑战。
这其中包括:
海盗行为、领土争端、自然灾害、不受控制的太空活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暴力极端主义组织。
但是拥有足够的军事能力能够对美国的重要利益构成威胁的只有两个国家——伊朗和中国。
这两个国家都有能力威胁美国的制海权。
在新的海上战略中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现实的威胁。
在目前的财政环境下,公共机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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