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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慈善改革创新实践研究绪论
基层慈善改革创新实践研究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伴随着改革的稳步推进以及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中国的慈善事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尤其是在2008年南方雪灾、汶川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的刺激推动下,掀起了一阵全民慈善的热潮。
在此背景下,慈善事业、慈善组织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逐渐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与之相适应,政府对慈善事业以及慈善组织的关注和重视也不断增加,相关政策的调整以及体制改革也紧锣密鼓地推进。
自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要支持和发展慈善事业以来,慈善工作的重要性及其社会定位日渐明晰。
2011年7月15日,民政部发布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其中对发展慈善事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重点任务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为中国慈善事业的深入发展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
2014年,国务院再次下发《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推进以社会救助为主体的慈善事业的发展,使慈善事业成为政府的有效补充。
与此同时,《红十字会法》(1993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年)、《公益事业捐赠法》(1999年)、《基金会管理条例》(2004年)、《个人所得税法》(2007年)、《企业所得税法》(2007年)等一系列与慈善有关的法律制度也陆续出台,为中国慈善事业以及慈善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特别是于2016年9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更标志着中国的慈善事业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中国的慈善不再只是一个发挥社会救助功能、扮演公共服务补充角色的“小慈善”,而是一个覆盖几乎所有公共服务领域、扮演重要角色的“大慈善”。
这意味着,在未来慈善组织将覆盖几乎所有公共服务领域,扮演一个重要的补充性角色。
正是在这种环境的鼓舞与推动下,中国的慈善事业迎来了一个春天。
一大批社会组织,特别是公益慈善类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组织规模、数量和社会捐助总量持续走高。
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66.2万个,比上年增长了9.2%。
其中,社会团体(简称“社团”)共32.9万个,比上年增长6.1%;基金会共4784个,比上年增加667个,增长16.2%;民办非企业单位(简称“民非”)共32.9万个,比上年增长了12.7%(见图1-1)。
这些组织在调动社会资源、提供公共服务、开展公益活动、帮扶弱势群体、缓解社会矛盾、增强居民幸福感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图1-1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情况
但是,快速成长并不意味着成熟。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处于起步阶段的现代慈善事业在后媒体时代,正逐渐面临一系列不确定的危机。
特别是在中国慈善事业刚刚迈入第二个十年之际,层出不穷的慈善丑闻,如2009年红十字基金会“小天使”专项基金遭冒领、2011年河南宋庆龄基金会利用善款放贷等事件,更是将慈善组织乃至中国慈善事业推向了冰点,慈善捐赠总量一度下滑(见图1-2)。
尤其是2011年6月底发生的“郭美美事件”,就像慈善领域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了一系列负面的连锁反应。
[1]据相关资料显示,当年6~8月接收的慈善捐赠数额降幅曾一度达到86.6%。
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慈善组织作为第三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其中,以官办慈善为主的中国传统慈善业更是遭遇了空前的质疑和打击。
官办慈善组织行政化色彩浓厚、公信力不足、慈善监督机制缺失等一系列问题的涌现,都使得官办慈善机构到底应该何去何从,成为街头巷尾讨论的热点。
图1-22007~2011年中国慈善捐赠总额
事实上,在全面改革成为中国改革发展主旋律的今天,官办慈善组织改革也势在必行。
这不仅是中国社会改革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慈善组织持续发展的必经之道。
众所周知,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始全面推动社会层面的治理与改革,这一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即从微观的直接管理走向宏观的间接治理。
在这一过程中,大量微观的直接的管理工作开始被赋予或委托给合格的社会主体来完成。
而在这当中,官办慈善组织承担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职能。
同时,人们的慈善意识不断提高,自我权利意识不断增强,也使中国的官办慈善组织开始面临更加复杂和多元的生存环境。
在新的形势下,官办慈善组织如何以《慈善法》为依归,重新审视自己,从组织理念、内部规章、技术应用等方面进行自我调适,以适应转型期的制度安排、跨越式发展的技术水平以及社会公众对公益事业的期待[2],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深圳市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一直发挥着“试验田”的作用,曾创下诸多的第一。
近年来,深圳市不断优化慈善事业发展环境和制度文件,先后创制并出台了多部公益慈善政策法规,如《关于加快我市慈善事业发展的意见》《深圳经济特区志愿服务条例》《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促进条例》《关于进一步推进社会组织改革发展的意见》等。
此外,还不断改革慈善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探索推动“公益慈善+”的发展模式、创新实施品牌慈善项目、塑造特色慈善文化、举办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等,“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各方协作”的公益慈善工作格局逐渐形成,全市公益慈善事业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并一度领先全国。
在第三届“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中,深圳综合指数均位列前三,并获得“七星级慈善城市”“全国最具爱心和最慷慨的城市”“中国慈善推动者”等多个称号。
2011年发生郭美美微博炫富事件后,深圳市在慈善领域也开启了官办慈善组织的“去行政化”改革,提出了深圳市慈善会与民政局在职能、人事、财务、资产和办公场地上实行“五分开”的改革策略。
这些都有力地助推了深圳市慈善事业从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从依赖慈善向自主慈善、从垄断慈善向竞争慈善的转型,慈善组织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2015年,深圳市更是率先在宝安区尝试慈善事业改革创新,计划在培育公益慈善组织、打造慈善文化、加强慈善组织专业能力建设、创新慈善募捐形式、加强慈善资金监管五个方面开启一系列相关的探索与变革。
而作为宝安区慈善事业的引领者,宝安区慈善会在其中无疑将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成立于2007年1月18日的宝安区慈善会,是深圳市首家区级慈善会,曾连续两届荣获深圳市“慈善组织奖”,也是全市唯一两次获此殊荣的区级慈善会。
自成立以来,宝安区慈善会在促进宝安区乃至深圳市慈善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帮助政府缓解重大危机、维护社会稳定、平衡社会资源、强化受助群体的政治认同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作为一种典型的官办慈善组织,宝安区慈善会在十年间,始终以改革为抓手,在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中逆流而上,多管齐下,不断地进行自我革新,走出了一条慈善改革的新路。
这也是宝安区慈善会能屹立于时代尖端并充满活力的重要原因。
如果在垄断与竞争可能长期并存、虚拟与现实必将相互策应的时代,我们能通过追寻宝安区慈善会改革的轨迹,寻求到其在慈善社会化、市场化的大趋势下,主动顺应社会需求,以慈善组织升级或革命为主题,积极转换角色,改进和完善自身治理结构,实现组织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则无疑能为深圳市乃至全国的慈善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样本。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一)关于慈善组织的研究
国外对于慈善组织的研究起步较早,虽然不同的理论派别有不同的观点,但大都认同慈善组织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人群的需要或本质上是“适应”环境的结果。
1970年以后,西方国家开始了对慈善组织的大规模研究,而且大多在“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的话语体系下展开。
其中罗伯特·H.布莱纳于1988年修订的《美国慈善事业》较有影响;另外还有2003年劳伦斯·J.弗里德曼和马克·D.迈克加夫主编的《美国历史中的慈善、慈善事业和文明》对美国的慈善事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历史背景都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分析。
此外,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萨拉蒙(LesterM.Salamon)教授主持的非营利组织国际比较项目也非常具有代表性。
该项目囊括了40多个国家的非营利组织,其中也涉及作为非营利组织活动领域的慈善组织。
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后,萨拉蒙归纳出了“非营利组织”的六个基本属性,包括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这些被视为“非营利组织”属性的权威性概括。
[3]此后,非营利组织在各国迅速地发展了起来。
中国对慈善组织的关注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意识形态的逐渐转变才慢慢开始的,但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代慈善史。
例如,王记录的《宋代的慈善机构——慈幼局》、王兴亚的《明代养济院》等,都是中国最早对慈善组织的研究成果。
直到90年代以后,学者们对慈善组织的研究才有了更多的视角,其中最典型的要数慈善组织的功能性质与分类研究。
例如,康晓光从慈善组织的基本属性出发提出,慈善组织具有非营利性、民间性、正规性和代表性,以及参与性这些本质属性,能承担为社会提供公共财富和动员公众参与两项最基本的职能。
冯燕则认为,慈善组织是意识形态组织,它追求信仰效用最大化,并且扮演公共服务机制的角色。
[4]杨团是中国对慈善组织进行分类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
她根据慈善组织的服务对象,将慈善机构划分为基层社区的慈善组织、中介类慈善组织和服务型慈善组织三种类型。
[5]郑功成则从动态和静态两个层面对慈善组织进行了划分。
按照慈善事业实践环节动态的运作过程,他将慈善组织划分为募捐机构、实施机构与协调机构三种;而按组织所承担的任务或职责,他又认为慈善组织可以划分为混合型公益组织、综合型慈善组织、专一型慈善组织、协调型慈善组织、附属型慈善组织等多种形式。
[6]潘屹还对民间组织、慈善组织和非营利组织进行了本质上的区分。
他认为,有的社会组织只是开展了一些具有慈善性质的慈善活动,不能笼统地认为他们就属于慈善组织。
[7]而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则将中国的慈善组织分为三大系统,即基金会系统、红十字会系统和慈善会系统。
总之,关于慈善组织的分类,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虽有不同的类型,但这些研究无不为我们更好地认识慈善组织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关于慈善组织与政府的关系研究
慈善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焦点。
国外大多是将这一问题置于第三部门或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视角中来进行研究的。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萨拉蒙教授。
萨拉蒙与纪德伦(BenjaminGidron)、克莱默(RalphKramer)三位学者以服务经费的提供与授权和实际服务的输送者两个要素为维度,提出了政府与第三部门关系的四种模式,即政府主导模式、双重模式、合作模式和第三部门支配模式(见表1-1)。
表1-1政府与第三部门关系模型
萨拉蒙还指出:
“无论是志愿部门代替政府,还是政府取代志愿部门,都没有二者之间的合作有意义。
”[8]因此,合作伙伴关系在这四种模式中最重要。
丹尼斯·杨(DennisYoung)则运用非营利组织行为的经济学理论来分析,将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互动模式归纳为三种,即补充性、互补性与抗衡性。
[9]A.南伽(A.Najam)则提出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4C模式,分别是合作型、冲突型、互补性与吸收型。
[10]他还认为,由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理念追求和实践手段上的差异,二者之间不可能存在纯粹的关系类型,它们必然是四种模式中一定程度的混合。
J.M.考斯顿(J.M.Coston)则发展出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八种互动关系类型,包括压制、敌对、竞争、合约、第三方治理、协作、互补和合作模式,并认为合作模式是最佳状态,但是这种最佳状态只有在多元社会中才能实现,而现实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主要是压制和敌对模式。
[11]此外,在美国乔尔·J.奥罗兹的著作《基金会工作权威指南》、贝希·布查尔特·艾德勒的著作《美国慈善法指南》以及里贾纳·E.赫茨琳杰、威廉·G.鲍恩等编写的《非营利组织管理》中,均有对美国慈善组织与其政府关系的论述。
相较于国外而言,中国学者对于慈善组织与政府间关系的研究则更多的是将其放置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框架下来进行的,而且,对官办与民办两种类型的划分,更是分析中国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的起点和终点。
虽然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各有不同,如有从中国慈善组织的特殊性来认识与政府关系的,有从慈善组织的发展阶段来认识与政府关系的,也有从慈善组织的积极意义来认识与政府关系的,但无不肯定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合作互补关系。
例如,俞可平教授从治理与善治和国家-公民社会的分析模式出发,论证了民间组织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推动政府与公民的合作,促进善治。
他从宏观理论的角度构建了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合作关系。
[12]贺立平则是通过对半官方社团的研究指出,目前中国政府与社团之间的关系应是一种权力让渡下的拓展关系。
[13]徐永光对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认为,在政府与社会的权力对比格局中,政府始终处于绝对主导地位,非营利组织还没有能力自主选择和开辟自己的生存空间。
因此,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格局是“合作”而非“对抗”。
[14]刘继同构建了政府与慈善组织关系的四种模型,即父子、主仆、朋友和合作伙伴关系,并认为中国慈善组织的发展必将经历这样一个依附关系逐渐减弱的过程。
[15]谢志平博士则在其所著的《关系、限度、制度:
转型中国的政府与慈善组织》一书中,以中国“后总体性社会”为研究背景,探究了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认为它们在“非对称性的组织权能”限度下,保持着“支配性功能协作”的关系模式,并对二者关系模式改进提出了“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的制度安排。
总之,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反映了在中国现阶段,政府与慈善组织之间将长期体现为一种建立在依附式基础上的合作关系,而慈善组织也无疑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关于慈善组织改革与发展问题的研究
与国外不同,中国的慈善组织有着特殊的起源,即中国的慈善组织最早是在政府的强势引导之下成立并成长起来的,因此,从组织建构到募捐宣传再到救济活动的开展等,无不体现出了政府对慈善组织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慈善组织的弊端日渐暴露出来,于是,关于慈善组织日后发展趋向、慈善组织尤其是官办慈善组织转型的研究就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的焦点。
1.慈善组织“去行政化”研究
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慈善组织行政化表现、行政化成因、去行政化的必要性以及去行政化方式展开的。
对于行政化的表现,学者们一般从其产生机制、运行机制等角度分析。
对于行政化的成因,贾西津和王名认为是由于“社会转型中基本价值与制度构建的双重缺陷”造成的。
[16]王云则从改革、利益和制度三个视角逐步进行了分析。
对于慈善组织“去行政化”的方式,一般从法律安排、制度安排和物质安排以及文化的角度加以分析。
例如,罗文恩认为,要去行政化,便需要走向市场化。
由此,他在对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案例进行研究之后,提出了中国官办慈善组织市场化改革的四项举措,即人事制度变革、引进企业化管理模式、塑造项目和组织品牌。
[17]总的来说,大家都认为慈善组织“去行政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从多个方面着手才能取得成效。
2.慈善组织转型研究
在“去行政化”的基础上,关于慈善组织转型问题的研究成果也开始不断涌现出来。
例如,清华大学王名教授的《中国第三部门之路》《探索中国公益事业发展趋势》《中国社团改革:
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清华大学邓国胜教授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官办慈善组织会阻碍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王振耀的《当代中国慈善事业:
现状、路径、前景》《2012,慈善事业大转型》,舒圣祥的《官办慈善需要向民办慈善过渡》,李莉、陈秀峰的《透析我国“官办”型公益基金会体制特性及其改革的现实选择》等理论成果都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重点探讨了中国社团改革的政策选择方向和组织变革机制,为建立既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的中国非政府组织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
[18]此外,徐家良在基于多案例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府型慈善组织转型的三重路径,即社会化、企业化、市场化。
其中,社会化是指“政府型慈善组织扯断与政府的制度性关联”,是“网络结构性路径”;企业化是指“慈善组织运作按照企业的方式进行管理”,是“组织机制性路径”;而市场化是指“通过商品买卖、投融资等营利的方式进行运作”,是“组织增能性路径”。
褚蓥在对中国地方实践进行分析后,提出了“四位一体”的现代慈善事业创新改革策略:
社会化、市场化、法制化和效能化。
谢志平的《关系、限度、制度:
转型中国的政府与慈善组织》,从政府与第三部门关系的宏观层面,专门研究了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及其制度,并对中国慈善组织的发展源流进行了梳理与分析。
(四)文献述评
当前,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推进,慈善组织的转型发展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现实层面来看,对其开展研究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首先,从理论层面来看,慈善现象相较于政治、经济与文化现象而言有其特殊性,有可能成为社会科学领域新的研究点。
其次,从现实层面来看,转型期中国的慈善组织发展仍面临诸多实践困境和难题,揭示和解释这种实践困境和原因并寻求破解之路,必然有助于促进中国慈善事业及慈善组织的健康发展。
综观国内外的研究文献,其中不仅有对慈善组织的性质、功能以及类型的研究,也有对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的探讨,更有对慈善组织改革转型及未来发展走向的预期与设想。
这些内容不可谓不系统、详尽,且由于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等主要学科的交叉介入,已形成了诸多的研究范式和研究脉络,都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但是,尽管已有的研究成果作用显著,但仍存不足。
第一,国外的研究成果虽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研究范式和框架,给我们研究中国的慈善组织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但因为中西社会土壤的差异,西方的理论并不能与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相匹配,因此仍不足以解释中国慈善组织的产生和运作。
我们对中国慈善组织的研究应立足于对机构实际运营情况及中国体制机制特点的结合与把握。
第二,国内的研究成果大多属于舶来品,而且多以宏观的对比研究或地方经验总结为主,针对地方慈善会发展问题的研究尚少,更缺乏对研究对象内部实践的解释,因此难以产生指导实践的影响力。
第三,虽然中国已有一些学者对官办慈善组织去行政化问题进行了关注和研究,但相关的文献仍非常缺乏,而且其中大多是对行政化问题的泛泛之谈,很少有具体的个案研究。
而慈善会恰恰都能够提供相关研究的素材。
所以,本项研究特地选取了深圳市宝安区慈善会作为研究对象。
我们希望通过对宝安区慈善会十年的成长之路的观察,从其产生、发展与改革的过程去感知中国慈善组织独特的生存环境和政治生态,并通过对其内部运营、外部合作、理念教育与社会治理等状况进行梳理与解读,从而提炼出其不断发展与成熟的轨迹和动因。
最终,我们希望能为中国慈善组织的良性发展与持续变革提供可资参考的路径。
三课题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相关概念
(一)理论基础
1.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理论
市场失灵说和政府失灵说是美国经济学家伯顿·韦斯布罗德在1974年提出来的。
他利用供给-需求的分析范式,对非营利组织存在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
他认为,政府和市场都是满足个人需求的手段。
其中,市场虽然是资源配置的最佳场所,但在提供公共物品上会存在失灵。
同时,由于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提供是依靠政治决策过程决定的,而投票结果往往会更多地反映中位选民的需求,因此留下了大量对公共物品需求不满的群体。
这些群体势必会寻求其他替代性选择,如移民、形成较低层次的政府、求助于私人市场或求助于非营利组织等。
韦斯布罗德通过对前三个选择进行论证,认为这些机制都不足以解决不满意群体的需求,这就为非营利组织的形成及其功能的发挥提供了空间(见图1-3)。
[19]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解释了第三部门作为市场和政府之外的制度形式存在的必要性,说明了政府和第三部门在公共物品提供方面的互补关系。
图1-3韦斯布罗德的分析逻辑
2.合约失灵理论
合约失灵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亨利·汉斯曼以制度经济理论为基础而构建起来的。
该理论主要是用来解释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在市场机制和非营利组织之间为什么会选择后者的原因。
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和产品生产者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当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时,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营利组织就有可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来欺骗消费者,从而使消费者蒙受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往往不能达成最优的契约,即使契约达成,也很难实施,这就是所谓的合约失灵。
而非营利组织则不同,因为非营利组织存在非分配约束,即非营利组织不能把获得的净收入分配给某个人,而是必须完全保留,用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缺乏利用信息优势牟利的动机,欺诈行为也就自然会少很多,就不容易产生合约失灵。
这也正是非营利组织存在的价值。
3.志愿失灵理论
志愿失灵理论是由美国公共政策和非营利组织专家萨拉蒙提出来的。
他认为,非营利组织固然可以行使某些积极的功能,但也并不是完美的,也会产生“志愿失灵”的现象。
其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是由于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量很大,而且有“搭便车”现象,因此非营利组织对慈善的供给可能会出现不足;第二是慈善的特殊主义,即志愿组织不一定能够覆盖所有特殊群体的需求;第三是慈善组织的家长式作风,即那些控制着慈善资源的人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决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而忽略了社区需求,由此会导致穷人真正需要的服务供给不足;第四是慈善的业余主义,即志愿组织往往由于资金的限制,无法提供足够的报酬来吸引专业人员的加入,这些工作只好由有爱心的业余人员来做,从而影响服务的质量。
志愿失灵理论为政府对慈善组织的适当介入提供了一种解释,也为政府与慈善组织之间的关系建构提供了依据。
(二)相关概念界定
1.慈善
“慈善”在英文中有“Charity”和“Philanthropy”这两个对应的词。
“Charity”最早是出现在拉丁文中,有善心、博爱之意;而“Philanthropy”则起源于希腊文,意味着宽容、慈善事业或一种善意的行为,如个人对公共物品的捐赠或教会对饥民、患者以及贫苦人群的救助等。
相比而言,“Philanthropy”比“Charity”的内涵要更加丰富,外延也更宽泛。
在中国,关于慈善的概念,古已有之。
从语源学上看,最初,“慈”与“善”两个字是分开使用的。
其中,“慈”有三层意思:
在《辞海》中,第一层意思本指父母的爱,引申为怜爱之心;第二层意思指对父母的孝敬奉养;第三是慈母的简称,多用以自称其母,如家慈。
“善”也有三层意思:
一是指善良、美好,二是指友好、意善,三是指爱惜。
可见,慈与善这两个字是有一定区别的,但是在之后长期的演进过程中,两者的意思逐渐接近,均包含有仁慈、善良、富有同情心的意思。
可见,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作为一种意识和文化的慈善都具有共通的意思,即慈善是一种美德、善行和爱心,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对他人的爱。
这种对他人之爱,既是一种动机,也是一种观念;既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事业。
[20]当然,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慈善理念与行为开始相互交流、沟通并相互借鉴。
现代意义上的慈善也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与传统意义上的慈善相比,它更具有平等性、无私性和开放性,即慈善不再是一种上对下的恩赐、富对贫的施舍,而是一种平等的互助行为,进而发展为一项稳定、持续的组织化活动。
因此,我们可以将慈善的概念界定为:
出于爱心或同情心,在自愿的基础上为需要帮助的人无偿提供钱、物或服务的行为。
本书中的慈善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特指公众以捐赠物款、志愿服务等形式奉献社会、关爱他人的志愿行为。
2.慈善事业
如果说慈善更多的是指具体的慈善理念和行为,那么慈善事业则是指一种经常化、组织化、社会化、制度化的慈善行为。
正如郑功成所述,慈善事业不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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