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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的分析报告
2009年度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的分析报告
——全球经济“绿色复苏”与“无就业增长”下的战略性财政政策构想
作者:
《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课题组|来源:
《经济研究参考》
摘要:
2009年的世界经济总体呈现出前降后升的增长态势。
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好转,以新能源、低排放、可持续为显著特征的“绿色经济”开始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驱动力量。
实体经济的恢复并未带来就业的有效增长,“无就业增长”既为全球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源,也给世界各国政府带来了棘手的社会问题。
美国作为世界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其“绿色经济”已经取得了良好效果,并有可能以此为基础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
中国经济于下半年伊始率先进入了复苏轨道,呈现出下列特点:
宏观经济呈加速增长态势,总体复苏形势良好、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投资持续快速增长,重点倾斜民生领域,房地产投资已现过热;消费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相关政策的激励效果突出;全年进出口总额下降,但总体形势逐步好转;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市场信贷急剧膨胀,外汇储备水平再创新高;工业生产企稳回升,企业利润恢复增长,农业生产保持稳定。
我国财政部门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全面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全面推进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以“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为目标,大力推动财政自身的改革与发展。
根据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的新形势,我们提出并构建了适合我国当前经济环境和公共财政建设要求的“战略性财政政策”体系,形成了以供给管理、选择性支持、自动稳定安排和相机抉择于一体的战略性财政政策组织建议和运作模拟,并针对全球金融危机恢复期的经济环境提出了战略性财政政策运行的具体思路和方案。
关键词:
2009年,宏观经济,财政政策,全球经济“绿色复苏”,“无就业增长”,战略性财政政策
2009年的世界经济总体呈现出前降后升的增长态势。
在各主要经济体大规模反危机宏观经济政策的推动下,遭受全球金融危机重创的国际资本市场开始复苏,市场的定价功能、资源配置功能、风险控制功能和投融资功能等逐步恢复,实体经济获得金融支持的可得性、便利性和主动性明显提升,世界经济初步形成止跌企稳,“V”形复苏的良好势头。
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好转,以新能源、低排放、可持续为显著特征的“绿色经济”开始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驱动力量,并成为各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环节。
受新经济模式、新技术变革和不确定的经济复苏前景的共同影响,实体经济的恢复并未带来就业的有效增长,“无就业增长”既为全球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源,也给世界各国政府带来了棘手的社会问题。
中国经济于下半年伊始率先进入了复苏轨道,以“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为特征的反危机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果,并逐步形成了以供给管理、选择性支持、自动稳定安排和相机抉择于一体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性财政政策体系。
一、世界经济:
“绿色复苏”与“无就业增长”下的新经济模式萌芽
2009年,“绿色经济”成为全球经济转型期的热门词汇,并衍生出低碳经济、环境生态经济、循环经济、新能源经济等诸多分支,其中,新能源的研究、推广与使用成为全球主要国家角力“绿色经济”的关键环节。
“美国和欧洲伙伴将进入无就业增长的经济复苏时期”,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升与复杂的社会矛盾并存,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进入不稳定期,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汇率政策波动和通货膨胀预期加剧,世界经济的复苏前景受到了扰动。
(一)世界各国的“绿色复苏”推进措施与进程。
“绿色复苏”是以“绿色经济”为基础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模式。
所谓绿色经济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传统产业经济为基础,以经济和环境和谐为目的的新经济形态。
其将经济、环境、技术、资金和发展的诸多方面纳入综合框架之中,鼓励新能源、新材料、节能减排和其他新技术投资,加强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现阶段,“绿色复苏”的核心引擎是具有市场适用性的新能源开发、应用和推广。
在2008年12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提出“绿色经济”概念后,美国、欧盟、新兴工业化国家和“金砖四国”先后将新能源、新材料列入技术研发和经济发展驱动的核心环节,并以此推动国民经济同时实现快速复苏和结构调整的目标。
从全球经济刺激方案看,估计投资计划总额达到2.8万亿美元,其中与节能减排和气候变化有关的投资即绿色投资总额达到4360亿美元,占总投资的15.6%。
2009年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绿色复苏”推进措施如下:
美国确立了奥巴马政府的“绿色新政”。
“绿色新政”以新能源技术创新、新能源产业培育和新能源技术推广与应用为核心,全力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新经济模式的构建。
根据“绿色新政”的基本规划,美国政府将给予新能源技术研发、应用与推广以巨额的支持,仅在《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中,美国政府即需拨款970亿美元支持新能源技术革命相关项目。
2010—2012年,美国将大力投资可再生能源,推动可再生能源产量翻一番;而自2010—2019年的10年中,美国政府将向可再生能源研究和应用研究上再投入1500亿美元,并采用综合性的引导手段,将传统的制造中心转变为绿色发展和应用技术中心;同时,通过新技术研发,大力改进能源的消费模式,以新能源汽车、物联网技术、新材料与智能绿色制造体系为着力点,建设好“绿色经济”能源出口和产出体系,根据规划,至2015年,美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量将超过100万辆。
2009年3月9日,欧盟正式启动了整体的绿色经济发展计划。
根据计划安排,2013年以前,欧盟将投资1050亿欧元用于“绿色经济”的培育、支持与建设。
这一计划既包括新能源、新材料和新产品等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推广,也包括现有产业经济的技术革新和改造,还包括以“减排”为目标的能源替代和工艺创新。
2009年4月,日本环境省公布《绿色革命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其中规定要大力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强化“绿色经济”,并提出至2015年将环境产业打造成日本重要的支柱产业和经济增长核心驱动力量,环境产业的总规模达到100万亿日元,就业人口达220万人。
韩国的“绿色经济”发展计划几乎与日本同时提出。
在计划中,韩国政府以污水处理、绿色汽车、气候变化应对、土壤及地下水净化、生物能源利用及环保、高效资源回收、温室气体替代物、生活环保产品等10大绿色技术,在2012年以前,将向“绿色经济”实际投入达350亿美元。
印度的“绿色经济”发展战略则将重心集中在新能源的应用和替代上。
根据计划,2010年印度的总发电量中将有10%以上来自于可再生能源的供给,2020年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电力水平超过20%,而至2017年前,政府将采用各种手段,直接或引致投入可再生清洁能源研发、应用、推广、替代投资达1500亿美元。
我国于2007年出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
目前,我国正在推进的新能源、新材料、新产品、新经济模式和节能减排等新技术都属于“绿色经济”的范畴。
我国“绿色经济”发展起步早、规模大,总体处于世界的先进水平。
“十一五”时期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循环经济和清洁能源,积极发展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
2006—2008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0.08%,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减少6.61%和8.95%。
特别是在发展清洁能源方面作出极大的努力,并取得了重要成绩,截至2007年,中国光伏发电累计装机总量已达10万千瓦,太阳能电池生产能力达到290万千瓦,太阳能电池年产量达到1188兆瓦,超过日本和欧洲,列世界第一位。
此外,在实施总额为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中,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也占据了重要位置。
从根本上说,“绿色经济”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而不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各国在“绿色经济”的建设中纷纷采用体系协调、规模膨胀、技术领先和效率提升的传统竞争策略,而并非像“知识经济”的竞争那样偏重培养新的要素优势。
因此,各国在“绿色经济”建设和发展中仍将使用传统的扶持、管制、规范、调控等政策手段,注重运用税收、补占、贴息、直接投入和窗口指导等措施,引导和借助市场力量实现政策目标。
目前,从世界各国“绿色经济”的发展和复苏战略来看,我们将其分为替代型、协调型和转换型三种类型。
替代型“绿色经济”强调采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的化石能源,从而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温室气体及其他污染物的减排。
这种形式的“绿色经济”立足于可持续发展和接续能源,是初级层次的“绿色经济”。
协调型“绿色经济”是将循环经济、环境生态经济、清洁能源经济等都纳入到“绿色经济”的范畴加以扶持,通过有重点、有步骤的政策推进从而在最为宽泛的领域内实现“绿色经济”。
这种类型“绿色经济”强调推进上的体系性、完整性和(有侧重的)平衡性,是内涵最广的“绿色经济”。
转换型“绿色经济”是指绿色经济的技术、材料和产品是以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换为目标,既强调新能源的研发、应用和推广,又强调新产品的对接和拓展,还包括市场交易、评价和分配等机制的创新。
转换型“绿色经济”既强调系统性,又突出重点,其核心是寻找合适的着力点,集中力量打开突破口,并扶持其发展壮大,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根据上述内容可以整理为表1所示的情形。
(二)“无就业增长”形势及其衍生政策效应。
2009年第三季度,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形势逐步回暖,经济增长率开始回升,企业生产效率得到提高,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
但与此同时,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就业状况持续低迷,社会保障体系压力增大,世界经济进入了“无就业增长”的新时期(见图1)。
根据图1,随着世界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形势的恢复,其国内失业率却保持高位,甚至进一步上升,出现了典型的“无就业增长”或者“负就业增长”情况。
形成的主要原因既可能是企业对经济复苏的前景缺乏信心而造成的审慎扩张心理所导致的“谨慎性失业”;也可能是由于后危机阶段产业结构调整而导致的“结构性失业”;还可能是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或者生产效率提升而导致劳动要素相对过剩所形成的“替代性失业”。
因此,导致“无就业增长”的原因十分复杂,往往是以上多种矛盾的综合体。
从“无就业增长”的本质看,除因为“谨慎性失业”而可能给经济恢复和发展带来直接的损害外,“结构性失业”和“替代性失业”并没有导致宏观经济实际利益的损失,而只是造成因技术进步或经济发展模式优化而提升的潜在经济增长未能实现。
这种潜在利益的“落空”并不会导致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压力,反而会为经济的未来长期发展准备了要素和资源基础,也即发达国家并未在“无就业增长”中遭受实际的损失,经济的恢复也是健康、良性的。
进一步推动经济的“绿色复苏”进程,坚持金融体系的稳健复苏和实体经济的稳定增长,就一定会逐步克服“结构性失业”和“替代性失业”的困扰,实现经济的高就业、低通胀、稳定增长的理想目标。
但实际上,面对“无就业增长”的新环境,西方各国政府都开始受到选民团体和工会组织的强大压力,纷纷采取各种就业扩张、贸易保护和竞争限制政策来满足国内利益集团的要求。
“无就业增长”背后的矛盾出现激化,并与调控政策相结合,衍生出一系列异化的政策效果。
提升就业最有效的办法是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从而吸纳大量闲置的劳动要素。
但由于发达经济体的劳动要素价格较高,与东盟、拉美、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早已失去了产业的比较优势。
在自由贸易环境中,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容易受到发展中国家廉价出口产品的压力而停产、倒闭。
为支持本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发达经济体将采用WT0灰色地带的大量举措来限制进口,从而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泛滥,扭曲世界资源配置,损害发展中国家和自身的长远利益。
加大对新能源、新技术、新产品的投资是获取产业竞争优势,扩张“绿色经济”产出,提升新兴产业对劳动吸纳能力的重要举措。
为加强新技术的研发,保证产业优势的培育,避免技术外溢和标准规划话语权的丧失,发达经济体开始加强对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新产品的投资管理,不合理的限制发展中国家优良资本进入其新经济体系,投资保护主义抬头,损害了资本使用效率,阻碍了技术创新进程。
在短期菲利浦斯曲线思维的推动下,为解决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巨大的“悬突额”(见图2),主要发达国家政府容易受到通货膨胀的逆向激励而放松对财政赤字和投资膨胀的管理。
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预期上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资本品价格剧烈波动,并影响世界贸易和投资的正常发展,甚至向经济实力薄弱的发展中国家输入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出口恢复和补充存货是当前拉动发达经济体复苏的直接动力。
在传统产业的补充存货已经接近或达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加大出口支持政策力度,扩张出口规模成为发达经济体摆脱危机的重要政策取向。
为保证出口支持政策的平衡性、广泛性和有效性,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国家开始在放任自身货币贬值的同时压迫其他国家货币的升值,从而加剧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阻碍世界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损害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甚至引发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的恶果。
此外,大量失业所导致的社会保障体系负担加重也加剧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财政赤字,资本市场长期利率逐步上升,增加发达国家的投资成本,压缩了长期投资的收益空间,直至形成对发达国家重要长期投资的“挤出”。
(三)“绿色复苏”与“无就业增长”下的美国新经济模式。
奥巴马政府的“绿色新政”着眼于经济发展的全局,通过对能源基础、动力技术和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推动新经济形态的形成与建立。
从历史的角度看,自19世纪末期美国进入电力时代以来,历经了3次调整,至2009年末已初步形成了新经济模式的雏形。
从动力论的角度看,目前美国正逐步实现主体能源的清洁化和专用能源的通用化,与电力革命和原子能革命相衔接,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应用与推广使得美国新经济模式在实现自我提升和完善的同时,也做好了适应和推进新一轮动力革命的基础(见图3)。
根据图3,2009年奥巴马绿色新政以来,美国一方面大力推动新能源技术的研究、应用、推广,逐步减少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大力加大新能源汽车研发、物联网技术、新材料技术和空间技术等,形成与新能源技术和电力技术的直接衔接,实现能源的清洁使用。
更进一步看,这种新经济模式大大强化了电力能源的通用性地位,既通过新能源技术将更多的可再生能源转化为电能,使电能成为充裕的可持续能源;又通过新技术改造和变革传统产品,使其与电力或更多的专用能源相适应,从而使经济逐步摆脱对石油等单一化石能源的依赖。
从清洁、可再生能源利用到低排放电力的生产,再到新技术产品对清洁电力的节约和清洁使用,美国经济已初步实现了绿色经济循环。
目前制约美国新经济模式的关键是可再生能源与新技术产品的经济性问题,其中可再生能源主要表现为电网价格持平要求。
从美国风能和太阳能的发展情况看,电力转化成本已实现了明显的降低,根据台湾风力发电设备发展联合会的统计,美国风电的发电成本由1984年每千瓦3700美元降至2008年的不足300美元;1984年美国风力发电成本为每千瓦小时20美分,2008年这一成本已低至3美分,合0.22元人民币,可实现与传统火电成本相竞争。
2009年前三季度美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达到5800兆瓦,超过了我国长期保持的世界第一的水平,总装机容量达到31100兆瓦。
而随着200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10兆瓦太阳能发电场的建成,太阳能发电成本已低至7美分,约合0.48元人民币,已经具备电网价格持平要求。
2009年,在奥巴马绿色新政的推动下,美国新增太阳能装机容量达到1140万千瓦,增速超过30%。
在绿色新政的另一端,新能源汽车、物联网和新材料技术都已取得了重要突破,以新能源汽车为例,混合动力、纯电动和氢燃料汽车的技术都已成熟,福特已经实现混合动力汽车1加仑汽油跑41英里的新纪录,新能源汽车的综合成本已逐步接近传统石化能源汽车。
美国新经济模式的突破并没有改变化石能源在美国能源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也未能突破“无就业增长”的束缚。
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经济的“无就业增长”是与劳动生产效率提高相并存的(见图4),而导致其无就业增长的原因与“替代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明显相关。
也即美国经济并未在新经济模式萌芽阶段遭受实际的损害,而只是由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右移(扩张),出现了巨大的需要填补的经济发展空间。
根据美国无就业增长的特点,以上所分析的政策衍生效应都将随着美国反危机政策措施的推进而凸显出来。
当前,我国既要保持好绿色经济战略先发优势,又要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加强新能源研发、传统能源高效能使用、能源节约和新技术产品的产业化等方面的协作,在全力保障自身经济复苏,促进结构调整的同时,还要积极参与全球“绿色经济”竞争,推动建立后危机时期的国际分工的新格局。
与此同时,还必然要警惕美国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泛滥,防范因美元贬值或可预期因素所导致的通货膨胀预期持续上升的压力,敦促美国保持美元汇率的稳定,建立重要商品的国家储备制度,有效避免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从而为我国宏观经济早日实现全面复苏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中国经济:
宏观形势企稳向好,结构性矛盾集中显现
(一)宏观经济呈加速增长态势,总体复苏形势良好,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
2009年,我国共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353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增速比上年回落0.9个百分点,圆满实现了“保八”的目标。
从季度数据看,第一季度增长6.2%,第二季度增长7.9%,第三季度增长9.1%,第四季度增长10.7%,呈现明显的加速增长状态,其中第四季度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17535.8亿元,已是2008年以来季度增速中最快的时期(见图5),与危机前的增速基本持平。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5477亿元,增长4.2%;第二产业增加值156958亿元,增长9.5%;第三产业增加值142918亿元,增长8.9%。
2009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CPI)和生产价格(PPI)为负值,但年底上升较快,通货膨胀预期压力加大。
CPI较上年下降0.7%。
其中,城市下降0.9%,农村下降0.3%。
分类别看,八大类商品价格四涨四落:
烟酒及用品上涨1.5%,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上涨1.2%,食品上涨0.7%,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上涨0.2%;居住下降3.6%,交通和通信下降2.4%,衣着下降2.0%,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下降0.7%。
因此,农村消费结构与城市仍有较大差距,食品和必需品仍然占据农民消费的重要比重。
自11月份起,CPI涨幅同比由负转正,当月上涨0.6%,12月份上涨1.9%。
全年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5.4%,12月份由负转正,当月上涨1.7%。
全年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下降7.9%;商品零售价格下降1.2%。
与一般情况的CPI温和增长不同,CPI和PPI的急剧变化说明国内市场通货膨胀预期增强。
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的经营出现短期决策的特点,产品销售价格是以平均可变成本为基准的,其要显著低于平均成本决策的水平,以维护企业危机条件下生产的正常进行。
因此,我国2009年的CPI中除了正常的物价水平偏低外,还有含有大量中小企业损失的部分利润。
仅以2009年1—8月间企业利润水平下降比例的20%核算,现行CPI水平需增加2.12个百分点,实际达到4%左右。
此外,随着2009年上半年企业“去库存化”的基本完成,企业的新增存货均是按照较低市场价格购进的,12月份PPI的突然上升应是部分企业对未来原材料价格持看涨评价,急剧增长库存所导致的。
国民经济通货膨胀预期显著加大,在居民收入未能实现有效增长的情况下,部分居民感到生活压力加大。
就业压力继续增大,但总体形势好于预期。
2009年全年城镇就业人员比上年净增910万人。
年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49亿人,比一季度末增加170万人。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失业人口达到915万人,较2008年同期增加约30万人,远低于预期的规模。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仍比较严峻,据教育部统计,2009年我国大学生就业率可达87%,而根据中国社会调查所对北京、上海、西安等主要城市的1000名大学生的调查情况看,承认自己就业的只有35%,两者间的巨大差距说明可能存在部分学生“被就业”的情况。
2007年以来我国共有480万名大学生仍未实际就业或自行创业,而根据教育部统计,2009年又有至少80万名大学生未能找到合适工作,未就业大学生的总数达到560万人,直接影响了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选择和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收入来源呈现多元化。
2009年全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18858元。
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比上年增长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8%。
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增长9.6%,经营净收入增长5.2%,财产性收入增长11.6%,转移性收入增长14.9%。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比上年增长8.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5%。
其中,工资性收入增长11.2%,第一产业生产经营收入增长2.2%,第二、第三产业生产经营收入增长10.0%,财产性收入增长12.9%,转移性收入增长23.1%。
从农村居民的收入情况看,农民从事农业带来的收入增长缓慢,远低于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收入增长,考虑到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现实差距,相对收入水平又有所拉大。
农民的财产性收入除小规模的股票、基金和债券的购入外,绝大部分来自于土地出让,由于土地要素的不可移动性和级差性,东部地区、城市边缘地区的土地出让收入较高,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状况。
(二)投资持续快速增长,重点向民生领域倾斜,房地产投资已现过热。
2009年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4846亿元,比上年增长30.1%,增速比上年加快4.6个百分点。
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94139亿元,增长30.5%,加快4.4个百分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30707亿元,增长27.5%,加快6.0个百分点。
在城镇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49.9%,第二产业投资增长26.8%,第三产业投资增长33.0%,投资产业结构适当。
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投资增长23.9%,中部地区增长36.0%,西部地区增长35.0%。
涉及民生领域的投资大幅增长。
全年基础设施(扣除电力)投资41913亿元,增长44.3%。
其中,铁路运输业增长67.5%,道路运输业增长40.1%,城市公共交通业增长59.7%。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增长61.8%,教育增长37.2%,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增长58.5%。
房地产投资与价格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其较高的杠杆率和较大的关联性使得房地产对当前国民经济总体形势有着重要的影响。
2009年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36232亿元,增长16.1%,增速比上年回落4.8个百分点。
从房地产投资结构看,2009年1—11月的土地开发投资达1407.6亿元,较2008年同期增长148.9亿元,增速提高6.4个百分点,土地成交价款达4113.2亿元,较2008年同期增长2.6个百分点,但同期土地购置和待开发土地面积分别较2008年同期下降15.4%和21.6%,地价迅速攀高。
1—11月住宅投资规模为22369亿元,较2008年同期增加3037亿元,但90平方米以下住房的投资增速下降较快,降幅高达29.8个百分点。
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增速略高于2008年同期,别墅、高档公寓的投资总规模略有增长,1—11月房地产开发新增固定资产达到11638.7亿元,增幅明显,同比增速超过2008年同期11.1个百分点。
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来源中,由房地产开发企业自筹的资金规模约为总投资规模的28.1%,而自有资金的比例则仅为15.4%。
商品房销售面积远远大于房屋竣工面积,两者相差3.1亿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达53%,其中住宅增长54.4%,期房销售面积增长55.4%。
在房屋竣工面积增长26.1%的情况下,房屋竣工价值增长40.4%,商品房销售额的增速达到86.8%,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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