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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政课理论创新之二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若干问题
(马克思主义学院梁树发)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理论创新?
什么程度和意义上的创新?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正确回答是前提
1、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提问(规律性现象之一)
迄今为止,影响较大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提问至少有以下五次:
第一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和把它初步系统化的过程中的提问;第二次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的提问;第三次是第三国际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的提问;第四次是战后在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的对立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制度的对抗中的提问;第五次是在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反思中的提问。
(梁树发:
《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提问》,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第69-70页)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的三次引用:
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
正像马克思就70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
“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1页)
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他们属于10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
“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
“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
(恩格斯致保·拉法格(1890年8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5页)
在理论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了(一般来说在“反对派”的所有其他报刊上也是这样)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是:
第一,对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界观完全理解错了;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著作家所特具的无限优越感。
马克思在谈到70年代末曾经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toutcequejesais,c`estquemoi,jenesuispasmarxiste”——“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恩格斯: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1890年9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8页)
2、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①卢卡奇的回答
让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
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
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
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
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
(匈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7-48页)
②霍布斯鲍姆的回答
1982年圆桌会议的第三组问题中,有一个问题是:
“判断一种思想或观点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应该用什么理论-方法论的实践-历史标准?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提出以下观点:
“在由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引起的马克思主义内容的大辩论过程中,第一次提出了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准问题。
”霍布斯鲍姆的回答是:
“给这种确定的标准作依据的,是在十九世纪末大致定型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这些原理的核心是‘应用唯物史观所产生出的方法’,而不是大堆教义、结论和著作。
”
([英]E·j·霍布斯鲍姆:
《判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或观点的标准》,《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3期,第21-22页)
③海尔布隆纳的回答
马克思主义思想有一个可以得到“公认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来源于“同一套前提”,它是规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前提。
“凡是包含有这类前提的分析,都可以正当地将其分类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即使作者本人并不如此认定”。
这“同一套前提”是:
对待认识的辩证态度,唯物主义历史观,依据马克思的社会分析而得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的总看法,以某种形式规定的对社会主义的信奉。
(美海尔布隆纳:
《马克思主义:
赞成和反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1982年,第95页)
④中国学者的观点
“主要标准就是看它是否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运用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解决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陈振明:
《“新马克思主义”——从卢卡奇、科尔施到法兰克福学派》,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0页)
“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不是别的,就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尤其是后者。
”
(吴江:
《中国的新路》,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0页)
“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坐标。
”“这里就有一个选择什么样的坐标的问题”。
“坐标一定要定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上面,在当今的中国,就是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坐标”。
(邢贲思:
《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人民日报,1996年6月6日)
3、以历史的观点认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提问和回答
实质是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和以创新的思维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二)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回答
问题在于角度
1、从理论创新的实现形式看
①全新的概念、观点、理论的形成
例证:
概念:
生产关系、社会存在、剩余价值、社会形态、领导权
观点: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的社会形态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阶级斗争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
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唯物主义新形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②原有的概念、观点、理论的新阐释
实践唯物主义;“以人为本”
③已有理论的新综合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2、从理论发展的规模看(把理论创新看作一个系统)
马克思主义大发展的四个方面的表现:
增添新内容、开创新学科、采用新方法、推向新阶段
(熊映梧、孟庆琳,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1988年第8期)
(三)马克思主义“坚持与发展”问题中的理论创新意义
1、“四个分清”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四个分清”
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
李长春:
《在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4年4月27日)
①指向创新的对既定理论的分析
②为创新扫清障碍
③认识创新、总结经验、坚定信念
2、理论创新的对象
基本原理与普遍原理
·最普遍的原理
这类原理反映的是自然、社会和思维——即世界的本质和发展过程的最普遍的规律。
这类原理没有时空界限的限制,放之四海而皆准。
·普遍原理
这类原理反映的是自然、社会和思维三大领域各自的普遍规律。
·局部原理
这些原理只是对局部范围的事物运动规律的概括,只适用于相应的局部范围,不可任意推广。
·个别原理
这类原理,是对个别问题所作的判断,它的适用范围就更小一些。
(段若飞:
《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载《段若飞文集》,红旗出版社1992
年版,第345-347页)
基本原理和普遍原理不是一个概念。
基本原理指的是使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凡属于基本原理的东西,必定具有普遍性,从而必然属于普遍原理。
但是普遍原理却未必都属于基本原理。
普遍原理可以因普遍性的范围而有所不同。
有对整个人类社会是有普遍性的。
有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来说是普遍性的。
有对同一社会经济形态中同一类国家来说是普遍性的。
如此等等。
对殖民地来说是普遍性的东西;对资本主义来说是普遍性的东西,对整个人类社会也未必具有普遍性。
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普遍原理和对马克思主义者作出的个别论断,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既然是使马克思主义之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那末它们在任何时候(包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要坚持。
应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
(于光远: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年第1期第3、4、5页)
①不要把坚持的理论与发展的理论对立起来。
发展中有坚持、坚持中有发展
②不能一般地否定基本原理是发展的,而把发展仅仅理解为个别观点的发展
③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的理论提升
(四)判断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标准
1、“标准”问题的提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创新理论”的认识
衡量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某一理论或思想是否属于重大创新(或者创新程度),有几条标准需要考虑:
一是该理论的问题背景和实践背景,具体地说,该理论要解决的是一系列而不是个别的、凸显的而不是处于萌芽状态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需要一定时间、一定过程、一定实践的积累。
此外,这个问题必须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历史和国情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特有的问题。
二是该理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不是微观、具体层面的言说,而是标志着革命和建设事业战略思想或深层理念的转变,并且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三是理论性强,属于重大的理论问题、原则问题,是具体问题、具体观点的理论母体,且架构完整、内容系统。
四是其“异端”(龚育之先生语)特征,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至少没有明确讲过,或者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读不可能顺理成章地推导出来甚至可能被视为大逆不道。
当然,这四条标准是为重大理论创新提供一个成果范型。
创新性理论成果越是符合或接近这四条标准,其创新的重大性就越强。
如果以上述标准来检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史,打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们属于重大的理论创新体系)等理论体系的区隔,那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属于重大理论创新的成果可大体归结为以下四个:
即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杨凤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理论创新的标准与重大创新成果》,《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4期)
2、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标准问题重点是对理论创新的认识
①首先是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确认
②是否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不能替代是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标准
③“三种形式”不是三个标准。
“四种表现”也不是四个标准。
3、“标准”不在实践之外,“坐标”不是“标准”
被称作权威的“坐标论”者邢贲思指出,“在当代讲马克思主义不以D**理论来作参照系,最后一棍子就打到我们自己头上”,(《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7月25日)反之,以D**理论为坐标,马克思却成了反马克思主义者了,这“最后一棍子”就打到马克思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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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坐标论”的政治意义在于,正当在野的左派以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为根据、接二连三地攻击执政的主流派的市场化政策时,“坐标论”从理论上驳斥了左派的立论依据。
1997年7月2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一篇对邢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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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邢贲思同志力图将声名狼籍的坐标论推诿给江泽民同志。
当《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江泽民同志‘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与坐标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时,邢回答: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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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新形态的理论创新意义
1、新阶段、新形态的形成是理论创新的结果
2、新阶段、新形态的产生不是单纯的理论积累过程,而是理论发展中的跃进,是客观历史形势变化和实践主题变化的理论反映
3、具有新阶段、新形态性质的理论体系一定有一独立的理论主题
4、理论发展阶段、形态划分的相对性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经历过的三个主要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开始于1843年前后,与观念历史中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相对应。
它结束于1848年的革命——对应于《共产党宣言》。
第二阶段开始于1848年6月战斗中巴黎无产阶级被血腥镇压和由此发生的“在一个疯狂的工业活动、道德沦丧和政治反动时期中”所有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和解放的美梦的破灭,大致延伸到上世纪之末。
第三阶段从本世纪初开始到现在,并延续到一个还不能确定的未来。
(卡尔·柯尔施: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与周期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或许可以看作由四个阶段构成的基本周期的不断重复:
一、加强活力或推动的时期;二、形成的时期——重申革命的和唯物主义的理论;三、革命提法淡化的时期;四、明显的“修正主义”占优势的时期。
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可以划分成五个(或五个半)时期,每一时期都经历了这样一个周期。
这些按开始革命高涨的时间大致划分的时期是:
1843-1849;1864-1871;1884-1906;1917-1921;1935-1949;1967-1970
([英]阿·齐曼斯基: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一些现象的思考》,原载美国《科学和社会》杂志,1985年第49卷第3期。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1988年第8期)
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三阶段的划分:
第一阶段:
以理论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19世纪中叶);
第二阶段:
以革命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上半叶);
第三阶段:
以建设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70年代末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理论与实践)
因而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以下形态:
“理论马克思主义”、“战争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
(唐昌黎:
社会科学报(沪)1994年,11月3日)
5、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问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在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一系列重大的和基本的问题上,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例如,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发展的战略道路(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等重大问题的论断就是如此,新理论在质上有何飞跃并不十分明显。
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具有某种质的区别,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之间更多的是共同的东西。
暂时(三五年内)不要把科学发展观等成果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列起来,不要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大”理论成果,而是把科学发展观等成果作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第一个层次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总概括,是我们指导思想的总体。
其下是第二层次: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是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后者是现阶段指导思想中的中心和重点。
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下则是第三层次: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以及今后相当长时期我们党和国家理论发展的新成果。
(董德刚:
《谈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定位问题》,《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1期,第42、43页)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思想条件
1、解放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
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见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
所以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
(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
批判一词原是德国古典哲学使用的术语。
康德的哲学就称为批判哲学。
按其本义,所谓批判指的是对旧形而上学的各个范畴加以重新的衡量和估价。
这也就是说,对于那些从未经过追究的既成范畴去进行考核,探讨这些范畴究竟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和效用。
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过的前提的。
就这一点来说,批判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积极意义。
(周扬: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那么,我们必须批判马克思主义吗?
是的,我们不能不批判马克思主义。
在此,我研究了我所知道的所有反对批判的论据,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进行这种批判。
同时,我还表明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批判马克思主义时必须采用的方法。
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
我们必须研究事实,研究它们之间的矛盾以及当前形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矛盾。
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成果为出发点,运用它们去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中的是非。
地图与地形不符合时,应修改的是地图,而不是地形。
(欧格里姆: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还是“启示录”?
》,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44页)
2、危机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问题上的自觉意识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马克思主义“危机论”
历史上讨论马克思主义“危机”问题的几篇文章:
普列汉诺夫:
《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1898年春末夏初)
拉布里奥拉:
《马克思主义的危机》(1899年)
考茨基:
《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危机》(1903年)
卢森堡:
《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和进步》(1903年)
列宁:
《怎么办?
》(1902年)
柯尔施: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年)
考茨基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危机:
1848年反革命之后出现
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危机:
1870年后
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次危机:
1903年之前的几年
“继各次高潮时期之后,也曾经历过各次危机时期,而在克服危机之后,它总是赢得了新的基地。
”(考茨基)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几次危机是重大的实践上失败的结果,······最近的这次危机是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完全的胜利进军中产生的。
没有任何外在的原因,如果不算第二位马克思主义之父的逝世的话。
”(考茨基)
列宁谈马克思主义“危机”:
1899年,“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早已显现出来了。
(列宁:
《我们的纲领》(不早于1899年10月),《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页)
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不过是重复资产阶级下流文人的议论,他们竭力想把社会党人之间发生的任何争论都加以夸大,以促成各社会党的分裂。
(列宁:
《怎么办?
》,《列宁选集》第1卷,第266页)
当代西方学者谈马克思主义“危机”:
1977年11月在威尼斯召开的国际讨论会上,法国哲学家L·阿尔都塞发言的题目就叫《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是在三十年代出现的”,“在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里有两项空白,其意义十分重大:
一项是关于国家,另一项是关于阶级斗争的组织。
我们应该坦率地说,确实不存在任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同样,人们在马克思主义的遗产里也找不到任何真正关于阶级斗争的组织,尤其是关于政党和工会的理论。
”(英国《今日马克思主义》1978年7月号)阿尔都塞在《自我批判材料》中还说:
“革命既没有在十九世纪的英国,也没有在二十世纪的德国发生;它完全没有发生在先进国家,而是发生在俄国、中国、古巴等落后地区,这表明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期望已被历史证明没有根据。
”
(卡文:
《当代西方马克思研究的一些情况》,载《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3期,第4页)
在1983年《今日马克思主义》编辑部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而举行的座谈会上,霍布斯鲍姆、米利班德、萨松、罗索恩四人就马克思主义危机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指出:
不是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危机,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存在着危机,这就是人们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的统一认识已经崩溃,即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再纯粹划一了,但这是马克思主义成就和生命力的体现,马克思主义仍然体现着对未来和现实的最人道的预测和最有说服力的分析,在今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仍是社会主义者面临新问题和新任务时的指导思想。
《卡尔·马克思一百年不衰》,载《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9期
整个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经常发生。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危机”概念源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而“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是与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这些概念联系在一起的。
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中,“危机”这个术语指的是一种大崩溃的可能性,是指足可以置病人于死地的晚期疾病。
本世纪早期,索列尔、科尔施和其他人把“危机”这个术语运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
最近几年来,有许多人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结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在过时了。
因此,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随着它自身的灭亡也结束了,马克思主义不再是现时代的一种可行的理论或政治学了。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
《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终结》,载《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已经过去了(我个人一直认为,它处于危机之中),但是,由于它对于新的“社会运动”置若罔闻,这种危机仍然在加剧。
《马克思主义在法国——托尼·昂得莱尼教授在中山大学的演讲》,载《世界哲学》2007年第5期第112页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谈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问题:
1984年1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理论与实际》,该文写下了这样一段引人注目的话:
“马克思逝世已经101年了,他的著作是100多年前写的,有的是当时的设想,后来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有的设想不一定妥当。
很多情况,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历过,列宁也没有经历过,他们没有接触到,不能要求马克思、列宁当时的著作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
”这篇东西发表后,世界舆论哗然!
纷纷发表评论。
美联社评论的题目是:
《中国共产党宣布:
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过时》;合众社评论的题目是《胡耀邦批准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
世界许多通讯社、报社发表的评论大都作如是观。
12月8日,该报又作了一个补正,将上文的最后一句话改为“不能要求马克思、列宁当时的著作解决我们当前所有的问题。
”此时,一位外国记者采访一位著名的理论家。
记者问:
“先生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理论与实际》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不能解决中国现在的所有问题,是否感到吃惊?
”被问者答:
“我觉得还很不够。
如果说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那么只要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这句话就能成立。
依我看,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不能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不只是一个,而是不少问题。
”(《社会科学评论》1985年第2期)这位理论家还著文,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划分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转弯抹角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引自段若飞:
《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载《段若飞文集》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第321-322页)
苏绍智谈马克思主义“危机”问题:
本世纪(指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希尔伯特(DavidHilbert)在他那次开创了二十世纪数学进展新格局的著名演说中,把“问题”称为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无疑,只有与人类实践密切相关的理论,才能不断遇到新问题;倘若一个理论不被实际生活所质问,那就表明它已经被生活所抛弃,已经死灭了。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遇到种种问题的“挑战”,不是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或“濒临崩溃”,而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希望之所在。
马克思主义在对这些问题的挑战的应答中,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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