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海南城乡协调发展与制度创新1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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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海南城乡协调发展与制度创新1论文

海南城乡协调发展与制度创新

（1）论文

当前，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已经成为海南经济特区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任务之一。

所谓城乡协调发展，是指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城乡经济社会实现良性互动，差距逐步缩小，逐步一体化的过程。

在现阶段提出城乡协调发展，与以往的“三农”问题的提法相比，涵义有所不同：

第一，不再孤立地看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而是要在城市化加速的大背景中揭示城乡关系的规律性，从城乡互动的角度来看问题；第二、城乡发展的均衡状况取决于资源在二者之间的分配情况。

我国现阶段城乡协调发展不能再用计划经济的思路，而是更多地采取市场化的手段来解决；第三、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的主体是政府，这意味着城乡协调发展中更加注重政府作用；第四、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矛盾在农村，中央虽然提出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但是由于体制性和结构性的原因很难落实。

这意味着城乡协调发展的实现将更加依赖于改革和制度创新；第五、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的同时，我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大规模的嬗变。

城乡协调发展制度创新的实质是适应这种现实，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全方位地解放农民。

本文拟从海南经济特区发展的现状出发，探讨如何在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大背景下，以制度创新带动城乡协调发展。

1.海南城乡协调发展的现状和原因海南是一个农业人口占主要比例的省份。

根据海南2003年统计年鉴数据，海南2002年拥有人口总量为778.89万，其中城镇人口208.07万，农村人口570.82万，农业人口占73.3%。

1.1城乡经济发展失衡的基本状况人均收入指标是衡量城乡发展协调程度的最重要指标之一。

从表1.1.1可以看到，海南的城乡收入差距是比较严重的。

参照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相关资料，绝大多数国家城乡人均收入之比为1.5左右，超过2的国家只有3个。

海南从1987年以来基本上都超过了1.5。

而且收入差距明显呈现扩大趋势。

表1.1.1：

海南与全国城乡人均收入及发展趋势年度（年）海南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元）海南农村人均纯收入（元）海南城乡人均收入比全国城乡人均收入比19879865021.961.981995477018722.552.471999533821192.522.652000535822312.402.792001583922852.562.902002682324232.823.112003725925882.803.23资料来源：

2003年海南统计年鉴，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但是从全国来看，海南的城乡收入差距小于我国的平均水平。

主要原因是海南的工业和服务业发展落后，与此同时，海南却拥有独特的热带农业资源。

也就是说，海南城镇居民的收入没有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考虑到海南农民外出打工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总的来说海南农民收入基本上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

1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表1.1.1中是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相比。

虽然二者都是居民税后的净收入，但是城镇居民的收入可以完全由自己支配进行消费，而农民却还要用一部分来购买化肥、种子、农药等生产资料。

由于中国许多农村还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在统计中将许多实物都换算成货币统计在农民的纯收入中，所以农民真正的可支配收入要更低。

国家统计局曾做了一项评估，2001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为6860元，农民收入为2366元，表面差距是2.90:

1。

但实际上，农民收入中实物性收入占了40％，扣除这部分收入，用于购买商品、服务的货币只有1800多元，平均每月150元左右。

这150元中，还有20％用于第二年扩大再生产的开支，

如买种子、农药、化肥、柴油等。

2001年，中国一个农民每月真正能用作商品性消费的货币收入只有120元，而城市居民的货币收入平均每月接近600元，城乡人均收入之比为5：

1左右；而城市居民收入中还有一部分并没有纳入统计范围，如各种各样的隐性福利、住房、教育、卫生，甚至用电都比农民有更多的优惠。

若将城市居民的一些隐性福利、优惠折算成收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达到6：

1。

这种情况在海南也是一样的，目前城乡实际差距远不止是2.80:

1。

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这个指标可以反映出城乡居民财产变动的差距，从而更加全面地分析海南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

如表1.1.2，最近几年海南城乡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之比已经超过20：

1。

从这个指标来看，农民原始财富的拥有量本来就远远低于城市，再加上积累财富的能力低下，可以预见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城乡差距仍然会继续扩大。

表1.1.2海南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比较城镇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A（元）农村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B（元）城乡人均储蓄存款余额比A/B19871570.9113.413.919903620.7176.520.5199516587.1656.325.3200018904.5881.121.5200119650.6859.522.9200221215.3980.721.6资料来源：

2003年海南统计年鉴1.2城乡社会发展失衡的基本状况仅仅从收入差距还不能完全反映城乡居民生活的实际差距。

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海南的农村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和城镇居民一样享受教育、医疗、社会救济等方面的福利待遇。

在教育方面，海南学龄儿童入学率2000年达到99.71%，2001年达到99.66%，2002年达到99.44%，1根据2003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对儋州市四个乡镇的调查中发现，农村儿童的入学率只有96%。

这意味着海南未入学的儿童主要分布在农村。

在调查中，93.3%的农户表示从未享受过政府提供的任何社会保障，只有4.7%的农民表示曾获得政府救济，1.5%的农户获得自然灾害救济。

而且款项特别少，少则3-5元，多则几十元。

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农村曾经广泛地实行合作医疗制度，85%的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对儋州64户居民的调查2中发现，没有一户农民参加任何形式的合作医疗。

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比较严重。

在基础设施方面，饮水难，行路难等问题在部分地区仍很突出。

儋州市未通道路的有160个自然村，涉及10万人口，饮水未解决的有50个自然村。

城乡社会保障上的差距在实际上放大了城乡居民的生活差距，造成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低下。

从长期看，必将削弱农村未来发展的潜力，使城乡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无法得到有效地控制。

以上分析表明，海南城乡发展的失衡，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的失衡，也体现在社会发展的失衡，这种失衡是全面的失衡。

1.3海南城乡发展失衡的制度根源一个地区长期的发展状况一般取决于制度安排。

从自然条件上看，海南拥有中国最独特的热带农业资源，而且人均耕地面积大于大陆。

从行业优势来看，与全国相比，海南的工业优势比不上农业的优势。

因为农业的资源是最独特的，而工业除了油气资源之外很难说哪一种是独特的。

因此，就自然禀赋的初始条件来，海南是最有理由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可见人为的条件最重要，也就是制度最重要。

自然条件差不多的台湾，农民已经成为社会上最富裕的阶层之一。

因此，就海南城乡发展失衡来说，制度安排是起决定性的因素。

从历史情况看，虽然海南是经济特区，但是在城乡问题上基本上一直是随着中央政策走，最近的农业税制减免等也是如此。

与大陆相比，海南在城乡发展方面并无特殊的制度安排。

可以说，海南的城乡发展失衡和大陆基本相同，都根源于计划经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以及与此相适应并固化下来的城乡二元制度安排。

这种安排使整个社会的资源向城

市倾斜的大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1）城乡二元经济制度。

第一是城乡二元的产权制度。

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工业是国家所有制，农村是集体所有制。

按照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的原则，国家所有制高于集体所有制，这样的产权制度安排使资源可以顺理成章地从农村流向城市。

第二是城乡二元的税收制度。

农业税收不按照起征点，百岁老人都要交税，而且税率远高于城市。

第三是城乡二元的金融制度，银行主要为城市发展服务，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力量最薄弱。

二元的金融制度主要将农村储蓄转化为城市投资，从而难以实现产业化。

第四是二元的财政制度。

财政主要为城市和工业服务。

为农民服务的基层财政困难，农村的基础设施得不到财政资金支持。

城市的基础设施由国家财政负担，而农村的基础设施往往由农民自己负担。

在二元经济制度中，产权制度是核心的制度安排，限制了农民的经济行为，其余三项是从属性的安排，强化了城市的发展。

（2）城乡二元的社会制度。

核心的社会制度安排是二元的户籍制度，把户口人为地划分为城市和农村两种标准不同的性质。

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使农村和农民成了一种工具，为了城市和工业才有存在的价值。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本意是为了防止农民大量进入城市，造成城市生活资料紧张。

但是长期执行下来，户籍制度已经成为农民各种歧视性待遇的主要依据。

由此衍生出来社会地位的差异，主要反映在城乡二元的教育制度、城乡二元的医疗制度、城乡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

一般来说，社会政策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社会有弱势群体。

但是我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却先给了更有地位的城市居民。

（3）二元政治制度。

这是城市和农村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主要表现在根据现行的选举法，城市居民的选举权相当于农民的四倍，人大代表中极少是农民身份的，乡镇以上的公务员和官员基本上不从农民里面产生。

而且管理农村的乡镇政府财权少、事权多。

另外，城市居民可以组成工会等组织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农村却不能拥有这样的政治组织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正是借助这种对资源高度集中垄断的二元制度结构安排，中央政府才能够在不到30年的工业化进程中，以平均每年高达30%的积累率，在我国这个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的小农经济国家通过技术模仿完成国家工业化的特殊历史进程。

在城市形成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精细的社会化大生产。

这种正面效应不能忽视。

但是从当前看，这种二元制度结构已经成为限制我国城乡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了。

改革开放以后，与大陆各个省份一样，海南也很重视“三农”问题的解决。

采取了相当多的政策措施来促使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但是并无很大的成效。

关键的原因就是政策执行的效果取决于基本的制度安排，在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的框架内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以制度创新推动海南城乡协调发展有效地克服城乡发展差距过大的情况，关系到海南未来发展的全局。

而要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不仅仅是进行某些政策性的调整，必须从制度层面进行坚持不懈地创新。

因此，下一步海南应当以改革为主线，彻底改变城乡分治的二元制度结构。

2.1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对海南未来发展的意义城乡协调发展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符合以人为本的精神，就是海南的发展不仅仅是城市居民的发展，也是农村居民的发展。

而且也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规律，农村的发展可以为海南经济持续发展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

（1）城乡协调发展能够扩大海南发展的产业空间。

任何一个地区的持续发展都要受到人口和空间的限制。

海南的发展如果只是三亚和海口、洋浦，那么产业拓展的空间就会十分狭小，经济很难形成规模。

拿上海的发展来说，产业升级和产业梯度转移要靠长江三角洲的广大腹地为支撑。

但是如果这些腹地与中心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过大，产业链条的拓展就要受到很大的障碍。

海南要发展成为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地区，无论从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上，都依赖于农村的长足发展。

（2）城乡协调发展才能充分利用海南的比较优势。

海南热带农业有着大陆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热带农业在海南的发展规划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

而且农业本身对于生态环境保护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这些都是决定海南未来前途的战略定位。

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忽视农村发展。

在中国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之后，海南农村很可能在竞争中逐渐被淘汰，会丧失发展的机遇。

如果海南仅仅有几个发达的城市，而农村处于社会文明之外，海南对外地游客的吸引力也会大打折扣

。

而且，在农村落后的情况下，海南最好的情况也只能是发展两头在外的产业，也就是主要用外地的人才和资源为外地人制造产品。

这一点对于交通不发达的海南来说，优势比不上大陆的多数地区。

相反，海南的城乡发展关系理顺之后，海南就能够创造多方面的优势来参与国内和国际分工。

（3）城乡协调发展是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前提条件。

尤其是当前，三农问题十分突出，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关注。

也推行了农业税减免、粮食直接补贴、最严厉的耕地保护制度等一系列的措施。

都是从稳定农村大局出发，为建立和谐社会创造条件。

从海南来看，市场化过程中的农业风险问题、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土地征用问题，都存在着比较多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有多方面的诉求需要得到满足，有多方面的矛盾需要化解。

因此，推行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既有迫切性，又有现实性。

2.2海南城乡协调发展的出路在于制度创新城乡失衡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资源分配的问题。

在城乡居民之间分配资源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实现，一种是通过一定的政策来实现。

总的来说，制度安排是比政策调整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一个社会的制度是指法律、法规等正式规范和习俗、惯例等非正式规范的总和。

制度限定了人的行为规范，决定了社会组织结构和资源流动的方向。

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为政府、组织和个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活动空间。

而政策则是政府为了平衡经济社会发展，相机抉择地解决一时一地突出的矛盾。

政策具有易变性和暂时性。

一个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的基本态势是由制度决定，而不是由政策决定。

当然，适当的政策调整能够暂时缓和一些矛盾，但是不能真正改变不同阶层的相对地位。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解决“三农”问题中政策效果不好的典型表现。

政策的实施要靠人，人的行为随时都要受到制度框架的约束，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因此政策执行的效果最终还是受制度约束。

中央政府总是希望农民负担能够减轻，但是事实上基层很难做到。

即便是中央财政支持农业，但是资金在到达农民手中之前的各个环节都很容易被截流。

2011年开始采用对农民直接补贴，在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到中间环节的行政制度失效的问题。

从总理帮助农民工讨回工资的现象也可以反映出这个现状，就是制度体系的失灵。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解决海南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不能仅仅靠几个领导人一时地对农村加大投入，而是要把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结合起来。

政策调整是治标，制度创新是治本。

目前看来，治标的事情已经做过了许多，最重要的是治本。

多年来，我国城乡分治的二元制度结构使农民客观上成为最大的弱势群体，使农业成为最大的弱势产业，使农村成为发展最薄弱、问题最严重的地区。

以制度创新来改变这种现状，就是要从经济、社会、政治各个领域赋予农业、农村和农民以应有的地位，使新的措施逐步正规化、法制化。

2.3以改革为主线统领城乡发展在海南要率先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当务之急是要以改革为主线，实现制度创新。

（1）当前，城乡协调发展制度创新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从广大农民来说，要求比以往更为迫切。

在经济增长速度和城市化步伐加快的过程中，农民作为利益主体，越来越要求能够有一个正规的渠道来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全国各地不断涌现的各类农民组织就很能说明问题。

从中央的层面来看，目前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改革力度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大。

果断地采取了减免农业税的措施，分五年取消。

一些省市已经开始宣布只用2-3年提前完成任务。

采取将农业补贴直接发放到农民手中等措施，加大了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

这些制度创新使农民初步得到了实惠。

因此，目前加快推出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创新措施，不仅能够得到农民的支持，也能够得到中央的支持。

海南作为经济特区，应当说有更大的制度选择空间，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创新的尝试。

（2）必须重振改革精神，以改革为主线统领城乡发展。

从大背景看，2011年中央1号文的推出，解决了不少农民的难题。

许多地方农民的收入增长超过了8%。

但是从2005年看，这种收入增长速度是很难持续的。

因为今年的农民收入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粮食价格的增长。

随着农民对种田预期的好转，种田的农民会增加，粮食供应会进一步增加，而且加入WTO之后，在粮食进口方面也有很大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粮食价格进一步提升很难，而且还有可能会下降。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改革一旦停止，解决“三农”问题的各种措施可能会前功尽弃。

尤其是相当

多的前期改革措施，比如农业税费的减免，乡镇等基层政府面临很大压力。

从历史上看，我国历代王朝都有过农业休生养息的阶段，一般都是税负的减免。

但是在“官本位”没有实质性改观的情况下，最终还会走向税负加重的回潮现象。

海南要走出这个怪圈，必须把改革和制度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要务。

（3）通过改革逐步扩大制度创新的空间。

在我国的现行政治体制框架内，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动力来自中央和省级政府的动力，以及农民自身改善生活的动力。

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创新一般有两种途径：

第一种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制度的重新设计，自上而下推出；第二种是农民自身在实践中创造出更为合理和更高效率的制度形式，最后得到上级政府的认可，被纳入正式制度安排中去。

中央推出农业税全部免除的制度安排属于第一种，我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是第二种。

值得反思的是，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在县乡两级政府的改革却没有及时跟上，造成乡镇政府后来的膨胀，一直到问题严重到相当的程度。

此后由于乡镇基层政府对农村的控制加强，农民自身的制度创新受到很大的抑制。

而乡镇政府自身又很难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因此其进行制度创新的积极性很小。

这在客观上压缩了制度创新的空间。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央政府才出台了农业税减免的举措，并将补贴直接发放到农民手中，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信基层政府能够将补贴送到农民手中。

与此同时，农民的越级上访不断增多，也印证了这个观点。

事实上改革成了中央、省级以及农民两头挤压的合力，着力点是中间环节的政府机构。

这是我国“三农”问题制度创新的基本格局和基本趋势。

要扩大制度创新的空间，就必须改革中间环节，使这些政府机构也能够成为改革的动力来源。

3.海南城乡协调发展制度创新的基本原则解决城乡发展失衡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就是要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使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一样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应当看到，造成海南城乡发展失衡的制度体系是长期形成的，也很难在一朝一夕中加以改变。

另外，制度创新也是有成本的，关键问题是要找到一个改革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路径。

3.1制度创新要有利于海南整体经济的发展海南城乡协调发展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省经济总量的增长。

如果海南整体经济增长上去之后，解决城乡失衡的矛盾就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

（1）经济总量增长是解决城乡失衡问题的重要支撑。

一些专家从各自的角度认为，政府要为农民解决教育、公共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等问题。

但是在海南往往是呼声大，但是落实难。

在很大程度上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2003年全省16个县（县级市，不含海口、三亚、洋浦和农垦）仅仅有一个儋州GDP超过50亿元，平均财政收入只有0.99亿元。

而全国百强县的平均财政收入是5.6亿元。

1海南欠发达的县域财政收支的缺口逐年还在扩大，相当多地靠省级财政转移支付解决财政资金的周转问题，包括发放工资等。

目前大多数专家学者达成了一种共识：

就是解决“三农”问题，要跳出“三农”看“三农”。

事实上，就是从城市化中寻找“三农”问题解决的出路。

也就是说，还不能片面地脱离城市化这个大趋势，不能完全脱离城市需要来安排农业发展。

而是要从城乡统一的大市场这个联系中寻求制度创新的出路。

必须摆脱过去的老思路，不能以城市发展的停滞来换取农村的发展。

（2）海南解决城乡失衡问题必须统筹规划。

海南在地理位置上，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孤岛，内部的经济联系十分重要，统筹安排非常重要。

比如，如果三亚和海口这两个“窗口”城市没有搞好，其它各个县市都要受到很大的影响。

必须把城乡对外开放和发展看成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

如果城市发展很快，就会带动整个农村腹地的发展。

必须进行市联县、成片开发。

海南在发展过程中有一点与大陆不同，就是没有采取“市管县”的体制，这在客观上避免了市级政府从县域经济中抽取资金发展城市，应当继续坚持。

但是随着中心城市向四周拓展，同周边县级行政区的协调也是客观需要，可以借鉴内地经济区的做法，在资源分配上采取自由协商的机制，不一定必须把这些县纳入到中心城市的行政管辖中去。

（3）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创新要抓住关键环节。

当前要抓住既不利农村发展，又不利于城市发展的环节进行改革。

应当看到，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的形成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打破这种制度安排不可能一步到位。

从现实出发，必须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方式。

比如户籍制度，郑州等一些地方在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采取了比较激进的改革措施，造成城

市人口大幅度增加，但是城市财政却很难保证基本设施的供应，从而在原有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形成了新的难以克服的矛盾。

一个制度体系的安排千头万绪，创新的路径很重要，但是不能脱离实际。

改革的重点在那里？

就在于一些既不能反映城市发展需要，又不能反映农村发展需要的制度上。

对这些制度进行变革，反映了多数人的要求，能够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制度变迁的成本比较低。

另外，改革也容易走上良性的轨道。

3.2制度创新要着眼于城乡资源的公平配置从海南改革和发展的大趋势看，市场化和城市化是两个主题。

市场化涉及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就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第二个主题是城市化，在城市化过程中城乡资源分配影响城乡关系的基本走势。

海南城乡协调发展这个大课题要放在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大背景下考虑，必须渐进地建立有利于资源在城乡公平配置的机制。

（1）调节公共资源在城乡的配置。

公共资源的配置基本上是通过政府实现的。

在城市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公共资源的配置必须改变过去那种重城市、轻农村的现状。

要逐年调整省级财政支持县域经济和农村发展的力度。

海口市和三亚市的开发和建设要向周边扩展，基础设施的投资要向周边倾斜。

这既有利于中心城市环境保护，又有利于周边地区的发展。

事实上，海南作为一个旅游岛是一个整体的品牌，要把农业和旅游业结合起来规划，向农村腹地开发是很有必要的。

公共资源的配置要满足农民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

（2）在城市化和市场化过程中保障农民个人权益。

过去二元制度结构条件下农民对城市做出的贡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很难得到补偿。

因为在城市，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已经形成，宪法已经明确保护私有产权。

政府已经不可能再用行政手段将城市财产无偿划拨给农民。

所以，目前最现实的问题是保护农民的资源不因市场化和城市化被进一步掠夺。

第一、农民个人货币收入和货币财产不多，文化素质也不高，最可能改变他们命运的资源是土地。

必须确保农民的土地权益不受侵犯。

第二、由于农民的分散化经营，海南农业在市场化过程中成为弱势产业。

一家一户的农民很难成为有效的市场主体，无论是从信息的获得、风险的规避等各个方面都处于劣势。

无论是与其上游产业如农业生产资料企业的交易中，还是与其下游产业如农产品加工企业的交易中，农民都是分散的，没有谈判地位。

因此在整个产业链条的利润分配中，农业利润很容易被两端的企业剥夺。

一般来说，发达国家都建立有农业支持保护体系。

海南必须认真考虑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第三、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农业要成为真正的利益主体，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提高组织化程度，通过组织来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诉求。

（3）从公平和效率并重的原则出发，辨证地看待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的合理配置。

首先，公共资源是全民的资源，公共资源的分配不能把任何一个人群排除在外。

比如国家财政，应当遵循大多数人的意愿，以公平为最高目标。

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资源的分配应当是以效率为最高原则，纯粹是企业化的行为，政府不应当直接干预。

比如，人们说农村不发展是企业不向农村投资，银行向城市收缩。

这种看法反映了客观实际，但是不能强迫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