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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在白话运动中的贡献
蔡元培对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影响
浙江绍兴是一座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古城,这里风景如画,商业繁荣,人才荟萃。
这座已有9000年历史的文化古城,从于越到晚清的两千多年历史中,产生过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如勾践、王充、王羲之、谢灵运、贺知章、王冕、陆游、王阳明、徐渭、张景岳、秋谨等;这些越中先贤,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使绍兴这座古城有了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1868年1月11日,即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笔飞坊笔飞弄的一家富商家庭里。
蔡元培的先祖在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自诸暨迁到山阴,最初以山里种树伐木为生,但因遭同行妒忌,以致被斧砍伤。
此后,蔡元培的先祖就转而经商,主要是从事丝绸营销。
蔡元培的祖父曾任当地典当商行经理,那时蔡家已是当地令人羡慕的富裕人家,家里也人丁兴旺。
于是,就在书圣王羲之居住的戒珠寺不远处购得宅院。
父亲蔡光普曾任钱庄襄理,家里共有七个孩子,蔡元培排行第四。
蔡元培故居位于今绍兴市区萧山街笔飞弄13号,是一个颇具绍兴特色的明清台门建筑,由其祖父嘉谟公置业。
主要建筑有门厅、大厅、座楼,共三进,占地1856平方米,建筑面积1004平方米。
故居为砖木结构,花格门窗,乌瓦粉墙,青石板地。
故居的主体建筑是坐北朝南,为砖木结构,共三进。
第一进门厅坐西朝东,第二进厅堂和第三进楼房均坐北朝南。
整个建筑高墙深院,气势不凡。
蔡元培(1868一1940)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号孑民,乳名阿培。
1871年,4岁的蔡元培入家塾读书。
1878年,蔡元培11岁时,父亲蔡光普因病早逝,次年即寄居到姨母家读书。
1884年,蔡元培17岁时,考取秀才。
1889年,22岁的蔡元培考中举人。
蔡元培25岁时,经殿试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
1894年,即光绪甲午二十年,蔡元培27岁时授职翰林院编修。
就在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蔡元培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革命。
1898年九月返绍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
蔡元培34岁时,到上海代理澄衷学堂(现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校长,即为首任校长,后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
1902年蔡元培35岁时,在上海与蒋智由等人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
又创立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被推为总理。
由于爱国学社的活动引起清政府的警觉,蔡元培辗转青岛、日本、绍兴、上海等地,一方面学习德语为赴德国作准备,一方面积极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
1904年,蔡元培37岁时,在上海组织成立光复会,并任会长。
38岁时,同盟会成立,光复会并入,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1907年5月,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生德国的生活。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亚回国。
1912年1月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不久,蔡元培辞职去法国留学,于1916年回国,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
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蔡元培邀请了许多名人来校任教,其中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梁漱溟、徐悲鸿、李四光、鲁迅等。
1923年春,蔡元培不满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破坏法制的行为,提出辞职,离京南下。
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孙中山提名,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
1932年,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不仅是一位世人仰慕的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是与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直接相关的,如果没有他对陈独秀及《新青年》刊物的大力扶持,这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也不会在中国大地孕育和催生。
”
(1)
1、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军作用
1915年9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第二年,《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树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大力提倡“新文化”运动。
届时,虽然陈独秀的观点是激进的,口号是响亮的,但毕竟还是单打独斗。
新文化运动能成为一场声势浩大、影响广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则是在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之后。
蔡元培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主要在于:
1.以蔡元培为核心,凝聚了新文化运动主力军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提出了“兼容并包”“网罗众家”的原则,就职不到10天,聘请了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由上海迁至北京。
蔡元培又聘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胡适为文科教授兼文科研究所哲学门主任,钱玄同为文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刘半农、周作人为文科教授。
鲁迅当时虽在教育部任职,但和北大的进步教授们保持着密切联系。
这些激进派人物都是《新青年》的主要编撰者,以他们为核心,以《新青年》为阵地,形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强大力量。
《新青年》迁入北大后,在北大师生中产生了强烈影响,北大进步师生纷纷加盟。
《新青年》杂志的影响下,北大师生创办了《新潮》、《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扩大了新文化运动在全国的影响,新文化运动从原来的陈独秀少数人提倡的文化运动变成有大批青年学生拥护的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
而这一切的形成与发展,都与校长蔡元培密不可分。
梁漱溟先生谈到新文化运动历史时所说,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
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
林语堂也说,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蔡元培比任何人大。
许德珩则说“五四运动”的主力是北大,而其精神上的指导者是蔡元培。
由此可见五四前的蔡元培,他对新文化运动的主要贡献不在于发凡起例,而在于充当了新文化运动的庇护人。
2.坚决抵抗旧势力的进攻
蔡元培还凭着自己的声望和社会地位,抵制旧势力的进攻,极力维持北大这一新文化运动阵地。
1919年2~3月间,桐城派古文家林纾代表旧势力,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率先向北大和蔡元培发难。
林纾在《新申报》发表《荆生》,说田其美、金心异、狄莫三人被荆生痛打而抱头鼠窜,狼狈而逃,影射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
又发表小说《妖梦》,反对新文化运动,对蔡元培及其领导的北京大学进行了恶毒攻击。
这篇小说记述郑思康梦游阴曹地府的经历,说阴曹地府里有一所白话学堂,学堂门外有楹联一副:
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
小说描写学堂内有三个“鬼中之杰出者”:
校长叫“元绪”影射蔡元培;教务长叫“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叫“秦二世”,影射胡适之。
对于这“鬼中三杰”,林纾痛恨无比,骂得粗俗刻薄无聊,说要将他们通通吃掉,化之为粪。
这篇小说充分反映了封建顽固势力对蔡元培、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人士“食肉寝皮”的仇视心理。
他一面写毁谤小说,对新文化领导人物进行人身攻击;一面在3月8日的《公言报》上发表公开信,对新文化运动公开挑战。
信的内容主要有二方面:
一是指责新文化运动、辱骂蔡元培。
他在信里攻击新文化运动是“覆孔孟,铲伦常”。
论文反孔蔑论是“人头畜鸣”。
他辱骂蔡元培“凭位分势利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教训蔡元培说“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
”
二是反对白话文,为古文辩护。
他说:
“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
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国教授矣。
”
(2)
蔡元培对林纾的人身攻击十分鄙视,但由于所处社会地位的关系,不能采用以牙还牙的直言无讳的反击。
蔡元培写了《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用缓和的语气进行了有力的回击。
在这封信中,蔡元培表示,林纾的指摘是毫无根据的,北大并没有林纾所说的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这三件事情。
蔡元培表示,林责备北大各项,多据外界纷传之谣言,并非真实情况。
蔡元培在信中说:
“《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
”(3)蔡元培说,校内组织之进德会,增进道德风尚之意甚明,岂有铲除人类伦常之理?
至于文言与白话,仅仅形式不同而已,并非势若水火,两不相立。
蔡元培对林纾和其它人的攻击进行了回击,维护了新文化运动,保护了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人士。
最后蔡元培声明自己绝不改变“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那时,北洋政府也对蔡元培施加了压力,要求他约束北大师生的言行。
1919年3月,北洋政府议员张元奇各教育部反映,说《新青年》、《新潮》两种刊物,实为纲常名教之罪人,要求教育部加以取缔这,否则将由新国会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并弹劾大学校长蔡元培。
为些,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约见当时的教育总长傅增湘和蔡元培等人,希望磋商调和新旧两派的冲突。
不久,教育总长傅增湘也写信给蔡元培,指责《新潮》杂志的言论过于激进,这些激进的言论,有可能超越学术范围之外,引起党派新旧之争,不能不引为隐忧。
对于当局与舆论的压力,蔡元培进行了辩解和回击。
对于守旧势力压迫他辞退陈独秀、约制胡适,蔡元培坚决予以拒绝,表示:
“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4)蔡元培以其声望和社会地位,极力排除反对势力的进攻,维持了北大这一新文化运动阵地,最大程度地保护了新文化运动。
3.身体力行参加新文化运动
五四后的蔡元培开始直接参与新文化运动,他开始了角色转换,既当运筹帷幄的主帅,又当冲锋陷阵的战士,并努力引导新文化运动的方向。
他接连发表了《新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何谓文化》、《东西文化结合》等一系列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直抒胸臆的文章与演讲。
他在《东西文化结合》中说:
“综观历史,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出一种新文化。
如希腊人与埃及及美琐波达米诸国接触,所以产生雅典的文化。
罗马人与希腊文化接触,所以产出罗马的文化。
撒克逊人、高卢人、日耳曼人与希腊、罗马文化接触,所以产出欧美诸国的文化。
”(5)由此可见,蔡元培所谓的新文化是中西文化接触后产生的新文化。
除了倡导新文化,蔡元培积极参与白话文运动和汉字改革运动。
蔡元培大力提倡白话文,推广国语,在1917年2月间与梁启超等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并出任会长。
此后,他还多次发表演说,宣传白话文必然取代文言文。
二、蔡元培在白话文运动中的杰出贡献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文是重要内容之一。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文学改良的八点建议,即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吹响了白话文运动的号角。
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积极参与,掀起了一声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
1.蔡元培对白话文的倡导
这场运动的蓬勃开展,与蔡元培的领袖作用密切相关。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的当天,就盛邀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
蔡元培为校长的北大与陈独秀为主编的《新青年》结合,使北大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中心。
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人都是由蔡元培延揽任教的新文化运动主将。
蔡元培本人大力提倡白话文,他1919年11月19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国文之将来》,明确表示:
“国文的将来,最重要的就白话文与文言的竞争。
我想将来白话派一定占优胜的。
”(6)
在这篇文章中,蔡元培批驳了流行的两种反对白话文的观点,阐明了白话文必胜的原由。
这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文言简洁,二是认为文言是中国统一的因素。
蔡元培指出:
“有人说:
文言比白话有一种长处,就是简短,可以省写读有的时间,但是脑子里繙译的时间,可以不算么?
”“有人说,文言是统一中国的利器,换了白话,就怕各地方用他本地的话,中国就分裂了。
但是提倡白话的人,是要大家公用一种普通话,借着写的白话来统一各地方的话,并且用读音统一会所定的注音字来帮助他,那里会分裂呢?
要说是靠文言来统一中国,那些大多数不通文言的话,岂不屏斥在统一以处么?
”(7)因此,蔡元培断定:
“白话派一定占优胜”。
(8)
蔡元培中国和外国的客观现实出发,论述了白话文必定流行的趋势。
他指出,文学用白话,中外是共同的。
欧州十六世纪时,采用拉丁文写作。
宗教改革后,路德开始用国语翻译《新旧约》,开创了用国语写作的风气。
德国在十八世纪前,崇尚法语,不认可德语在文学上的价值,后来雷兴等人才提倡用德语写作,这才自成一种文学。
蔡元培还举中国的语言事例说明白话文的必然流行。
他指出:
“我们中国的司马迁,是人人很崇拜的。
假使现在有一个司马迁,人就佩服的了不得。
可是他作《史记》不抄袭《尚书》,《尚书》上‘钦’字他改作‘敬’,‘克’字他改作‘能’,又改了他的句调。
因为他作《史记》是给当时人看的,所以一定要改作当时的白话。
后来如程、朱、陆、王的语录,完全用白话,不像扬雄仿《论语》的样子。
因为白话实在能够发表他自己正确的意见。
又如后来施耐庵的《水浒》、曹雪芹的《红楼梦》,都不模仿唐人小说。
可见他的价值还是不错。
”(9)最后,蔡元培得出结论:
“所以我们现在不必模仿古文,亦不必作那种图案的文章;凡是记述说明,必要用白话才对。
虽现在白话的组织不完全,可是我们决不可错了这个趋势。
”(10)
2.蔡元培的白话文创作实践
作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帅,蔡元培不仅凭借北大这个文化平台在理论上大力倡导,给予了白话文运动有力支持;他还身体力行,积极投身于白话文运动的实践之中。
蔡元培的白话文实践功绩主要体现在对白话报刊的编撰上。
蔡元培在绍兴举办新学时,曾在《学堂教科论》一文中表示了对白话报刊的关注:
“传思想者,岂能越语言而径凭文字乎?
秦汉以来,治文字不治语言,文字画一而语言不画一,于是语言与文字离,于是识字之人少而无以促思想之进步。
迩者有识之士为切音新字,为白话报,为白话经解,思有以沟通之”。
(11)从这段话里,我们可知,早在1902年之际,蔡元培就已经注意到了近代的白话报和拼音化浪潮,而且他是抱着赞赏态度的,他认为白话这一文体在面对下层的启蒙活动中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工具。
正因为如此,当1903一1904年间他参与《俄事警闻》及《警钟》的编辑时,便身体力行地用白话文来写作,从而与识字有限的下层群众展开沟通。
《俄事警闻》这份报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蔡元培根据当时受众的文化状况,在语体上采用了明确的针对性,那就是双管齐下,兼容并包,在报刊文体上选择了文言与白话合刊。
《俄事警闻》每期都发两篇“社说”,一篇用文言,一篇用白话,有时甚至还有方言。
文言的如《告政府》(第一号)、《告守旧党》(第四号)、《告道学先生》(第五号)、《告和平变法派》(第六、七号)、《告文人墨客》(第九号)、《告革命党》(第十四号),等等。
白话的如《告全国女子》(第三号)、《告马贼》(第五号)、《告各会党》(第六号)、《告农》(第八号)、《告媚神候佛者》(第十一号)、《告工》(第十三号)、《告捐官者》(第十九号),等等。
在第一号的白话社说《告诉大众》中,编者解释了他们创办此报及采用白话文体的原因:
“这几天的中外日报你们想必也看过了但是看中外日报的大半都是念书人我们中国还有许多男男女女却不能够个个都会看现在眼睛面前一椿天大的事体我若不告诉你们实在挨不过所以握着一把眼泪做这段白话给列位通知一下子好教你早些预备啊”(12)
从这段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出《俄事警闻》的白话文用语活泼自然,十分符合大众的语言口味,也极易与听众沟通。
《俄事警闻》上的部分栏目是全部用白话文写的,如“追记”、“杂录”、“图说”等。
这此栏目都是面向大众,介绍国内外形势和社会新闻的,具有唤醒民众意识,激发爱国热情的作用。
蔡元培不仅在报刊的编辑上设置白话栏目,而且还亲自动手,撰写白话小说,以表示对白话文运动的倡导与支持。
在1904年2月的《俄事警闻》上,蔡元培发表了小说《新年梦》,这是一篇政治小说,共9000多字,这也是蔡元培唯一一篇白话小说。
虽然从小说角度说,它还很粗糙,但却是蔡元培运用白话语体进行小说创作的尝试。
蔡元培用白话塑造了“中国一民”这个人物,描写了他出国留学和考察、回国后的失望心情:
“他到通商场,正逢日俄两国为着支那人的土地开战,一天总有许多警报到这通商场来。
看这通商场的人,还是讨债的讨债,求人的求人,祭神的祭神,吃酒的吃酒,忙个不了,连那报纸都没有工夫看了。
他问:
“忙什么?
”人家都说:
“今天是除夕,明日是元旦,这是很大的节气啊!
”他道:
“呸!
地球绕太阳一周,算是一年,不知道是那一天起的,这些三百六十五日里面,随便那一天,都可以当除夕、当元旦的,今天就值得这样看重么?
况且闹的都是为一家起见,连那自己土地都送给别人做战场都不管,这真是家人罢了!
要是有一天,从家人进一步到成了国人的资格,或者又有一天,从国人再进一步成了世界人的资格,有一番新局面,才可以有个新纪念啊!
”(13)
在这篇文章里,蔡元培用浅显的白话,描绘了国民漠视国事、固守古老风俗的现状。
这篇小说虽然写于100多年前,但我们今天读来却也通俗易懂,语言明白如话。
可见蔡元培在白话文的实践上是下了功夫的。
蔡元培是晚清翰林,是标准的旧式文人,用文言写作是其得心应手之事。
要从习惯于文言写作转为白话写作,也并非一蹴而就。
在用白话写作之初,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夹杂着“余、吾、仆、鄙人、之、者、也”等文言词汇。
但在《新年梦》这篇小说中,蔡元培的白话文写作已经颇为老到,他用到了许多白话词语,如:
我、他、的、了、么、才、哩、啊、都、也、总、顶、就要、要是、实在、所以、于是、至少、好极了等甚至还用了“讨生活、以及、顶新、顶美”等上海口语。
由此可见蔡元培在白话文写作上的真功夫。
三、蔡元培对统一国语的杰出贡献
我国现在的全国共同语是普通话,但在民国时期,全国的共同语称为国语。
国语这个名称起源于1909年。
当时,清政府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将当时通用的官话正式命名为国语。
1911年清朝学部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以京音为准的官话为国语,取代原来的南京官话。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国语这个词得到当时北洋政府的承认,成为民族共同语的称呼。
1.蔡元培是统一国语思想的主要倡导者和有力宣传者。
1919年1月,以蔡元培为发起人,向当时的政府呈交了《发起国语研究会请立案呈》,文中说:
“教育不统一,语言不统一,实吾国今日之大患。
同人等有鉴于此,爰有国语研究之设立”。
(14)对于在全国提倡统一的国语,当时存在着一些疑虑。
蔡元培在《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征求会员书》中指出了当时的二种疑虑:
“甲说曰:
我国既有无量数之语言,各安其习,谁肯服从?
将以何地之语言统一?
乙说曰:
数千年之积习,数亿万之人口,数亿万之面积,欲求统一,能乎不能?
”(15)对于第一种疑虑,蔡元培分析说,人们起初在外,一切都觉得不便,但慢慢就习惯了,乡音也慢慢改变了。
况且统一语言是采用明白易晓的为标准,让大家慢慢习惯,而不是以强令人服从某种语言。
对于第二种担忧,蔡元培说,语言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的,现在各地的方言早已不是以前的方言了。
只不过,这些方言的变化无轨道可循。
如果在国语的名义下,刊行国语书籍,同时设立标准,那么语言就会渐趋统一。
蔡元培1920年在国语传习所发表演说,阐明了推广国语的许多问题。
对推广国语的目的,蔡元培认为有两点:
“一是对于国外的防御,二是求国内的统一。
”(16)蔡元培在《国语的应用》一文中,详细阐述了国语的实用价值。
他认为,国语在求知识、谋职业和服务社会等三个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求知识方面,蔡元培认为,如果不通行国语,那么到上海读书,要学上海话;到北京上学,要学北京话,这样很麻烦。
“要是人人都能讲国语,那没有到处学一种语言的麻烦,也没有在讲堂听不懂的苦,不是很便利的么?
”(17)在谋职方面,蔡元培指出,如果要到外地去就业,就不能单说家乡话。
“若是有个不会说上海话的江北女子,要进丝厂去,就很不方便了。
……又如钱庄是宁、绍帮的专业,若是有一个不会宁、绍话的山西票号老伙计,要进钱庄去,也很不容易了。
……这岂不都是困难的问题么?
若是大家都会国语,就不问题了。
”(18)关于服务社会上,蔡元培认为,“我们既然爱国,要尽我国民的责任,我就不可不知道全国国民的意思,而且有时也一定要把我的意思,给全国国民知道,这就要有一种交换意思的工具,那就是国语了。
……我们要合全国同胞来大公无私为国家服务,不应该大家都学国语么?
”(19)从蔡元培的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蔡元培从国家和个人双重角度出发,对统一国语的目的作了阐述。
妈统一国语,既可达到抵御外侮、统一国家的目的,又能满足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以。
从中体现了蔡元培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紧密联系,时刻为国家和人民着想的品质。
”(20)
2.蔡元培不仅阐述了推广国语的重要价值,还提出了统一国语的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
首先,蔡元培认为,要推广国语,必须要先设立一个轨道即标准,慢慢加以引导,才能达到国语的统一。
他说:
“使立定国语之名义,刊行国语之书籍,设一轨道之导之,自然渐趋于统一,不过迟速之别而已。
……然则苟有轨道可循,无用虑区域之广,人口之多也。
由此言之,不必虑统一之难,当先虑统一之无其术与器具耳。
”(21)
其次,蔡元培提出了国语的标准问题。
当时,国语的标准可以说众说纷纭。
大家提出的标准有北京话、汉口话、河南话、南京话、广东话,各人各有自己的道理。
对此,蔡元培表示了自己的观点:
“我们还没有一种方言比较表,可以指出哪一地方的话确占大多数,就不能武断用哪一地方的。
且标准地方最易起争执。
即如北京现为都城。
以地方论,比较的可占势力。
但首都的话,不能一定有国语的资格。
德国的语言,是以汉堡一带为准。
柏林话算是土话,北京话没有入声,是必受大多数反对的。
所以国语的标准决不能指定一种方言,还是用吴稚晖先生‘近文的语’作标准,是妥当一点。
现在通行的白话文,就是这一体。
”(22)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蔡元培只是提出了确定国语的标准,并没有规定国语的基础方言。
这充分体现了蔡元培的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
再次,统一国语的具体措施上,蔡元培认为要从语音、语法和语体三方面着手。
语音上,中国存在着许多方言,言语异声的现象,阻碍了文化教育的发展。
中华民国成立后,就着手解决汉语的读音统一问题。
在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主持下,教育部并成立了读音统一会筹备处,并通过了“采用注音字母案”。
在国音标记上,蔡元培认为“最好是两种方法:
一是完全革新的。
就是仍用拉丁字母,从前教会中人已经用过了。
日本也有这一种拼音法。
一是为接近古音起见,简直用形声字上声的偏旁,来替代一切合体的字,大约至多用一千字也就足了。
第一法是有许多人主张的。
第二法是我的私见,因为用这种方法,教授时有的便利,可以从古篆学起,学一字就懂得这个字所以这样写法。
又许多字所以同一个音,觉得很有趣味,一定容易记得。
”(23)蔡元培在这里提出了国语语音方面的问题,他主张采用形声字的声符来记音,虽然后来没有被采用,但蔡元培提出这个观点是有他的依据的。
其依据是跟古音接近,字数也不多,教学便利。
后来读音统一会采用的却并不是二种方法中的一种,而是议定了注音字母39个。
对此蔡元培没有固执已见,反而十分赞同注音字母。
他说:
“既然经过什么正式的会议决定的,比较的容纳多数意见,总胜于私人闭门造车的了。
这三十九字母虽然以北音为主,但是有入声有浊音,可算是南北音都有的。
他所收不进的音,还可以加闰音,这也算是便当了。
”(24)
语法上,蔡元培认为白话的语法比文言文语法要简单得多,主张以白话的语法作为国语的语法标准。
他说:
“古文的文法,就是《马氏文通》一部。
白话的文法,现在还没有成书的。
但是白话的方法,比古文简一点儿,比西文更简一点儿。
懂得古文法的人,应用他在国语上,不怕不够;懂得西文法的人,应用他在国语上,更不患不够。
先讲词品,西文的冠词、名词、代名词与静词,都分阴阳中三性,一多两数。
我们的语言是除了代名词有一多的分别外,其他是没有这种分别的。
近来有人对于第三位的代名词,一定分别,有用她字的,有用伊字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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