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型企业布局结构调整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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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型企业布局结构调整报告
转制中央所属科技型企业布局和结构调整调研报告
第一部分:
背景
1998年,随着新一届政府机构改革的推进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的有关要求,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工作全面推开。
与此同时,原归属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管理的科研院所的管理体制改革也提到了议事日程,1999年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等有关部门关于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9]18号),国内贸易局等10个国家局所属科研机构共242家,全部进行转制,或进入企业集团、或划归地方、或转制为中介机构,其中转制为企业并划归当时的中共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直接管理的科研机构共有11家,他们是: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XX研究院、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钢铁研究总院、长沙矿冶研究院、冶金自动化设计研究院、沈阳化工研究院、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2000年这些单位陆续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由事业单位直接变更注册为企业。
2000年第二批信息产业部等六个部委下属134家科研机构进行转制,其中转制为企业并划归中共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管理的有5家,他们是: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邮电科学研究院(大唐电信集团)、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
以上共计16家转制为企业的科研机构(科技型企业),在国资委成立后,根据国务院的授权,17家科技型企业全部转由国资委负责监管,成为目前国资监管的180余家中央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党的十六大以及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布局需要进一步调整,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为了更好的发挥转制科技企业的作用,同时,对科技型企业的布局和结构调整提供一些指导性意见和建议,在国资委规划局直接指导下,在16家科技型企业的帮助指导下,我们组织起草了该调研报告。
第二部分:
科技型企业的历史沿革和目前基本情况
目前归属国资委管理的16家科技型企业,分属于11个不同行业,基本覆盖了我国产业系统的主要门类和行业。
多数单位是伴随着共和国的成立而为了满足国家的急需而相继成立的,大部分单位已经成立近半个世纪。
许多单位随着我国产业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管理体制和隶属关系也经过多次变化,但一直都是在行业部门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形成一支行业门类比较齐全、综合科研实力比较强、人员素质较高、企业文化相对独特、崇尚科学、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国民经济发展、国防军工、人民生活和国家行业技术进步中取得了显著成绩、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科技大军。
之所以在转制过程中先后划归中央企业工委,也主要是基于以上原因。
一、人员情况
截止2003年底,16家科技型企业共有职工17,203人,其中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20人,高级职称人员2,894人,博士生导师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人员1076人。
离退休人员10,256人。
人才是国家发展的根本,转制科技型企业是科技人才的摇篮和港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科研院所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高水平和高素质的尖端人才,这是科研院所乃至整个国家难得的无形资产和宝贵财富,是我国的重要人才宝库之一。
他们以前在我国科技发展、推动科技进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后必将进一步起到更大作用。
二、研发情况
截止2003年底,16家科技企业获得科研成果3万多项,2003年度承担国家科研课题225项,承担国家科研合同金额为40,517万元。
授权专利7500多项,获得国家级奖励4000多项,省部级奖励12000多项。
科技型企业是科技成果的孵化器,攻克了许多技术难关,解决了许多国家急需克服的技术难题,承担着包括863计划、973计划、攻关计划、攀登计划、星火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大装备国产化、军工配套新材料计划、两弹一星等许多基础性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产业化推广项目和国家重点项目等。
同时,依托自身的研发实力和科研优势,国家在16家科技企业中设立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25个,国家质量监督检验32个,国家测试中心16个,国家质量体系认证中心19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设有研究生部、专门培养应用型高级人才的有15个,而且,为了推动技术创新,第一批转制的11家科技企业被认定为相关行业技术创新基地和推广基地。
由以上可以看出,这些科技企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国家科技水平的提高、为解决行业共性、关键技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特别是在加入WTO后,在制定国家产品技术标准、提高技术档次以便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合作、保卫国家安全、保护我国民族工业发展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举足轻重的作用。
例如,大唐电信代表我国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的TDS-CDMA标准和技术体系一举摘掉了我国在电信行业在国际上没有地位的局面;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在半导体材料领域特别是单晶硅研究制造制造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武汉邮科院的光通信技术基本保持国际先进水平;钢铁研究总院在冶金行业六大关键技术进步方面,有四项作为主要牵头单位推进和研发,其中薄板坯连铸技术方面在行业推广,取得直接经济效益5亿多元。
尤其是在国防军工新材料研发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他院所在国民经济发展、行业技术进步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里不再赘述。
三、产业发展情况
经过转制和改革,在国资委、科技部、国家发改委等上级部门支持下,近年来科技企业得到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在科研成果产业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到2003年底,16家科技企业资产总额330亿元、负债总额189亿元、资产负债率57.27%,国有资产总额100亿元,营业收入146亿元、利润总额4.93亿元,净资产利润率4.93%。
经过多年努力,科技企业的资产规模和创收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发展速度非常快。
特别是在转制后,其所蕴涵的巨大的发展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发挥。
同时,科技企业其所拥有的科研成果、高新技术、人力资源、品牌效应等无形资产也无法用具体数据体现出来。
科研院所最终产品包括有形的高技术产品和无形的智力技术成果,这些成果的推广所带来的间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难以衡量和估算。
到2003年底,16家科技企业投资的规范化股份公司14个,目前在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并上市流通的上市公司共有9个,这些上市公司多数表现良好、发展迅速,加速了科技成果转化,初步实现了科技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已经释放出巨大的潜能。
同时,已经进入上市辅导期拟上市的股份公司7个。
其他直属、控股公司180多个。
生产基地20多个,已建和在建的生产线50多条,分院和分所30多个。
科研院所创办产业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逐步实现产业化的重要步骤,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建立新型院所管理体制进行了有益探索,也为今后吸引战略投资者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四、企业社会化情况
到2003年底,16家科技企业共有离退休职工10,256人,其中离休职工634人,退休职工9,622人。
从总体上看,转制科技企业的社会保障基本上按照属地化原则与地方接轨。
当然,由于科研院所与其他国有企业不同,社会化进程起步较晚,包括养老、医疗、住房、失业、工伤等社保的社会化改革任务还比较繁重,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配套政策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企业社会化所需资金压力和负担较重,整体上还需要国家继续给予支持。
五、面临的困难
1、转制科技企业定位不明确。
转制以后,科技型企业得到了极大发展,同时,也面临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如何对科技型企业准确定位,是按照一般企业考核和管理呢还是作为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的集散地和创新基地呢?
这些问题是国家和科技企业首先要面对的。
2、企业社会化过渡期养老保险还不彻底,还存在许多企业办社会现象,离退休人员社会化方面尚未推开。
主辅分离工作尚在调研试点之中,住房历史欠账太多,住房改革资金补贴不到位等。
企业用于弥补离退休职工经费和房补补贴经费严重不足。
第三部分:
发展定位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中发[1999]14号)的要求,这些转制院所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充分发挥面向市场研究开发和开展技术创新的优势,尽快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备国际竞争能力的高科技企业或企业集团”。
目前,我国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正在建设,我们认为在国家技术创新队伍中保留一支国家队伍,显得更加重要和具有现实意义:
一、在现阶段,保留一支科技发展的“国家队”是首要任务。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各种类型的研究开发机构都在国民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在“企业应当成为科技开发的主体”的思想指导下,企业的科技开发意识和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
但就当今国际竞争的形势和我国的实际国情来看,转制科技型综合研发机构的作用在很长一个时期仍是不可替代的。
1、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必须依靠包括转制科技企业在内的“国家队”发挥整体优势,协同作战。
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已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纷纷研究对策采取措施:
在美国国会和联邦政府各部门支持下,由美国材料科学与工程委员会完成的“90年代的材料科学与工程”调查报告从材料科学与工程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大型的多学科组织的重要性,强调政府实验室在国家级重要领域中应起核心作用,该报告指出:
“大多数国家通常都是利用政府实验室来实现科研成果的商品化”。
在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极强的美国,虽已拥有700多个、总人数达20万人的国家实验室,很多有识之士仍在呼吁加强国立研究机构。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保留和加强一支科研开发的“国家队”更是当务之急。
我们认为,科技兴企业在现阶段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2、历史上,转制科技型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在当今显得尤为重要。
1)建国初期面对西方国家的技术经济封锁,依靠刚刚组建行业科研院所,我国成功地渡过难关,初部建立起自己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科学研究体系。
很多中央所属大院大所,多数是建国初期,伴随着共和国的成立而相继成立或组建的。
2)改革开放以来,转制科研院所下楼出院,主动面向市场、进入国民经济主战场。
经过连续几个五年计划的艰苦努力,在国家的支持下,在某些方面,我们与世界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正在缩小,有些已跻身世界先进水平。
如:
被列为世界三大浮法玻璃生产技术之一的“洛阳浮法”、受到国际同行普遍认同和高度评价的“第三系列水泥”、TD—SCDMA标准的提出、超大规格直拉单晶硅的研制成功等都受到世人瞩目。
3)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综合国力的竞争最终体现在科学技术水平和科研成果的转化上,而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又异乎寻常,如果没有一支国家直接管理的科技研发队伍,以其综合优势主动参与竞争,我们与世界正在缩小的差距将再次拉大,甚至到不可逆转的程度。
美国曾经是钢铁生产大国和技术强国,并向国外输出技术和生产线,由于自由经济、依靠企业的科技策略,国家政策缺乏引导,导致美国的钢铁工业日趋落后,目前只能回过头来依靠引进国外技术振兴本国钢铁工业。
3、行业性研究开发机构无论从其研究方向和承担的任务以及在行业技术进步中所起的作用,都不同于高等院校和中科院。
1)中科院主要研究方向集中在基础理论方面,一般来讲与实际生产应用之间还存在着较大距离,其研究方向、领域设置主要侧重于学科领域的科学发展状况以及基础研究、公益研究等。
高等院校也基本如此,另外,高等院校更重要的任务在于教书育人、培养人才。
而脱胎于各行业领域研究机构的科技型企业更注重于解决行业技术进步中面临的重大关键、共性技术问题和包括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在内的成套技术系统集成等;致力于科学技术成果的有效转化和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应用;同时还肩负着为实现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目标及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科学技术保证和智力支持的重任,一方面密切跟踪产业政策,另一方面又与企业有着密切联系。
其地位和作用是高等院校和中科院所无法替代的。
2)几十年的研究开发工作中,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科技体制改革的二十年来,转制科技企业与市场和行业大型产业单位之间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合作互利关系。
虽然在国家支持下,这些年部分企业也建立了自己的企业技术中心,但由于基础薄弱,人员素质有待于提高,毕竟和有着多年科研基础和实践经验的科技型企业相比,力量十分有限,所以寻求包括转制科技型企业在内的行业性研究开发机构的支持和帮助已成为企业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之一;而从企业生产过程中发现问题、寻找课题,进而立项、研究,形成成果再应用于企业,也已成为科技型企业的主要工作思路;科技企业中的各种行业学会、协会、质量监督检测及认证机构是与企业之间联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其与企业之间血肉相连的鱼水关系是任何其它类型的单位所不具备和不可代替的,也是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紧密结合、推动行业技术进步的有力保证。
3)设计是科研技术成果转化的重要环节,涉及生产工艺的成果,特别是提高行业总体技术水平的重大成果,必须通过设计、集成才能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科技型企业大多拥有自己的设计队伍,而且是与研究开发互相交叉、相辅相成的,这种有机结合在高校和中科院等单位是难以实现的。
4)科技型企业是成果转化的主要基地。
多年来,国家为了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工作,建立了一批工程中心、中试基地、工试基地,成果转换基地等,这些机构绝大部分设立或依托在转制科技型企业,在成果转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基地、中心的科研成果,来源于科技企业,又借助于科技企业的研究开发实力,大大加快了成果的产业化推广进程,一但离开科技企业的强大支持,其成果转化职能也将难以实现。
与此同时,科技型企业还拥有许多小批量生产线、试生产车间、附属及联营厂以及近几年兴办的科技企业,这些都是成果转化的有利条件和基础。
科技兴企业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整套实现科技成果转化、促进行业技术进步的体系和机制,成为加速成果转化、推动技术进步的骨干力量。
3、我国企业总体经济技术实力不强,现阶段尚未形成开展重大技术创新的条件,也不具备吸纳或支持大院大所的能力。
1)从目前来看,很多行业的集中度不够,即使行业内较大企业也根本不可能吸纳目前的科技型企业,特别是16家科技型企业,行业内大型国有企业不可能拿出专项资金用于支持面向全行业的技术创新。
例如建材行业、纺织行业、机械行业等。
任何建材企业都不具备支持年业务支出达亿元以上的科技型企业的能力。
这些情况在已经进入企业集团的中小型科技型企业中已经表现很明显。
。
2)就有色金属行业、建材工业、纺织行业来讲,各生产企业一般只生产单一类别的产品,目前尚无涉足或涵盖整个行业主要产品类型的生产厂家或企业集团。
而转制16家科技型企业其研究范围更为宽泛,而一旦将转制科技型企业强行行政性进入到不同的企业,接收方无法全面涵盖这些科研领域,科技型企业也就失去了专业学科齐全、交叉渗透能力强、系统集成的综合优势,不可能在整个行业技术进步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只能对单一企业有一些有限的支持。
对行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产生重大影响的高水平科研成果将难以形成、转化并在全行业范围大面积推广应用,国家的一些宏观政策和指导思想也将严重受阻,甚至难以实现。
如果划归企业集团,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其出发点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主要是从企业自身角度出发,企业不可能也不愿意拿出专门经费用于研究本身暂不需要或不涉及的技术领域,其研发角度和工作内容也是以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革新为主,个别的可以参与企业的技术改造。
反之,如果是基础研究,不能带来效益,或技术本单位不需要。
如果站在地方和本单位利益角度,则很可能短期利益、局部利益、经济利益占据决策者主导地位,只要能给地方税收带来增长,就是好单位,否则,命运多桀;能适合本单位(拟划归企业集团)的发展需求,就支持,。
这样的结果就是经过半个多世纪建立起来的这支国家队将很快衰败,这是政府和有识之士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我们广大科技工作者所不敢想象的,因为这支国家队代表国家形象,代表国家的科技实力、关系国家产业发展的命脉。
4、“企业成为科技开发的主体”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并不仅仅意味着由企业承担全部科技开发工作,其另一层含义在于企业以多种形式资助科技开发工作,加大投入力度,并从中获取多种形式的回报。
意大利R&D经费的51.5%是企业投入,其中政府科研机构经费的2.2%、高等院校研究经费的1.1%来自企业;加拿大R&D经费的42.2%是企业投入,其中政府科研机构经费的2.0%、高等院校研究经费的11.1%来自企业;美国R&D经费的59.12%是企业投入,其中高等院校研究经费的6.78%来自于企业。
“企业成为科技开发的主体”还在于企业以多种形式参与科技开发活动,特别是一些大型重要成果,往往是各种科技开发力量共同协作的结果,官、产、学、研联合的形式已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并取得显著成效,而政府以及政府所属研究开发机构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
日本在六七十年代的高速发展充分证明了这点,政府通过政策、资金等支持、引导,国家重点科研机构(科技企业)和行业大中型企业多方协作,共同研究或引进消化吸收并为我所用。
我们今天的格局也是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这里面,转制科技企业发挥了关键作用。
二、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面临一系列重大科学技术问题,亟待中央管理科技型企业从国家利益的高度予以解决。
1、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不仅需要政策、法规的引导和约束,更需要科学技术的保证。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发展观革命性的进步。
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核心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20世纪世界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迅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特别是GDP崇拜下的简单粗放生产使得资源紧张的状况更加突出,这在我国体现更为明显,我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石油进口第二大国,世界铁矿石进口第一大国,世界煤炭生产、消耗第一大国,耕地面积急剧缩减,资源紧缺和简单粗放生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正在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目前全国每年生产各种建筑材料要消耗各种资源总计50亿吨以上,毁坏农田10万亩以上,消耗能源达2亿多吨标准煤,同时排放大量的CO2、SO2、NOX等有害气体和粉尘。
仅以水泥工业为例:
按目前水泥工业技术水平和国民经济发展需求预测,到2010年,需投资3000亿元新建300个百万吨级水泥厂,每年新增煤耗2740万吨标煤、电耗296亿千瓦小时、各种有害气体2亿多吨、粉尘230万吨。
我国铁矿石的进口依赖度已超过60%,这是国力和资源、能源、环境都无法承受的。
专家预测,我国单位GDP消耗的物质能源数量远高于发达国家,是美国的10倍、日本的20倍、德国的6倍,我国百万美元GDP消耗的能源是世界水平的4.3倍。
所以走资源节约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我们的当务之急,而科技型企业特别是中央所属大型科技型企业在这方面是有充分潜力的,也是责无旁贷的。
例如钢铁行业的节能技术诸如高炉喷吹煤粉、炼钢连续浇铸、小型材连续轧制技术等都是钢研总院一直在积极研发和推广的,这是从组成配方、生产工艺、技术装备到检测控制全过程的系统工程,必须由综合型研究开发机构通过各相关专业联合攻关才能有所突破。
目前,包括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在内的许多科技型企业已经在着手这方面的工作,诸如开展节能及节约资源型材料及其生产技术的研究、净化环境型生态建材及其生产技术的研究、提高煤炭、矿石等综合利用率的系列技术研究等;降低单位产品能耗的过程工程技术研究等。
2、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快速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一项重要策略和有效措施。
但是,引进离不开创新,事实表明,如果没有行业性科技企业的参与,单纯由企业实施引进,并不能达到预想的结果,反而陷入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甚至导致损害民族工业的负面影响。
许多科技企业正在就严重制约行业发展且目前完全依赖进口的技术装备进行研究开发,有些已取得初步成果或正在向工业化应用迈进,如果因为管理体制大的变更或调整而影响其长久不懈地坚持下去,许多行业很可能再次陷入“引进怪圈”,必将永远受制于人。
这中间,国家政策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既要保持目前继续支持不懈坚持和加大力度,又要保持科技型企业这支国家队伍的相对稳定,把他们的积极性保护好、引导好。
3、国家重大建设工程需要“国家队”解决技术难题,进行技术把关,维护国家利益。
如三峡工程,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从大坝混凝土的安全性到建设过程中的物流管理等组织了跨部门、跨学科、跨单位的攻关研究,并对大坝所用全部水泥实施质量监督检查。
近年来我国彩涂板产业发展迅速,全部进口,钢研总院及时转换研发方向,组织攻关队伍,大力加强该领域的研究,从而独自在济南钢铁公司推广彩涂板生产线,并在国内30多家企业推广镀锌生产,从而一举打破了全部进口的局面,而且促使外方价格下降。
即使引进,也使我方地位得到加强,谈判筹码提高。
4、我国大部分工业领域正处在从较落后的传统产业向工业经济过渡的“由大变强”、“结构调整”阶段,这一特定国情决定了现阶段科技型企业所在行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产业政策的实现离不开行业性研究开发机构的技术保障和支持。
1)标准的研究、制订与修改是提高行业技术水平、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手段之一。
例如TD—SCDMA标准的提出,充分显示了我国在这方面的实力,也使我们在国际相关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有了一定的发言权。
又如水泥标准中关于混合材掺加量的规定在保证质量性能的前提下,有利于废渣利用、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标准中保留纯硅酸盐水泥有效地提高了我国水泥的国际信誉、促进了水泥出口;水泥强度标准由软练改为硬练大大促进了水泥工艺技术的进步。
标准研究一方面需要对行业技术水平、存在问题、发展方向、政策导向有充分了解和专业技术知识及研究能力;另一方面,又对相关专业领域的研究开发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由此形成了我国的标准制订工作绝大部分由行业性研究开发机构承担的局面,离开标准的研究制订很难保证科研工作的针对性、体现行业政策的指导性,研究成果在企业中的大面积迅速推广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这一工作离开行业性研究开发机构是难以做好的。
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的今天,技术标准之争后面必将蕴含着极大的市场商机,也是保护民族工业的重要手段和步伐。
2)质量监督检验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一种专业技术性很强的管理职能。
随着我国在WTO方面的承诺,明年后国际上的质检机构将进入我国。
由于行业性研究开发机构强有力的综合研究开发能力支持,能通过质量监督检验迅速准确地发现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问题,并通过针对性的研究开发和技术服务工作解决这些问题,推动企业技术进步。
一旦离开行业性研究开发机构,质量监督检验的作用也就仅仅局限于质量管理,难以发挥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
一旦这支队伍的稳定受到影响,必然会影响我国在质量标准、质量监督方面的作用和发言权。
3)各种行业性学会、协会大多挂靠在行业性研究开发机构,是研究开发机构与企业间联系的重要渠道,它们不仅与国内企业联系广泛,而且作为民间组织、作为NGO越来越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其作用也是政府等所不可代替的,许多工程技术、应用技术、技术装备方面的国际交流,是由它们组织的,这对于我们尽快掌握国际发展动态,提高研究开发起点和参与国际竞争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在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方针指导下,科技型企业已从观念、行为到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
1、“两个面向”方针的贯彻落实,使得科技型企业在面向经济建设、服务于企业上有了根本性转变,成果转化率大幅度提高,与企业结成了密切的血肉关系,许多研究开发课题直接来自于企业,而大部分成果也在生产实际中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在企业生根发芽。
2003年,16家科技型企业的技术性收入达已经占到总收入50%以上。
2、在“转制分流、结构调整、机制转换、制度创新”的第二阶段科技体制改革中,绝大多数试点院所都在内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人员分流,部分或大部分科研成果产业化或推广过程中,相继成立的上市公司等,为推动产业化汲取了经验,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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