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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

”这个重要论断，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要建立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平等、和谐的关系，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发展的协调性。

当前我国社会领域存在的诸多矛盾，如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等等，都应当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

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社会发展方面的欠账比较多，只有通过加快经济发展，才能为解决这些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

《决定》强调，要更加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当前，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拉大，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是三个突出的矛盾。

其中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实质上也反映了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中西部地区同东部地区发展的差距集中表现在中西部农村经济发展落后于沿海地区。

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关键在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决定》围绕解决这三个方面发展的不平衡，分别就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作出了重要部署。

一、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的是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

只有使我国的广大农民富裕起来，社会的和谐才能够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去年召开的五中全会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今年中央1号文件又对此作出了全面部署。

半年多来，中央的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已经得到全国各地的热烈响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局良好并已取得初步成效。

这次《决定》着重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角度，提出要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

加快农村发展，要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就是以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当前，要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从两个方面入手，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制度。

一是在土地承包制方面，要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特别是完善土地经营权的有偿转让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1亿多人，外出打工1亿人，今后十几年还将有1亿多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

这3亿多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其承包的土地如何解决，对于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至关重要。

应当通过规范和完善土地经营权有偿转让制度，既有利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又有利于杜绝土地的撂荒，使转移出来的农民的承包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发展土地的规模经营，提高土地的产出率。

目前离开土地的农民，将来一部分在城市有了固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购买了住房，在城市安家落户，其承包地应交由集体重新分配；一部分农民可能农忙回家种地，农闲出来打工，在一段时期内，将会在城市和农村间流动就业；还有一部分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一段时间之后，由于竞争等方面的原因，最后不得不再回到农村，其承包的土地将能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成为一种变相的社会保障。

目前的每亩土地转包价格，沿海地区大体在800元左右，中部地区300—500元，西部地区200元左右，与土地的产出水平密切相关。

应通过推行土地经营权转让的合同制，把有偿转让规范化。

这样种田能手通过规模经营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对于形成一支具有较高技能和装备水平的、稳定的农业劳动力队伍具有积极意义。

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健全对农户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过去这种社会化服务都是由乡村两级集体经济组织来实施的。

这些年，由于社区性的集体经济组织在许多地区的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基本上不存在了。

因此，社会化服务体系也不存在了，农村双层经营的基本制度变成了只有农户这一层经营。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完善，缺乏社会化服务体系，已成为影响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主要障碍。

要以贯彻落实新近颁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为契机，大力组织农民自愿参加的各类专业合作社，由合作社进行农产品的加工、销售直至出口，为农民提供技术培训、购买生产资料等服务，使农民不仅能够获得农产品生产环节的利润，而且能够直接分享农产品加工、销售环节的利润，为农民增收提供新的重要渠道。

《决定》强调各级政府要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这是政府投资方向的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

国家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事业经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量主要用于农村。

要逐步加大政府土地出让金用于农村的比重。

目前，许多城市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已经超过地方财政收入，成为地方的第二财政。

政府从农民中征用过来的土地每亩几万元，经过“三通一平”和“招、拍、挂”，每亩土地价格增长了几倍甚至几十倍。

土地增值的收益成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资金的重要来源，而不少城市对失地农民又缺乏很好的安置，以致目前在城市郊区形成了大约3000万左右的“三无”农民，即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没有社保，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根源。

针对这一问题，《决定》强调，加快征地制度改革，提高补偿标准，探索确保农民现实利益和长期稳定收益的有效办法，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

这些重大政策措施的实施，将能保证国民收入的分配和使用向农村倾斜，逐步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

《决定》还提出要加快培养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充分发挥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根据一些地区的经验，农民在外出打工之前经过两个月的培训，平均月收入即可从600元上升到800元；培训半年以上，月收入可达到1000元左右；经过1年以上的培训，月收入可达到1500—2000元。

如果培养成能够开数控机床的车工等，月收入可达5000元。

所以，培训农民，使之掌握一门技能，成为增加农民务工收入的重要措施。

对留在农村务农的农民，也要加强培训，使之掌握科学种田的知识，从而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效的人力保障。

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改变区域之间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

《决定》重申了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从实现社会和谐的要求出发，对如何推进各地区共同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地区的经济社会都有了较大发展，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迅速拉大，因而各个地区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

20XX年东中西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24905元、11930元和9280元，其比例为2.68∶1.28∶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2584元、8787元和8598元，其比例为1.46∶1.02∶1；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为4417元、3000元和2300元，其比例为1.92∶1.3∶1。

出现这种现象，在各个国家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都是难以避免的。

即使在发达国家，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至今仍然存在。

然而，我们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要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就不能允许地区差距的过于扩大，必须积极创造条件，缩小发展差距，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形成分工合理、特色明显、优势互补的区域产业结构。

各个地区都应从本地的资源和优势出发，发展特色经济，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地区产业结构雷同，大而全、小而全的状况。

要围绕优势特色经济发展专业化分工，形成大中小企业互相依存、上下游产业紧密连接的产业集群，从生产、购销、运输、科研、教育、信息等方面形成配套的、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提高区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近十年来，西部一些省区通过发展优势特色经济，已经形成了一些在国内外市场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如新疆的棉花、陕西的苹果、宁夏的葡萄、云南的花卉、广西的制糖、内蒙古的煤电和畜产品等；还有一些正在形成的地区优势特色产业，如青海、甘肃、广西的有色金属，四川、陕西、贵州的高技术产业等；此外，有一些仍属于潜在优势的产业，如宁夏、陕西的煤炭液化，新疆的油气，西藏的水电等都大有发展前景。

抓住这些特色产业，集中力量做大做强，就能在带动人民致富方面很快见到成效。

东北地区国有经济比重高，工业基础雄厚，这是最大的优势。

要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把国有企业蕴藏的巨大发展潜力释放出来。

像鞍钢这样包袱沉重的老企业，能够通过技术改造和体制改革焕发新的生机，其他国有企业也完全能够通过改革、改组、改造来增强发展活力。

要大力发展技术装备、优质钢材、石化、汽车、船舶和农产品加工业，使东北地区在改革开放中实现振兴。

中部地区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资源，是全国的粮食主产区和能源、有色金属、机械、食品工业基地。

与沿海地区相比，中部地区存在着工业化滞后，农业劳动力比重高，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缓慢，经济外向度低等问题。

所以，实现中部崛起，要在加强粮食基地建设的同时，从加快工业化入手，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扩大对外开放，吸引沿海资金和外资，在承东启西和推进工业化、城市化中迅速崛起。

东部地区要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尽快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名牌产品。

在土地、淡水、能源等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一些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可适当向内地转移，集中发展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通过“腾笼换鸟”，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投资强度和产出水平。

国家将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增强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

要逐步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

20XX年，东中西部地区财政人均支出分别为2420元、1544元和1714元，其比例为1.4∶0.9∶1。

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将重点用于中西部地区，尽快使中西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的状况得以改变。

如果说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在短期内难以做到，通过转移支付，使基本公共服务大体均等是可以做到的。

做到了这一点，将为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人民在发展起点上创造一个大体公平的条件，以加快这些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决定》强调，要扩大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纽带、企业为主体、项目为载体”的互惠互利机制。

多年的实践证明，把市场机制、互助机制、合作机制和扶持机制结合起来，综合加以运用，能够大大提高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政策效果。

要运用中西部地区的优势，吸引沿海地区投资，建立资源开发有偿使用制度和补偿机制。

最近几年，中部一些省着力改善投资环境，每年吸引外省投资占本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0%以上，加上吸引外商投资，有力地促进了本地经济的发展。

一些老工业基地通过吸收沿海资金，参与国有企业重组，增强了发展活力。

沈阳铁西地区作为我国重型装备制造业的基地，近几年通过引进外地资金和外资，进行大规模的设备更新、移地改造和企业重组，旧貌换新颜。

许多同志讲，“东北振兴看辽宁，辽宁振兴看沈阳，沈阳振兴看铁西”。

从铁西的巨大变化可以看到市场机制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

三、大力发展社会事业

发展社会事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举措。

为了解决目前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必须加大对社会事业的投入，深化社会领域的各项改革，为社会事业发展提供良好的体制、机制和政策。

《决定》分别对就业、教育、医疗、文化、环境等方面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

就业是民生之本。

未来十几年，是我国就业压力最大的时期，也是青壮年人口比重最高的时期。

要抓住机遇，创造劳动力充分就业的条件，加快经济发展，为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做好物质准备。

《决定》提出要把扩大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目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多渠道、多方式增加就业岗位。

继续实行促进就业的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

要深化户籍、劳动就业制度改革，逐步形成城乡统一的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强化政府促进就业的职能，统筹做好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

大学生和退役军人，就业竞争力相对较强，只要期望值不过高，找到相应的工作应当不成问题，要加强对他们的就业指导和服务。

国家再就业政策原来是针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制定的，随着国企下岗待业人数的减少和城镇集体企业改革的推进，应逐步将政策扶持范围扩大到城镇集体企业下岗职工。

要着力帮助零就业家庭和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针对农民工工资长期得不到提高和拖欠工资等问题，《决定》指出要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维护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人力资源丰富是我国的最大优势，要把人口多的压力变为人力资源财富，必须通过发展教育提高人力资源能力。

《决定》提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建设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

强化各级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职责，保证教育经费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

坚持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倾斜，缩小城乡、区域教育发展差距。

在农村并逐步在城市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对家庭困难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

技能性人才短缺，是当前人才结构中的突出矛盾，其根源在于职业教育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发展滞后。

必须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努力做到高中阶段职业教育和学历教育招生人数各占50%，并逐步做到所有没有升上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全部接受职业教育，学会一门专业技能。

《决定》提出了一个教育事业发展的明确目标，这就是“努力使劳动者人人有知识、个个有技能”。

实现这个目标，是完全必要的，经过努力也是能够做到的。

《决定》还针对我国高等教育在学生能力培养上偏重书本知识，动手能力差，创新意识薄弱，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不强等问题，提出高等教育要“注重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和就业能力、创业能力”。

这是对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提出的明确目标。

《决定》提出的这两个目标，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任务。

要按照这两个目标的要求调整教育结构，改革教育体制，充分发挥教育对提高我国人力资源能力的重要作用。

要鼓励社会捐资助学，引导民办教育健康发展。

规范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坚决制止教育乱收费。

当前医疗卫生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淡化，公共服务职能减弱；二是药价虚高，加重患者负担；三是医疗保险覆盖率低。

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是当前社会领域改革面临的重大课题。

《决定》明确了改革的思路，一是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重点加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大医院和社区卫生机构双向转诊等制度。

二是理顺医药卫生行政管理体制，推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

强化公立医院公共服务职能，规范收支管理，纠正片面创收倾向。

三是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整顿药品生产和流通秩序，避免药价虚高和以药养医。

四是严格医疗机构技术准入和人员执业资格，引导社会资金依法创办医疗卫生机构。

五是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

这些改革措施的贯彻落实，将有效地改善医疗卫生服务，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文化需求，《决定》提出要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强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突出抓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社区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室）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培育多种所有制的文化企业，增强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要充分利用我国丰富多彩、源远流长的文化资源，创造消费者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既满足国内需求，又能像物质商品那样扩大出口，并成为增强我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决定》强调要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

要实施重大生态和环境整治工程，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强化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重点搞好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

完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产业政策、财税政策、价格政策，建立生态环境评价体系和补偿机制，强化企业和全社会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责任。

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节能降耗减排的指标，要求五年内使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每年降低4%。

从今年前三季度的实际情况看，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量不但没有降低，反而继续升高。

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相当大，必须研究采取新的有效措施，包括采取技术、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方面的手段，增加有关投入，确保目标的实现。

要以实现节能降耗减排指标为杠杆，推动设备更新、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改变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能源、资源消耗的状况，真正走新型工业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