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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辨自序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两年前,我在《努力周报》附刊的《读书杂志》里发表辨论古史的文字时,朴社同人就嘱我编辑成书,由社中出版。
我当时答应了,但老没有动手。
所以然之故,只因里面有一篇主要的辨论文字没有做完,不能得到一个结束;我总想把它做完了才付印。
可是我的生活实在太忙了,要想定心研究几个较大的题目,做成一篇篇幅较长的文字,绝不易找到时间,这是使我永远怅恨着的。
去年夏间,上海某书肆中把我们辨论古史的文字编成了《古史讨论集》出版了。
社中同人都来埋怨我,说:
“为什么你要一再迁延,以致给别人家抢了去。
”我对于这事,当然对社中抱歉,并且看上海印本错字很多,印刷很粗劣,也不爽快,就答应道:
“我立刻编印就是了!
“哪知一经着手编篆,材料又苦于太多了,只得分册出版。
现在第一册业已印刷就绪,我很快乐,我几年来的工([说明]
此《自序》写于1926年。
《古史辨》第一册于同年11月由北平朴社出版。
此序后收入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周作人编选之《散文一集》(《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六集)。
1988年5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之《顾颉刚选集》、1988
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之《顾领刚古文论文集》第一册都曾收入。
又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11月出版,改题《定在历史的路上》。
1931年,荷兰莱顿的布利尔出版公司出版美国学者恒菇义(A.W.Hummel)的英文译本,题为《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的自传——中国古代史论文集(古文辨)序》。
1940年6月,曰本创元社出版平冈武夫的日文译本;经译音改译后,1953年9月由岩波书店出版,题为《ぁる历史家の生ぃ立ち——古史辨自序》,1987年6月再版。
作得到一度的整理了。
这第一册分做三编。
上编是在《读书杂志》中作辨论以前与适之、玄同两先生往返讨论的信札,是全没有发表过的。
这些信札只就手头保存的写录,当然遗失的还有许多。
在这一编里、可以知道《杂志》中文字的由来和我对于怀疑古史一件事所以有明了的意识的缘故。
中编所录全是在《读书杂志》中发表的。
其中许多问题虽都没有讨论出结果来,但是我们将来继续研究的骨干却已在这几篇文字中建立起来了。
下编除首二篇外全是《读书杂志》停刊以后的通信及论文,有一部分是没有发表过的。
在这一编里,可以见出我现在对于研究古史所走的路途的趋向。
第二册的稿子约略辑成,也分作三编。
上编是讨论古代史实及传说的。
中编是说明经书真相及批评注解得失的。
下编是辨伪者的传记和评论。
这些文字都是数年来在各种刊物上零碎发表的,其中待讨论修正的地方很多。
只要第一册出版后有销场,社中同人容许我继续出版、我就可写定付印。
以后我的环境如果不至迫逼我废学,我的胸中所积蓄而且渴望解决的问题正多,自当陆续研究,作文发表,第三册以下也尽有出版的希望。
但不知道我的为生活而奋斗的能力能打出一个境界,完成这个志愿与否。
现在辑成的两册,范围并不限于亩史。
所以仍用古史署名之故,只因我的研究的目的总在古史一方面,一切的研究都是要归结于古史的。
(例如辨论《诗经》与歌谣的文字虽与古史无直接关系,但此文既为辨明《诗经》之性质,而《诗经》中有古史材料,《诗经》的考定即可辅助古史的考定,故仍收入。
)没有枝叶固然可以把本干看得清楚,但有了枝叶也更可以把本干的地位衬托出来,所以我不想把枝叶删芟了。
这几年中,常有人问我,“你们讨论古史的结果怎样?
”我屡次老实答道:
“现在没有结果。
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它的事实在二三千年以前,又经了二三千年来的乱说和伪造,哪里是一次的辩论所能弄清楚的!
我们现在的讨论只是一个研究的开头呢,说不定我们一生的讨论也只是一个研究的开头咧!
”
也有人对我说:
“你为什么不把几年来的讨论的文字重做一番系统的整理,作成一篇齐整的论文呢?
”这话固然是好意,但我决不敢答应。
我现在在研究上所走的路途的短,成绩的少,是大家看得见的,实在没有把这种一目可尽的东西再做一番系统的整理的必要。
况且我所提出的论题全没有讨论出结果来,也无从加以断定。
我并不是没有把我的研究构成一个系统的野心;如果我的境遇真能允许我作继续不断的研究,我到老年时一定要把自己的创见见和考定的他人之说建立一个清楚的系统。
但现在还谈不到此,还只能见到一点写一点,做零碎的发表和涸杂的编集。
我非常地感谢适之守玄同两先生,他们给我各颁的启发和鼓励,使我敢于把违背旧说的种种意见发表出来,引起许多同志的讨论。
这个讨论无论如何没有结果,总算已向学术界提了出来,成为学术界上的公同的问题了。
我又非常地感谢刘楚贤(掞藜)、胡堇人、柳翼谋(詒徵)诸先生,他们肯尽情地驳诘问我,逼得我愈进愈深,不停歇于浮浅的想象之下就算是满足了。
我永远要求得到的幸运,就是常有人出来把我痛驳,使得我无论哪个小地方都会亲自走到,使得我常感到自己的学力不足而勉力寻求智识。
我在生活上虽是祈祷着安定,但在学问上则深知道这是没有止境的、如果得到了止境即是自己的堕落,所以愿意终身在彷徨觅路之中,不希望有一天高兴地呼喊道:
“真理已给我找到了,从此没有事了!
”
我自在《读书杂志》中发表了推翻相传的古史系统的文字之后,一时奖誉我的人称我“烛照千载之前,发前人之所未发”;反对我的人便骂我“想入非非,任情臆造”;对我怀疑的人也就笑我抨击古人只不过为的趋时成名。
也有爱我的前肫挚地劝告道:
“你是一个很谨厚的人,何苦跟随了胡适之、钱玄同们,做这种不值得做的事情!
”我听了这种种的议论,禁不住在腹中暗好笑。
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平常的人,决不会比二千年来的人特别聪明,
把他们看不清楚的疑窦由我一起看出。
我也知道,我是一个很胆小的人,苟非确有所见,也决不敢猖狂地冒了大不韪,自己提出一种主张来疑经蔑古。
至于成名之心,我固然不能说没有,但总可以说是很淡薄的,我也决不愿无故凌辱古圣先贤来造成自己的名誉。
适之、玄同两先生固是我最企服的师,但我正因为没有崇拜偶像的成见,所以能真实地企服他们;若把他们当作偶像一般而去崇拜。
跟了他们的脚步而作应声虫,那么,我用了同样的方式去读古书时,我也是古人的奴隶了,我还哪里能做推翻古代偶像的事业呢。
老实说,我所以有这种主张之故,原是由于我的时势,我的个性,我的境遇的凑合而来。
我的大胆的破坏,在报纸上的发表固然是近数年的事,但伏流是与生命俱来的,想象与假设的构造是一点一滴地积起来的。
我若能把这个问题研究得好,也只算得没有辜负了我的个性和环境,没有什么了不得。
若是弄得不好,不消说得是我的罪戾,或是社会给与我的损害了。
因为我对于自己的地位有了这种的了解,所以我对于自己的见解(给一般人诧为新奇的)常以为是极平常的,势所必然的,我只顺着自然的引导,自己无力于其间,誉我和毁我的话都是废话而已。
但誉我和毁我的人,我也不嫌怪,因为他们只见到我的主张的断面,而不能深知道我的个性和环境,也是当然如此。
我读别人做的书籍时,最喜欢看他们带有传记性的序跋,因为看了可以了解这一部书和这一种主张的由来,从此可以判定它们在历史上占有的地位。
现在我自己有了主张了,有了出版的书籍了,我当然也愿意这样做,好使读者了解我,不致惊诧我的主张的断面。
因为这样,所以现在就借了这一册的自序,约略做成一部分的自传。
我很惭愧,我的学问还没有成熟,就贸贸然来做这种自传性的序文,实在免不了狂妄之罪。
但社会上已经等不到我的学问的成熟而逼迫我发表学术上的主张了,已经等不到我的主张的讨论出结果来而逼迫我出书了,我为求得读者对于我的出版物的了解,还顾忌着什么呢。
我是一八九三年生的。
当我出生的时候,我的家中已经久不听见小孩子的声息了,我是我的祖父母的长孙,受到他们极浓挚的慈爱。
我家是一个很老的读书人家,他们酷望我从读书上求上进。
在提抱中的我,我的祖父就教令识字。
听说我坐在“连抬交椅”(未能步行的小孩所坐)里已经识得许多字了;老妈子抱上街去,我尽指着招牌认字,店铺中人诧异道:
“这怕是前世带来的字吧!
”因为如此,所以我了解书义甚早,六七岁时已能读些唱本小说和简明的古书。
但也因为如此,弄得我游戏的事情太少,手足很不灵敏,言语非常钝拙,一切的技能我都不会。
这种的状态,从前固然可以加上“弱不好弄”的美名,但在现在看来,只是遏抑性灵,逼作畸形的发展而已。
在这种沉闷和呆滞的空气之中,有一件事足以打破这寂寥而直到近数年来才从回忆中认识的,就是民间的故事传说的接近。
我的本生祖父和嗣祖母都是极能讲故事的:
祖父所讲大都属于滑稽一方面,如“诸福宝(苏州的徐文长)”之类;祖母所讲则大都属于神话一方面,如“老虎外婆”之类。
除了我的祖父母之外,我家的几个老仆和老女仆也都擅长这种讲话,我坐在门槛上听他们讲“山海经”的趣味,到现在还是一种很可眷恋的温煦。
我虽因言语的钝拙,从未复述过,到后来几乎完全忘记了,但那种风趣却永远保存着,有人提起时总觉得是很亲切的。
祖父带我上街,或和我扫墓,看见了一块匾额,一个牌楼,一座桥梁,必把它的历史讲给我听,回家后再按着看见的次序写成一个单子。
因此,我的意识中发生了历史的意味,我得到了最低的历史的认识:
知道凡是眼前所见的东西都是慢慢儿地积起来的,不是在古代已尽有,也不是到了现在刚有。
这是使我毕生受用的。
当我读《论语》的时候,《孟子》已买在旁边;我随手翻着。
我在《论语》中虽已知道了许多古人的名字,但这是很零碎的,不容易连接。
自从看了《孟子》,便从他叙述道统的说话中分出了他们的先后,我初得到这一个历史的系统,高兴极了,很想替它做一个清楚的叙述。
以前曾在祖父的讲话中,知道有盘古氏拿了斧头开天辟地的故事,有老妪和犬生出人类的故事;到这时就把这些故事和书本上的尧、舜、禹的记载联串了起来了。
我记得那时先着一家起了几个早晨,在朝暾初照的窗下写成一篇古史,起自开辟,讫于《滕文公》篇的“孔子没,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不可”的一段事。
孟子叙述道统到孔子为止,我作历史也到孔子没后为止,这是很分明的承受了孟子的历史观了。
这篇古史约有五页,那时还没有练习过小楷,衬了红格纸写得蝇头般的细字,写好了放在母亲的镜匣里。
从我所读的书和母亲的病状推来,那时我是七岁(依旧法算应是八岁)。
可惜后来母亲死了,这篇东西就失去了。
就是这一年的冬天,我读完了《孟子》。
我的父亲命我读《左传》,取其文理在《五经》中最易解,要我先打好了根抵然后再读深的。
我读着非常感受兴趣,仿佛已置身于春秋时的社会中了。
从此鲁隐公和郑庄公一班人的影子常在我的脑海里活跃。
但我的祖父不以为然,他说,“经书是要从难的读起的;《诗经》和《礼记》中生字最多,若不把这两部书先读,将来大了就要记不清了。
”
所以在一九○一年的春天,命我改从一位老先生读《诗经》。
《左传》只读了一册,就搁下了。
我读《国风》时,虽是减少了历史的趣味,但句子的轻妙,态度的温柔,这种美感也深深地打入了心坎。
后来读到《小雅》时,堆砌和严重的字句多了,文学的情感减少了。
便很有些儿怕念。
读到《大雅》和《颂》时,句子更难念了,意义愈不能懂得了。
我想不出我为什么要读它,读书的兴味实在一点也没有了。
这位老先生对付学生本来已很严厉,因为我的祖父是他的朋友,所以对我尤为严厉。
我越怕读,他越要逼着我读。
我念不出时,他把戒尺在桌上乱碰;背不出时,戒尺便在我的头上乱打。
在这种的威吓和追击之下,常使我战栗恐怖,结果竞把我逼成了口吃,害得我的一生永不能在言语中自由发表思想。
我耐不住了,大着胆子向先生请求道:
“我读《左传》时很能明白书义,让我改读了《左传》罢!
”先生听了,鼻子里嗤的一声,做出很傲慢的脸子回答我道:
“小孩子哪里懂得《左传》!
”好容易把一部《诗经》捱完,总算他们顺了我的请求,没读《礼记》而接读《左传》。
这位老先生要试一试我以前类于夸口的请求,令我讲解华督杀孔父的一段。
我一句句地讲了。
他很诧异,对我的祖父说道:
“这个小孩子记性虽不好,悟性却好。
”我虽承蒙他奖赞,但已做了他的教育法的牺牲我的生性是非常桀骜不驯的。
虽是受了很严厉的家庭教育和私塾教育的压抑,把我的外貌变得十分柔和卑下,但终不能摧折我的内心的分毫。
所以我的行事专喜自作主张,不听人家的指挥。
翻出幼时所读的《四书》,经文和注文上就有许多批抹。
例如《告子上》篇《天爵》章末有“终亦必亡而已矣”句,《仁之胜不仁》章末又有“亦终必亡而已矣”句,我便剔去了中间《欲贵》章首的“○”号,批道:
“不应有○,下文有‘亦终必亡而已矣’之语,可见两段相连。
”又如《离娄下》篇《逢蒙学射》章“孟子曰:
‘是亦羿有罪焉’,公明仪曰:
‘宜苦无罪焉’”,我疑心“羿”与“宜”因同音而致误,就批道:
“宜,当作羿。
”这一类的批抹,在现在看来确是极度的武断,但我幼年读书就不肯盲从前人之说,也觉得是不该妄自菲薄的。
约在十一岁时,我初读《纲鉴易知录》,对于历史的系统更能明白认识。
那时,我便自立义法,加上许多圈点和批评。
我最厌恶《纲目》的地方,就是它的势利。
例如张良和荆轲一样的谋刺秦始皇,也一样的没有成功,但张良书为“韩人张良”,荆轲便书为“盗”。
推它的原因,只因荆轲的主人燕太子丹是斩首的,而张良的主人刘邦乃是做成皇帝的。
我对于这种不公平的记载非常痛恨,要用我自己的意见把它改了。
可惜我读的一部《易知录》是石印小字本,上边写不多字,只得写上小纸,夹在书里。
前年理书时检得一纸条,是那时的笔迹,写道:
书“秋,秦王稷薨,太子柱立。
”至明年冬,又书“秦王薨,子楚立。
”。
下《目》
书曰:
“孝文王即位,三日而薨。
”夫秋立而至明冬薨,亦十七八月矣,何《目》书“三
日而薨”耶?
现在知道,这个批评错了,因为孝文王的即位在他的除丧之后,和上一年秋的“立”是不冲突的。
只是我敢于写出疑问。
也算值得纪念。
儿时的佚事,现在还记得几桩。
有一次,看见一个饭碗,上面画着许多小孩,有的放纸
鸢,有的舞龙灯,有的点爆竹,题为“百子图”。
我知道文王是有一百个儿子的,以为这一幅图一定是画的文王的家庭了,就想把文王的儿子考上一考。
可是很失望,从习见的书中只得到武王、周公、管叔、蔡叔、康叔数人;《左传》上较多些,但也只有“文昭”十六国。
我在那时很奇怪:
为什么这样一个大名人的儿子竞如此的难考?
后来知道文王百子之说是从《诗经》的“太姒嗣微音,则百斯男”来的,而“百斯男”的话正与“千秋万岁”,“干仓万箱”相类,只是一种谀颂之词,并非实事;心始释然。
又有一次,不知在什么地方见到孔子有师七人的话,替他一考居然如数得到。
但现在想得起的只有老聃、师襄、苌弘、郯子、项橐五人,尚有二人反而查不出了。
又因谥法的解释不同,想做一种《谥法考》,把《左传》上的谥法抄集起来,比较看着。
结果,使我知道“灵、幽、厉”诸谥未必是恶谥,孟子所说“孝子顺孙百世不能改”的话并不十分可靠。
有一回偶然在《汉书》上看到汉高祖为赤帝子,斩白帝子,心想赤帝、白帝不是和黄帝一样的吗,为什么黄帝为人而赤帝、白帝为神?
又在某书上看见三皇五帝的名号和《易知录》上所载的不一致,考查之后,始知三皇五帝的次序原来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
那时见到的书甚少,这种考据之业现在竞想不起是怎样地做成的。
我们顾家是吴中的著姓,自汉以下的世系大都可以稽考。
但我们一支的家谱只始于明代成化中,又标上唯亭的地名。
我的十一世祖大来公(其蕴)序道:
人各有所自,必自其所自而后即安。
苟忽其所自而妄萌一焜耀之思,指前之一二显人曰:
“吾所自者某某也”,则世之人亦因其所自而自之矣。
然反之心究有所不安。
以己之不安而知祖先之必不安,且念子孙之亦未必安也,何可以焜耀之思累先后之不安乎!
……此尼备从侄(嗣曾)之近谱所以不宗鹿城(昆山)而宗维亭也。
维亭距鹿城不数十里,有农家者流繁衍于上二十一都之乡,地名顾港,此吾支之所自。
乡之先达巳蒙称述,信为文康公(顾鼎臣)之支矣。
而尼备以宗其所疑不若宗其所信,宗其所信而苟有一毫之可疑无庸宗也,所以宁维亭而不敢曰鹿城,重原本也。
这种信信疑疑的态度,在现在看来固是非常正当,但幼年的我哪里能懂得呢。
我只觉得他们的胸襟太窄隘了:
我们和昆山一支既经是—族,为什么定要分成两族?
偶然见到一部别宗的谱牒,以西汉封顾余侯的定为始祖;又列一世系表,起于禹、启、少康,中经无馀、勾践,讫于东海王摇和他的儿子顾余侯期视,约有三十余代。
(这个表不知道从哪里抄来的,现在遍查各种古书竞查不到。
)我快乐极了,心想我家的谱牒可以自禹讫身写成一个清楚整齐的系统来了!
又想禹不是祖黄帝的吗,黄帝又不是少典氏之子吗,那么,岂不是又可以推算自己是少典氏的几百几十世孙了!
我真高兴,对着我的同学夸口道:
“我要刻三方图章:
一是‘勾践后人’,一是‘大禹子孙’,一是‘少典云礽’。
”这位同学也赞叹道:
“你家真是一个古远的世家!
”于是我援笔在谱上批道:
甚哉谱必以大宗言也!
不以之言,则昧于得姓传递之迹而徒见十数世而已。
吾族之谱始自允斋公,遂谓允斋公为始祖。
夫公非始得顾姓者,而曰始祖,亦太隘矣!
一个人的思想真是会得变迁的:
想不到从前喜欢夸大的我现在竟变得这般严谨,要把甘心认为祖先的禹回复到他的神话中的地位,要把尼备公创立家谱的法子来重修国史了!
在私塾中最可纪念的,是有两年没有正式的教师。
起先,我的父亲在城北姚家教馆,我随着读书。
去了不久,我父考取了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去,馆事请人代着。
可是代馆的总不得长久,代者又请代,前后换了七八人,有几个月简直连接着没有先生。
只因姚家待我很厚,他们的小主人和我的交情也很挚,所以我家并不逼我换学塾。
这两年中,为了功课的松,由得我要怎样做就怎样做。
我要读书,便自己到书铺里选着买;买了来,便自己选着读。
我看了报纸,便自己发挥议论。
有什么地方开会,我便前去听讲。
要游戏,要胡闹,要闲谈遣日,当然也随我的便。
这两年中的进境真像飞一般的快,我过去的三十年中吸收知识从没有这样顺利的:
我看无论哪种书都可以懂得一点了,天地之大我也识得一个约略了。
这时候,正是国内革新运动勃发的时候,要开学校,要放足,要造铁路,要抵制美国华工禁约,要请求政府公布宪法开国会,梁任公先生的言论披靡了一世。
我受了这个潮流的涌荡,也是自己感到救国的责任,常常慷慨激昂地议论时事。
《中国魂》中的《呵旁观者文》和《中国之武士道》的长序一类文字是我的最爱好的读物,和学塾中的屈原《卜居》、李华《吊古战场文》、胡铨《请斩王伦秦侩封事》等篇读得同样的淋漓痛快。
在这种热情的包裹之中,只觉得杀身救人是志士的唯一的目的,为政济世是学者的唯一的责任。
塾师出了经义史论的题目,我往往借
此发挥日时论,受他们的申斥;但做时才务策论时,他们便不由得不来赏赞我了。
一九○代气息六年,地方上开办第一班高等小学,考题是《征兵论》,我竟考取了第一。
我刚进去时,真是踏到了一个新世界。
我在私塾中虽是一个新人物,自己已看了些科学方面的教科书,但没有实物的参证,所谓科学也正与经义策论相同。
到了新式学校中,固然设备还是贫乏得很,总算有了些仪器和标本了,能做些实验和采集的工夫了。
我在学校里最欢喜做的事情是“修学旅行”,因为史地教员对于经过的名胜和古迹有详细的说明,理科教员又能伴我们采集动植物作标本;回来之后,国文教员要我们作游记,图画教员要我们作记忆画:
使我感到这种趣味的活动,各科材料的联络,我所受的教育的亲切。
但除了这一件事之外,我的桀骜不驯的本性又忍不住要发展了,我渐渐地对于教员不信任了。
我觉得这些教员对于所教的功课并没有心得,他们只会随顺了教科书的字句而敷衍。
教科书的字句我既已看得懂,又何劳他们费力解释!
况且教科书上错误的地方,他们也不能加以修正。
例如地理教科书中说教主出于半岛,举孔、佛、耶为证,理由是半岛的海岸线长,吸收文明容易;地理教员也顺着说。
我听得时就很疑惑,以为道教的张道陵就很明白不是从半岛上起来的,孔、佛、耶的出在半岛不过是偶然的巧合。
海岸线的吸收文明应当在海上交通便利之后,在古时则未必便可增进新知(至少在中国是这般)。
即如孔子时,江、淮、河、济的交通胜于海洋,江、淮、河、济的吸收文明也应当过于海洋;孔子所以能够特出,或者就靠在河、济的交通上,和半岛及海岸线有何关系。
但地理教员就咬定了这句话,大张其半岛出教主论了。
这种的教员满眼皆是,他们都只会食人家的唾余,毫没有自己的真知灼见,都只想编辑了一种讲义作终身的衣食,毫不希望研究的进展,使得我一想到时就很鄙薄。
在小学时曾经生了两个月的病,病中以石印本《二十二子》和《汉魏丛书》自遣,使我对于古书得到一个浮浅的印象。
又在报纸上见到《国粹学报》的目录,里面有许多新奇可喜的文题;要去买时可惜苏州的书肆里没有。
直到进了中学堂,始托人到上海去买了一个全份。
翻读之下,颇惊骇刘申叔、章太炎诸先生的博洽;但是他们的专门色彩太浓重了,有许多地方是看不懂的。
在这个报里,除了种族革命的意义以外,它给与我一个清楚的提示,就是:
过去的中国学问界里是有这许多纷歧的派别的。
十六岁那一年,我在中学二年级,我的祖父对我说:
“《五经》是总该读全的。
你因进了新法学堂,只读得《诗经》、《左传》和半部《礼记》。
我现在自己来教你罢。
”于是我每晚从学校里归来,便向祖父受课。
他先教我《尚书》,再教我《周易》。
《周易》我不感到什么趣味。
《尚书》的文句虽古奥,但我已经有了理解力,能够勉强读懂,对于春秋以前的社会状况得到了一点粗疏的认识,非常高兴。
祖父教我时,是今古文一起读的。
我本不知道今古文是怎样一个重大的讼案,也就随着读。
后来感到古文很平顺,它的文字自成一派,不免引起了些微的怀疑。
偶然翻览《先正事略》,从阎若遽的传状里知道他已把《古文尚书》辨得很明白,是魏、晋间人伪造的。
一时就想读他所做的《尚书古文疏证》,但觅不到。
为安慰自己的渴望计,即从各家《书》说中辑出驳辨《伪古文》的议论若干条,寻绎他们的说法。
哪知一经寻绎之后,不但魏、晋间的古文成问题,就是汉代的古文也成了问题了。
那年上海开江苏学校成绩展览会,我和许多同学前往参观,就独到国学保存会的藏书楼上看了两种书:
一是龚自珍的《泰誓答问》,一是胡秉虔的《尚书叙录》。
我既约略知道了这一些问题,我的勇往的兴致又要逼迫我佚出前人的论辨之外了。
我感到《今文尚书》中《尧典》、《皋陶谟》诸篇的平易的程度并不比《伪古文》差了多少,我又感到汉人《尚书》注的不通,都想由我辨去。
十七岁时,江苏存古学堂招生,我知道里面很有几位博学的教员,也报名应考。
出的题目是《尧典》上的,现在已记不起了,只记得我的文字中把郑玄的注痛驳了一回。
发榜不取;领落卷出来,签条上面批着:
“斥郑说,谬”四个大字。
我得到了这回教训,方始知道学术界上的权威是惹不得的。
要是我能够从此继续用功,到现在也许可以做成一个专门的经学家了。
但我的祖父逝世之后,经学方面既少了一个诱导的人,文学方面的吸引力又很大,我不自觉的对于经书渐渐地疏远了下去。
我的祖父一生欢喜金石和小学,终日的工作只是钩模古铭,椎拓古器,或替人家书写篆隶的屏联。
我父和我叔则喜治文学和史学。
所以我幼时看见的书籍,接近的作品,都是多方面的,使我在学问上也有多方面的认识。
可是我对于语言文字之学是不近情的,我的祖父的工作虽给我瞧见了许多,总没有引起我的模仿的热枕;我自己最感兴味的是文学,其次是经学(直到后来才知道我所爱好的经学也即是史学),我购买书籍就向那两方面进行。
买书这一件事,在我十一二岁时已成了习惯,但那时只买新书;自从进了中学,交到了几个爱收旧书的朋友,就把这个兴致转向旧书方面去了。
每天一下课,立刻向书肆里跑。
这时的苏州还保留着一个文化中心的残状,观前街一带新旧书肆约有二十余家,旧书的价钱很便宜。
我虽是一个学生,只能向祖母和父亲乞得几个钱,但也有力量常日和他们往来。
我去了,不是翻看他们架上的书,便是向掌柜们讨教版本的知识。
所见的书籍既多,自然引诱我去研究目录学。
《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一类书那时都翻得熟极了。
到现在,虽已荒废了十余年,但随便拿起一册书来,何时何地刻的还可以估得一个约略。
我对于学问上的野心的收不住,自幼就是这般。
十二岁时曾作成一册自述,题为《恨不能》:
第一篇是“恨不能战死沙场,马革裹尸”,第二篇是“恨不能游尽天下名山大川”,其三便是“恨不能读尽天下图书”。
到这时,天天游逛书肆,就恨不能把什么学问都装进了我的肚子。
我的痴心妄想,以为要尽通各种学问,只须把各种书籍都买了来,放在架上,随心翻览,久而久之自然会得明白通晓。
我的父亲戒我买书不必像买菜一般的求益,我的祖母笑我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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