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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化论文范文精选3篇全文
文化论文范文精选3篇(全文)
六年前蒙特卡洛国际展览局第132次全体代表大会上,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在政府的不懈支持下,取得了2021年世博会的举办权。
毫无疑问,这是展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繁荣发展、展现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健康和谐的文化含蕴,使新走向世界并屹立于世界城市舞台的绝佳机遇。
但是,我们在文化建设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一系列的悖论:
定位悖论。
为自己制定的中长期发展目标是,面对充满机遇而又富有挑战的21世纪,把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而对于文化,则把定位为“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社会本就是以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为一体,文化自身所产生的社会凝聚力是任何其他力量所不能比拟的,这个定位与其说是一种选择,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是一种退步。
因为如果仅仅是交流中心,则就失去了文化存在、生长和发展的根基,仅仅是文化的漂流地,不久之后,或许也就真的成了时下部分人士口中的文化荒漠。
这与自身的国际定位是非常不相称的。
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是通过文化显示出来的,从历史上看,历来是中国发展的历史库、文化库,尤其是在20世纪初,文化,以电影为例,是与好莱坞并头的;到30年代,中国或国际知名的大文豪等莫不是出自或与有很深的渊源。
现如今,在文化建设上却是停滞甚至是萎缩的,在世界各种文化和文明相互激荡的今天,这是任何一个现代化都市(国家)发展中不正常的现象。
因此,政府应该大力扶植电影等文化事业,一定要从“国家定位”、“国际竞争力”的角度来看待和发展的文化事业:
不应只是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也应该是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中心。
在这里,需要着重提出的一点是,近些年来,面对好莱坞的霸气和日韩文化的冲击,的整个文化原创态势是越来越萎缩,没有优秀的创作队伍,拿不出拳头产品,没有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巨大变化的经典巨作。
造成这样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在文化方面的措施太软,很多措施甚至倒退到了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祝词发表以前的状态。
因此,的文化产品如何走出新路,如何发展出多样化,怎样出来优秀的和时代发展相呼应的作品是当务之急。
服务悖论。
社会主义文化应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应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大众服务。
那么,在城市文化建设过程中,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就应成为一种常态,真正让普遍的人民群众欣赏、享受和吸收到文学创是世界上著名的汽车设计制造集团,中德合资的大众在成立之初就开始引进德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制造工艺。
先进的技术和工艺带来的产品质量无疑给消费者带来了良好的口碑,大众逐渐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认同,市场占有率一直很高。
2.品牌多样化。
大众旗下有着桑塔纳、帕萨特、朗逸、POLO、途观、途安等知名品牌,包括斯柯达旗下的晶锐、明锐以及昊锐等品牌。
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多样化的子品牌带来的是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从而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
3.完善的售后服务。
大众一贯秉承“大众标准,全程无忧”的服务理念,不断的改进和完善售后服务体系,扩大汽车消费市场的衍生业务,在广大消费者心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二)大众的劣势(W)分析
1.产销脱节。
世界上大多著名的汽车厂商的生产和销售是一体化的,从而使产品能够不断地适应市场的需要,而大众则不同,负责研发和生产环节的大众与负责销售的大众是脱节的,缺乏有效的沟通,再加上部门之间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众的与时俱进。
2.新产品的投入较少。
在2021年推出了新款车型朗逸之后,近几年来一直没有新的产品的推出,大都是在原有平台基础上进行小改款,被消费者认为是换汤不换药,影响了大众的进一步发展。
3.DSG问题尚未解决。
早在2021年3月15日之前,就有许多报道称大众的双离合变速器存在问题。
高速时动力突然消失又突然爆发,低速时车身抖动严重等现象层出不穷,车主们很快发现升级以后故障依旧,时至今日,许多车主对大众只是进行技术性处理而不召回的做法耿耿于怀。
(三)大众的机会(O)分析出租车市场商机无限。
众所周知,前些年的出租车乘用市场常年被桑塔纳2000、桑塔纳3000等大众车型占据,他们都是由大众为出租车改装的专用车型,属于出租车的定制产品。
(四)大众面临的威胁(T)分析1.日系车逐渐回暖。
近年来,日系在华进行密集的产能扩张。
一方面,2021年汇率高企的日元以及快速增长的中国车市,无形中都加速了日系车企在华的本土化进程。
另一方面,自钓鱼岛事件爆发以后,棒喝顿悟的日系开始在华反思和救赎,由此看来,日系车的强势崛起才刚刚开始,是大众未来战略中的重大威胁。
2.发动机动力低于平均水平。
2021年,大众将被神化了的TSI加DSG的动力组合引进国内,然而,在通用、PSA、长城、比亚迪纷纷推出涡轮增压搭配双离合的动力系统后,大众的优势一去不复返。
二、大众汽车的市场营销策略分析
大众营销策略分析包括产品策略、价格策略、分销渠道策略、促销策略体。
(一)大众产品策略产品策略是企业市场营销4P组合的核心,是企业开展市场营销活动的基石。
大众的产品线组合非常丰富,涵盖了AO、A、B、SUV、MPV等所有产品,根据大众的规划,未来还会推出小型SUV和中型SUV,并且都可能国产,这样一来,大众基本完成汽车产品线的全面覆盖。
(二)大众的价格策略大众的定价策略很好地利用了潜在客户品牌的声望的心理来确定商品的价格,所以即使定价不低但是仍然能够刺激潜在客户的购买欲望。
(三)大众的分销渠道策略在大众的分销模式中,厂家扮演着生产者的角色,4S店扮演批发商的角色,二级经销商扮演零售商的角色。
在这个模式下,大众严格执行标准化的深度分销管理,教育引导渠道成员承担部分分销渠道的职能,取得了不错的绩效。
(四)大众的促销策略营销的最终目的是把产品销售出去并获得赢利,而促销就是销售产品的艺术和技巧。
大众的广告大多突出机械的质感和美感,从机械层面到审美层面再到人性化的设计,从广告中就能感受到大众不凡的造车工艺,而这些层面正是能被中国大多数消费者所接受的。
大众另一个比较关注的是车展,特别是一些国际国内的知名车展,每次车展大众都会为我们带来新的产品设计和驾乘体检,但不变的是大众一贯的先进技术和安全的车身制造,虽然大众在车辆的外形以及人性化的配置上有所欠缺,但这并不影响大众在国人心中的地位。
三、大众对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带来的启示
面对激烈的竞争,如何在现有的市场走的越来越好,大众要坚持一下几点:
(一)必须坚持自己的特色大众在这一点就做得很聪明,因为他们知道,任何企业都不可能拼接一己之力把所有方面做得都达到同行业的顶尖水平,所以他们多年来保持自己的造车风格。
即使后来的日韩系品牌凭借时尚的外观设计以及人性化的造车理念迅速崛起,但是大众凭借其先进的造车技术和高强度的车身设计仍然保持自己独有的优势。
(二)让模仿成为过去时大众在成立之初到现在,近三十年的时间,不断地使自己的产品回归家族化设计,无论从车身设计到平台共用,大众都坚持着自己的特点。
借鉴和模仿在发展初期,是各车企最经济实用的模式,而一些自主品牌坚持的是不断地模仿和变化。
(三)中国的汽车工业发展任重道远首先,要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掌握话语权。
其次,要深入开展市场研究,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抓住消费者最看中的东西,而不是一味地实行低价策略,同时又想往高端发展。
最后,中国的汽车市场体系还需不断完善。
市场混乱归根到底是市场管理体制不完善,所以,建立完善的市场管理体制迫在眉睫。
对华贸易编年史》显示,从康熙三十九年(1700)至道光十年(1830)的130年中,仅广州一口净输入的白银总量约在9000万镑至1亿英镑左右。
同时进出口的货物也种类繁多,从广东输往欧美的商品除了茶叶、丝绸和陶器之外,还有土布、麝香、明矾、铜、水银、甘草、生锌、大黄、桂子、冰糖、姜黄、樟脑、绸缎、丝绒等。
同时,南洋各国经广州输入中国的商品亦种类繁多、数量可观。
二.近代粤海洋商业文化形态
康熙年代,开海贸易后,广东开放给中外商人进行贸易的口岸几乎遍布广东沿海各地,共有七个总关口,下又设六十多个小关口,如:
佛山、黄埔、虎门、市桥口、澳门总口、乌坎总口、汕尾口、庵埠口、双溪口、汕头口、潮阳口、江门口、海门口、澄海口、海安总口、梅?
总口、雷洲口、赤坎口、海口总口等。
(参见梁廷?
?
《粤海关志·税则四》)其中粤东澄海在清代已成为海洋总汇和枢纽。
这里呈现出一派对外贸易的繁荣景象。
粤东门户潮州,海外交通在隋代已有一定基础。
大业四年(608年),陈棱、张镇周经略流球,就是以潮州为基础的。
唐代潮州已发展成“岭南大郡”,是粤东最大城市。
宋代除了广州是第一大港之外,粤东的潮州也是一个航船出入的港口。
《宋史·三佛齐传》载:
“潮州言,三佛齐国蕃商李甫海,乘泊船载香药、犀角、象牙至海口,会风势不便,飘船六十日至潮州,其香药悉送广州”。
当时潮州的港口是凤岭港,此港有“粤东襟喉,潮州门户”之称。
明代粤东的海外贸易活动则以南澳为中心。
此地为南北商船上下必经之地,各国番船多停泊此地进行互市活动。
每年四五月间,各地海商便聚集这里,进行互市贸易。
每当三四月东南风起,在南澳的商船即纠集出航,由南澳入闵,越过洋面,由外域而上,入浙江等地贸易;八九月西北风盛,又满载江浙丝织品与棉织品,扬帆顺风而下,返回南澳与本地的海外商人贸易,或由南澳远航东南亚贸易,潮洲商人往来南北,获利甚巨。
粤西沿海地扼交广海路,是中外商船往来的必经之地,商业活动非常活跃。
如雷州往西“通安南诸蕃国路”,往东“泛海通恩州并淮浙、福建等”。
人殷物阜,商旅频繁。
本文将进一步从海洋商业贸易与海外移民贸易这两种方式探讨近代粤海洋商业文化形态。
1.海洋商业贸易形态
官方商贸
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形成于西汉初期。
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番阳令唐蒙奉王恢之命出使南越。
唐蒙从吃蜀产的枸酱中得知“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的岭南贸易情况:
“建元六年……恢因兵威而使番阳令唐蒙风哓南越,南粤食蒙蜀枸酱。
蒙问所以来,曰‘道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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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汇广数里,出番禺城下。
’蒙为至长安,问蜀贾人,独蜀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
夜郎者,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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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汇广百余步,足以行船”(《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汉书》卷九十五)
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亦记载了汉代官商外贸的情况:
“汉置左右侯官,在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
故曰‘欲拔贫,诣徐闻’。
”
当地考古发现,古合浦郡(包括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卢五县)的合浦县东、西南侧,约有汉墓五千座,它们距离现在海岸5~20公里不等。
已出土的随葬品中也不乏舶来品或与之有关的遗物。
合浦、徐闻、番禺皆被认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
西汉时,从合浦起航出海沿北部湾西行,可到占城、遢罗(泰国)、真腊(柬埔寨)、爪哇、满剌加、三佛齐(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直至波斯湾沿岸。
这些成批出土的舶来品亦应与官商贸易相关。
东晋南朝时期,外国银币即在广东境内流通。
八十年代中期,粤西考古发现了一个窑藏陶罐,内装全部是金银器物,其中波斯银币二十枚,这二十枚银币和其他物品都是波斯萨珊王朝伊卜尔三世至卑路斯时(383~484年)的制品。
专家认为白银已成为当地主要流通货币,岭南是不同于全国其他地区的特别用银区。
唐人杜佑称隋代广州与国内荆、扬、益、越等大城市“运漕商旅往来不绝”。
李吉甫谓:
“炀帝开通济渠,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闵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
唐朝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专职或相关涉外职能机构,形成自上而下完善的外交、外贸管理体系。
并制定了若干涉外法令法规、保护外侨、外商的利益。
如武德七年(624年)颁布的《赋役令》,唐初修订的《唐律》等。
唐代中后期,官方还给外商发放专门“过所”(通行证),保护外商在华财产权益。
唐文宗曾针对海外客商在东南沿海受到官府侵渔、税收过重的状况,告诫岭南、福建、淮南三镇藩帅,不得“多务征求”,“重加率税”。
唐代中后期,随着全国经济中心的南移,随着中外交往从西北陆路转向东南海路,海外贸易空前活跃:
北通高丽、新罗、日本;南通东南亚、印度、波斯诸国,而以南海交通为主。
“海外诸国,日以通商”。
唐初于广州设立了市舶司院,总管东南海路的对外贸易。
这一举措,开创了中国外贸管理的新局面。
广州也因而成为了全国海外贸易的中心,强化了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东方首港的地位。
宋朝随着外贸控制的强化和市舶司制度的健全,广州等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大港的外贸垄断权进一步扩大,法规更为周密和严格。
凡从广州进口的商品一律要由市舶司购买,全部进入宋朝官府。
从而抑制了外贸的正常发展。
南宋末,吏治严重腐败,官吏竟相打击外贸,侵吞舶货,残害百姓,致使海上丝绸之路日趋式微。
商人们甚至放弃合法贸易而转向武装走私,沦为“盗贼”。
明代中国已处于世界航海史的领先地位,广东成为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从广东起航或经广东放洋出海的远洋航线已扩展至全球。
郑和七下西洋,就是明朝政府组织的大规模航海活动,七下西洋都是经过广东南海水域而到达西洋诸国。
郑和开创的洲际航线,为开辟欧洲至印度的东方航线起了先导作用。
私商与海寇商贸
在明代海禁政策条件下,广东的对外贸易,主要分为官府直接控制的贡舶贸易和私商经营的市舶贸易两种方式。
贡舶贸易是明朝官方直接控制海外贸易的一种制度。
它与明前期实行的海禁政策分不开,因禁止私人出海经商贸易,迫使海外各个国家不得不依仗朝贡贸易的惟一渠道。
市舶贸易即是私商在广东港口或出海同外商进行的贸易。
私商贸易在明初和中期被视为非法贸易。
明中叶以后,随着贡舶贸易的日益衰落,“广东民多挟大舸入海,与夷市”,“有力则私通蕃船”,并已成为普遍现象。
连豪门之家蹑足于此者也不乏其人。
张燮《饷税考》曰:
“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
如人阴开其窦,而人不得收其利权……至嘉靖而弊极矣”。
(《东西洋考》卷七)
私商贸易自唐代便是对外贸易的一种重要形式。
经商已经成为当时广东人
谋生的重要手段。
“百粤之地,其俗剽轻,猎浮淫之利,民罕著本”。
(萧邺《岭南节度使韦公神道碑》,《全唐文》卷764)大历中,路嗣恭平定哥舒晃之乱,乘机私吞广州商舶之徒财宝数百万贯。
因见海商财资雄厚。
唐代旅居广州的外商也是外贸领域的一股重要力量。
他们“与华人错居,相婚嫁,多占田,营私第,吏或烧之,则相挺为乱。
(《卢钧传》,《新唐书》卷182)唐末居广外商众多,他们具有中国海商所无法比拟的与海外市场更直接、更密切的联系与贸易优势:
“岭外酋帅,因生口(奴婢)、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
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历宋、齐、梁、陈而不改”。
亦显见了外商雄厚之财富。
开成间,广州蕃商势力已发展到可以抗拒朝廷、制造动乱的地步。
除了民间私商与外商之外,岭南的豪族势力同样是一股活跃于海外商贸领域的强大势力。
这些地方豪强自恃才雄势大,凭籍武力,亦盗亦商。
海南万安州豪族冯若芳“每岁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其物为己货,掳人为奴婢……若芳会客,常用乳头香为灯烛,一烧一百余斤。
其宅后,苏芳木露积如山;其余财富,亦称此焉”。
彼时亦有以幻术之“得牟法”劫取财宝之海寇。
《太平广记·幻术陈武振》记载了陈武振以幻术生财之道:
“西域贾漂泊溺者因而有焉。
海中人善咒术,俗谓‘得牟法’。
凡贾船经海路,与海中五郡绝远,不幸风漂失路入振州境内,振民即登山披发以诅咒,其风扬波,舶不能去,必漂于所咒之地而止。
武振由是而富。
”此外亦有官商参与,亦官亦商的海寇,如不少岭南官吏就扮演着这类角色。
他们利用职权,插足海外贸易,与民争利,其“十中无一,肯识廉耻”。
《旧唐书·王锷传》载岭南节度使王锷:
“能计居人之业,而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
由是锷家财富于公藏。
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珠贝,称商货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
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
明代贡舶贸易的官市已退居次要地位了,私人的市舶贸易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而且私人市舶贸易所经营的商品多是明政府严禁出口的生丝、丝织品、硝石、硫磺、铁锅等。
这些商品皆是当时国际市场上的抢手,因而市舶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不断提高,从而在嘉靖以后发展成为广东对外贸易的主要经营方式。
红头船商贸
“红头船”商贸是近代粤东地区特有的一种商贸形态,它既有物质贸易,也包含移民交易,或以物贸为幌子进行的移民交易。
雍正年间的中遢大米贸易,澄海县的樟林港是潮汕地区与遢罗进行“红头船贸易”的繁荣商港。
广东巡抚杨文乾等人曾向雍正皇帝奏道:
“商船出洋之时,每船皆私载二、三百人,到彼之后,照(护照)外多出之人,惧留不归。
更有一种嗜利船户,明载些许货物,竟将游手之人偷载至四五百人之多,每人索银八两或十两。
载到彼地,即行留住”。
雍正至道光年间,潮州人通过“红头船”方式移民海外者近百万人。
当时潮州移民多从澄海樟林出发,樟林有一种专做移民生意的商人,被称为“客头”。
他们对东南亚地区比较熟悉,潮州人出洋谋生多由客头组织偷渡。
已经移民海外并站稳脚跟的海外潮人,则又纷纷委托客头引带自己的眷属和亲友前往东南亚谋生。
客头还代办潮州籍华侨与家乡的函件和汇款,据说每月由客头乘红头船带回的侨汇多达四万元。
至1858年,红头船时代结束,遢罗已约有华侨一百五十万,其中60%是由樟林乘红头船到达遢罗的(参见《潮州吴氏族谱传》)。
据载,遢罗曼谷王朝拉玛三世(1824~1851),每年移居遢罗的中国人口达六千至八千人。
为了表彰海外潮人对遢罗开发所作的巨大贡献,拉玛三世曾命人制作代表潮人的“红头船”模型,存放在岩尼瓦寺以作纪念。
走私商贸
粤走私贸易主要包括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
1858年,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在给国务卿加斯的报告中说:
“汕头是厦门西南约一百英里的一个口岸,它是未经条约承认的,这是阁下知道的。
那里进行着大量的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它似乎得到每一个参与这种贸易的人的默许,香港的报纸定期刊登汕头的船期表。
”1860年,汕头开埠后,鸦片走私进一步泛滥。
通常的走私办法是先将鸦片从印度等地运来,卸进趸船。
再由中国私商看样订货,并付款、提货。
外国烟贩通过勾结中国官吏和烟贩所形成的走私XX,用快蟹、扒龙等快艇武装走私运入广州及沿海各地。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粤东南澳已成为外国鸦片贩子分销、储存鸦片的重要停泊站。
鸦片贩子通常是从澳门私运鸦片于此,再由此转销潮洲、闽南甚至北方等地。
林则徐赴粤查禁鸦片期间,曾下令对南澳地区的鸦片走私船严加驱逐,并责令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将在南澳的英国鸦片船招回虎门呈缴鸦片,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随着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南澳、汕头再次成为鸦片走私的场所。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许多总部设在香港的洋行从事鸦片走私。
其中最大的颠地和怡和洋行还配有武装护航船队。
此外,帆船也参与了鸦片走私活动。
广东沿海的帆船一年来回六趟。
为了对付走私贸易,清政府采取了海禁政策。
这一海禁政策同时也堵塞了正常的海上贸易之路。
在禁海期间,澳门成为了我国的转口贸易基地。
广东的部分货物先由陆路转运到澳门,然后再由海上转贩到东南亚和欧洲等国。
当时澳门附近的十字门就是走私商船汇集贸易的据点。
清政府的海禁和迁海政策,虽然使广东贸易遭受损失,但广东走私贸易的富商大贾贿赂官府,使广东外贸得以延续。
顺治十年,遢罗国有商舶至广州,地方官以“互市之利”进言上司,遢罗商人得以入贡,广州巡海道还以全体官员的名义表示欢迎。
海禁期间,广东官府亦有一批“藩商”参与了从事对外走私贸易。
当时“海禁甚严,人民不得通澳”,而藩商们却利用他们上通官府,资本雄厚的优势,尽得外贸之利。
《抚粤政略》卷十中曾记载广东的沈上达投靠平王麾下,仰仗特权,打造海船,私通外洋,他一次就能获利四五万两,一年得利四五十万两,被称为“藩商”。
广东藩商以权势和武装作后盾,大肆从事走私活动。
客观上为海禁时期的广东保留了一条狭窄的外贸通道。
⒉海洋移民贸易形态
海外移民有被动与主动两种情况;所谓被动者即指苦力贸易,或曰“猪仔”,亦称“契约工”;所谓主动,指自发经济移民、政治商业移民以及偷渡者。
广东自宋代始,已有少数商人出外经商而定居国外成为移民。
明代广东的海外移民规模有所扩大,主要移居在东南亚国家。
清代广东向海外移民逐渐形成高潮。
康熙二十三年,准许民人出海贸易。
此后,随商船出海移居外国,或偷渡依据外国的广东人日益增多。
广东潮州移民亦有依靠亲友和乡XX关系移居海外的,他们依靠这种宗亲关系在侨居海外,从事社会经济活动。
苦力贸易移民
早在唐代,岭南掠卖奴隶之风就盛行,广州是奴隶贸易的中心。
除贩卖本国奴隶以外,亦有外国奴隶,其中以东南亚人、印度人、新罗人为多。
东南亚土人皮肤黝黑、体格强壮,尤善潜水,号称“昆仑奴”。
张籍《昆仑儿》诗云:
“昆仑家住海中洲,蛮客将来汉地游。
”岭南贩卖奴隶之风至宋元犹然。
鸦片战争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亦以诱骗、掳掠的方式,即西方所谓“苦力贸易”(广东俗称“卖猪仔”)的方式,向中国掠夺劳动力。
鸦片战争以后,他们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更加肆无忌惮地在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地区诱骗华工。
他们利用珠江三角洲劳苦人急于摆脱贫困的心理,引诱、掳掠他们出洋充当苦力。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记载了苦力贸易者的罪恶与“猪仔”们的悲惨境遇:
“被骗出洋而死于难者,每年以千百计,吾闻之有半途病死者,有自尽求死者,有凿船焚船同归于尽者,苟幸甫经到岸则售充极劳极苦之工,饮食不足,鞭挞有余,或被无辜杀戮,无人保护,贱同蝼蚁,命若草菅”。
鸦片战争后,广东的海外移民以契约华工为主。
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殖民者迫切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来开发殖民地与本国资源,需要在中国沿海地区从事掳掠、拐骗华工出国。
据记载,1800~1820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其驻广州商馆,从广州的黄埔和澳门多次偷运华工到摈榔屿、马六甲等地。
他们还雇佣槟榔屿华人潜回广州或内地,替其招募华工出国。
东南亚各殖民地借助于廉价华工,得到迅速的繁荣发展。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广东是华工的主要输出地,广州、汕头、澳门、香港、琼洲等,均为主要出口口岸。
广州仅1852年就出口华工二万四千五百八十一人。
而在汕头和南澳一带装船运出的华工就达六千三百八十八人。
美国驻华公使伯驾在1856年给国务卿的报告中曾说:
1855年从汕头载运苦力出洋的外国船只共有12艘,运出苦力六千三百八十八人。
亨特《中国海的美国船》称:
“在1852与1858年之间,当苦力贸易自澳门转移于汕头港时,美国船只曾运出苦力四万名。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当时英国驻华公使包令也不得不坦言:
“汕头及附近一带为搜罗猪仔苦力并将他们贩运出洋而产生的无法无天暴行,已达不可想象的地步。
”19世纪中叶,在秘鲁、古巴、西印度群岛和巴拿马、巴西等国的契约移民输入数约达六十万人。
澳门、香港也是一个苦力贸易的中心。
据有关资料统计,1856~1873年间,澳门出口华工十八万一千五百六十三人,平均每年一万一千三百四十七人。
香港于1851~1872年间,运往美洲、大洋州和东南亚的苦力华工总数则达三十二万三百四十九人。
(余绳武等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19世纪50年代,每年从广州、汕头、澳门、香港输出的华工合计约五万人。
据估计,1851~1875年,仅贩卖华工到中、南、北美洲而获得的利润就达到8400余万元,年均近340万元。
(参见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同时西方船舶的船东们也受巨大利润刺激,不断添置新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畸形贸易也带动了广东沿海地区航运业的发展。
自发经济移民
明中叶后,随着以广州为始发港,并以澳门为中继港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鼎盛发展。
广东商人通蕃贸易、居留南洋诸国形成高潮。
明代广东商人出海贸易而移民定居国外,主要是为了改善生存条件,开拓新的生存空间,发财致富。
属于自发经济移民。
这是明中后期移民南洋的主要方式。
鸦片战争后的100多年间,除契约华工外,还有三百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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