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对话五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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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对话五四

陈平原对话五四

凤凰卫视2009年5月2日《世纪大讲堂》节目：

陈平原

王鲁湘：

90年前，五四运动爆发，90年的岁月中有多少人物、多少事件、多少探索都铭刻着五四的印记，此时此刻我们身在北大，也将以北大作为追忆的核心，来了解那场运动发生前后社会的环境与学术氛围，学者的激情和他们的热血，以及各种思想发展的脉络。

而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先生。

陈平原博士是广东潮州人，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曾经在多所国际知名的大学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足迹遍布欧、亚、美洲。

十多年来他的学术足迹更是涉及小说史，学术史与教育史。

而不论研究的课题是什么，陈平原都坚持着自己的原则，那就是努力维护学术的纯正，为了学术的纯正，他不仅反对曲学阿世，而且反对借学术而发牢骚，但同时不忘学者的人间情怀，把自己的学术织进了历史运行的经纬。

陈平原著作颇丰，并主编人文与学术集刊，治学之余，他还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

王鲁湘：

陈平原先生比我长两岁，在我们这一批学者中间，平原先生是一个被人们评价叫做温润如玉的一个学者，那么陈平原先生也曾经说过，他对五四的研究几乎成了他的专业，甚至成了他的人生，那么在您的学术的这种研究随着不断地深入，您的收获越来越多，包括你人生的积淀也越来越深厚，你对于五四的感触，是不是也有一种与日俱增或者是有一种与时俱进的一些新的收获和新的体验呢？

陈：

因为五四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问题，所以我特别担心人家问我，你用一句话给我概括什么叫五四，所以这样的问题对我来说是很难，就好像你要我说什么叫北大精神一样。

陈：

也是很难。

但我可以给你讲一大堆故事，然后最后告诉你这就是北大，这就是五四。

而且我们从1919年的那个五四运动刚过去不到半个月，罗家伦先生写文章《五四精神》的时候就再三地说，五四精神是什么，我们有大量的关于五四精神是什么这样的论述，我反而更愿意追踪这个论述的来龙去脉，看我们的五四这个历史运动语言精神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而不是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告诉你说这就是五四。

王鲁湘：

北大中文系上个月主办了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

现在从提交的论文看，这些学者们对五四的研究有什么一些新的看法吗？

陈：

论文我们现在有700多页，然后里面涉及的论题太多了，当然有一个基本的思路，其实背后的情怀是说，最近十年，尤其是最近十年，反省五四不是今天才有的，始终，一方面是有一批人不断在维护五四，阐述五四的精神，当然另一方面，五四被认为是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一个分界点，所以，对现代中国有意见的人，很多人也愿意借批评五四来阐述自己的思想，相对来说，这十年对五四的批评越来越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开这样的学术会议，包括我来这里做演讲，其实背后有这么一个思路，就是我们让大家了解什么是五四，为什么现在的一些批评不负责任。

陈：

而且我需要做什么样的澄清，而且我愿意倾听各种各样的批评的声音，反省我自己，还有我们这代人对于五四的想象。

王鲁湘：

您刚才一再地强调就是，与其谈对五四精神是一个什么什么的了解，还不如就是还原五四当时的历史事实，大概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考虑，您曾经带着你的学生，依据一些历史的资料，重构了当年北大学生游行的这样一个全过程。

那么您在研究五四的这样一个运动的时候，为什么特别这样关注历史的细节呢？

陈：

其实几年前我有一本书，叫《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我带着学生回到现场，同样的道理，就是说我用的是孙伏原话，大概意思是说，五四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现在只剩下概念而没有实感，随着冰心那一代人的去世，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可以对当年的五四运动和当时的历史氛围有直接的了解的那些人，我们只能通过历史资料，通过场景，通过图片，甚至通过实物来模拟地进入那个现场，所以我会特别看重这一点，这能保证我们不要陷入在一大堆概念的纠缠里面去。

从1919到2009，人们怎样为五四增加新的内容？

追怀与困惑，重构与阐释，90年间的认知与评论留下多少历史的印记？

文学革命、思想启蒙、政治抗议，一场伟大的运动还将如何影响中国人？

陈：

能在北大跟大家讲五四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关于五四的纪念、追怀、重构、阐释，基本上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

凡是在中国念过小学、中学、大学的，一般来说都对五四有很深的记忆，这个记忆是真是假，我不管，但起码我们一遍一遍地被大家去说，整个现代中国史和五四的关系非常密切。

好，我想说的是，知道了不等于真的理解，我们每代人都跟五四在对话，一次次的纪念和阐释中，其实隐含了我们这一代人自己的困惑、追求和对历史、对未来的想象。

诸位知道，说五四运动不仅仅是5月4日北京三千学生在天安门东郊民巷等等这一个经历，而是隐含了我们所说的文学革命、思想启蒙和政治抗议，这三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这种关于五四的想象，日后经过一代代中国人的不断的阐发、对话，以后加入了自己时代的一些意义，以至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五四可以说是常说常新的五四，这里面有很多意义的转移，甚至一些扭曲和变形。

当然也可能会有一些过度阐释的地方，但能不能在实现跟五四的对话中实现一代人的创造性的转化，就看我们自己的心智和能力。

现代人谈五四最容易陷入的一个陷阱就是说，五四那代人不讲理，而且太激进了，骂人、打人，还放火，这种批评今天在好多地方可以听得见。

其实历史阴晴、风雨、雷电，都是不可抹杀的历史价值，某种意义上今天被大家妖魔化了的文化断裂和所谓连续性、文化保守等等，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所有的，现在中国的进程，正是在这种抗争、连续、蜕变之中不断地成长。

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的复杂性远非今天的教科书所描述的那么简单，为了说明问题，我引了当年1916级北大国文系的学生俞平伯1979年写的一组诗，就是纪念五四的，其中有这么两句话：

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尽成三。

后面加了个括弧说，当时北大中文系，当时叫中文门，邦中同学办了三种杂志，而且这三种杂志日后都是影响非常深远的。

《新潮》只是其中之一，他自己说，参加了《新潮》只是其中之一，除了以文艺复兴相号召的《新潮》，还有以昌明国粹相标榜的《国故》，以及提倡新旧学说并行，努力介入现代社会改革的那个《国民》。

三个杂志之间有很大的分歧，三个杂志都是北大国文门1916级的学生们所主持的，当然还有其他同学一起参加，但是国文门的学生是主力。

我想说明一个问题，一般学生尚且如此分歧，想象五四新文化运动铁板一块是很不现实的，正是这种新文化运动内部的多元共存，让我们理解那个众生喧哗的时代。

同样的五四，不同的叙述，争论的背后是怎样的时代风云？

多元的文化，多元的思想，五四的历史该如何正确重构？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对五四的记忆日渐模糊，但另一方面，创造性的叙述越来越多，所有的追忆阐释，我们知道需要时间，需要记忆，同时也需要听众，反过来，听众的需求影响了叙述者的情绪和发展的路线。

我们今天的五四叙述，其实是不同政治立场的老人们，五四老人们，以及他们的后学们逐渐构建起来的。

刚才我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码包括思想启蒙、文学革命、政治抗议三个层面。

同时我还想说一句话，同样谈五四，老师和学生是不一样的。

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人，他们对五四的想象和学生辈的，比如说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俞平伯等等，老师和学生是不一样的。

另外一方面，在北大念书的学生和在外地游想的学生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老师那里是追怀北大的时候，偶尔涉及五四，在学生这里是讨论五四，偶尔讨论到怀念我们的母校，今天我想说的是，我们以最具可读性的学生们对于自己年轻生活的追忆来作为我进入讨论的口子。

作为五四，5月4日天安门游行的主体的北大学生，日后不断地回忆他们那个光辉的瞬间，中间有些人已经离开了北大，比如说冯友兰。

冯友兰说，很遗憾，火烧赵家楼的时候，我已经毕业了，所以我没赶得上。

另外的人呢，火烧赵家楼以后四个月才进入北大，比如说章廷谦，之后也不断地回想北大当年的生活，但是最后加一句，很遗憾，我来晚了。

走早了来晚了，他们谈北大的时候和正当时的北大人是不一样的。

冯友兰先生在一篇文章里面提到，当时北大因为蔡元培来了以后，整个学校风貌大变，新思潮涌起，我的思想受到很大的冲击，当时的刊物，左派的叫《新潮》，中间派的叫《国民》，右派的叫《国故》，

然后章廷谦进了北大以后，说我看了很多很多杂志，比如说我会提到《新青年》、《新潮》、《新生活》、《少年中国》等等，凭良心说，我就不喜欢《国故》。

问题是不管是不是喜欢《国故》，为什么不提《国民》，因为《国民》是日后逐渐上升为一个主导性的杂志。

在我们的回忆录中，在北大哲学门念书的同学叫顾颉刚，顾颉刚当年住在傅斯年同一个宿舍，他日后写回忆录回忆说，当年我们学生们办刊物，傅斯年他办了《新潮》，我们的另外一批同学，当时的国文系的学生们，比如说那个张煊、罗常培他们办《国故》，当然新文化运动日后发展，五四运动起来了，《国故》就不行了。

还有一个人是郑天挺，是北大国文门1917级的学生，日后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晚年写回忆录，口述回忆录的时候说，当年我们在同学里面各自埋头读书，有三个杂志对我们有影响，《新潮》、《国民》、《国故》。

可大家请注意，这个回忆录是晚年去世之前口述，他儿子帮他写下来的。

换句话说，他是经由一代代人的叙述、追忆，然后到了80年代，我们知道，《国民》很重要，所以才有这个叙述。

如果50年代、40年代写，大概就不会这样。

当初《国民》关注的其实不是国民。

1919年，《神州日报》发表文章说北京大学有新旧两派在斗，新的是陈独秀、胡适的学生，旧的是刘师培、黄侃的学生，斗什么，他们在斗中国文化该往哪走，新的是《新潮》，旧的是《国故》，两派势均力敌、各有其主，两个杂志旗鼓相当，说的是《新潮》和《国故》，同样没有我们所说的《国民》。

原因是《国民》当年在学校里面影响不大，他们不仅仅是北大学生，还有很多外面的学生参加进来，还有当时大家关注的是思想文化，而《国民》更多的是希望介入社会改革。

当事人傅斯年怎么看，《新潮》的主编傅斯年在即将离开北大，到英国留学的时候，他写一篇文章说，《新潮的回顾与前瞻》，讲经过五四运动，我们重新反省，我们《新潮》杂志的成绩和未来，然后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不足，我们周边还有什么杂志，他举了很多杂志，比如《新青年》《星期评论》《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连毛泽东的《湘江评论》都提到了，就是没有《国民》。

换一句话来说，《国民》在当时的人的眼中，是不太重要，或者很少人关注的。

可是对于一般人这么漠视《国民》这种偏见，1916级北大国文门的同学，也是《国民》的编辑许德珩很不满意，也很不高兴，1958年他写一篇文章〈回忆国民杂志社〉，特别强调我们杂志筹办比《新潮》还早，只不过《新潮》得到胡适的帮助，所以它出版比较快，最后我们两个杂志同样在1919年的1月1号出来，其实他们背后有校方的支持，我们是学生自己做的，所以他有点不满意，到了1979年，已经成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许德珩先生写五四运动60周年，特别强调当年我们的杂志《国民》杂志的意义很有影响，至于《新潮》，《新潮》有意义，但是他们的主办人后来全部倒退，走向反动，至于《国故》，那都是一个反派的角色等等。

这有点接近我们今天的历史叙述。

而这恐怕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限制，而是长期的周瑜情结。

很长时间里面，《新潮》、《国民》互相在竞争，谁为主流，这是一个必须谈的问题。

晚年许德珩先生应北大的邀请写回忆录，越写越长，最后完成一本书，叫做《为了民主与科学》，其中提到了五四运动部分依旧表彰《国民》，批评傅斯年和罗家伦，而且说了一段话，说当年我们和傅斯年合不来，他们干的事我们故意不干，比如说他们提倡白话文，我们《国民》就偏偏用文言文来写作。

然后，当然说我们的刊物是全国性的，他们是学校里面，我们是全国性的，全国性，我们当时懂白话的人不多，因此我们用文言，当然五四以后，我们也改为白话了。

很长时间里面保持一种竞争的状态，《国民》的这批学生们和《新潮》的那批学生们，是保持一个很紧张的竞争状态。

到了1989年，那一年已经99岁的许德珩先生写了纪念五四，大概受时局的影响，对以往的观点略有修正，除了强调《国民》的意义以外，也强调了《新潮》还是有意义的，有什么意义呢，他们提倡白话文，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因此他们在历史上有意义，当然后面加了个尾巴，还是有问题。

真正的有社会影响的是我们的《国民》。

至于《国故》，他们提倡固有的中国学术，当时的听众接受者很少。

但是最后这段话很重要，说虽然这样，我们三个杂志鼎足而立，反映了当时北大学生在蔡校长兼容并包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他们在五四运动前一段时间里面，各自为政，互不相盟，真正是自由发展。

当时一般人认为《新潮》和《国故》，一个新一个旧，思想对立，互相批判，而《国民》处在中间状态，这和冯友兰他们的想法是一致的。

可是五四运动后，《国民》同仁更为积极，加上日渐走向现实政治，而《新潮》的人很多加入国民党，《国民》的人很多接近共产党，在整个历史叙述中，左中右的排列到了今天逐渐改变为很多人理解的《国民》是左，《新潮》是中，《国故》是右。

好，回到这我必须理解说，这一段历史很大程度是当事人的叙述完成的，关于五四的历史建构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当事人在五四运动结束不到两个星期，我们就开始学五四运动史，当五四运动那一年，我们就开始出一本五四那本资料集的书，以后每年都纪念，历史上很难找到这样的故事，一个事件还没落幕，我们已经开始给它历史定位，然后一年一年到今年90年，我们还在说故事。

在这里面当事人的叙述很重要，这里面涉及到两批人，这两批人，他们的追怀、纪念、阐释都因应了国共两党的政治以及海峡两岸的时事的展开。

从南京到重庆、到台北的傅斯年、杨亮功、成舍我，以及其他人，还有在北京的许德珩、杨振声、俞平伯、罗常培、郑天挺这些人，两批人，他们的五四叙述完全不一样，何为五四真相，谁是五四运动的主力以及如何阐述五四精神等等，在很长时间里面，起码在半个多世纪里面，一直是争论不休，而这背后是将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风云。

好在这些人大都延续青年时代的梦想和追求，即便是有很多很多论争，基本上也都守住理性的边界。

可以这么说，这些好胜的同学少年，事隔多年，不断穿越历史时空，以永远的五四对话让我们领略什么叫历史的魅力以及思想的力量。

我们知道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确定五四为青年节以后，我们每年都纪念，这个时候台湾的以及国民政府他们如何来看待这个事件。

相对的陌生的，那些到了台湾的五四老人，他们怎么办？

傅斯年是游行总指挥，日后一度代理北大校长，到了台湾以后是台湾大学校长。

傅斯年1943年在5月4号，在重庆《中央日报》，这是国民党的党报，那里面再三说，我们必须理解五四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全盘的检讨以及积极地介绍西方文化，我觉得到今天还有意义，以前五四有不虞之誉，就是它的名声太大了，大到有点超过实际，现在又遭逢不虞之毁，很多人批评五四，两者都不应该。

1943年5月4号，为什么？

因为共产党把五四定为青年节，大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五四运动的关系，因此国民党以及国民政府他们很被动，这里面的五四的老人们出来说话了，当年五四那么夸耀是不合适的，今天你们来抵制五四也不应该的。

另外一个罗家伦，罗家伦介入政治更深，留学回来以后当过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日后到台湾以后更是任党史，就是国民党的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的主任，以及国史馆的馆长等等，我们知道罗家伦，我们五四运动命名可以说是罗家伦的命名，因为1919年5月26号他就开始写《五四运动的精神》这篇文章，第二年他又开始写《我们学生运动成功失败的总结》，那里面特别强调一点，用黑体字印出来，我们文化运动的目的是什么，以思想革命为一切改造的基础，以思想革命为一切改造的基础，这个思路当然是胡适的思路，也是《新潮》同仁的基本思路，这与政治革命为主的《国民》是不一样的。

50年到了台湾，那个时候台湾国民政府谈五四是一个禁忌，而罗家伦写文章说五四的真精神，讲五四运动不是背后有政党政团在指挥，没有的，基本上是学生们的自发的爱国热情起来的，然后反过来批评国民政府说，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刚刚定都南京，好几年内，我们还是纪念五四的，可是后来复古的风气越来越浓，而且害怕的狂潮，怕学生们又上街，怕赤色狂潮。

我们禁止纪念五四，罗家伦说这是大大地失策了，另外两个人也是北大国文门的学生，他们怎么看。

成舍我，是北大国文门1917级的学生，著名的近代报人，办了很多杂志、报纸，这位先生到了台北以后继续办报，现在的世新大学就是他办的。

1966年他写了一篇文章说，五四运动是民族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的综合体，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现代中国。

但是到了台湾以后，台湾政府不敢纪念五四，但又不敢完全地忽略五四，于是就给五四定为文艺节，他说文艺节，这个名头下五四的纪念就这么过去了，可是作为五四老人我再说一句话，我们的五四不仅仅限于文艺，更主要是思想，政治和社会运动。

历史狂涛中，谁被记忆，谁被遗忘？

五四的丰富多彩该怎样理解？

五四的历史场景该如何重构？

五四老人们给了我们怎样的感动？

说这些问题我想回到关于三个杂志。

当年鼎足而立的《新潮》、《国民》、《国故》，今天所有的追忆文章只有《新潮》和《国民》，《国故》哪去了？

《国故》为什么不被追忆？

除了这个杂志被定位于反对新文化，成了一个反派的角色，当事人即使参加也不愿意说。

第二个，当年《国故》的同仁绝大部分日后没有很好的发展的机会和空间，他们今天，包括我所说的四个当时的创办人，俞士镇、薛祥绥、杨湜生和张煊等等这四个人，我来查他的传记材料，基本上查不到，他们已经被湮没在历史的狂涛之中。

可以这么说，正因为他们没有很好的表现，正因为这个运动，这个杂志被定位为反派，因此两者相辅相成，导致过了若干年，20年、30年、60年、90年，90年后的今天，关于《新潮》的追忆很多，关于《国民》的叙述也很多，唯独没有关于《国故》的详细的资料保留下来。

其实不能说《国故》那些人的说法毫无道理，今天的叙述把它纯粹作为一个反派来论述是有问题的。

其实新文化运动包括正方也包括反方，包括提倡新文化的也包括反对新文化的，这才构成了完整的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中的提倡新文化的和质疑新文化的，同样是《新青年》的同仁。

同样道理，1917、18年代的，一直到1919年，这几年的北京大学里面的思潮涌动，不能只叙述《新潮》和《国民》而完全忽略了《国故》。

《国故》那种追求保存固有的中国文化，接受西洋文明，目的是为了保存固有的中华文化，所谓（倡明国粹），日后在具体实施中碰到一些障碍，但不等于他们的努力毫无意义。

可是今天关于《国故》的所有论述，主要人物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一是被遗忘了，即使是参加了《国故》的人，日后也不愿意说，比如罗长培。

罗长培是当年的《国故》里面一个人物，不是最主要的，但是也是一个人物，他负责文读，等于是秘书方面的工作，他是北京大学国文门1916级的学生，日后我列了他五六篇文章，他50年代以后，40年代，到美国教了书以后回来，50年以后进入新政府，后来当中国科学院的语言所的所长，帮助制定语言政策等等，也是政协委员等等，所以他每年也有责任要来回忆五四，回忆的时候，他只字未提《国故》的事情。

到了写自传，照样不会提到这件事情，换一句话来说，罗长培先生，他日后不会追忆到当年他参加的那个《国故》杂志，他追忆什么，追忆40年，他在西南联大和闻一多一起发起纪念五四的文艺晚会以及他的开幕词等等这些。

换一句话来说，谈五四他不会谈《国故》。

时代大潮浩浩荡荡，自有其合理性，对于当事人来说，被抛离主流，抛离主流，长期不得志，即使你有业绩，也不会被注意，但是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理解五四的丰富性，警惕成王败寇那种思维模式和历史书写。

五四是不是激进？

五四当然激进，不激进怎么能冲破各种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禁锢和牢笼。

不过我想提醒诸位等人，五四运动中，并非只有激进一派，不管政治、思想、社会、文化都不仅仅是激进，有中庸的，有保守的等等，所谓左中右，这个论述都有，其实都有，当然不涉及具体内容，我用三个词来概括五四的风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众生喧哗，第三是声气淋漓，每一种力量都很活跃，每一种力量都有生存的空间，而且得到很好的开展。

这样的机会其实是千载难逢的。

不过经由一系列的对话和洗涤，有些东西留下来了，有些东西遗忘了消除了，就好像我说的五四中间的《国故》被我们作为派定一个反派的角色，而彻底地遗忘了，这是不应该的。

我们要追问的是，本来是五光十色的北大学生，日后何以以激进著称，历史选择什么道路不完全由当事人的意愿决定，还包括日后不断的追怀和叙述，就举这个例子，《国故》不被叙述了，所以你会觉得北大的学生很激进，假如《国故》被叙述了，你就知道北大学生不仅有激进，还有保守。

说这些是因为今天所说的左中右那个论述，我以为明显的是政治思维，换一种思路，我会关注思想的那个《新潮》以及侧重政治的《国民》以及承前学术的《国故》，是各有其追求的，各有其发展空间的。

当然你可以说，思想中有中外之别，学术有新旧之分，政治更是有国共之别和之争，但是一般同学如此分歧，日后分道扬镳也属正常，正因为过去的五四叙述过于侧重政治史，所以我会提醒大家把学术史，把思想史带进来，五四并不那么激进，它有各种各样的层面可以发展。

人生路上如何不断和五四对话，五四运动的意义我们日渐强调，五四运动的印象我们日渐淡漠，这是不应该的，我们需要理解，需要场景，一代代的年轻人才能够重新记得五四。

说到这，我希望谈三个人，希望他们引起大家的兴趣。

一个是1916级北大国文门学生杨振生，他是被捕学生之一，32个学生之一，日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学教育学、心理学，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又去哈佛攻读就业心理，回国以后从事教育工作，当过山东大学的校长，青岛大学的校长等等，然后长期在大学教书，他最最重要的工作是让我们理解新文学和新思想的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

从28年主持清华大学的筹备，主持清华大学的中文系开始，杨振生一直努力推进新文学在大学里面的位置，包括聘朱自清，包括请沈丛文，包括编各种各样的读本，在大学里面有意识地推进新文学，今天叫现代文学的教授传播的是杨振生先生，所以他会在文章里面特别提到关于新文学的意义。

1954年，他在一篇文章里面讲到我们当年的北京大学的同学之间的争斗的时候，用一个文学家的敏感，给我们描述一下下面这段话，我想念一下，让你们知道，这是一个有文学趣味的当年的作家、日后的教育家，他来回忆五四的当年的学生的情况。

当时不独校内与校外有斗争，校内自身也有斗争，不独先生之间有斗争，学生之间也有斗争，老师和学生之间还是有斗争，比较表示的最幼稚而且露骨的是学生之间的斗争，所以有人在灯窗下把鼻子贴在文选上看《礼尚》的小自著，同时就有人在窗外高声朗诵拜伦的诗，在屋子的一角，有人在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念着桐城派的古文，在另一角是几个人在讨论，走出傀儡之家之后他生活怎么办，念古文的人对讨论者表示厌恶的神色，讨论者对念古文的人投以鄙夷的目光。

前面说了，学生中出版《新潮》、《国民》，同时也出版与之对立的《国故》，这三种杂志的重要编辑人都出在我们五四那一年毕业班的中文系，大家除了唇舌相讥、笔锋相对外，上班时冤家相见，分外眼明，大有不能两立之势，甚至同学们怀里还揣着小刀子。

这就是当年五四的时候北大的学生，尤其是国文门的学生的情况。

说完这个，我想再介绍一下许德恒。

刚才我说了，这是当年被捕的学生之一，日后留法回来参加政治运动。

大概1931年重新被聘到北大，从1932年起，北大每次举行这种纪念五四活动，经常可以看得见许教授的身影，在上面大声疾呼，那个时候的30年代的纪念五四是有风险的，军警林立，而经常会报道这里有一个许德恒教授慷慨激昂，现在是有一篇还说，振臂宣呼，口沫飞溅，谈五四。

这位先生40年代他是跟另外的北大的学生潘树等等，办了民主科学座谈会，又继承发扬五四精神，45年又改为九三学社，46年的5月4号，93学社正式成立，他是理事长，日后是九三学社的主席，日后进入中国政界，成为副委员长等等的。

从1931年、32年起到1989年他去世前一年止，许德恒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谈五四，可以说就像书名体现的，许先生一生都在追求青年时代的梦想，为了民主与科学，因此对于五四历史的追忆，不见得十分真切，对于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