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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和发展方向是不是城镇化和工业化
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和发展方向是不是城镇化和工业化
刘德喜
一、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和发展方向就是城镇化和工业化
近一时期的书刊发表了这样一些论断:
“工业化与城镇化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①]“新农村建设要走农村城镇化道路”,[②]“新农村建设之路:
农民进城市与农村城镇化”,[③]“推进城镇化进程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内容”,[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就是工业化和城镇化”,[⑤]“实现农业的新型工业化、产业化、企业化,实现农村的城镇化,农民成为与城市居民具有平等身份的社会成员,这些都应该包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中”,“城镇化、工业化不仅和新农村建设是一致的、相辅相成的,而且从根本上就是一回事”,“走农村城镇化之路:
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方向”。
[⑥]这些论断有来自基层的干部,也有来自上层的官员和学者。
前者如浙江省建德市新闻传媒中心驻洋溪街道幽洪村指导员翁校龙。
他认为,陈锡文所述的五大机制,就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法论,其核心是要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长效投入机制,简而言之,就是“工业化与城镇化”。
《中国经济时报》报道说:
“日前于北京召开的‘新农村建设’沙龙上,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研究员陈剑波三位专家一致认为,新农村建设要走农村城镇化的发展道路”,茅于轼还进一步指出,新农村建设就是农民逐渐减少,并向大、中城市或小城镇转移的过程。
北京大学教授潘维也认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农村人组织起来,找到非农业的生存方式,促进“城市中国”尽快诞生。
为此,他提出了一个“高速推进城市化”的大胆方案,认为经过30年的建设,“乡村中国”将被彻底改造为“城市中国”。
[⑦]很显然,以上论断和观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和发展方向就是城镇化和工业化,或者说,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和发展方向必须是城镇化和工业化。
根据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和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提交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4》所提出的基本思想,中国无论怎么发展,走什么样的道路,其内涵和发展方向只能是工业化和城市化。
报告说,就人类发展进程来看,有两次现代化:
第一次现代化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要特点,中国34个地区将在2040年前后全部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进入第二次现代化。
第二次现代化以知识化和信息化为主要特点。
港澳台现已实现第一次现代化;港澳已进入第二次现代化。
根据这一由各权威部门和著名学者参与撰写的报告,中国目前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必然纳入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要特点的第一次现代化的轨道,而且,这一进程在2040年前后就会全部完成。
[⑧]
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和发展方向就是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观点在许多地区进行着实践。
在沿海一些发达地区,要么认为这里没有“三农”问题或新农村建设,像广东省东莞市的一些干部和群众那样;如果谁认为这里还有“三农”问题或新农村建设问题,那也只能是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和农民市民化的问题,而不是其它。
浙江省德清市就把以工业的理念,大力推进工业化,加快推进城镇化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经验。
山东省文登市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第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大力推进农村工业化,认为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
在中部和一些欠发达地区,则多把城镇化和工业化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工作来抓。
山西五寨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用工业化把农民组织起来,用工业化的办法改造农业,走产业化道路。
河南鄢陵县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办法,也是用工业理念谋划农村经济发展全局,把农副产品加工业作为农业产业化与工业化的连接点,作为扶持农民、转移农民的着力点。
河南开封金明区则把农村城市化、农业产业化、农民市民化作为推动新农村建设的三大动力源,抓好项目建设,发展工业,转移农民,推进城乡一体化。
无棣作为山东欠发达的县,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是加快发展,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工业化,促进城市化,带动城乡一体化。
二、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和发展方向不是城镇化和工业化
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内涵,根据中央的精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本身并不是要把农村变成城市,以解决农村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问题,而是要统筹城乡发展,使农村有着与城市相协调的发展条件和发展水平,使农民有着与市民相协调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
回良玉副总理2006年2月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讲话明确指出:
“建设新农村与推进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战略布局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组成部分”;并说:
“今后‘三农’问题的解决,要靠两条腿走路”。
这“两条腿”分别是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
[⑨]既然是“两个组成部分”或“两条腿走路”,那么,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或城市化就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
《农民日报》曾发表题为“新农村建设不等于农村城市化”的署名文章对此进行解读。
文章指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建设的是农村”,即“实现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使农村居民可以获得不断增长的物质收入和精神文化生活,真正安居乐业”,而不是“盲目地要把大多数农村地区变成城市,把大多数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点是立足于农村,追求的是农村的发展,这种发展并不是要将农村城市化”。
[⑩]
新农村建设的内涵虽然不是城镇化和工业化,但这两种事物却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
一方面,城镇化和工业化可以支持农村,反哺农业;另一方面,“新农村建设搞好了,不仅有利于改变农村自身的落后面貌,也有利于扩大内需,为工业化、城镇化顺利推进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11]回良玉副总理的这一论断进一步说明,尽管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工业化关系密切,但城镇化和工业化只能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外部推动力,而不是其内部发展的源泉和机制。
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方向,根据中央的精神,至少到本世纪中叶,甚至以后相当长时期,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与工业化和城镇化都是长期并存,同步发展的两种事物。
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2006年2月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的讲话对此都做了说明。
胡锦涛指出:
“从本世纪头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从更长远看,即使将来基本实现现代化了,三农问题依然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
[12]温家宝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
在整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始终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放到重要位置。
建设新农村是一个与现代化建设同步的过程,要充分认识其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树立长期奋斗的思想,锲而不舍地推进,不断加快农村发展”。
[13]著名学者林毅夫最近也发表文章对此进行解读。
他说:
“城市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投入数万亿元人民币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否和这个趋势背道而驰”?
他的结论是: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的必然趋势是并行不悖的”;不仅在目前,即使到2020年前后,甚至在2040或2050年以后,新农村建设依然存在且与城市化的发展并行不悖。
[14]三农问题专家陈锡文也指出,“城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不同侧面”,“目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我国将有大量人口继续留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在城镇化水平逐步提高的同时,通过发展现代农业、改善农村面貌、增加农民收入、让城乡居民逐步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等,使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因此,“工业化、城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行不悖”。
[15]
一些地方领导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和发展方向不是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观点也有明确认识。
吉林省委副书记全哲洙指出,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最终价值还是农村,不是城市;认为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将长期存在,这是“一国两策”,城乡分治。
湖南省芷江县委书记石希欣指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防止出现一种倾向,就是“千村一面”的村庄城镇化。
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规划布局中,要特别注意保护好地域文化、特色文化、民族文化,体现文化的符号和标志,实现文化的传承,防止村庄漂亮了,文化消失了。
同时,要注意在人们逐步回归自然、追求生态的过程中努力保护生态、保持乡村的田园风光,防止村庄城镇化,避免出现城市人追求乡村环境的时候,农村人却逆反而行,去过城里人不愿过的生活”。
[16]广东省东莞市的许多干部和群众认为,他们那里已经实现了“四个转变”,即农业转变为工业,农村转变为城市,农民转变为市民,村组转变为社区,因此已不存在“三农”问题或新农村建设问题。
[17]这说明,他们所理解的新农村建设也不是城镇化和工业化。
三、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教训与中国新农村建设的两种方向
中国现在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情况与20世纪70年代韩国新村运动发生的原因十分相近: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明显反差,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刻变化,以及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从总体上凸显和孕育新农村建设的紧迫性、必然性和可行性。
正是在深刻认识中国的国情和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顺势而为地提出了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
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运动的目的——缩小城乡差距、造福农民;运动的口号——勤勉、自助、合作;运动的载体——村庄建设项目;运动的内容——物质建设与伦理教育相结合;运动的方式——尊重农民的意愿,自上而下的推动。
韩国新村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
农村现代化进程与城市发展齐头并进,相辅相成;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通过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得到巨大改变。
然而,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会不会像韩国和日本那样,为解决农村发展,避免农村凋敝,推动了新农村运动,结果是农村建设得比较好,但大量人口最终还是去了城市,由此导致在农村地区进行大规模建设的浪费。
对此,有关专家评论道:
韩国“新村运动把村庄作为政府政策的着力点,涉及到农村的方方面面:
村庄道路的改善,农民住房的翻新,自来水、农村电气化建设,村庄会堂的建设;等等,实际上是一项庞大的综合性工程。
但是韩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事实最终证明,新村运动企图使宁静的乡村生活万古长存的努力注定只是徒劳!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韩国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新村运动在广大农村所做的努力被人们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大量的农村基础设施被闲置起来。
时至今日,新村运动所遗留下的成果就像落日的晚霞一样无可奈何地逐渐消散了,韩国新村运动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种特殊现象最终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这就是韩国新村运动的历史教训。
学习和借鉴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显然预示着中国新农村建设的两种方向。
第一种方向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系统学习韩国的成功经验,按照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工业化齐头并举,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第二种方向是,学习韩国的经验和做法,但很快也像韩国一样,在较短的时期内就抛弃新农村运动的成果,走向西方式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道路,甚至从一开始就把城镇化和工业化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是用城镇化和工业化来代替了真正的新农村建设。
鉴于中国新农村建设可能有两种发展方向,由此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忧虑。
第一种是忧虑新农村建设本身的长远意义,即忧虑目前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投入数万亿元进行新农村建设如同撒胡椒面,有可能是打了水漂;认为用这些钱进行城镇化和工业化,并以此来带动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其效益可能比进行新农村建设所取得的效益要大得多。
持这种忧虑的立论基础是:
由于人的本性喜欢集聚而居,因而喜欢城市,所以,不管是韩国的新村运动,还是中国的新农村运动,都不能阻止农民进城和寻求城市生活的取向,韩国新村运动的结果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外历史已经而且未来必将证明,只有实现农村城镇化和工业化,直至最后消灭农民,才能最终解决三农问题;中国“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只能是建立在城镇化和工业化基础上的城乡一体化;将城镇化和工业化排除于新农村建设的内涵或发展方向之外必将是死路一条。
[18]
第二种是忧虑在短期内抛弃新农村建设成果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或者用城镇化和工业化代替新农村建设,即忧虑中国也像韩国一样,很快就抛弃新农村建设运动的重大成果,甚至一开始就用城市化和工业化来代替真正的新农村建设,或将城镇化、工业化与新农村建设混为一谈,最终走向西方式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老路。
这种忧虑的立论基础是:
中国如果全盘接受西方工业文明,走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老路,不仅给中国,也可能给这个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中国不可能沿着西方工业文明的轨道实现自己的赶超战略;其次是因为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西方城市化和工业化道路已经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一系列发展的困境,如果中国目前9亿农民所生活的农村地区继续走西方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老路,那么,三个地球的资源也不够中国使用。
再加上在这个模式下一定会对环境带来的巨大损害,未来的中国以至未来的世界都是不可想象的。
根据“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5句话20个字的基本要求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显然是中国自己的创新理念,其基本内涵及所要达到的目标与西方工业文明不是一回事。
但是,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目标是农业文明还是工业文明?
农业文明是否必然为工业文明所取代?
传统的农业大国能不能长期保留农业文明的内容与模式?
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真能长期协调发展和并行不悖?
这不能不引起深思甚至忧虑。
四、认清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和工业化之间关系的重大意义
根据中央的精神,建设新农村和推动城镇化、工业化,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两个轮子,二者都不可偏废,而且可以相辅相成。
既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无论是用新农村建设代替城镇化和工业化,还是用城镇化和工业化代替新农村建设,都是错误的;也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
无论用新农村建设冲击或否定城镇化和工业化,还是用城镇化和工业化冲击或否定新农村建设,都是错误的。
然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央提出建设新农村和推动城镇化、工业化这两个轮子共同前进,是建立在对中国的发展全局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之上的。
这个科学判断就是:
“我国从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
[19]由于中国是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各地区的发展很不平衡,所以,具体到某一个地区,某一个省、一个市或县,尤其是乡镇,绝不能生搬硬套中央的科学判断,认为任何一个地区,或任何一个省、一个市或县、一个乡镇都具备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条件,都需要建设新农村和推动城镇化、工业化两个轮子一起转或“两条腿走路”。
特别是具体到基层的县和乡镇,各自的情况千差万别。
有的市县和乡镇的发展状况可能与中央的科学判断正好吻合,即从总体上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在这样县或乡镇就是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工业化两个轮子一起转,也就是回良玉副总理所说的,“两条腿走路”。
有的市县和乡镇已经全部实现或基本实现了城镇化和工业化,像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大部分市县和乡镇,已经实现了农业向工业、农村向城市、农民向市民、村组向社区的“四个转变”。
这里的主要任务或战略布局可能就是城镇化和工业化如何进一步发展以及如何支持和反哺其它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问题,而不是在本区范围内进行“两条腿走路”的问题。
而中国相当多的市县和乡镇的城镇化和工业化程度很低,80%甚至90%以上都是农业、农村和农民。
这里的主要任务或战略布局可能就是新农村建设的问题并辅之以力所能及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而不是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工业化齐头并进,即两个轮子一起转或“两条腿走路”的问题,更不能将主要任务或战略布局放在城镇化和工业化上,甚至将城镇化和工业化等同于新农村建设。
这样就违背了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本来含义。
认清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工业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认清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和发展方向,从短时期来看,有利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特别是基层的市县和乡镇确立自己的主要任务和战略布局,而不必拘泥于或生搬硬套中央关于“两条腿走路”的基本方针,从而有利于发挥不同地区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和人才优势。
正像江苏苏州地区所作的规划和政策中所说,[20]实施中央关于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工业化“两条腿走路”的战略方针,可以使中国的城市更像城市,农村更像农村,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无论市民还是农民,都能平等的享受现代化带来的好处,而不是相反。
认清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工业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认清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和发展方向,从长时期来看,特别有利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即避免西方工业文明的困境,长期保持获得创新内容的农业文明模式,努力走出一条与韩国新村运动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并以这种创新的文明模式改造现存的、几乎完全照搬西方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模式,最终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协调发展的道路。
中国能够探索出这样一种独特的发展道路,一是因为中国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和乡村文明的历史传统以及和谐与共、海纳百川的文化底蕴;二是因为中国有着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的物质基础、制度保障和历史经验。
最近已有学者甚至基层的实际工作者都已认识到:
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是不同质的文明,也就是不同质的文化。
在全球化下,中国的城市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与美国和法国等国家的城市工业文明、城市文明没有两样。
我们之所以是一个中国人,而不是一个美国人或法国人,是因为我们农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区别。
[21]在未来的世界发展中,仅仅跟在美国或法国的后面,努力学习或实现西方式的工业文明,即全面走向西方式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道路,中国要想真正崛起是根本不可能的。
中国的崛起,绝不能仅仅是经济的崛起,必须同时有政治的崛起和文化的崛起。
归根结底,是独特的文明模式和发展道路支撑的崛起。
参考文献
[①]
[②]《中国经济时报》,
[③]《中国经济周刊》,
[④]《长城在线》,
[⑤]
[⑥]
[⑦]潘维、贺雪峰主编: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第9页和正文第35页.
[⑧]《中国现代化报告2004:
地区现代化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⑨]回良玉:
贯彻中央加强“三农”工作的重大部署,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良好开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8页.
[⑩]《农民日报》,
[11]回良玉:
贯彻中央加强“三农”工作的重大部署,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良好开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12]胡锦涛在省部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摘要),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
[13]温家宝在省部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的重要讲话(摘要),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
[14]林毅夫:
新农村建设的几个问题,载《中国经济观察》,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
[15]《人民日报》,2006年5月11日
[16]石希欣在中共中央党校“全国县委书记、县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培训班”总结会上的发言(2006年6月17日.
[17]中共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
广东省东莞市新农村建设问题调查报告(2006年5月25日).
[18]孟志中在中共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的“新农村建设从何处破题?
”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06年6月7日).
[1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5年12月31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
[20]孟海龙、蒋丽英:
“苏州新农村建设实践探索全景扫描”,《苏州日报》2006年6月21日.
[21]“新农村建设从何处破题?
”,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编:
《研究动态》第2期(2006年6月).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兼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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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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