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本位走向能力本位大学本质的回归.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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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识本位走向能力本位大学本质的回归

从知识本位走向能力本位：

大学本质的回归

ﻫ——基于政策的视角看日本大学在产学合作中的特征

丁建洋

摘 要：

从国家政策的视角考察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大学与产业合作的发展历程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相应地大学在合作中的角色也主要呈现三个基本特征:

“模仿立国”政策下的产学合作,大学以移植知识为手段；“创新立国”政策下的产学合作，大学以创造知识为目的;“能力立国”政策下的产学合作,大学以创造能力为中心。

日本产学合作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在合作机制、创新机制、大学职能变迁等方面所呈现的规律性因素对我国产学合作改革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关键词：

日本大学;产学合作；知识本位；能力本位

《辞海》把“产学合作”解释为“企业（产）和高等院校（学）之间基于科学研究、产品开发、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等而开展的合作活动。

通常指以企业为技术需求方与以高等学校为技术提供方在技术方面的合作”［］。

据此，产学合作的类型可以分为“基于科学研究、产品开发、技术创新”的“研究性”合作以及“基于人才培养”的“教学性”合作两种类型，本研究指向前者。

历史地看,研究性产学合作是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近代化的产物，因为“在原初意义上，大学被期待为重视公益、创造新知识并作为公共部门的存在，对于科学研究，旨在依赖公共费用的支援。

而对于企业而言其本质乃以追求自身利益的目的而存在。

所以‘产’与‘学’之间在相互关系上是利益相左的”［]。

典型的如中世纪大学以闲逸的好奇精神守望大学，大学就是“象牙塔”。

世纪初洪堡率先把发展科学引入大学的职能时其旨趣仅在于通过对“纯粹科学”的研究促进教学、培养人才,并没有试图探索知识的实用目的抑或传播给企业。

世纪中叶以降，大学受功利主义思潮影响,特别是第二次科学革命之后,大学科学研究的兴趣就不仅限于“纯粹科学”,以世纪初美国威斯康辛思想的出现为标志,学术的“应用性”、“产业化”理念在大学扎根。

为实现学术的这一发展理念，大学与产业合作研发科学技术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而日本大学则是这一理念忠实的探索者和实践者。

正如日本学者所言,“如果回顾具有多年历史的日本大学,人们会发现几乎整个大学史上产学合作被特别有意识地推进而兴盛”［］。

“有意识地推进”就是指日本在世界综合性大学开创办工学院之先河,始终把产学合作作为大学办学的重要理念，所以日本大学发展史的特质就在于其与产业的密切合作。

如果追溯日本一个多世纪产学合作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其经历了三次重大政策转型，大学在产学合作中的角色定位也形成了三种典型模式。

　　一、“模仿立国”政策下的大学与产业联姻：

大学以移植知识为手段

　近代以来，日本民族重视发展科学技术，从“南蛮学”的兴起、“兰学”的形成到“东洋道德西洋技艺”理念的确立等科学技术发展路径来看，“科学技术立国”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日本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而且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发展理念和政策主题，如“模仿”、“创新”等。

明治维新的核心目标之一就在于发展近代科学,其主要产物——年成立的东京大学是“世界上最早在综合性大学设立工学院”的大学[]，初创时期“设置的学科有化学、物理学、数学、生物学、天文学、工学、地质学、采矿冶金、造船等”[］,近代科学，特别是工学的门类相当完备，而“当时欧美各国认为工学比法学、理学、医学低一等,明治政府却把工学放在了与理学、医学同等的地位,并通过提高高级技术人员的社会地位，向民间提供了大量的技术人员,从而促进了此后日本产业的发展”［］。

年颁布的《帝国大学令》提出,“帝国大学以传授适应国家需要之学术技艺并研究其蕴奥为目的”。

该令第十条规定,“分科大学为法科大学、医科大学、工科大学、文科大学及理科大学”，这在制度和组织上为大学移植西方科学技术奠定了基础。

对于明治维新后日本如何实现近代化、如何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明治政府很明确，就是要发展西方科学技术。

对于如何发展科学技术，是消化、吸收西方现成的科学技术，还是自力更生,明治领导人和明治政府提出“把学术作为产业振兴的一个方法    论”［］，所以“日本大学在成立之初,相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更是作为吸收欧美先进的技术并向民间进行技术转移的组  织”[]。

　大学发挥技术移植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大学成为国外先进技术供给和本土企业需求之间的中介，教师成为科学技术交流的载体，发挥着技术理解、技术筛选、技术应用、技术本土化的“二次创新”功能,产学合作的主要形式是教师在大学与企业之间共同研究、相互兼职以及职业流动等。

“从战前的产学合作背景来看，共同研究和技术转移仅仅停留在教员个人层面上”［]。

典型的如东芝电气的创始人之一藤冈市助是年创立的工学院（东京大学工学部的前身）第期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年他师从著名电气学者埃尔顿（）研究白炽灯，在日本进行了大量试验。

为将技术产业化，他辞去教职，于年创立东芝公司。

再如,明治时期著名学者长井长义曾赴德国研修药学，受政府号召回国后在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同时,从年连续年兼任“大日本制药公司”总工程师，“为西药的国产化发挥了极大贡献”［]。

后来长井长义以技术支持的方式和企业家福原有信共同创办了日后声名远扬的“资生堂”化妆品公司。

当然，“明治维新后产业化过程中，工学院等高等工学教育机构发挥的作用，不仅有技术的供给者,还有教授向民间企业提供建议，以及像藤冈市助那样亲自创办企业等多种形式”[]。

日本大学在战前产学合作过程中之所以能形成以移植知识为主要功能的角色特征，从发生学上来说首先是政府政策的推动作用。

政府把发展科学技术作为强国战略,把大学作为实施这一战略的有力工具，使得日本大学（主要是国公立大学）形成了在国家领导下的“国家化大学”传统。

日本大学在办学上追求把德国大学的纯粹学术理念与“以应用和实用为学问的生命”[]的理念进行融合,既重基础又重实用、既为国家培养人才又与产业紧密合作，移植西方发达科学技术就成为发展的必然。

此外，从产业发展的特点来说，制造业和加工业作为战前日本的支柱产业,对技术创新的需求比较低,大学作为引进外来文化的前沿窗口也就自然成为产业界与西方发达技术之间的桥梁。

二、“创新立国”政策下的大学与产业合作：

大学以创造知识为目的

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复兴，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再一次得以重视。

年经济审议会在《关于经济自立的意见书》中提出了日本“经济自立”的目标,并首次把“科学技术自立”作为实现“经济自立”的途径之一；年日本政府在科学技术白皮书中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发展将“从依赖国外到自主发展”的重大战略转型；年创设的“通产省大学工程制度”、“科学技术振兴调整费制度”等政策把促进自主技术开发作为大学与产业合作的目标;年《大学与民间等的合作研究》的出台,标志着战后产学合作从非制度性的合作转向制度性合作;年内阁决议《科学技术政策大纲》正式确定“科学技术创新立国”目标,“发展创造性的、丰富多样的科学技术”[］是这一政策的核心理念；同年《研究交流促进法》的颁布以及年内阁决议《关于产学官以及与外国的研究交流促进的相关制度运用的基本方针》的实施使得以创造新技术为主旨的产学合作在政策层面上得到有力施行,随后一些大学相继建起了与产业合作的“共同研究中心”。

到世纪年代，日本大学界构建了系统的产学合作形式,如共同研究制度、受托研究制度、受托研究员制度、奖学捐赠制度、共同研究中心和公益性研究助成法人制度、企业税收优惠制度等,这些合作制度使“大学与企业形成了分栖共存的生态环境”［]。

这些制度主要分为知识产权制度和知识转移制度两个方面。

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是研究经费投资体制与知识产权归属制度，知识转移制度的核心是大学技术转移中介组织制度。

这些制度的目标紧紧围绕如何促进知识的创新与转移这一主题使得“分栖”的双方实现“共存”。

通过产学两界合作专利、合著论文数据的推移可再现从世纪年代后“创新立国”政策下通过产学合作创造的“新知识”:

日本工业界研究人员发表学术论文“从年的篇论文，年达到篇论文”,其中工业界“与一位大学研究人员合著的论文则从年的上升到年的”，而且大学与企业共同研究以及大学受托研究的规模迅速扩展也可以发现产业依托大学的技术创新功能以及产学两界在合作中的互利互惠（见表）。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日本民族特别是日本大学学习域外文化确实呈现出“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的“拿来主义”［]向创新主义嬗变的特性。

表  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产学合作发展统计

共同研究

实施大学数（个）

实施件数（件）

大学参与

研究者数（人）

大学接受总额

（亿日元）

受托研究

大学接受总额

（亿日元）

实施件数（件）

数据来源：

由《戦後国立大学における研究費補助》“与民间的共同研究实施状况”（表）和“接受受托研究状况”（表）整理而得。

参见阿曽沼明裕.戦後国立大学における研究費補助［]．多賀出版:

．

　三、“能力立国”政策下的大学与产业融合：

大学以创造能力为中心

日本“产学合作划时代的变革是年《科学技术基本法》的制定和年《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的施行”［］。

《科学技术基本法》提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即“通过研究开发机构以及研究人员间的相互交流谋求研究人员等的多样性知识和能力的融合是获得创新性研发的源泉”。

这是日本政府面对泡沫经济崩溃反思“迷茫的十年”后对产学合作战略的重新思考与定位——通过不同形式的合作提升研发人员的创造能力来创造引领世界的科学技术。

这一转变促进了日本大学产学合作目标和制度的革命性变革——从以知识为本的合作走向以能力为本的合作,这些促进产学联合的一系列政策变革从世纪年代中期正式开始（见表）。

从这些制度的理念与目标来看，这一时期“所有的政策和计划都强调了促进创造力提高和新产业发展的必要性”［］,强调“产学联合根本上是人作为资产的质量的提升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从这些制度的内容来看，涉及产学合作机制的深层次问题。

围绕这些理念和目标，制定了若干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和原则，为世界各国解决产学合作难题提供了新的范式。

诸如能力至上合作研发原则,设置制度,中小企业技术革新制度，技术研发人才和技术经营人才并重的培养制度,风险性公司培育制度,大学与企业共同培养专业学位人才制度，共同研究、委托研究相关税额控制制度,产学共同研究项目、大学教员专利转让以及大学技术风险企业设立的辅助金制度,等等。

这些理念和政策不仅秉持如何生产、供给及转移技术等围绕知识运行的“知识主义”价值观,更重要的是秉持产学双边合作过程中如何生产、供给及转移研发人员创新能力的“能力主义”价值观。

“能力主义”价值观突破了以往以生产、转移知识等外在性目标为导向的产学“合作”，　把提升主体即“产”和“学”机构及其研发人员的研发能力作为合作目标从而使两个主体实现了“融合”。

表 产学合作转型期主要政策变迁

年度

主要政策

促进产学合作转型的理念与核心内容

颁布《科学技术基本法》

制定《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科学技术的振兴必须促进各领域研究开发能力的均衡发展和提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之间和谐发展,国立实验机构、大学、民间机构等之间充满活力的合作。

”“通过研究开发机构以及研究者等之间相互交流谋求研究者多样性知识的融合是引发新的研究开发的源泉，而且相互交流对于研究开发效率的提高必不可少。

必须制定促进通过研究者之间的交流、研究机构的共同研究开发、研究开发机构设施的共同利用等有关促进研究交流的相关政策。

”规定通过五年一期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制定具体的促进能力提升的产学合作政策。

颁布《大学等技术转移

促进法》（法）

推动大学设置“技术转移机构”（：

）。

修订《研究交流促进法》

提升产学等部门间研究设施的共用程度；国有土地用于产学合作的廉价使用。

颁布《中小企业技术革新制度》

如减免专利转让费、设置研发专项资金等经费支持，建立政府、大学、企业、担保公司等多方参与的风险分担机制,降低设立股份公司的准入门槛等。

颁布《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

   通过“大学等技术研究成果的专利权以及使用专利权限的让渡”、“促进大学研发技术向民间企业转移”等途径提高企业活力。

设立“日本工程教育认证委员会（）”并制定“日本工程教育认证基准”

“日本工程教育认证基准”的核心内容是:

（）以培养工程技术人才为目标的办学理念、课程设置、学分导向、教学大纲等都应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工程技术研发人才与工程技术经营人才并重;（）鼓励大学个性化办学。

颁布《产业技术力强化法》

（）认可设置的国立大学的设施无偿使用许可；（）允许大学教员在、科研成果活用型企业、股份公司等校内外企业兼职。

颁布《大学年孵化个风险型公司计划》

提出大学孵化风险型公司主要操作模式：

（）大学利用研发成果直接创办风险公司；（）共同研究、委托研究、学生研发、利用学校设施等与大学进行技术开发合作的风险公司。

修订《学校教育法》

（）创设研究生院专业学位制度，其核心是人才培养目标从过去的“研究者养成高级专业职业人才养成”目标向“高级专门职业人才”目标转型，为此设置专业硕士和专业博士两个层次,强化人才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转移能力;（）学部、学科设置的弹性化以适应社会、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

颁布《国立大学法人法》

（）教职员身份非公务员化;（）办学经费管理的自主性；（）批准大学向出资。

资料来源:

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和经济产业省网站公布的相关法律文本总结而成。

制度转型以来,以“创造能力”为中心的产学合作的显著标志是产学合作中“产”的主体和合作目标的变化。

合作中产业方面的中坚力量从过去的以大企业为中心逐渐转化为与地域关系紧密的中小企业、特别是风险型中小企业为中心,合作的主要目标就在于提高这些企业的研发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为了达成这些目标,从合作的具体内容来看,“研究成果的早期达成”、“人才的活用”、“信息的获得”等成为合作的主要倾向。

日本学者马场靖宪等以东京大学工学院、生物学院、医学院的科研人员为对象所进行的调查充分反映了政策变化后产学合作对象和合作主题的显著变化（表、表）。

而产学合作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企业不仅获得新技术，更重要的是“所派生的学习能力的提升,提高企业对科学论文等所包含的科学发现和科学知识的接受能力，以及通过组织之间的合作提高了利用其他组织或媒体所传播的信息的能力”[]。

其具体表现:

其一是提高企业识别科学知识应用性价值的能力;其二是把基础科学知识转移到应用性知识的能力；其三是实现知识生产的早期化能力。

这就是在（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的调查中为什么大量企业经营者并不对大学的专利技术感兴趣的原因。

表 东京大学与产业具有合作关系的教员比例（）

增长率

与国内大型企业合作

与国内中小型企业

（含风险型企业合作）

数据来源：

日本学者马场靖宪等在年间以东京大学工学院、生物学院、医学院的教员为对象进行的调查。

该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份，其中“大型企业”系指从业人数超过人的企业,人以下的称为“中小型企业（含风险型企业）”。

参见馬場靖憲,後藤晃.産学連携の実証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

．

表 东京大学教员以合作主题为重要因素的选择比例（）

国内大型企业

国内中小型企业

（含风险型企业）

获得研究资金

研究达成的早期化

研究设备的利用

人才的活用

信息的获得

数据来源：

馬場靖憲、後藤晃編.産学連携の実証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

.

　一般而言,从大学向企业的技术转移,诸如产品新思想、专利等比较容易,而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其前提是首先需要提升大学自身的创新能力。

所以，大学如何提升研究人员的创新能力成为日本大学在产学合作制度转型后首先面临的难题。

日本学者马场靖宪等以“光催化剂”研究领域为案例进行了深入研究。

该项研究把日本学者和企业研究人员共同在该领域申请的专利数、的论文数和被引用数等作为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两个重要结论：

第一,通过产学合作的大学发表共著论文的数量远远超过共同申请专利的数量,“通过共著论文的产学合作与通过共同申请专利的产学合作对大学科研都具有重要意义,但通过共著论文的效果明显得到提高。

特别是把被引用次数作为变数时，其差异性更加显著,也就是说，通过共著论文产学合作的成效明显提高,而通过共同申请专利的产学合作的价值呈下降趋势。

……所以,就对大学科研的影响来说，相比较共同专利而言，共著论文对大学科研的影响力更高”［］。

第二,通过论文所包含的应用性成果体现论文的应用性，“光催化剂”研究领域通过产学合作所发表的论文“不仅提高了光催化剂研究在基础领域的发展,而且与推进在除臭、防污、防腐等使生活空间舒适的适应企业需求的应用研究方面有机结合起来”［]。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大学在产学合作中需要提升的创新能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基于“应用论”即根据企业需要而决定生产什么知识;其次是基于“认识论”即科学的逻辑决定如何生产知识；再者是基于“应用论”和“认识论”的双重目的实现知识的早期化应用,三方面归结到一点可以称之为科研定位的“巴斯德象限”能力①。

　　四、日本产学合作历史演化的结论与启示

（一）日本“产”“学”两界何以能够合作

　“产与学两个不同领域在本质上是制度与文化的不同”［］，大学的天性是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企业的天性是面向市场开发技术，“产”与“学”的不同属性决定了两个部门的边界。

从日本产学合作发展历史来看,以政府为主导,“产”、“学”、“政”三者在博弈的基础上形成的制度性契约即政府政策从根本上推动了产学合作机制的形成和变革,而制度背后是民族文化所支撑的基础性力量。

大学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紧密结合社会需求而形成服务社会的大学文化;企业注重研发投入,把知识作为第一生产力，不断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通过产学合作不断提升自身研发能力的企业文化;政府把科学技术作为强国的核心战略，强调制度建设以及积极推动国家和区域知识创新体系构建的制度文化,这些文化背景促成了日本“产”“学”两界长期而富有成效的合作。

（二）日本产学合作何以能够促进创新

熊彼特（）在其巨著《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世纪末期美国经济的强劲发展源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

“新组合”在本质上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过去没有或未曾利用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引入了生产体系。

如果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来看,日本通过产学合作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在本质上恰恰就是通过学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实现了学术生产力的发展。

产学合作之所以能够促进知识创新就在于不同性质组织间外部性的学术交往不仅推动科学研究从“基础”向“应用”方向延伸,也推动科学研究从“应用”向“基础”方向延伸,日本学者中山茂对日本发展科学技术的这一特点进行了直观阐释（见图）［］。

如果运用司托克斯的象限理论来解读,其实质就是“象限”内外部的漂移。

所以,在产学合作过程中大学通过参与企业的应用研究逆向地提高大学在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能力,与此同时大学在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能力和取得的成果也顺向地促进了企业和大学自身的应用研究能力,从日本大学不断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和获取大量专利可以证明这一判断。

因此,日本紧密的产学合作科技体制或许可以成为破解“日本科学迷思（）”①的重要途径之一。

移植母体（美国等）         研究      开发     　试制     生产     产品

                 →   　→    →   　→   →  → → →

                                                                ↓

                 ←   ←   ←  ←   　←   　←  ←  ←

移植受体（日本）         　研究      开发     试制     生产     　产品

图 日本创新工艺学流程图

　　（三）日本大学在产学合作中的角色何以能够不断飞跃

　从日本产学合作的演化历程来看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从企业方面来说，大学的角色变迁根本上是企业需求的反映。

在世纪年代以前,企业研发能力的薄弱决定了企业的知识需求,决定了大学与企业合作的知识本位。

当企业积累了大量科研资源之后,面临的难题是如何把基础科学的成果运用到开发研究上来,核心问题便成为解决企业“研究什么”和“如何研究”即提升企业研发能力的课题。

第二,就政府来说,政府希望作为国家创新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学不仅发挥“认识”上的功能,保持国家基础研究的优势,同时又发挥“应用”上的功能。

这一点可以从日本政府对大学科研经费投入战略来分析。

日本大学政府科研经费投入的最大特点是“均等”与“竞争”并行的机制,“均等”是指日本建立近代大学制度以来一直秉持着以“教官积算校费”为主要资助项目的“从文部省到讲座”的科研经费拨款方式，这种拨款方式对于“最坏的科研人员和最坏的大学与最好的科研人员和大学得到同样多的资助”［],这种公平分享的民主倾向经费配置方式可以让科研人员主要基于“认识论”进行基础性的长线课题研究。

“竞争”是指政府以“科研费”为主要项目按照竞争的方式对大学科研进行资助。

从“科研费”的演变历程来看,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项目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第三，从大学本身来说，对于“知识”与“能力”两者大学究竟应该为企业提供什么？

从“引进知识”到“创造知识”再到“创造能力”的演进实际上是大学不断回归本质的过程，而“创造能力”就是弗莱克斯纳为人们总结出的大学服务社会的经典范式——“巴斯德式的服务”即“真正学术性的、科学的、适度的服务”。

   （丁建洋,盐城工学院讲师,江苏盐城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江苏南京  ；日本同志社大学社会学研究科访学博士生，日本京都  ）

   　（本研究得到导师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王运来教授和日本同志社大学社会学研究科冲田行司教授的指导，在此深表感谢!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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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辞书出版社.

［］青木昌彦,等．大学改革:

課題と争点[].東洋経済新報社.

[]馬場靖憲,後藤晃.産学連携の実証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

［］阿曽沼明裕.戦後国立大学における研究費補助[]．多賀出版．

[］胡建华.战后日本大学史［］．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日本科学技术政策史研究会．日本科学技术政策史［].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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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等，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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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