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社会结构转型的社会学分析阶级与阶层的视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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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社会结构转型的社会学分析阶级与阶层的视野

苏东社会结构转型的社会学分析：

阶级与阶层的视野

邵书龙

2012-9-2015:

14:

20　　来源：

《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2期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苏联东欧社会变迁的实证分析，从社会结构分层的视角探索苏东社会转型的原因及过程。

首先，高度工业化与城市化所导致的城乡社会结构的改变，是苏联东欧社会转型的根本原因，这是它与东亚、拉美等国或地区的社会转型具有深层关联性的一面。

而农民迁移到城市的结构性流动所产生的复杂流动机制和分层机制，对苏东社会转型带来了直接的影响和冲击。

苏东社会的中间阶层，其价值观、社会功能和政治态度对激进的制度转型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其次，先是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发生转变，即由农民向城市工人的阶级分层发生变化，然后才是表层的社会结构发生转变，即在市场化背景下，苏东社会的阶层分层因利益多元化而发生分化。

苏东社会结构转型的具体过程明显地分为这两个阶段。

　　【关键词】社会结构；社会转型；社会分层；社会流动

　　苏联东欧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作为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初期国际政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进程，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关注。

人们从不同的视角，采用不同的方法和理论框架来解释这一进程。

在西方学者看来，不管是拉美军事威权体制还是东亚官僚威权体制抑或苏东的党国体制，其转型都是向民主体制的转变，说得直接一点，其实就是按照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模式来转型。

所以，研究重点主要放在转型的具体路径和策略方法上。

相比于国外学界，国内学界对苏东转型在认识上有一个过程。

剧变之初，政策界、学界主要从如何防止演变及总结教训等着眼。

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的增加，研究者逐渐对苏东社会转型进程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做综合性的整体研究，探讨其发生和演变的深层机理，研究方法逐渐从单一的国际政治、共运学科向综合学科和多维视野过渡。

冯绍雷教授认为，原苏东、南欧、拉美、东亚等国的转型，一方面其制度与社会变迁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和相互联系的外在客观性；另一方面，各国的转型又具有复杂多样的路径依赖，形成各不相同的战略选择，并表现为面貌各异的各国精英自主选择的多样性的转型结果。

[1]对苏东社会转型进程的研究而言，社会学应该是重要的工具之一。

但迄今为止，苏东社会转型的社会学分析尚有不少未尽人意之处。

本文将尝试从社会结构分层的角度来阐述苏东社会转型的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从而在宏观的结构层次上再现苏东社会转型与东亚、拉美等转型的内在关联性及外在客观性，并在具体的策略选择和多样的路径依赖上把社会转型的独特之路展现出来。

　　一、苏东社会转型的原因、观点及方法

　　关于对苏东剧变的认识，西方的主流解释大致有二[2]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缺乏生机，计划经济效率不高，唯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才是可行的；[2]二是一旦进行自由化改革，就给了人们打破旧体制的机会。

下层群众通过选举、游行、罢工等，和平瓦解了现行体制，下层人民把票投给了资本主义。

[3]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苏联共产党精英在把资本主义引入苏联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由于苏联体制不可避免的崩溃，此论与主流观点大相径庭，却颇得到俄罗斯学者的认同。

西方学者对苏东垮台的解释多少带有西方模式的色彩以及西方民主化转型的理论预设。

国内学界更是见仁见智。

诸如“葬送说”、“和平演变说”、“民族矛盾说”、“上层自决说”、“经济没搞好说”、“斯大林模式说”、“错误路线说”、“抛弃说”等，共有十几种之多。

[5]其中“和平演变”说比较有市场。

经济学界的主要争论集中于“渐进转型”和“激进转型”方面。

有意见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是由于坚持了渐进转型，而苏联东欧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实行了激进式改革。

而激进式改革又与私有化的改革路线相联系，渐进式改革则与社会主义道路联系在一起。

[6]随后也有人反对这种联系。

秦晖对这个观点曾给予批评，指出中国式的“界定式私有化”改革并不比苏东的做法更“渐进”。

[7]杨小凯在“经济转型和宪政转型”这篇文章中提出：

经济转型只是宪政转型的一部分，不能以中国的所谓“渐进”转型的业绩去论证俄罗斯“激进”转型的失败，对两个国家转型成效的认定要考虑多重因素。

[8]目前有关转型国家的制度建设正逐渐成为新的关注视角。

其他还有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分析苏联政治转型的，不再详述[9]。

　　与比较政治学、转型经济学和历史学等传统领域的学术成果相比，社会学在探寻苏东社会变迁和转型方面，尚存在较大的学术空白。

运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理论对苏东社会结构变迁所做的研究，虽然问题意识和研究角度有所不同，却为后来的学者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苏东社会转型打开了空间，但也存在较大不足，主要是对分层结构和分层机制在社会运行的实践过程中是如何发生作用的，理论上交待得不甚清楚。

[10]社会分层（包括下面提到的社会流动）理论有多种研究取向和范式。

当下的社会结构研究中，人们主要是借鉴了西方社会常用的一些分层标准，对社会结构一般地采用财富、声望、权力、职业等多元分层方法，而较少采用社会结构的阶级分析方法。

苏联社会学对社会结构的研究一直有重视阶级分析的传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苏联社会学研究，始终把阶级结构作为社会结构的核心结构。

“两阶一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即是该理论的核心观点。

[11]当然坚持社会分层的多元分析也是社会学的一个学术传统，八十年代的苏联社会学也开始借鉴这一思想和方法。

如在达维丘克主编的《应用社会学词典》（1984）和艾托夫的《苏联城市社会结构》都有这方面的体现。

[12]

　　在考察苏东社会的基本分层结构时，不能忽视苏联社会与西方欧美社会在城市化和工业化道路上的历史实践过程和社会变迁过程的重大差异，并应对这种差异给以理论的阐释。

如果简单地把多元阶层分析当作一切社会转型过程全部和当然的理论预设，简单套用到苏东社会分层的划分上，而在理论上和线索上又讲不明白的话，则无法区分现代化国家的社会转型同拉美、东亚、苏东等地区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变迁过程中的差别。

试看下面二例，上层：

高级官僚和大学毕业精英，占3.8%；中上层：

中级技术和专业人员，占6.6%；中下层：

熟练工人及职员，占15.7%；下上层：

中级职员、半熟练工人（含集体农庄工人），占27.5%；下下层：

下级职员，集体农庄农民，占46.4%。

[13]西方甚至有学者更是把苏联的社会阶层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国企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及职员、半熟练工人、中级职员及集体农庄熟练工人、不熟练工人、下级职员、集体农庄农民等十四个阶层，每一个阶层都有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

[14]这种做法，其背后隐含着一个理论动机，即寻找该社会的中产阶级。

按照西方现代社会分层理论，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的中间阶层，是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力量。

但是，在拉美、东亚、苏东社会，中产阶级的政治观点和性格特征呈现出异常复杂且多变的面貌。

对此，中外学者也多有实证分析。

实际上，苏东社会正是跌倒在它的中间阶层手中。

当前俄罗斯的学者已经开始反省和批评上述学术趋向，并提出了“伪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政治化”等概念，[15]对中产阶级的膜拜现象提出了批评。

还有一种研究取向，是将社会阶层分析与利益关系结合起来，以求解苏联社会的变迁和政治格局的变动关系。

[16]这种方法，在理论假设的前半段，即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体制对苏联的阶层结构起决定性的作用这点上，是无懈可击的。

但在理论假设的后半段，即阶层结构变动而产生的新社会阶层，由于利益机制不平衡而导致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垮台，则是站不住脚的。

尽管社会结构有一定的稳定性，也是产生深层次社会变迁的基础性原因，但是生产方式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如何影响社会转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利益逻辑就可以说明的。

再者，社会阶层只是一个笼统的社会划分单位，并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行动单位，一两个新阶层的兴起是否能承担打破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重任？

即使能够，该假设能否适用于其它国家的制度变革？

这些都需要从理论上予以说明。

因此，新阶层由于利益关系反过来决定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可否作为一个理论框架去使用，尚存疑问。

该方法的理论实质在于，欲把阶层结构变动与阶级结构变动不加区分地用于解释社会的转型问题。

这将面临一个理论障碍，即阶级与阶层的划分标准可以是统一的，而这明显违背了社会学的分层理论原理。

　　仇立平先生对韦伯的阶级分层思想的研究，可以说直接从理论上解决了苏东社会研究中如何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社会变迁的不同性质，来具体判断该社会结构究竟是以阶级分层为标准还是以阶层分层为标准这个问题，对进一步认识和解决苏东社会结构及其社会分层状况有很强的理论启示意义。

[17]根据仇立平先生的研究，韦伯一方面强调市场体系下的多元分层，另一方面也没有完全拒绝阶级在分层中的作用。

韦伯强调从阶级分化到阶层分化的动态变迁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们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社会变迁阶段[18]。

而且阶级分层和等级分层不会同时出现，阶级的社会分层反映了深层的社会结构变动，而阶层的社会分层反映了表层的社会结构变迁。

从阶级分层到阶层分层正是苏东社会进行重大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历史线索。

　　一般来说，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社会转型期，也就是韦伯所说的“技术和经济发生显著变化”的时期，社会分层主要表现为阶级的分层。

欧美社会结构研究中，大多运用静态的、描述性的阶层分层的指标和方法，该方法更适用于发达国家中比较稳定的社会运行条件和变迁环境。

在苏东社会处于急剧变动状态下直接套用阶层分析方法，并不一定能反映出其社会变迁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如果一谈社会结构，一谈具体的社会分层，就按照收入从高到低，按照职业从白领到蓝领，或按照权力从管理地位到被管理地位，划分为几个甚至十几个层次的话，这样的研究方法试之于任何社会皆有效，却不能说明问题。

前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在建国之初，人口的大多数都是农民，农业产值占经济总产值的80%以上，农民占到总人口的85%以上，都存在一个如何使农民转化为城市工人的历史重任。

农村的农民和城市的工人这两大社会集团，就不宜按阶层分层方法来划分。

这不仅仅是因为存在一个地域分界的问题，而且还因为其基本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如计划经济、再分配体制以及工业化追赶战略，与实现高度城市化的市场条件下的西方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工业社会，一改几千年未有之变局，势必会引发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革。

从政治参与到制度化进程，从经济发展模式到资源配置方式，从生产组织形式到市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都会发生巨大变化，还有比这个变化更能反映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变迁过程的吗？

如果生硬地套用阶层分层方法来划分苏联东欧剧变时期的社会结构状况，最后往往会走到按地位等级或职业、收入等进行分层的路上去。

苏联社会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等级间的分化不是更严重了，特权也并不比任何国家更严重。

如苏联大企业经理的报酬是一般产业工人的4倍，而美国是150倍。

戈尔巴乔夫只有一套四居室，明斯克党委第一书记只有一套二居室，死后别墅和房子也要收回。

整个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收入差别比资本主义小得多。

苏共为消灭三大差别，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增加工人工资，工人工资增长速度快于技术人员和职员，体力劳动者的工资与脑力劳动者几乎接近。

知识分子反而成了苏联转型前怨气最大的阶层，其工资增长幅度一直低于工人工资增长幅度，处于各阶层的最低一级。

斯大林时期工人与职员和技术人员的收入比为1：

2.15，到1985年，已缩小到了1：

1.1。

工资级差十分位数（10%最高与10%最低比值）从斯大林时期的8：

1降低到80年代的3：

1。

[19]

　　西方学者像帕金、吉登斯等人，已经注意到在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分层机制时，必须对不同时期（工业化初期及中期）的分层结构和流动机制进行区分，即是对过分重视权力分层方法的一个弥补。

[20]

　　因为目前对社会阶层进行划分的两种主要方法，无论是马克思的阶级分层理论，还是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都是对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下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论总结。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比较理想的理论和范式去描述计划经济、再分配体制和后发现代化、城市化国家转型时期的社会分层情况。

如果运用韦伯的阶层分层方法去分析计划体制时期的苏东社会结构，很容易忽视这个时期苏东最大的社会关系结构，即城乡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转型。

忽略了这一点，也会影响到对解体后俄罗斯的社会分层和流动机制的认识。

笔者认为，先是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发生转变，即由农村农民向城市工人的阶级分层结构发生转化，然后才是表层的社会结构发生转变，即城市市民社会本身由于利益多元化而发生的阶层分化。

苏东社会结构转型的具体过程很明显地分为这两个阶段。

[21]运用什么样的社会分层理论去描述该社会的分层状况，不仅要看当时社会变迁的性质与社会分化的阶段与形态，还要分析阶级分化的性质与程度。

苏联70多年的历史，农民从占社会总人口的82%降低到1985年的12%，成为一个城市社会，事实上是苏联社会最大的结构变迁，这是社会结构的根本性转型。

东欧诸国自二战后伴随着农民大量迁入城市，也有一个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型的过程。

且由于东欧基础比较好，农民原本就少，有些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即已进入高度城市化阶段。

所以如果简单地用城市居民的分层结构的变化，用西方经常描述社会分层的职业、收入、学历、财富等指标来解释苏东工业化初期的社会结构转型，则抓不住问题的本质。

因为它忽视了最重要的城乡社会结构和工农阶级结构的转变。

城乡结构的重大转型孕育了苏联社会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这是苏联东欧社会于80年代末相继发生剧变的社会实践逻辑。

　　二、高度城市化的深层结构转型与阶级分层

　　上世纪80年代的苏东社会的确到了一个发生转折的关口。

以往人们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了苏东国家体制的集权性和经济停滞上，却忽略了苏东在社会结构层面发生的深刻变动。

1985年戈氏上台，经济增长率已不足2%，经济、政治全面停滞。

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决定对苏联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制定了“加速战略”，提出利用科技成果加速经济发展。

据苏联社会学界的调查，在支持改革的主流派中，以年轻干部居多，基层管理人员中，越年轻就越热情地支持改变现状。

[22]事实上，苏联民主派的社会基础主要产生于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实际上代表城市新兴市民集团的利益。

以往人们总是以政治态度来划分民主派、保守派、激进派等，却很少从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的角度去分析这些派别产生的社会基础。

1987年初苏联经济出现剧烈波动和下滑，“年初工业生产比1986年12月下降6%，出现了1987年计划可能像纸牌搭成的房子般垮掉的危险，‘加速战略’实施并不顺利”。

[23]苏共不得不抛弃计划经济的一套办法，觅求转向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但是由于积重难返，面临了很大的阻力。

“阻碍机制”（пpипяcтвиемеханизма）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24]放权改革不仅大幅度地削减了从中央到地方经济管理部门干部的权力，而且对以前的计划管理机构和人员也进行了裁减和调整。

中央计划部门以及地方企业对改革的消极和保守态度非常突出，改革推不动。

无奈之下，1988年6月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戈氏代表苏共中央做出了进行政治分权改革的决定。

中心内容是通过竞争性差额选举，向各阶层群众开放政治领域，将支持改革的下层精英吸收到国家政权机关，以加强经济改革的推动力量。

[25]规定“凡担任苏维埃执行机构职务的执委会委员和执委会各部、局领导不能同时成为同级苏维埃代表，同时向上级机关推广这一原则”[26]。

这意味着对苏联的党政体制开刀，把权力从党向苏维埃转移。

此举打破了苏共的党政合一体制和集权体制，分化了既得利益阶层的权力基础，使得社会流动渠道多元化。

一些拥护民主改革的知识分子乘势参加竞选，党政分开和差额选举使底层社会精英有了向上层流动的渠道。

政治分权改革得到了广大市民阶层和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许多公民投入到竞选当中。

小小的破冰，不经意地打开了苏联剧变的闸门。

在苏联第一次人代会上，激进派直接提出了废止保障苏共执政地位的苏联宪法第六条的动议，并要求戈尔巴乔夫辞去总书记职务，专心于苏维埃工作。

最后苏共被迫放弃了一党垄断政权，确立了实行多党制和经济所有制多元化的方针。

此时的东欧已经剧变，政权从共产党手中和平转移，苏联社会情绪进一步激进化，人民要求进行彻底的变革。

戈尔巴乔夫为加强对国家的管理，又转行总统制。

苏联进入了急剧的制度变革时期，接下来所发生的政治波动已不是任何一方能够完全控制的了。

苏联社会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旧体制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因为斯大林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在农村社会基础上快速实现工业化的高度集权管理模式。

自从60年代苏联转化为城市社会之后，它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受过良好教育和拥有熟练技术的青年市民阶层于七、八十年代登上了历史舞台。

他们与上一代依靠政治忠诚和农村集体化背景的干部阶层相比，在行为和诉求方面已不可同日而语。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行方式和管理方式以及运行机制全都改变了。

工业生产、城市生活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公司、银行、市场、社区、NGO等。

80年代，苏联城市社会一下子出现了十万多个社团、协会和自治组织，这是高度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兴起的表现。

国家的管理体制只有适应城市社会生活的这种变化，在旧体制里再也寻不出什么出路来了。

笔者认为，从阶级分层的角度来看高度城市化过程中深层社会结构的转型，才能找到苏东社会转型的终极变量，苏联的高度城市化导致的社会变迁，结果和过程都是惊人的。

　　1919年苏俄建政之始，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8%，卫国战争前夕的1939年，城市人口比重已增至32%。

整个30年代，移居城市的农民达2700万人，为当时城市人口的一倍。

西蒙·库兹涅兹写道：

“从1928年到1940年的12年里，苏联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出来的数量，在其它国家需要30年到50年。

”[27]1939—1959年的二十年间，约有2400万人口移居城市，这期间农村居民转为城市居民的人口占到80.8%。

[28]1960年，苏联城市人口比重达到49%，跨过了城市化关口，进入了城市化社会。

据苏联1959、1979年二次全国人口调查，由农村居民转为城市居民的人口在六、七十年代仍占全国城市人口增长的58.2%。

[29]1959—1970年，每年从农村移居到城市的人口约有150万，而到了70年代，每年达到约190万人。

其间苏联人口从1.63亿增长至2.738亿，增长了0.6倍，而城市人口增长了5倍，从0.291亿增长至1.775亿。

[30]集体农民所占比例由1959年的31.4%下降为1986年的12.1%，占就业人口的9.5%，仅剩1240万人。

[31]农村外流人口中，绝大部分是青壮年。

1964—1970年，全苏农村20—24岁的青年男女分别减少了38%和43.5%，25—39岁的青年男女分别减少了28.4%和28.8%。

[32]至1987年，苏联的城市人口比重在不到70年的时间里快速增加了近50个百分点，速度惊人。

美国同样幅度的城市化水平由19.8%提高到64%用了90年（1860—1950），英国同样幅度的城市化水平由21%提高到60%用了120年（1800—1920）。

[33]

　　除了人口结构的变化，城市建设也日新月异。

苏联战后平均每年新建城市25座，个别年份能达到35—40座，全国大城市数量增长了124个。

到80年代，苏联10万人以上的城市为272座，相比日本同样人数的169座和美国同样人数的155座，高踞世界之首。

1985年，苏联高速度、高质量的城市化水平已接近66%，其中俄罗斯的城市化水平达到73%，与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接近，已经完成了由农民、农业社会向城市市民社会的转变。

列文（MosheLewin）写道：

“被西方观察家称之为苏联历史中的停滞年代，其实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变迁时期，可惜和往常一样，苏联城市化现象竟未能引起分析家们的注意，只有少数几位富有开拓精神的学者所写的一些著作和文章是例外。

”[35]

　　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快速城市化的国家或地区来讲，苏联农民在迁移过程中的收入、住房、教育和医疗福利等也是其他国家或地区所望尘莫及的。

拉美国家的农民大多是自主迁移，国家并不为移民提供住房和基本服务，更不负责就业，拉美的大城市到处是贫民窟和非正式就业者。

巴西圣保罗市城东的贫民居住区住有120万人，没有一个医生，也没有一家诊所。

[36]苏联则为迁移农民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农民不仅可以得到一份正式工作，而且国家提供免费培训、教育和医疗服务，并为其子女免费提供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

移居4年者，约有55.2%的人可以解决长期住房，移居10年者，约81.3%的人可以解决长期住房，[37]房租大约只有工资水平的2—3%左右。

苏联农民就在这种高水平的福利过程中，快速而平稳地完成了由农民到城市工人的转变。

苏联东欧社会结构的转型首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快速且高度城市化的历史实践过程。

　　社会结构主要是指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的构成形态，本文在这此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

从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农民阶级（层）到市民阶级（层）的结构变动应该是考察苏东社会结构变迁的第一位的指标。

这种社会阶级结构力量的变动，足以导致社会系统的重大调整和社会形态的重大变化，而不仅仅是身份、职业和地域的变化。

人们在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组织机制等方面的根本变化，属于韦伯所言的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时期。

这一变革有着深刻的经济转轨和生产方式转变的基础，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可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表现形式和运作机理，就是通过社会结构的转型来体现的，社会结构是连接它们二者之间的中介。

社会学甚至把社会结构的转换看作是从深层次上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决定经济体制变迁的巨大潜在力量。

政治社会学也认为，一个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对政治格局起着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

当一个国家社会结构的变迁达到一个临界点，新的社会阶层置换了旧的社会阶层，社会力量的构成和对比发生了质的变化，该社会的利益格局和权力格局终将发生实质性的变动，社会转型也就由此启动。

这个转型首先就是从农业为主的社会向以工业为主的社会的转变。

从数据来看，凡是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产值中所占份额下降到30%以下，城市化水平达到50—70%左右，不管先前是市场体制还是计划体制，也不管它的权力结构类型是威权体制、军事官僚体制还是苏东的党国体制，都不可避免地走向社会结构的深层次转型。

为避免从静态角度描述社会变迁现象，社会学对社会结构的研究注重和社会过程联系起来。

自上世纪60年代A．英克尔斯探索以数量指标考察社会结构的变动以来，社会学在研究社会结构转型时更倾向于对社会结构不同层面的变动时序和具体的变动轨迹进行数量的考察，以找寻社会结构转型的“临界点”。

李培林先生曾给出一个城乡社会结构转型的外在客观性的基本判断：

人均GNP3000美元水平，农业产值占GNP的15%以下，第三产业比重在45%以上，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50%以上，非农业人口占就业人口70%以上。

美国哈佛大学钱纳里教授也曾对结构转变与工业化过程的关系作出过开创性研究。

记住下面这个数据似乎是必要的：

1985年，苏联的城市化率达到66%，这是一个平均值，其中俄罗斯的城市化率达到73%，波罗的海的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三国达到71%，达到或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

中亚几个以农业为主的前苏联国家城市化率较低，像乌兹别克斯坦为42%，吉尔吉斯斯坦为40%，塔吉克斯坦为34%。

接下来我们将会提到一个发现：

城市化水平是否达到或超过66%这个敏感点非常重要。

一些强管理体制和集中型权力结构的国家及地区，像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