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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上PowerPoint
萨义德:
东方主义
2003年9月24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生教授爱德华·萨义德(EdwardSaid)因患白血病不治,英年早逝。
消息传来,令许多中国学者感叹。
1
先说说我对萨教授的印象。
1984年,我在哈佛通过资格大考。
我老师开玩笑说:
你有资格用垃圾桶了。
我当真跑去买了一个带校徽的垃圾桶,将旧作业尽掷其中。
继而遍览新书,改造知识结构。
此时图书馆新书目录上,赫然载有萨义德大名,以及他那号称“改变美国学风”的《东方主义》(1978)。
这本书创下美国学术出版纪录:
[1]发行量最大。
80年代20万册,如今逾百万,兰登书屋因此发财;
[2]翻译本从4种增至20余种,包括一些弱小民族的冷僻文字;
[3]学界引用最多。
打开当时不发达的电脑资料库,相关评论高达数千条。
这对于写博士论文的我,委实望而生畏。
此后,我见过这位学长两次。
一次听他讲演,一次与之开会。
讲台上的萨义德,留着阿拉伯王子式卷发,形象英俊,口才出众。
我听说,此人娴熟9种语言,精通国际政治,所以当惯了电视台嘉宾,还是纽约沙龙里的雅客。
萨义德在美国讲课场景
会上的萨义德,脸庞瘦削,眼神冷峻,恐已患病在身。
我们一群中国学生,纠缠着向他提问。
有人质疑说:
教授身为美国精英,如何为东方代言?
白驹过隙,往事如烟。
今天我打开萨教授的书,自感多出几分体谅与同情。
三重背景的知识分子
对于美国学界,萨义德的离去,是一重大损失。
为此,左派领袖詹姆逊发表讲话,赞扬其学术贡献,推崇其抗争精神。
以老詹之见,这是一位多重背景的批判学者,也是后现代条件下的欧美左派楷模。
要言之:
他是“一个巴勒斯坦知识分子、欧洲知识分子、大都会知识分子”。
2
究其来历,萨义德1935年出生于耶路撒冷。
自打降生起,他就是个小难民。
所幸他父亲皈依基督教,又善于经商。
因而小萨的童年,除了在埃及、黎巴嫩颠沛流离,又多出一重殖民教育阴影。
试想一个在家讲惯母语的男孩,被送进英国寄宿学校,饱受主子语言折磨,他能开心欢笑么?
萨义德回忆录《格格不入》童年和妹妹在一起
偏这娃娃生性顽劣,不服管教,不久便被那所“维多利亚学院”赶了出来。
(萨义德04,21-26)
1951年,萨义德随家迁居美国,入读麻省高中。
麻省乃美国首善之区。
得此佳境,小萨变得“爱上层楼”起来。
考大学时,他瞄准普林斯顿英文系,居然一炮打中。
接着他锁定哈佛,要进文理研究院。
1963年,小萨在哈佛拿到比较文学博士,接着应聘纽约哥大,前往美国最大都市。
萨义德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20世纪美国大学,早已成为移民子弟的打拚战场。
30年代左翼运动,曾造就一批犹太裔的纽约文人。
60年代民权、新左派运动,又令纽约、加州一些大学,成为少数民族攻占目标。
此际,美国高等教育迅速多元化。
校园人口结构变得色彩斑驳、口音噪杂。
在此背景下,小萨的职业攀升,并不缺乏社会学理由。
可他的个人成功,毕竟具有深刻时代意义。
首先,小萨属于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卷入美国的移民,而不是早先的波兰矿工、爱尔兰水手、中国淘金客,或被纳粹追杀的犹太难民。
马克思预见:
资本主义征服进程,将为它制造源源不绝的掘墓人。
遥想当年,曼彻斯特、兰开夏的血汗工厂,不是只用几年时间,就把那些英国牧羊人改造成了产业工人么?
如今我们目睹一个操阿拉伯语的乡下小伙,竟也口若悬河,挥斥方遒了。
其次,虽说是殖民化的牺牲品,萨义德也是都市文明产物。
如上述,他身受一流训练,擅长高雅文化。
论学术门第,他不输顶级大师。
比风流倜傥,白人教授也未免自惭形秽。
依照左派惯例:
英雄不问出身,奴隶打败将军。
问题是:
这个东方小子一路超擢,靠的是何种力量?
小萨的成功秘诀,在于思想上的欧洲化。
他读德文版马克思,字字入心。
他看法文本福柯,口舌生香。
他还养成一种知识癖好:
喜欢像本雅明那样游走于巴黎闹市,像恩格斯那样考察伦敦贫民窟,像福柯那样关注洛杉矶边缘人群。
欧洲学养,大都会胸襟,加之他挥之不去的难民情结。
这三项要素合在一起,便构成他发起后殖民批评的背景条件。
《东方主义》:
划时代批判
60年代末,新左派运动骤然兴起,纽约哥大首当其冲。
此时小萨不过是一年轻助教。
可他目睹学生造反,眼瞅着警察抓人,再听听屈瑞林教授的陈词滥调,这个久怀异志的阿拉伯小伙儿,忍不住要学鲁智深,大闹它一场。
小萨蓄意破坏的,并非什么教学楼,而是宝相庄严的美国学术殿堂。
没有金刚钻,怎揽瓷器活?
私下里,他有两件法宝:
其一是哈佛教他的看家本领,比较文学方法;
其二是他闯入欧洲左派思想库,从中挪用批判武器。
这家伙的取用原则是:
不分轻重长短,只求全身披挂。
70年代,小萨带头在美国比较文学界推进知识考古,终以一部《东方主义》(Orientalism)大暴冷门,树立起后殖民批评典范。
萨义德及其《东方主义》美国版
说来也怪:
《东方主义》发表后,小萨一直留在哥大教书。
他的个人境遇,却从端茶倒水的小沙弥,逐渐升为二师兄、大金刚。
最终安然坐化,成了庙里香火最旺的显灵菩萨。
《东方主义》卷首,引用马克思的铮铮断语:
“他们不能再现自己,一定要别人来再现他们”。
此语出自《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马克思在伦敦《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马克思批评1848年法国革命时的乡村民众,说他们好比“袋子里的马铃薯,其同一性并不使其形成阶级。
因此,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他们的代表者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上的权威。
”(马恩61,8/217)
他们不能代表自己,德文原为:
Siekönnensichnichtvertreten。
中文版《马恩全集》将动词Vertreten译作代表,即“民众认可的政治代表”。
然而西马理论家本雅明,却在巴黎阁楼上陡然发现:
马翁《雾月》痛斥资产阶级迷惑民众的各种伎俩:
本雅明在巴黎马克思《雾月十八》法文版
其中既有资产阶级政客吹嘘自己代表(Repräsentieren)民意的言论,也有各种象征性文艺表现(Darstellung)手段。
到底是政治代表,还是文艺表现?
我们已知:
葛兰西、本雅明等西马理论家,都是阅读马列的高手。
他们不约而同地指认:
马克思曾经交替使用两种语言,即科学语言、文艺语言。
尤其在《雾月十八》中,马翁开创了一种双重表达法,以揭示资本主义本质、再现革命真理。
当然,此法并非放弃科学表述,而是努力把抽象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概念,化为生动形象的文艺比喻。
1966年福柯发表《词与物》,引发学界有关“表征”的争议。
请注意:
“表征”一词源出古希腊,拉丁文写作摹仿(Mimesis)。
奥尔巴赫《论摹仿》英译本
我们知道《理想国》中,柏拉图抬高哲学、贬低艺术,称诗人花言巧语,只会摹仿现实,应当赶出理想国。
文艺复兴时,欧洲人翻译希腊经典,忙中出错,竟把Mimesis当成摹仿,忘记其古义是再现(Representation)。
20世纪语言学转向,导致一场表征危机(CrisisofRepresentation):
霍尔《表征》科恩《表征危机》
所谓表征危机,指向人类语言局限性,以及文化艺术、知识理论再现真实的不可能。
一时间,西方反映论、表现论纷纷失效。
3
福柯激化了这一危机。
他在《词与物》中,借助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开兹的名画《宫娥》,讲解表征虚空。
委拉斯开兹的《宫娥》
简单说:
那幅名画包含了各种再现要素:
画布、画笔、画家与观众。
然而画家的努力,只涉及表征秩序,却未展示被画者:
菲力浦四世、王后玛丽安娜。
德里达又跟着火上浇油道:
“我们在政治上关注议会代表(Representation),在审美中考虑摹仿替代(Representation)。
但我们不在复制(Repruduction)或重复(Repitition)意义上谈论戏剧,那是生动表演(Darstellung)。
”4
福柯与德里达
70年代,欧美学界围绕主体消解、能指浮动,大举争论“表征危机”。
危机的消极一面,在于纷乱无绪。
积极一面,是新左派纷纷拜读《雾月》,奉其为文化批判经典。
在新左派看来,马克思作为修辞高手、反讽大师,淋漓尽致地展示表征的繁杂多义。
为此,他们将Vertreten、Darstellung一律读作Represent,以此覆盖它在语言、文艺、理论诸方面的资本文化霸权。
5
萨义德由此顿悟:
试问那个夜夜笙歌、醇酒贵妇的拿破仑皇帝,怎能理会无产阶级的饥寒交迫?
那些愚钝小农,误以为自己的卑微意愿,或能借助上等人的报章,多少获得表达。
到头来,他们得到的只是账单、抵押书、法院传票。
按照阿尔都塞的意见,这并非什么真实再现,而是饱受意识形态支配的虚假意识(FalseConsciousness)。
在福柯看来,那个混沌年代,连同它那些政论、法典、小说或教科书,统统是文化档案,是供他拆解的考古文本。
6
以这种鞭辟入里的批判眼光,去审视东西方关系,萨义德不由得大呼:
它是一部东方文明如何被西方人强行扭曲的历史!
且看,东方人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压迫,他们蒙昧无知,形同散沙,一如马克思笔下的法国农民。
拙于表达的他们,不但缺乏政治代表,更也少有文艺作品中的独立形象。
而在西方文人眼中,他们是一群聋哑人、弱智者、没有个性的奴隶。
笛福《鲁滨逊漂流记》主人与奴隶关系
譬如《鲁滨逊漂流记》里的星期五:
他作为一个小野人,可以任由主子命名,随意驱使。
又如福楼拜笔下的埃及舞女:
她艳丽妙曼,野性难驯,洋溢着“尼罗河的原始冲动”。
只可惜早早失掉了繁衍能力。
我们知道,福楼拜在《埃及书信》中记述了一个名叫库加·汉宁的埃及舞女。
他喜欢看她跳L’Abeille舞,然后与之上床。
福楼拜在埃及
萨义德按:
与西方经典中的埃及艳后、示芭女王一样,福楼拜在库加身上发现了“象征东方文明的情欲、腐败与不孕”。
库加是福楼拜《情感教育》中,“同时拥有博学、感性、精致、无心粗疏等特质的东方女性原型”。
7
莎乐美与当代影视中的东方女性
然而,上述卑微客体的存在,不断巩固西方主体意识,促使它变成落后民族的代言人,乃至诠释东方文化的合法权威。
显然,萨义德挑选东方主义命题,目的是要颠覆西方霸权、重塑东西关系。
何谓东方主义?
简言之,它是西方主子有关东方奴隶的各种文化再现,是围绕欧洲中心论产生的一整套针对东方的学术原则、思想方式、统治制度。
具体说,它包括如下三层含义:
学术东方主义又称东方学。
持续百年的海外殖民,刺激了东方学的成熟。
从表面看,作为西学的一个分支,东方学只涉及教学研究。
然而其中渗透了殖民者的偏见与狂妄。
举例说,地理学上的远近概念,本是英国人的发明:
他们奠定了以伦敦为中心的格林威治时间,绘制出航线密布的世界海图。
顺着征服者的目光,从利物浦起锚,由近及远,逐步推进其知识兴趣与统治欲望,这便有了近东、中东和远东(Near,Middle&FarEast)。
打开西方殖民史,将它与东方学史并行阅读,我们不难发现:
诸如埃及、印度、中国这样广袤神秘的东方国家,在它们沦为奴役对象的同时,何尝不也是西方学术竭力捕捉和肢解的目标?
(萨义德79,2)
想象东方主义与东方学互为依托,产生一种作为“思想方式”的东方主义。
其特点是从西洋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出发,将东西方文化一刀两断、对立看待,籍此形成一条根深蒂固的“西优东劣”原则。
在此基础上,进而自以为是,臆想天开,杜撰出一套张扬其征服业绩、知识意志的话语体系。
顺着西方文艺发展脉络,萨义德逐个解析但丁、歌德、伏尔泰,说明他们普遍“接受东西方概念区分,进而做出种种有关东方的精细理论、史诗、小说、社会描述和政治研究”。
哪怕是在没有殖民利益的德国,东方学也促成一批浪漫文艺作品,其中不乏荒谬乱谭,以及一种潜在精神优越感。
(3-4)
作为话语系统的东方主义学术与想象之外,还有一层东方主义,它就是福柯发现的话语权力系统,或一种兼有政治、经济、文化压迫功能的全球网络。
这种东方主义无处不在、难以觉察。
我们只能凭借话语分析法,对它实行层层剥离,以暴露其历史根源与物质性。
福柯论话语权力
所谓物质性(Matérialité),即话语系统中思想概念,逐渐物化成形,生成一套由权力技术支撑的机构。
这套机构(Institution)包括大英博物馆、牛津、剑桥等东方学权威中心,也涉及美国之音、好莱坞、可口可乐一类文化部门。
甚至牵扯到五角大楼,第七舰队,第82空降师。
萨义德又说:
作为一种话语系统,东方主义历时200余年,逐步形成制度,大致可分两阶段。
首先是“英法阶段”,即从19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两个老牌殖民帝国横行海上,你争我夺,控制了大半个世界。
其次为“美国阶段”,它指二战后美利坚合众国崛起,成为东方主义大本营和战略中心。
(4)
阶段虽说不同,任务始终如一。
此即“运用一切方法对付东方”。
这包括“对它发表见解、确立权威观念、进行各种描述,教授东方学知识,以及如何去那里定居、并统治那块地方”。
简言之,东方主义就是一种“为了主宰、改变并统治东方而形成的西方行为方式”。
不了解这一庞大系统及运作机制,人们便无法判明“自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文化是如何控制东方、并不断从政治、社会、军事、意识形态、科学和想象性艺术等方面,制造出一个东方来”。
(22)
为描画上述过程,萨义德借鉴福柯《知识考古学》的作法,筛选历代积案,凸现东方主义谱系,暴露它赖以形成的历史语境与物化规律。
像福柯一样,他对各类文本一视同仁,实行综合治理。
在《东方主义》中,我们可以拜读洪堡、吉本、赫南的学术观点,欣赏拉马丹、福斯特的文学华彩,观看美国大片《阿拉伯的劳伦斯》。
福斯特《印度之旅》美国大片《阿拉伯的劳伦斯》
我们甚至有机会了解相距百年的传教日记、政客讲演、海军部署,爬梳罕为人知的考古报告、英国皇家东方学会档案,乃至东印度公司的帐面收入。
如同编织一幅花毯,作者广征博引,穿插比较,渐渐暴露出一番令人惊诧的历史全景。
描绘全景的同时,萨义德并未忽略其中隐秘关键:
即支撑东方主义话语系统的权威意识和战略位置。
(20)
我们已知,权威意识来自西方人自命优越的主体观念,也是他们难以克服的“整体意识局限”。
萨义德指出:
西方人有关东方的各种思考和行为,多少受到东方主义影响。
其中轻者为潜在型,重者称明显型。
权威意识的产生,乃是西方利益驱动结果。
在此过程中,他们利用各专业领域的权威话语,不断散布影响,加强权力机制,以达到支配全局的目的。
所谓战略位置,涉及这种借助知识来建立霸权的技术方式。
假设东方主义为一张巨大的知识权力网络,其中自然安装有各种管线、开关、阀门。
这些调控机关的潜在作用,就是积累、发展并巩固西方人在专业领域里的战略优势,从而“把东方纳入西方的学术、西方的意识、以及西方帝国之中”。
(203)
萨义德提醒我们:
作为权威话语系统,东方主义的发展,始终脱离不了其征服对象。
就是说,西方文明是通过压迫东方、描述东方、将自己同东方分割对立,才得以从中获取力量,确立自身主体与支配权力。
因此,没有东方文明,就没有西方文化的权威心态与战略位置。
由于这一权威建立在东方的屈辱之上,萨义德断定:
东方乃是西方的“潜在自我与替代物”。
(3)
欧美学界针对《东方主义》的批评,大致有二:
[1]东方主义叙事宏大。
由于忽略中国和东亚,突出伊斯兰,有人挖苦它是阿拉伯主义(Arabianism)。
[2]小萨很少论及东方民族解放,也不谈西方知识抵抗。
他甚至说:
“东方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一个思想和行动的自由主体”。
(3)
小萨的成功与局限,均出自多重人格:
他借助西马和福柯,冲击西方中心论。
可他同时也继承了前人的边缘立场。
其中的主体意识缺失,导致其立场游移、方法紊乱。
8
Arabianism
小说与帝国
面对批评,萨义德积极应对。
1993年他推出《文化与帝国主义》。
此书广泛覆盖亚、非、拉美与澳洲,增加了《抵抗与敌对》一章。
但它仍以英、法、美三大帝国为主线。
其中,英国小说得到了集中关注。
为何强调英国小说?
小说的兴起根据卢卡齐《小说理论》,各时期的艺术,从史诗、悲剧、直到小说,均为“精神之不同外化形式”。
卢卡齐《小说理论》
所谓精神,即黑格尔的理念,或现代性:
它在历史中不断变形、显露自身。
譬如荷马史诗一度再现人类原始丰盈的生命形态。
可惜那个美好总体境界,已被资本主义粉碎了。
本雅明《讲故事的人》,继续讨论这一命题。
在老本看来:
从史诗到小说的嬗变,对应生产方式更迭。
农业社会中,老百姓一朝相逢,便欣然打开话匣子,此即口头叙述。
本雅明《启示集》中的讲故事的人
资本主义兴起,印刷术普及,口头叙事让位给小说。
与讲故事不同,小说代表工业文明的生产与接受,再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9
萨义德按:
西方文艺形式中,小说出现最晚,也最富现代性。
小说不是天才发明,而是资本主义产物。
卢卡齐重司各特的历史小说:
因为他将口头叙事植入民族史,赋予小说一种“美学形式的历史化”。
(萨义德03,107)
萨义德又说:
英国最依赖海外殖民,最擅长把殖民活动变成自己的文化属性。
它对海外持续扩张的强调,又导致英国小说呈现如下特征:
[1]叙事缓慢稳定,拒绝革命与断裂。
[2]饱含主人优越感,及其对土著反叛的焦虑。
[3]“帝国主义与小说相得益彰、相互扶持”。
就是说:
大英帝国一面以武力征服世界,一面以其小说傲视天下,令法、德、美等国自愧不如。
(96-97)
帝国与叙事根据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大英帝国于1914年达到顶峰:
此时地球上85%的面积,已被贴上殖民地标签。
10
萨义德感慨:
当时“几乎没有一个生活层面不被帝国主义涉及。
英国经济渴望获得海外市场,国防与外交需要大面积的远方土地,以及数目庞大的被征服的人民。
”(8)
霍布斯鲍姆《帝国时代》
围绕帝国主义,萨义德博览群书,从马克思、列宁,到熊彼德、阿伦特。
从中他提出一个尖锐问题:
帝国主义只是政治经济学吗?
西马理论为何不足以分析小说叙事?
在他看来,帝国主义在其扩张中不断制造幻觉,它“不仅关于士兵和大炮,也关于思想和形式、意象与想象”。
(6)
我们已知,法国结构主义刺激了叙事学发展。
但学界一般看重小说的叙事形式,却无视它与帝国的关联。
萨义德称:
“国家就是一种叙事。
叙事模式的形成、及其阻止他人叙事的方式,对于帝国主义至关重要”。
(序3)
福柯证实:
西方知识系统来自杂乱陈述:
它们经过反复筛选、剔除与混淆,积淀成专业知识。
然而,专业知识并不代表真理:
它们全都掺杂了主观意志,而且离不开权力运作。
(福柯98,23)
萨义德照葫芦画瓢:
帝国主义向各大陆送去士兵、商人、罪犯、探险家。
他们各自以其充满欲望的叙事,去描述海外世界。
这些叙事“彼此冲突或补充”。
由于权力整合,“他们的话语和意图,逐步汇成新的领土,并把它们变成了家园”。
假如我们“低估这些相互关联的叙事,就等于忽略过去一百年的全球核心问题”。
(萨义德03,序7,15)
福柯《知识考古学》英文本
帝国版图、叙事空间受叙事学影响,我们习惯把小说结构看成由时间支配,却忽略小说中的地理位置,及其对叙事模式的支配功能。
比如萨克雷《名利场》中的儿女婚嫁,无不牵扯海外财富。
其中有一位赛利德先生,他脾气粗暴、脏话连篇,但又出手阔绰,挥金如土。
据说这是他在遥远的旁遮普邦养成的毛病。
《简·爱》中,男主人罗切斯特风度翩翩,却在阁楼上关着一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疯太太。
11
萨伊德发现:
西马前辈中,卢卡齐看重小说的历史性,葛兰西却精于文化系统分析。
他在《论南方问题》中,把意大利一分为二:
葛兰西《狱中笔记》英译本
一面是米兰、都灵等工业城市,那里有发达工商业、战斗的工人阶级。
另一面是贫瘠落后的南方山区,那里有农民、地主、黑手党,以及根深蒂固的文化保守传统。
如何完成革命目标?
葛兰西称:
改变文化结构,要比夺取政权更困难。
它需要知识分子实行一种“有机突破”。
12
福柯说过:
现代机构的“全景式”监控机制,俯瞰众生,一览无遗。
可对于众人而言,它却秘不可见。
(福柯99,224)
边沁1787年全景监狱图卡夫卡《城堡》插图
萨义德受到启发,发现小说与政治、经济、军事同步推进。
它能以特殊的叙事,彰显帝国文化系统功能。
这是因为;小说“作为一个虚构系统,只有在其边缘才是可见的”。
(85)
奥斯汀:
等级与道德“随着宏大地理框架的出现,产生了关于统治、控制、利益的观念”。
这一叙事空间始终关系到大英帝国的文化认同。
(70)
从莎士比亚到奥威尔,英国作家在其叙事中,都会按照帝国“文化授权”,讲述一个个动人故事。
故事的叙事空间,大多安排在英国或欧洲。
然后通过情节编排、动机设计,再把主人翁同遥远的边缘世界(牙买加、孟买、波士顿)勾联起来。
《西马在英国》一讲,我们讨论过利维斯《伟大的传统》。
此书赞美奥斯汀(JaneAutstin),说她体现“伟大道德关怀”,弘扬维多利亚价值。
萨义德追问:
道德何来?
答曰:
它们来自那些在海外拥有领地的强权人物:
一旦拥有殖民地的财产权,便可建立“他们在本国的社会等级与道德优越性”。
(84)
以奥斯汀《曼斯菲尔德庄园》为例,萨义德作文本细读如下:
[1]帝国对海外的控制,造成小说社会等级。
波特兰公爵的财产,在庄园的静谧秩序中得以延伸。
奥斯汀《曼斯菲尔德庄园》
[2]这一空间反过来加强了家庭、财产、国家秩序。
小说中的其他人,被迫认同秩序,并在婚姻与家政方面,保持相应的道德。
例如那个遭人白眼的穷侄女范妮,也因为她接受这一秩序,最终时来运转,变成了庄园女主人。
[3]奥斯汀称《庄园》是一部“关于等级的小说”。
萨义德按:
她以一种“精雕细琢的叙事语言”,反复肯定等级秩序。
故此,大英帝国也拥有一套可以输出的价值。
(115)
英国文学批评:
一种虚空福柯借助《宫娥》,分析西方人文主义缺陷:
表征虚空。
萨义德以同样手段,展示狄更斯的《董贝父子》:
“地球是为董贝父子制造出来的;太阳月亮为给他们照明;河流和海洋为他们的船只航行;行星和恒星沿着他们的轨道运行,以保持以他们为中心的体系不受侵犯。
在他眼里,缩写字母也有新的意义:
A.D.代表董贝父子公司。
”
狄更斯《董贝父子》
面对如此神来之笔,英国左派教授威廉斯,居然无动于衷。
他说“这是一个新文明意识形成的时期”。
什么意识?
老威含混其辞。
1989年,萨义德应邀去伦敦,主讲威廉斯讲座。
他发现老威《文化与社会》,完全没有涉及帝国主义!
面对质疑,老威承认他“一度搁置了帝国主义”。
(88)
威廉斯(1921-1988)《文化与社会关键词》
老威《乡村与城市》偶尔提及:
19世纪英国小说浮现一层海外关系。
只不过“它对英国想象力的影响,模糊到了难以觉察的地步”。
13
萨义德说:
看来英国批评“存在严重断裂。
它让我们花费时间,去论述卡莱尔、拉斯金的美学理论,却不理会它们如何提供征服低等民族的权力”。
(14)
老威“模糊”论,令萨义德感到一种虚空:
从中他找不到“任何类似帝国版图的东西”。
(114)
虚空从何而来?
萨义德发现它来自阿诺德、艾略特的文化信仰。
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
帝国文化辩护士还记得《文化与无政府》吗?
马修·阿诺德在书中说,所谓文化,只能是古希腊、希伯来式的贵族文化:
这些以拉丁文写成的经典,具备“甜美与光明”的品格,能有效对抗野蛮与愚昧,抵制非利士人的市侩哲学。
另一位英国文化人拉斯金,1870年就任牛津大学教授时,也曾趾高气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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