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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非婚同居立法规制研究
我国非婚同居立法规制研究
第一章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为什么要研究我国非婚同居立法的规制?
非婚同居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存在已久,婚姻历来被认为是维持两性关系唯一合法的途径,因而非婚同居一直遭受道德和法律的谴责和禁止。
自二战之后,非婚同居的浪潮在全球蔓延,仅仅依靠道德的约束,已经无法解决非婚同居者之间出现的种种问题。
因此,从上世纪60年代,欧美国家对非婚同居陆续从限制、禁止的立场转向承认、保护,并立法使之规范化。
实践表明,随着法律对非婚同居者赋予一定的权利和义务,这种新的家庭模式和性结合的方式,正朝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非婚同居已是一种普遍化的现象。
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的各种观念不断更新,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同居。
根据有关学者的调查研究,非婚同居现象日益增多,并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社会现象。
[1]
道德自制力的有限和法律规制的不足。
道德比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要宽泛的多,无法可依的领域,道德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道德的约束力明显弱于法律。
在非婚同居问题上,仅仅依靠道德的内在约束,已无法解决现实问题。
我国《婚姻法》和相关司法解释,都没有对非婚同居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仅有的司法解释也是按照“事实婚姻”“非婚同居”关系处理。
但是这些规定不仅简单而且在实践中无法解决现实问题。
司法不能解决各种纠纷。
在司法实践中,对非婚同居产生的纠纷,如财产纠纷、继承纠纷、抚养和扶养纠纷、债务纠纷等如何判决,无法可依。
虽然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但是当无法可依时,裁量权往往会扩大和滥用。
同时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也会猛增。
现实中的问题将最终呼唤相关立法的产生
二、研究价值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价值:
完善我国立体法系扩大家庭法调整领域
从理论意义上看,将非婚同居作为一种新的家庭模式加入到家庭法的调整领域。
目前家庭法研究的是由“血缘、婚姻或者法律拟制”构成的家庭,而非婚同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情感交流、繁衍后代、性结合模式以及教育等基本功能,具有了家庭的最重要特征。
因此将非婚同居纳入到家庭法领域,将会扩大家庭法的调整范围。
此外,本文的部分内容是对外国非婚同居制度的研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我国对此方面研究的不足。
对非婚同居立法规制进行研究,也可以是我们思考两性关系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探索家庭法的未来走向。
从现实需要来说,对非婚同居立法规制进行研究可以解决我国目前相关社会问题。
随着同居数量的增长,同居伴侣之间以及与第三人之间的纠纷越来越多,如同居关系存续期间的生活费用负担、共同债务的偿还、如何请求损害赔偿、子女抚养纠纷等,对非婚同居进行立法研究正是为了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对非婚同居立法规制的研究,也是完善我国立法体系的需要。
我国目前有关非婚同居的法律简单而肤浅,用于指导实践的司法解释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立法探索和实践,也给我们带来许多启示和借鉴。
(二)研究方法:
比较研究法与历史分析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为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
比较方法在本文中运用较多,如对非婚同居的内涵的界定上,笔者比较了中外学术界的五种观点,也对外国立法中的规定进行了比较。
同时,在立法模式和立法内容上,笔者对英、法、美、荷等国家立法模式和内容进行了比较和分析,以更好的为我国的立法和司法进行借鉴。
历史分析法是指对非婚同居现象及相关法律进行了历史分析考察。
笔者对我国不同阶段对非婚同居的不同规定进行了分析。
通过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整理我国对非婚同居的相关法律规定,也使读者了解我国法律对非婚同居态度的演变。
三、国内外学者对非婚同居立法问题研究的述评
在我国较早研究“非婚同居”问题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张民安先生。
他的硕士论文《非婚同居——比较法上的一个重要课题》是一篇在我国法学界较有影响的论文。
尽管在当时遭到一些学者的异议,但是一个前沿性的选题,有其研究价值。
[2]我国学者夏吟兰在1999年出版了《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一书,首先把美国的非婚同居法律制度介绍到国内,使学术节开始关注和借鉴外国的非婚同居的法律问题。
王洪先生在2000年出版的《婚姻家庭热点问题》一书中指出“目前在我国十分突出的事实婚姻现象,终将逐渐被非婚同居或试婚所取代”,[3]十多年过去了,王洪先生的预言已成真。
杨遂全先生在2005年出版的《中国之路与中国民法典:
不能忽视的100个现实问题》中将“婚约、同居、事实婚与我国婚制多样化”作为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
虽然法学界的专家学者们敏锐地发现了这一个问题,却没有全面系统的论述。
2000年以后,对非婚同居的研究越来越多,研究视角也不相同。
王旭霞在《多层次家庭规制体系之一——非婚同居的历史考察及重构》一文中,从历史的角度简述了非婚同居的发展和现状。
[4]不少学者也给“非婚同居”的内涵进行了重新阐释,如吴国平、周晶、李进等。
[5]2005年到2007年,学者对非婚同居的立法规制研究开始思考。
[6]汪火良、王丽萍等在法理层面对非婚同居的立法进行了分析。
[7]此期间学位论文也多有涉及。
[8]这些研究,基本上转变了对非婚同居的否定和责难的态度,对于我们树立开放多远的婚姻家庭价值观具有主要原因。
2010年何丽新教授的《我国非婚同居立法规制研究》是关于非婚同居的一本专著。
可以说是一部集大成的优秀成果。
何丽新教授在本书中,对非婚同居的定义、特征、我国非婚同居法律的演变以及不足之处、国外的立法经验等等都做了详细的介绍。
可以说我过学界对非婚同居的研究已有了初步的成果,如在立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上上愈来愈达成共识,反对立法的声音越来越小。
甚至有的学者为我过非婚同居制定了专门的《同居关系法》及法律条款。
[9]但我国学界对非婚同居还存在着一定的排斥,如对非婚同居是否是家庭的一种模式存在争议,对我国大范围的同居调查尚没有权威而系统的进行,得出的数据难免有偏颇,对国外非婚同居立法进行研究所依据的资料缺乏也不全面,因此得出的结论和数据缺乏准确性。
在外国,对非婚同居的研究比较早,并取得了立法和司法的众多成果。
如今,很多国家对非婚同居进行了立法规制,并承认非婚同居是家庭模式的一种。
外国对非婚同居的研究是综合性的,不仅仅局限在法学领域下,而是运用人口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知识,将非婚同居放在更广阔的视角下进行研究。
可以说,外国学术界和司法实践界走在非婚同居立法的前列。
一、非婚同居内涵的法律界定
如何界定非婚同居,学术界和司法界存在不同观点。
(1)国内外学者对非婚同居的五种表述
何为非婚同居,中外学术界没有统一观点,其表述也存在差异。
有日本学者认为非婚同居是:
“未经婚姻登记而不为法律承认的事实夫妻关系,这种关系具有社会公认的夫妻共同体的实质,但欠缺法律手续。
”[1]这种表述显然与我国“事实婚姻”的描述相一致。
《民商法学大辞典》里将非婚同居描述为:
男女不履行结婚手续而自愿同居生活,同居者对今后是否正式结婚没有明确态度,以情趣相投和离异两便为原则。
[2]
有的学者认为:
“所谓非婚同居是指男女双方在法律规定的时期内建立起共同生活体而又无婚意的一种同居。
”[3]
有的学者直接将非婚同居定义为:
“没有婚姻关系的同居”。
[4]
我国另一位学者认为:
非婚同居是指均无配偶的双方当事人,自愿不进行结婚登记,而持续公开共同生活达到一定期间。
[5]
由此可见,学术界对非婚同居的内涵的认识不是完全一致。
(2)外国相关立法对非婚同居的规定
在对非婚同居有立法的国家,一般都直接或间接地对非婚同居做出了规定,但是这些定义都是抽象概括的。
如《埃塞俄比亚民法典》中对非婚同居的定义是:
“非法同居是一名男子与一名女子在为缔结婚姻的情况下,像夫妻一样共同生活的情势创立的事实状态。
”[6]《法国民法典》第515条对“同居”规定为“一个稳定、持续的共同生活为特征”的结合,强调是以“组织共同生活”为目的[7]。
这些立法中的规定共同揭示了非婚同居的特征:
共同生活、不结婚。
(3)本文探讨的非婚同居内涵
根据上述分析来看,不管国内外学术界还是已有非婚同居立法经验的国家,对非婚同居没有形成共识。
根据我国实际以及非婚同居立法的始终,笔者认为非婚同居,应是均无配偶的男女双方当事人[8],自愿不结婚登记,而持续、公开共同生活达到一定期间的生活共同体。
二、非婚同居的特征探讨
特征是事物之间相区别的重要因素。
非婚同居虽具备一定的类似家庭的基本功能,但和婚姻是不等同的。
(1)同居主体须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异性且无配偶
同居主体应满足三个条件:
双方无配偶、异性、具有完全行为能力。
一方或双方有配偶者不构成非婚同居;在我国同性婚姻是不承认的,因此同性恋也不能构成我国非婚有同居的主体。
我国《婚姻法》将男女法定婚龄规定分别做了规定:
22周岁和20周岁,非婚同居者之间是否也需要满足此年龄要求?
笔者认为不必。
因为非婚同居本身就是自愿结合,因此法律对年龄不能有硬性的要求,符合民法上对完全行为能力人的规定就可以选择非婚同居。
(2)自愿建立生活共同体且不希望履行婚姻形式要件
同居双方在主观方面须是自愿建立生活共同体,并不希望履行结婚的形式要件。
同居双方对同居关系的建立应是完全自愿的,而且双方都暂时不以结婚为目的。
对于“无性同居”,也应该纳入非婚同居的范畴。
[9]因为非婚同居主要的是以稳定的生活方式为特征,性关系不是同居的必然特征和条件。
(3)持续一定时间并具公开性
各国都将同居关系已经历一定时间作为必备条件之一。
我国也有部分学者对同居关系的持续时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0]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宜将二年作为认定非婚同居的一个参照标准。
这是与婚姻法上夫妻因感情不和而分居两年的时间相吻合。
非婚同居的公开性应是双方当事人不隐瞒其同居事实,并为其周围群众、家人、朋友所知晓。
他们以何种名义公开,在所不论。
三、非婚同居与事实婚姻、非法同居的比较分析
我国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出现过“事实婚姻”与“非法同居”的概念,但非婚同居与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
(一)非婚同居与事实婚姻
有的学者认为事实婚姻是“没有配偶的男女,未经婚姻登记,便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两性结合。
”[11]也有学者认为只要基于现实所生的两性结合,都可以称为事实婚姻[12],但是我国法律框架下的事实婚姻是针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而欠缺形式要件的两性结合。
我国1950年《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都将结婚登记作为婚姻生效的唯一合法要件,从未规定事实婚姻问题,只是在司法解释中存在事实婚姻的规定。
2001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
(一)》”)第五条规定:
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这使事实婚姻与非婚同居的关系更加以令人费解。
但是二者还是存在一定区别。
非婚同居当事人不一定具有结婚的意愿,双方合意的内容是“同居”,而不是婚姻;非婚同居当事人以何种名义生活则不确定,或以朋友、或以恋人、或以夫妻等名义;事实婚姻一旦得到法律的认可,其效力和婚姻等同,而非婚同居法律制度不一定赋予非婚同居当事人等同于婚姻的权利义务。
(二)非婚同居与非法同居
“非法”是指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
我国法律条文上没有“非法同居”这一用语。
在有关司法解释中将不受法律评价或承认的事实婚姻之外的同居关系列入了“非法同居”。
1989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1989年《若干意见》”),其中第1条中将非法同居关系的“非法”界定的很广泛,起诉时,凡不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的都被认为是非法同居。
[13]这种人为地通过法律硬性划分事实婚姻和非法同居的观点,遭到了学界的质疑和反对。
[14]《婚姻法解释
(一)》对1989年《若干意见》中“非法同居”中的“非法”性的同居关系进行了排除。
从该解释第5条第2款规定分析来看,其将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不违反一夫一妻制的男女同居关系不再具有“非法”性。
[15]非法同居作为一个法律概念从此废止。
非婚同居是个中性的概念,描述的仅是一种社会现象,无褒贬色彩,而非法同居则是带有明显否定的价值判断。
非婚同居是无法回避又难以禁止的社会现实,不因法律的漠视或限制而改变。
探究我国非婚同居的现状,应对我国非婚同居现象进行调研,从而为非婚同居的立法规制提供参考。
一、非婚同居的现状
我国非婚同居的人群在范围上较广,而且较为隐蔽,同居者对调研活动也存在一定的排斥心理。
调查同居行为的客观情况存在较大的技术问题,对其进行大规模的实证研究存在难度。
因此,笔者只能通过一些零散信息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来揭示当前的同居现象,分析非婚同居在我国的客观情况。
(1)同居数量的急剧增长
非婚同居现象在大学生或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中占有较高的比例。
有学者在对福州大学、福建医科大学、闽江学院等五所高校大学生间进行了的一项非婚同居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同居在文化程度较高,思想较为前卫的大学生中得到认可。
[1]广西师范大学的钟铭佑教授的调查也说明了此观点。
钟铭佑教授对广西的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医科大学等8所高校进行了关于同居关系的问卷调查,其结果显示:
未婚同居现象在各高校普遍存在,学校所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旅游地区)发生未婚同居现象的比例比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发生的比例高。
[2]
2003年,广东省民政厅进行了一项调查,其结果显示,在全省近2000万个家庭中,近十分之一的家庭,是没结婚登记的非婚同居家庭。
[3]调查显示,1989年人们对婚前性行为的反对的比例高达88.1%,而2002年表示反对的只占14.3%,目前,90.5%的人认为婚前同居是个人对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
[4]2004年新浪网作了一个关于对非婚同居关系态度的调查,在参加调查的10538人中,有46.75%的人认为“非常赞同”,有46.7%的人认为“可以理解”,只有6.56%的人表示“坚决反对”,[5]可见,非婚同居正呈上升趋势发展。
根据崔小波教授在2001年的调查中显示,20-29岁的青年人和45-54岁的中老年人比较突出。
[6]前者一般是在校大学生,以及毕业后不久的毕业生,后者多为离婚后的中年人。
在现在大城市中,“搭伴养老”人群也占有一定比例。
在6旬以上的老年人当中,没有“老老伴”者占十分之三还多,其中,愿意再婚的占近五分之二,但能结婚者不到百分分之七,其绝大部分老人以离婚告终。
[7]“搭伴养老”是我国目前老年人非婚同居的主要表现形式。
[8]老年人同居现象也是不断增加的趋势。
(2)非婚同居原因分析
根据何丽新教授的对大学生的调查表明:
在“对非婚同居的认识”中80.7%的同居者对其亲友是否知情持无所谓态度,由此可见大学生对同居状况并不避讳;在对“非婚同居的动机”中,41.3%的人认为是生理和心理达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趋势,25.4%的人认为是为结婚做准备,42.7%的人是为满足生理、情感的需要,此外非婚同居的动因还有经济因素的催动。
[9]除此之外,目前高离婚率,也使的人们对婚姻的信心下降。
高离婚率是一种社会问题。
社会的高速发展,以及带来的种种不平衡导致人们不敢大胆涉足婚姻,因此选择另一种较小损失的两性模式——非婚同居。
二、我国非婚同居现状的评析
非婚同居不像婚姻那样有完备法律加以调整,因此在现实中,非婚同居存在的问题便显现出来。
(1)稳定性差
在我国,非婚同居一般有两种结果,一是解除同居关系,二是转化为婚姻。
调查资料表明,同居者的持续时间往往是短期的。
离婚率的上升和非婚同居的上升几乎是同时的。
人们选择同居,是为了避免婚姻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
如果双方同居之后,发现不合适,便往往会选择分手。
另一个原因是怀孕,在我国抵制未婚先孕的观念还很强,如果同居一方怀孕,要么选择结婚,要么选择堕胎。
而选择后者的几率很大,因为选择同居原因之一就是避免生育带来的不利。
(2)弱者权益难以保障
合法的婚姻受法律保护,而同居只是“法无禁止则自由”的一个副产品。
因此,如果同居双方出现了问题,则往往难以保护,尤其是弱者的权益。
选择同居,女性最大的动因是为了结婚,男性则是为了性满足,因此女性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10]同时,同居并未消除性别上的不平等,在婚姻中的性别分工在非婚同居中也一样存在。
非婚同居中的女性同样是家庭妇女的角色,从事家务、抚养子女、照看老人等。
(3)子女权益无法保障
未成年子女最需要的是一个稳定幸福的家庭环境,而非婚同居的弊端之一就是稳定性差。
同居关系的不稳定,对子女的健康成长是非常不利。
一旦同居关系解除,子女的权益就难以保障。
(4)同居纠纷难以解决
非婚同居行为本身在经济上是合理和有效率的,其所付出的经济成本和道德成本较低,但非婚同居关系的解除却会导致双方当事人经济上的失衡,且因非婚同居的日益增多,也引发一系列的问题,非婚同居中弱者利益难以保障,女性在非婚同居关系的共同生活中遭受暴力、虐待不在少数却得不到有效救济,女性付出的非经济贡献无法得到有效的补偿,女性受社会环境和自身因素的影响,一旦结束同居关系,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第四章我国非婚同居的法律规定分析
一、我国非婚同居的有关法律规定
我国从第一部《婚姻法》颁布,到1980年《婚姻法》及其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都没有对非婚同居的规定,只是在相关司法解释中有类似的规定。
但不同时期,对非婚同居的规定和认识不相一致,下面做简要的分析。
(一)非婚同居法律政策的演变
我国有关非婚同居的法律,与事实婚的立法相伴随。
对事实婚,我国基本经历了:
承认——逐步限制承认——完全不承认——有条件追认这样一个变化发展过程。
第一阶段,绝对承认事实婚姻,回避同居关系阶段。
(1950年《婚姻法》施行至1984年)。
1950年婚姻法明确规定登记是法律婚唯一的形式要件。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把非婚同居作为事实婚姻来看待,并承认有婚姻的效力。
1953年3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有关婚姻问题解答》中规定:
“对事实上已经结婚而仅欠缺结婚登记手续者,仍认为是夫妻关系,可不必补行登记。
”[1]可见,未登记的同居关系也可以取得婚姻的效力。
1957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男女双方为已达到婚龄未进行登记结婚的一方提出离婚时应如何处理问的批复》中把同居关系认定为事实婚姻。
1958年3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实上婚姻关系应如何保护和一方提出离婚应如何处理的问题批复》中将事实婚姻绝对承认。
1979年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中对事实婚姻做了解释。
第二阶段,有限承认事实婚姻,谴责非法同居阶段(1984年8月一1994年2月)。
1984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指出:
“没有配偶的男女,未按婚姻法规定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是违法的。
”这就否定了事实婚姻的合法性。
1989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可《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中也明确了事实婚姻是违法的,但由于此类案件的复杂和保护妇女儿童的权益,对事实婚姻持“有条件的承认”态度。
1994年2月1日,民政部颁布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规定了为达到婚龄而同居的和未经登记而同居的视为无效,起诉到法院的,一般按照非法同居关系处理。
[2]自此之后,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非婚同居,无论是否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都笼统的定性为“非法同居”。
第三阶段,有限追认事实婚姻,中立处理非婚同居阶段(2001年12月至今)
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规定“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
”但是此条的修改并没有解决现实中的非婚同居问题,反而使问题更加难以处理。
如未补办登记的当如何认定之前的关系?
是婚姻还是同居?
补办了登记是否有追溯力?
不补办的结果是什么?
2001年 12月27日最高院颁布的《婚姻法解释
(一)》,对事实婚姻有了区别对待:
1994年2月1日以前的按事实婚姻,之后的如补办登记的,按婚姻处理,没补办登记的,解除同居关系。
[3]该解释虽有突破,但是针对以夫妻名义的非婚同居,其区分为事实婚姻和同居,与1989年《若干意见》区分为事实婚姻和非法同居相比,在司法实践上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一旦法院查明属于同居关系,就会一律判决解除。
“可见,面对事实婚姻的现实生活的逻辑,法律在坚守自己固有逻辑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其看待事实婚姻的轨迹其实是国家法和现实生活的博弈过程,国家试图把所有的婚姻都纳入国家的调整范围,而社会习俗却有自己的一套运转逻辑,几个回合下来,并没有以国家法的胜利而告终。
”[4]上述态度的变化,反映了国家对非婚同居关系予以中立化的态度。
这也表明:
法律对非婚同居关系不鼓励、不支持、不禁止、不干涉的态度,将非婚同居视为当事人私人自由选择的生活状态。
[5]
(二)对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分析
我国婚姻法对非婚同居者的人身关系一概不予处理。
《婚姻法解释
(二)》中规定对当事人起诉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可见,我国法律对同居者的人身关系采取不予调整,而把调控权完全交给双方当事人。
这显然是行不通的,法律控制权在非婚同居关系中的失衡定会导致众多问题的出现。
虽然对非婚同居期间的财产纠纷,法院可以受理,但是从现有法律规定来看,缺乏可操作性。
1989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对财产分割时,应照顾妇女、儿童等弱势方合法权益,考虑财产的实际情况和双方的过错程度,妥善分割。
此条可看做是原则性的规定。
其中第10条是关于财产分割的,但其中将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看做是一般共有。
[6]此条中,对“一般财产”的理解,则困扰着司法界。
我国只规定了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而没有“一般共有”的概念,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也往往难以操作。
《若干意见》第11条是对共同债权债务的规定[7]。
此条规定也过于原则化,对如何界定“为共同生产、生活”而产生的债务的范围,又如何偿还,则还是模糊不清的。
第13条是对继承的规定。
[8]我国司法解释没有明确是否赋予同居者同居期间所得共有财产的继承权,也使得本条缺乏操作性。
“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应是非婚同居法律关系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但是1989年的《若干意见》第9条规定[9]很明显是着眼于“父母的利益”来判断子女的抚养权的归属,与国际通行的“子女最佳利益”原则相悖。
1989年的《若干意见》第7条规定的是同居关系的解除。
此条规定没有登记而以夫妻名义生活,属于非法同居,应判决解除同居关系。
[10]此条规定导致法院在审理非婚同居案件中一旦查明确属同居关系,就一律判决解除。
而女方在同居期间怀孕的,也在受理范围之内,这显然违背了《婚姻法》第30条规定:
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
综上所述,现有的法律,对非婚同居期间的财产关系、人身关系、子女抚养和解除等方面缺乏严重的可操作性。
而法律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源来加以调控,彻底解决非婚同居面临着法律困境。
二、非婚同居司法救济的缺失
我国有关非婚同居关系的司法解释主要以善后问题为重心,旨在解决当事人双方在同居关系终止时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缺少对同居存续期间所产生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规定,导致同居期间的纠纷无法可依。
同时,在此种主义的影响下,也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不利于妇女等弱势方的利益。
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的规定,人民法院只受理有关同居双方财产的案件。
但同居财产不是夫妻共同财产,1989年《若干意见》规定为“一般共有”,这在司法实践上难以操作。
当夫妻一方的过错行为导致离婚时,无过错方有权要求过错方给予损害赔偿,这是《婚姻法》赋予当事人权利受到侵害时的救济手段。
但是我国婚姻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同居关系解除时是否适用损害赔偿没有明确规定。
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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