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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杨炯及其诗赋创作成就
初唐诗歌近百年,是诗风的大转变、大创新的时期,也是南北诗风融合完成的时期。
在变革诗坛方面显示出重大实绩的是俗称“王、杨、卢、骆”,即初唐四杰。
杨即杨炯,是一位颇有影响的陕西籍作家。
长期以来,杨炯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关于他的介绍性和研究性资料非常之少,这种状况,即使在他的桑梓之地也不例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杨炯(650〜694),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市)人,有《盈川集》传世。
杨炯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举神童及待制弘文馆时期:
杨炯生于高宗永徽元年,其伯父德裔、德轩,曾任地方州县要职,而杨炯自己的祖父、父亲在仕宦上却没有什么记载,甚至连其姓名也湮没无闻,杨炯自称“吾少也贱”。
少年的杨炯发愤读书,“聪敏博学,善属文”,年10岁,即中童子科,时人以为神童,待制弘文馆。
弘文馆建于唐武德四年(621年),原名修文馆。
主要负责详正图书,教授生徒,并参议朝廷制诗与礼仪。
始初,聚经、史、子集四部书共20余万卷。
精选天下著名儒者人之,在馆中不仅讲授文义,商议政事,还传授书法,教授经业。
可以推测,杨炯虽应童子试及第。
然年岁尚小,恐亦得以人弘交馆肄馆,故自称为“待制弘文馆”《浑天赋》,意在以别于一般之生徒。
从此十六、七年,杨炯大多时间在弘文馆。
这里,有丰富的藏书可供阅读,有机会接
触到名师指教,接受了较系统的学习教育。
这一时期对杨炯以后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其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准备时期。
应制中举到贬谪参军时期:
上元三年(676年),杨炯27岁时,始以应制举及第,补秘书省校书郎,负责校雠典籍的工作。
虽“二十年而徙一官”,况又干的是一般人视为“冷府闲曹”的工作,然而意气风发的杨炯以登秘书省这样的“麒麟凤凰之署,三台四部之经,周王群玉之山,汉帝蓬莱之室”为荣。
更让他难
忘的是阁中同僚“列芳馔,命雕觞,扼腕抵掌,戏谈戏笑”,“间
阁诗序》)。
杨炯在校书郎位置大约呆了五、六年,永淳元年(682年),杨炯33岁时,经中书侍郎薛元超举荐,为太子(即李显。
后为中宗)詹事司直,充崇文馆学士。
崇文馆原名崇贤馆,隶属于东宫。
主要负责校订书籍和为皇太子提供顾问。
在崇文馆任职
的两三年期间,是杨炯生活心情颇为顺畅的时期,正如其描述:
对前
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对帝王给自己带来的恩荣是感激的,途充满了信心。
然而很快封建社会现实粉碎了这个年轻人的梦想,垂拱元年(685年),杨炯36岁时,其从弟神让从徐敬业起兵叛乱,累及杨炯,贬官为梓州司法参军。
秩满还洛直习艺馆至出任盈川令:
四年之后,大约在天授元年(690年),杨炯41岁,自梓州司法参军还,与著名诗人宋之问同直习艺馆。
这一点宋之问《秋莲赋》、《新旧唐书》卷190
杨炯本传皆言谓梓州司法参军秩满后授盈川令,未载直习艺馆之事,疑为漏载。
宋之问《祭杨盈川文》(《全唐文》卷二四一)曾记载与杨炯分直习艺馆情况:
“大君有命,徵子文房,余亦叨忝,随君颉颃。
同趋北禁,亦拜东堂,志事俱得,形骸两忘”,可以料见当时两人关系的密切程度。
如意元年(692年),杨炯43岁时,洛阳城中发生一件事。
刁、
七月问宫中出盂兰盆分送佛寺,武后御临洛南门与百僚观之,素有文名的杨炯献《盂盆兰赋》,“词甚雅丽”。
大约不久,杨炯即被选为盈川令,或许是献赋给他带来了好运气。
惜不久即卒于盈川任上,终年44岁。
死后归葬洛阳,其好友宋之问主持其丧事:
“子文子翰,我缄我持,子室子兆,我营我思”。
中宗继位,
以旧僚追赠著书郎。
不多,还算得上较平稳的一个。
但其虽颇负文名,自视甚高,渴望建功立业,然“不容于时”,最终不过浮沉于地方县一级的官吏,且中途告殁,留下无穷的遗憾。
当时正是新王朝发展繁盛起来的时代,个人的沦落就被衬托得更为惨淡。
据《盈川集》,杨炯流传下来有赋8篇、诗歌34首、碑铭等文43篇。
其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和赋作上。
扬炯的诗数量虽不多,然题材非常广泛,既有抒发登临送别之意,歌咏征人远戍、向往边关之情;又不乏写景记行、酬答唱和之作。
渴望建
功立业的昂扬情怀与名高位卑的郁郁不平之气,复杂的交织在他的作品中。
初唐时期,整个封建帝国正处在上升的阶段。
开边拓土,战
事频繁,军事上的不断胜利鼓舞了自上而下的志气,也滋养培育了许多诗人创作的热情和探索的勇气。
年轻的诗人们更是充满理想、充满激情地去描绘战争的题材,抒发建功立业的远大报负。
杨炯虽足迹不至关外,边塞之作,非亲历其境的亲切感受,而多
足音之感。
血暗雕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首诗借用乐府旧题“从军行”描写一个读书士子从军边塞、参加战斗的全过程。
“血暗雕旗画,风多杂鼓声”诉诸于视觉、听觉,活化了环境之恶劣、战事之残酷。
两句诗,有声有色,各臻其妙。
广为流传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有力凸现了从戎书生强烈的爱国热忱。
诗中反映的“宁为百夫长”情绪,更非宫廷诗人所有。
稍后王维“岂学书生辈,窗前老一经”,高适“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岑参“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可视为同响,分明受到了杨炯的影响。
又如《紫骝马》:
画地取封侯”很好地表现了男儿自当横行天下,热烈向往边功的慷慨激情。
不过,边塞生活的艰苦、战事的残酷,往往超出想象,而诗
人能冷静地感受到这一点。
如《战城南》:
甲胄似鱼鳞。
“冻水寒伤马,悲风愁杀人”,似由前人“饮马长城窟,水
寒伤马骨”、“白杨多悲风,萧萧愁伤人”衍化而来,更趋整饬,
形象逼真地描摹了环境的恶劣。
诗中展示了一幅边塞战事图:
战
慨之中透出悲凉。
末两句“寸心明白日,千里暗黄尘”,一明一暗形成对照,报国之心青天可鉴。
与边塞诗昂扬向上不同的是,杨炯写景纪行诗更多贯注的是沉沦下僚的愤懑不平之气。
杨炯幼年即有神童名,他孜孜上进,
36岁在他事业顶峰之时,突遭横祸,贬为梓州司法参军。
在贬谪途中,经过三峡,写下了《广溪峡》、《巫蛱》、《西陵峡》等诗篇,细致入微地描摹了奇丽壮美的三峡景观,抚今追昔,抒发了忧时愤世之情。
如:
“三峡七百里,唯言巫峡长……忠信吾所蹈,泛舟亦何伤。
可以涉砥柱,可以浮吕梁。
美人今何在?
灵芝独自芳。
山空夜猿
行旅相赠言,风涛无极己。
及余践斯地,瑰奇信为美。
江
还有《途中》
亭亭山上橙。
这首诗,作者关注的焦点并不在途中景物,山、水、云、峰、柳、松遗些极具特色的意象成为作者抒发内心感怀的一种慰籍。
诗中抒写的是那萦绕心头的浓重的思乡之情,似又蕴涵仕途险恶莫测的感慨,寄予了作者追求品格高洁的理想,种种情思,兼而有之。
在杨炯沉沦下僚,仕途给他留下太多的渴慕和痛苦的记忆。
在《游废观》这首诗中表达了挣脱樊笼的愿望,“悠然出尘网,
从此学神仙”,表面写的似乎很洒脱,实则传递着沉重的难以育传的愤懑和无奈。
杨炯为数不多的诗作中,送别诗约有八九首。
送别的对象多为昔日同僚、朋友。
这类诗集中体现对友情的珍重,“赠言未终竟'流涕忽沾裳”(《送临津房少府》),“灞池一相进,流涕向
”(《送
烟霞”(《送李庶子致仕还洛》)。
有的是对友人怀才不遇的慨叹:
左尉才何屈,东关望渐赊。
行看转牛斗,持此报张华。
丰城王少府》),大多写得悲酸伤感。
而《送刘校书从军》别是
种风格:
这首诗可以看作“从军行”的姊妹篇,杨炯字无缘入幕边关,而今有机会亲送自己的同僚、朋友刘校书从军,感慨颇多。
诗中将神勇天将、流星剑、明月弓等亮丽的意象与铺天盖地的阴云、重重的杀气冷峻意象交融,透出慷慨激烈的情怀。
虽也意识到离别的孤独,但没有过多的伤愁,只有对朋友深情的勉励。
全诗心境明朗,感情壮阔,有一种好男儿志在沙场的英雄气概。
杨炯诗中最娴熟的是与省闼同僚的酬唱应答之作,约占其诗
作的四分之一。
从其《登秘书省阁诗序》、《崇文馆宴集诗序》、
晦日药园诗序》、《群宫寻杨隐居诗序》描述中可以看出,其时,省中同僚,“公私之暇”,宴集聚会,“休沐之时”,成群结伴,寻找近处山林,游赏赋诗,酬唱应答,蔚为风气。
这类诗内容比较复杂,从中可以看出并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流行的宫廷诗风的影响。
有人将其称为“宫廷诗的外延”,也是不无道理的。
大多讲究对偶声律,追求词采和韵律的流转,多有佳句,倒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杨炯诗歌拙实的印象。
如:
“影浓山树密,香浅泽花疏”一一《和石侍御山庄》
怀友》
无论
健康的
四杰之中杨炯的诗数量最少,但成就却是十分突出的。
是哪一类题材的诗,大都表现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向上、心态,皆可感受到诗歌日趋刚健质朴的气息。
用“壮而不虚,而能润”来评价杨炯的诗,是十分恰当的,甚至有人认为,杨炯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不亚于王勃。
据《重编影印全唐文及拾遗》所载,自高祖武德初年至玄宗开元初,初唐一百年闻,赋家53位,赋作127篇。
其中就赋家个人创作数量而言,王勃12篇居首,其次谢偃、杨炯各有8篇,居第二位。
就赋的格律形式而言,杨炯8篇皆为古赋。
从赋作的题材看,主要分为三类:
山水赋:
写山、水、天象、地理之类,如《老人星赋》。
咏
物赋:
写植物类,如《幽兰赋》、《庭菊赋并序》;写菌类,如
青苔赋》;写矿物类,如《浮沤赋》;写自然界,如《浑天赋并序》;写家具,《卧读书架赋》。
叙事赋:
叙佛事的《盂兰盆
赋》。
有的赋作则显示了其在天文地理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令人叹服(《浑天赋并序》)。
从艺术上看,赋作都十分注重技巧,大多写得气度沉稳,措辞俊雅,显示了很高的文学才能。
杨炯诗文从数量上说不算很多,艺术价值也不是很突出。
但他毕竟是初唐诗人,是一代新人,又有一定生活经历,比之前人,已成异响。
在初唐文坛上,杨炯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的诗文,在题材内容、表现形式等诸多方面都有一定新的突破。
所谓“炯之赋,词义明畅,若庖丁解牛,自中肯綮”,“五言律工致而得明之旨,沈宋肩偕,开元诸人,去其纤微,盏启之也”,前人所言不无一定道理。
杨炯及初唐四杰的贡献表现在:
首先,冲破了上官体流风,开拓了新的诗风。
初唐上官体所代表的宫廷诗风在唐高宗显庚(656〜661)、龙朔(661〜663)达到鼎盛。
诗歌作为一种美文,追求形式完美本是无可非议的,但上官体之风气,主要过分关注声律对偶,讲所谓“六对”、“八
对”,忽视了诗歌本质。
正如闻一多先生一针见血地批评“宫体诗在唐初,依然是简文帝时那没筋骨,没心肝的宫体诗。
不同的只是现在词藻来得更细致,声调更流利,整个外表显得更乖巧,
更酥软罢了……此真所谓萎靡不振”。
随后,包括杨炯在内的初唐四杰,他们以革除诗坛浮靡之习为己任,以对上官体批判的姿态,冲破上官体的流风,从狭窄的宫廷天地引到广大的市井,从狭小的台阁到山川边塞,开拓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新的生命,提高了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清新刚健的诗风。
无疑,他们是初唐诗坛第一批改革者,而杨炯以其创作实践和理论的阐释占有一席之地,功不可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王勃集序》。
杨炯年辈晚于卢、骆,又比王勃多活十几年,他对王勃革新龙朔文体所造成的流弊看得比较清楚,以一个新诗人独有的勇气,抨击上官体文风之弊,认为“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
糅之金玉龙风,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
对王勃革新之功杨炯是深加推许的,“积年绮碎,一朝清廓,翰苑宛如,诗林增峻”,这也是现时人们普遍认可的,而较少有人注意到杨炯。
其实,杨炯、王勃等初唐四杰,当他们以才子齐名而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时候,都怀着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
有一种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可以看出“四杰在摧毁旧盼诗坛堡垒时,是目标一致桴鼓相应的”。
在《王勃集序》中杨炯称“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卢照邻人间
才杰,览青规而辍九攻。
知音与之矣,知己从之矣”。
末契是指杨炯自己。
薛元超与扬炯关系密切,杨人崇文馆是受薛公推荐,才得以为王勃编纂文集。
王勃的诗文革新正因为有杨炯和卢照邻这样知己知音“相与”“相从”,才取得显效。
而在这场文风变革中,杨炯功不可没,与王勃等人声气相投,同声相息,是一位积极的参与者,又是这场运动有力的推动者,后来,又成为这场变革理论上的总结者。
虽然他们的改革运动还不尽彻底,但盛唐
的主旋律在这里已具备了基本的音符。
在四杰之前已具胎息,王绩写过一些,数量不多。
到四杰手里,五律才充分发挥,凝固在他们的诗里。
四杰之中,五律多者占二分之一,少者四分之一,以格律之严与篇数之多,莫定五律的基础。
明代胡应麟说四杰诗“近体铿锵,下开百世,其功力匪貌小也”。
杨炯是四杰中以五律见长的诗人,他的《从军行》,无论从平仄声律、文字对偶以及起结作法等方面来说,都是成熟的五
其贡献
言诗。
其现存的14首五言律,完全符合近体的粘式律,不能不说是一种有意的追求,应该说在促成五言律诗定型方面,与杜审言以及佳沈期、宋之问等人是相同的。
李商隐早无意道出了这个秘密:
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
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属对能。
(《漫成章》),王即王勃,杨即杨炯。
在奠定五言律诗基础方面,王、杨与沈、宋原是一脉相承的。
初唐诗坛上四杰常不被重视。
初唐四杰中杨炯往往受到冷
落。
他们的文章,多用骈体,至少妙文皆用骈体;诗歌犹有旧痕。
因此,后人更习于给他们太多的批评与指责。
的确他们中间没出过第一流的诗人,但毕竟是一代新人,开了一代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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