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惠王居宛郊试释TsinghuaUniversity.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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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惠王居“宛郊”试释

——兼谈古文字中的几个相关字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杨蒙生

《清华壹·楚居》中有一地名，凡二见，字形作：

清华壹·楚14

至献惠王……于=澫=（澫，澫）（徙）居=郢=（鄢郢，鄢郢）（徙）居～。

王大（太）子以邦（复）于郢，王自～（徙）（蔡）……

整理者释为“吁”，解作“地名”而无说。

文后注释指出，同一地名又见于包山简。

蒙按，注释之说甚是。

包山简中，此地名凡三见，均作合文：

A.包山169癸亥，郢司悳秀，～人

B.包山175己亥，～新官宋亡正

C.包山175辛亥，妾妇嫌我～尹肷

尽管目前学界对《楚居》地名的释为“吁”并无异议，但从学者们对包山简字形的讨论来看，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为方便讨论，现将有关包山简字形的各家说法揭次如下：

包山简整理者释为“”，认为右下部的“=”号是省简标志。

张守中先生以为不识。

在与曾侯乙墓钟铭、等字形对比之后，黄锡全先生将之隶定作“”，释为“嗣”，解作“此合文为地名，其地待考。

”何琳仪先生则认为，字形右下“=”号表示“司”之与“子”之借用，字形本应作如《集成》319.2曾侯乙钟之，可隶定作“”，释为“”，汤余惠、李守奎等先生从之。

李运富先生以为是“邑”合文。

刘信芳先生指出：

“原简为合文，其右下部件作‘于’”，它应是“于”合文，读为“司吾”，即《汉书·地理志》东海郡之司吾县。

张亚初先生隶定作“”而无说。

陈伟先生说：

“此字所从与上博竹书《周易》2号简用为‘需’的字近似，待考。

”李学勤等先生认为，此即清华简“吁”地名合文，“”与“”共享“口”旁。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赵平安老师撰文，表达出与众不同的观点。

他把曾侯乙墓钟铭字形与前引包山简地名字形区别开来，只将之与《楚居》简11的字放在一起考虑。

通过分析字形的成因，结合古文字中的讹混事实和相关辞例，赵老师释此字为“乳”。

它在钟铭中读如字，训为“柔也”；在《楚居》中读为“孺”，即“孺子”，“孺子王”是指诸王之中处于子侄辈的王。

同样值得重视的，还有李家浩先生的观点。

李先生在改释甲骨文北方神名“伏”为“勹”（音宛）和战国文字旧释从“宛”诸字应从“勹”（音宛）的基础上，认为字形体中的“口”为多加的无义形体，旁与应是异体关系。

他又以此说为基础，进一步结合称谓逻辑和词语结构，将《楚居》篇中的（简11）和《系年》篇中的（简97）隶定作“=”，为“子（）”二字合文，即指楚王“子菌”。

在文章第二部份的末尾，李先生提到本文所要讨论的清华简和包山简中的地名。

在将二字隶定作“邭＊吁”之后，他从音韵学的角度展开讨论，认为此地很可能是《越绝书·外传纪策考》“范蠡其始居楚也，生于宛橐，或伍户之虚”中提及的楚国地名“宛橐”。

蒙按，综合考虑古文字中的混形事实和相关辞例，我们以为，尽管李先生的新说较为系统，但其中的有关立论基础（如将与视为异体关系）似乎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相比之下，赵老师的说法不仅与字形一致，更与古文献密合，应当可信。

当然，对我们来说，在清华简《楚居》和《系年》二形出现之前，学者们的有关讨论无疑也是很有价值、不容忽视的。

从字形看，包山简中的地名，只是清华简二字的合文写法，它虽与作为单字的“乳”字形似，却并不相同。

类似的例子也见于古文字当中，例如“百”字的（考古1973:

1齐明刀）形与“金”字的（货系711）形相似，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抛开辞例等其它因素，贸然判定它们是同一个字。

同样地，包山简和清华简中的这个地名也未必就是“乳”字。

我们认为，此地名的合文与析书写法可分别隶定作“=”和“号”，均读为“宛郊”，即东周时期楚国的冶炼中心“宛”地近郊，在今河南南阳附近。

它作为楚国都城的情况或与《楚居》简10“承（蒸）之埜（野）”用作楚都的情形相似。

首先，我们来看字。

众所周知，如前举“百”、“金”二字形体那样，古文字中的相同形体可能有不同的来源。

字右上所从形体的来源也应当比较复杂。

以目前所见出土材料看，它至少与司、勹、夗，以及相关饰笔构形等诸多形体有关。

因此，学界将之隶定为从邑、司声的“”是可以理解的。

若单看字形，此说也确有一定的依据。

毕竟，战国文字“司”字形体中确有与此形右侧所从相类者，如：

（1）上博三·中9是故有～不可以不先也

（2）上博四·曹23君如亲率，【27】必聚群有～而告之：

“二三子勉之，过不在子，在【23上】寡人【51下】

（3）上博二·容23舜……乃立禹以为～工

（4）包山175九月戊戌，鄱君之～马。

尽管如此，这并不足以完全否定掉该字释读所存在的其它可能。

对比清华简与包山简中所谓的“吁”之形可知，字右上均作横笔短折粘连状，并无一例作“司”字正常写法如（玺汇0065）、（侯马195:

1）、（集成11131司马望戈）、（玺汇0010）、（秦泥考1123）者。

在综合分析前引几种因素之后，我们认为，它很可能是一个从夗得声的字。

古文字中从夗得声的字习见，如：

（5）（蒝）：

包山151索畔～九店56.13～于寅

（6）备（宛）：

上博一·孔21～丘上博一·孔22～丘

（7）（乳）：

上博三·周2～于蒿上博三·周2～于血

（8）（干）：

上博七·君甲9先君霝王～溪云

上博七·君乙9先君霝王～溪云

如此，字可析为从邑、从口、夗声，隶定作“”。

它与“宛”字并谐夗声，故得相通。

再看次字。

它应即“号”字。

银雀山汉墓《尉缭子》简486中“发号施令”的“号”字作，可以为证。

此外，古文字中还有以下几个相关字：

（1）玺汇0269～昜（阳）囗鉨

罗福颐先生将此字释为“吁”，学者多从之。

曹锦炎先生认为，此形只比“号”字小篆多一笔。

他根据银雀山汉简的“号”字写法将之释作“号”，读为“”。

徐师在国以为有理。

（2）清华简·金9[周公乃遗王志，]曰周～

有学者根据今本对应文句“[周]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认为，简文中的“周”字当读为“鸱”。

（3）玺汇0588王～

吴振武先生认为下为泐痕，并因此将之释为“郢”。

蒙按，第一例，可从曹说，释为“号”。

第二例“鸮”字释读可信，确是从“号”得声。

第三形右侧所从与前引“鸮”字“号”旁最为形近，也可能是从“号”得声，似可隶定作“”，玺中用作人名。

综合对比字形，我们怀疑，、即是“号”字的表意初文。

它本从口、从于，作上下结构组合。

甲骨文中，作为乐器的“于”，其早期形体作（甲3941）、（前8.11.3），后简化为（戬37.3）、（前6.30.3）。

郭沫若先生曾指出，“于乃竽之初文，象形。

二像竽管，其吹也，其从弓作者，乃管外之匏”。

如郭说可信，我们可以推知，在早期汉字中，“号”字多半是用来表示将“口”对吹于“于（竽）”类乐器上所发出的乐音这类意思的。

后来，人们因之以命名相关乐器。

这应该可以从江陵望山二号楚墓所出自名为的乐器身上得到证实。

再到后来，才简化并变形音化为今天的“号”形（说详下文）。

“号”及从“号”之字在古文字中还有一些，如：

（4）号：

A：

银雀山·尉486发～施令

武梁祠画像题字贯感神祇，着～来方

徐夫人管洛碑遗孤～咷，姻族涕零

B1：

始皇诏版1黔首大安，～为皇帝

睡虎地·答98甲～寇，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寇

守860故～令行

老甲后390王君所明～令，囗无道，处安其民

银雀山·孙膑208五菜（彩）必具，辩（辨）吾～声，知五旗

老乙前4上[是]故天下有事，无自为刑名声～矣

道169囗者其～也

孔彪碑群臣～咷，靡所复逞

衡方碑在殷之时，～称阿衡，因而氏焉

夏承碑百姓～咷，若丧考妣

B2：

集成11998矢形器～乍（作）距末

距末～乍（作）距末

距末～乍（作）距末

从前引字形看，“号”形下部在楚系文字中多作两横、竖笔贯之后平滑而下，在秦系文字中则多作一横、竖笔贯之后下部弯作“丂”形。

在汉代文字中，这两种形体往往交互使用，而以前者居多。

与“号”形结构不同，古文字中的“吁”形多作左右结构，如：

（5）吁：

A：

集成10298吴王光鉴吴王光……作叔姬寺～宗彝荐鉴

集成224.6吴王光残钟……台作寺～……

帛书～囗

玺汇5279～

玺汇5280～

汉印文字征183～带之印

B：

集成9734胤嗣壶唯司马……率师征燕，大启邦～

新蔡甲三195囗祷五山、～囗

郭店·尊15则民～寡信

尽管的确如前文所论证的那样，“号”、“吁”二字形体有异，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在辗转传抄的过程中，二者最终还是有可能混形。

下引郭店简“吁”字之作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6）郭店·语二15郭店·语二16

念（贪）生于（欲），伓生于念（贪），【13】豣生于伓。

【14】

楥（谖）生于（欲），生于楥（谖），【15】忘生于。

【16】

浸生于（欲），恧生于浸，【17】逃生于恧。

【18】

关于、二形，学者意见不一：

郭店简整理者认为它们是一个字，并释为“吁”而无说。

李零先生也认为二形一字。

他将释作“哗”，并说“原作‘吁’，疑读为‘哗’。

”后又径释作“哗”，疑读为“吁”，训为诡诈。

刘钊先生认为二形均是“吁（吁）”字，可训为“诡讹”。

后又将前形隶定作“”，仍作前释。

张崇礼先生从之。

何琳仪先生认为二形前后偏旁位置有异，释前者为“号（饕）”，训为贪；释后者为“吁（吁）”，训为诡讹。

蒙按，从辞例，尤其是郭店简《语丛二》顶真的行文格式看，、应是一字。

此处字与“号“混形，应释为“吁”，读为“吁”，训作“诡讹”。

如此方可文意密合。

这个例子说明，至迟在战国时代，就已存在“吁”、“号”混形的情况。

它很可能是导致下引传抄古文中“吁”、“号”偶混情形出现的直接原因。

传抄古文中，“号”及从“号”之字以及“吁”字形体分别作：

（7）号：

海4.35汗2.23海4.35

（8）号：

碧四4.29籀海2.7

海4.35海4.35

（9）呺：

海2.6海2.6海2.7

（10）吁：

海1.9汗1.6上四1.24上

四1.24籀四1.24籀

若不考虑古文误置的情况，上引“号”字“海4.35”形体和“吁”字形体的混同正与前文郭店简的情况如出一辙。

又，由前文可知，秦文字中“号”字所从的“号”旁多从单横作。

到了汉代，人们可能会出于避免混形的考虑，在继承秦系“号”形写法的基础上，通过变形音化的手段，逐渐将汉隶中的“号”形下部“于”形变作“丂”。

这一猜测似乎可以从下面汉隶“号”字形体的演变中得到证实：

孙膑208

始皇诏版1衡方碑——>孔彪碑——>夏承碑

如此，清华简字确可释为“号”。

《说文》“号，痛声也，从口在丂上”的解释基本正确，只是这“丂上”宜改为“于上”。

号，可读为“郊”。

古文字中，从高得声的“謞”可与从号得声的“号”相通。

睡虎地秦简《日书》乙《行行祠》：

“行祠，东行南<南行>，祠道左；西北行，祠道右。

其謞曰大常行……”中的“謞”即读为“号”。

而从高得声的“蒿”又可与“郊”相通。

上博二《容成氏》简53正有“武王素（甲）以申于（殷）蒿”中的“蒿”即读为“郊”，均是其例。

由此看来，清华简可隶定作“号”，读为“宛郊”，即宛地之郊，为楚惠王曾居之地。

其性质与《楚居》简10的“承（蒸）之埜（野）”相类，却又有所省言，盖因“郊”、“野”远近、地位不同之故。

古书中“距国百里为郊”、“郊外”曰“野”，或可为此说解。

字形问题已如上解，下面让我们利用原文对其做一番校验。

简文说：

至献惠王自（媺）郢（徙）（袭）为郢。

白公（起）祸（焉），（徙）（袭）（黍）郢，改为之（焉），曰肥【13】遗，以为凥（处）于=澫=（澫，澫）（徙）居=郢=（鄢郢，鄢郢）（徙）居号。

王大（太）子以邦（复）于（黍）郢，王自号（徙）（蔡），王大（太）子自（黍）郢【14】（徙）居疆郢。

王自（蔡）（复）（鄢）。

归纳可知，楚献惠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