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帝传略之康熙帝玄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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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皇帝传略之康熙帝玄烨
清圣祖康熙大帝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二,福临亲往悯忠寺观看他的亲信太监吴良辅削发出家,回官后即卧病不起,发觉已染上天花。
病情来势迅猛,眼见不起时,一件紧迫的大事急需议定,就是让谁来继承皇位。
清朝自太祖努尔哈赤建元起,直到福临,已经历了三代。
但储位大事历来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制度,因此每代由谁承继大统,都经历了剑拔弩张的斗争。
顺治十四年1657年十月,福临的爱妃董鄂氏生皇四子。
皇帝因宠爱董鄂氏,曾有意将皇四子立为太子。
可惜此子生下三月因病死去,储位之事也就搁下来了。
现当此紧急时刻,宫廷内外的亲贵大臣都忧心忡忡。
因为如果不能在福临生前确定继承人,很可能再次掀起风波。
何况这时爱新觉罗氏的基业已远非关外时期可比,处理不好,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满洲亲贵和皇太后参加的御前会议上,福临曾考虑从他的兄弟辈中挑选一人来继承大位。
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几个儿子除二子福全稍长外,其余都年岁太小,而福全又才智平庸,不足以当重任。
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和几位亲王都竭力主张应由皇子嗣位。
博尔济吉特氏特别指名玄烨,理由是此子出过天花,对这种可怕的疾病有了终身免疫力,将来可不致为此而影响大清帝国的基业。
玄烨被召入内宫后,他的生活由其祖母博尔济吉特氏照看。
在玄烨的身体里,融合着三个民族的血液。
这就是他父祖是满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亲是汉人。
他的勇武奋进,继承了满洲人的性格,宽阔大度则属于蒙古人的品德,而精细谨慎则应来自汉人。
至于玄烨后天品格的养成,应与他祖母的熏陶教育是密不可分的。
他的满文启蒙老师是祖母的贴身侍女苏麻喇姑。
他的骑射功底是从小由祖母派人传授的。
玄烨登位不久,他母亲佟佳氏便过早地去世了。
从此,祖母更成了玄烨唯一最可信赖的亲人。
玄烨心里很清楚,他所以能顺利地登上大清国皇帝的宝座,祖母起了一语定乾坤的作用。
登极以后,有一天祖母曾问他有何想法,玄烨回答说:
“愿天下太平,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
玄烨的这个回答,一方面是为了讨祖母的欢喜,同时也表明了他对未来事业的宏伟抱负。
正月初七夜间,福临病死于养心殿。
玄烨继位,改元康熙。
在康熙的头几年中,朝廷政务主要由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辅政臣主持。
太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负责教养小皇帝,也参与重大政务决策。
清除鳌拜势力
康熙六年1667年,玄烨14岁。
因为他父亲福临14岁亲政,所以辅政大臣索尼等先后上疏,请求玄烨援例而行。
玄烨在祖母太皇太后的赞许下,这一年七月初七在太和殿举行了隆重的亲政大典,并诏告天下。
玄烨虽然亲政,但是真正要行使皇帝的权力,乾纲独揽,还得经过一番斗争。
玄烨和他父亲福临一样,都是幼年登临帝位。
福临为避免顺治初年摄政王多尔衮专权独断的局面,于临终前与母亲博尔济吉特氏等制定了一系列防范措施。
首先是排除了由皇族宗亲长辈代行摄政的做法,改为从异姓功臣中选拔辅政大臣,同时改少数一二人摄政为更多的人辅政,以便于相互制约;皇族宗亲虽不直接秉政,但对辅政大臣可进行监督。
除此以外,又规定:
凡牵涉军国大事,四大臣议定后,必须奏请太皇太后进行裁决,使最高权力不致旁落。
但是,辅政毕竟具有代行皇帝的部分权力,从而在统治集团中也必然会造成一种凌驾于百官之上的权势,这就使其仍有擅权专断的可能。
而四大臣内部人员势力的消长,也使开始的辅政制有所改变。
在四大臣中,索尼为四朝元勋,功劳卓著,位居四人之首,总掌启奏批红大权,但他年老力衰。
其次是苏克萨哈,他虽然富于才力,爵位却不如排在后面的遏必隆和鳌拜。
加上他本是多尔衮所领有的正白旗人,相对而言,显得势单力孤。
四人中最有权力欲望的是鳌拜。
,他惟恐将来苏克萨哈取代索尼的地位,便时时借机排挤打击苏克萨哈,又竭力笼络与自己同属镶黄旗的遏必隆,使之互为依助。
康熙五年1666年,鳌拜为了拉拢两黄旗,树立自身权威,同时也是要打击苏克萨哈,蓄意制造了一场正白旗与镶黄旗互换圈地的事端。
顺治初年,当清朝统治者颁诏实行圈地之初,摄政王多尔衮曾利用权势,将原定分配给镶黄旗的永平府一带好地,让予正白旗,另拨保定、河间等府次地,归为镶黄旗。
此事当时曾引起一场风波,但事隔二十余年,两旗人户均已各安生业,旧日的不满亦已淡忘了。
鳌拜的做法,实际上是重新挑起争端。
朝廷内外的不少大臣也反对再算旧账。
鳌拜除有遏必隆为奥援外,因索尼亦系两黄旗人,平日也厌烦苏克萨哈,默许或支持他的作为,所以气焰炙人。
鳌拜不但坚持换地,竟矫旨将反对圈地最力的几位大臣:
国史院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和巡抚王登联处以死刑。
鳌拜的残酷手段,不但违背皇帝和太皇太后的意旨,而且也破坏了开初“誓协忠诚”、共辅幼主的盟誓。
玄烨亲政时,索尼已于稍前去世,而鳌拜的党羽业已形成,朝廷内外都有他的亲信。
玄烨名为亲政,实际上很多权力仍把持在鳌拜等辅政手里。
苏克萨哈看透了鳌拜的野心,但又害怕他们的声势,不敢明与争斗。
他用上疏请求告退的办法,企图造成一种压力,迫使鳌拜和遏必隆也谢政交权。
不料鳌拜却反诬苏克萨哈有怨望之心,罗织了24条罪状,必欲置之极刑。
当奏报皇帝时,玄烨心知其冤,曾“不许所请”。
骄横成性的鳌拜竟攘臂上前,强要玄烨批准。
结果苏克萨哈被处绞刑。
苏克萨哈既死,朝政操于鳌拜一人,文武各官尽出于门下,而且常常将各部院衙门官员的启奏带回家中进行商议,然后施行。
官员中稍有拂逆其意,轻则罢官斥责,重则下牢诛戮,甚至对皇帝都毫无顾忌。
秘书院侍读学士熊赐履上疏说:
“朝政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虑”。
鳌拜知道这是针对自己的,深为恼怒,竟强要玄烨下诏禁止言官陈奏政事。
自户部尚书苏纳海被杀后,朝廷命马希纳继任。
鳌拜以马希纳不是自己党徒,便援引顺治年间户部曾设满尚书二人的例子,于康熙六年1667年十二月,强行荐举马尔赛亦为户部尚书。
七年1668年六月,工部尚书出缺,鳌拜又迫不及待地把他的党羽济世推到任上。
鳌拜的倒行逆施,严重地侵犯了已经亲政的皇帝的权力和威信,使年轻气盛的玄烨再也无法容忍。
玄烨要除掉鳌拜、肃清奸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在祖母的指点下,事前不露声色,有时还有意顺着鳌拜,使其不致产生疑异,暗地里却在进行准备。
他借口喜欢摔跤踢打,从满洲上三旗的子弟中挑选了一群身强力壮的少年为贴身侍卫,要他们练习摔跤以侍候皇帝,实是准备擒拿鳌拜。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玄烨见时机成熟,便召鳌拜进官,命少年侍卫将其擒拿,并把他的兄弟子侄心腹党羽一网打尽。
玄烨清除鳘拜,虽然具有宫廷密谋的性质,但他以十六岁的青年能作出如此周密的部署,足见他的政治天分是很高的。
从此以后,玄烨开始他真正的亲政活动。
撤除三藩
玄烨接着盘算要办的大事,就是解决“三藩”问题。
“三藩”指的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及其子之信,靖南王耿仲明及其子继茂、孙精忠。
他们原先都是降清的明朝将领。
清军进关后,在配合八旗军队镇压抗清斗争中立下了功劳,同时也乘机扩充了自己的实力。
清廷为了利用他们,曾给予高官厚爵-授以地方重权,对他们的跋扈行径,贝4常常加以容忍。
顺治十六年1659年,吴三桂受命移镇云南,总管该省文武官员及兵马钱粮一切事务。
康熙元年1662年,又晋封平西亲王,并获得管理邻省贵州的权力。
清廷还应吴的清求,勅谕云贵总督听其节制。
平南和靖南二王自顺治六年1649年起即已挈家驻防广东。
顺治十七年1660年,又以防备台湾郑氏、警戒海防,将耿氏改迁福建。
“三藩”除各拥有藩下甲兵外,还有大批按绿营编制的镇标兵马。
甲兵最多、装备最精良的,当首推平西王吴三桂。
顺治一代,由于征战不息,国家财政大半用于兵饷,每年入不敷出。
顺治十七年1660年,国家正赋收入875万两,云南一省就要支出900多万两。
竭全国之力,还够不上一个省的用途。
当时,云南的八旗满兵还未撤返京师,但三桂等不断收编扩军,是军费开支有增无减的重要原因。
三桂凭借特权,用钱又向来不受户部限制。
康熙初年,随着全国性军事行动基本结束,清廷愈来愈感到“三藩”给国家带来的财政压力。
康熙五年1666年,左都御史王熙以国家钱粮大半耗于云贵闽广,目前滇黔已经安定,要求将藩下余丁遣散屯种。
三桂得信后,却用不断制造边疆事端来胁制朝廷。
“三藩”,还在各自控制的地区设税卡、行鼓铸、开私市、责重息,甚至掠卖人口。
在云南,三桂除将明沐国公庄田请讨为藩产外,直到康熙六年1667年,还在云南府所属州县卫所,实行野蛮落后的圈地,把各族农民变为自己的官佃户。
由于清廷曾允许三桂有题授云贵两省官员的权力,他借机搜罗死党、安插亲信。
根本不把吏部放在眼里。
清廷为了笼络“三藩”,曾先后将公主和宗室女下嫁各王子。
三桂子应熊尚福临妹和硕长公主,赐居京师。
其余尚之隆、尚之孝、耿昭忠、耿聚忠等,也都各为额驸。
因此,京师和藩地之间,信使往返,朝廷中的大小事情,很快就传到“三藩”的耳中。
“三藩”间也互结婚娅。
尚可喜的孙女就是耿精忠的子妇。
吴三桂则认原驻节广西已故定南王孔有德独女四贞为螟蛉女孔氏藩兵仍驻广西。
通过这种特殊的关系,使双方的利害紧紧连结在一起。
此外,还有一些驻守在各地的武将镇臣,象凉州提督王辅臣等,原属“三藩”旧部,和故主之间关系也十分密切。
“三藩”割据势力的不断发展,不但扰害人民,而且影响朝廷政令的实施,不利于巩固清朝的统治。
玄烨亲政以后,对此感触尤深。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尚可喜因家庭内部在权力分配上发生矛盾,上疏愿归老辽东,将王爵交其子之信承袭。
接着吴三桂和耿精忠也提出同样的请求,以此试探朝廷。
“三藩”的行动引起清廷内部的争论。
大部分官员都慑于三桂等人的声势,主张暂时妥协,维持原状。
玄烨是个生性好强的人,在他看来,与其姑息养奸,久必为变,不如趁此机会先行发制。
他力排众议,下诏撤藩。
玄烨的撤藩令使吴三桂撕去伪装,于同年十一月起兵反清,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
叛军很快由云南、贵州攻入湖南、四川等省。
福建的耿精忠起而响应。
后来,尚之信也挟其父在广东起兵。
与此同时,一些与“三藩”颇有联系的汉族将领,亦纷起而应之。
战火很快由西南一角蔓延到长江以南各省,西北直至陕甘,京师也受到震动。
当三桂称兵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一些大臣过高地估计“三藩”的实力,顾虑重重。
原来主张不可撤藩的大学士索额图、户部侍郎魏象枢等公开提出要处斩建议撤藩的人,主张与“三藩”讲和。
不少官员纷纷把家口遣归原籍。
面对这种外有强敌、内少斗志的严峻局面,年方20的玄烨显露了他的气魄和才能。
他说:
“三藩气焰如此嚣张,不可不撤”。
并针对索额图等人的意见说:
“作出迁徙吴三桂决定的是朕的意思,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
为了表示平叛的决心,玄烨下诏削夺三桂的官爵,公布其罪状。
不久又将居留京师的三桂子应熊等逮捕处死。
康熙十三年1674年初,玄烨得知前线将领曾接到三硅的书信,便立即下谕,要他们务必提高警惕,防备落入奸计;严令只有吴三桂束身归命,才能以礼受降。
西藏五世达赖为三桂求情,请求朝廷“裂土罢兵”,也遭到玄烨的批驳。
正是玄烨这种坚定的态度,使清廷逐步稳住局势。
“三藩”中吴三桂势力最大,又率先起兵。
所以玄烨一直把他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对其它势力则注意分化瓦解。
当吴三桂刚刚起兵,耿、尚二藩尚在观望动摇时,玄烨即进行争取,下诏停撤二藩。
同时宣布,凡散处各省任职的三桂旧部,只要事前不知逆情,一概宽宥不究。
陕西提督王辅臣杀经略莫洛起兵叛应三桂,玄烨得知后,一面传谕总督哈占,要他保护好辅臣的妻儿家产,又派辅臣子王继贞携诏前往劝说,表示“往事一概不究”,只要及时回头,便可官复原职。
以后,玄烨又迅速镇压了蒙古察哈尔部阿尔尼的叛乱和北京城内杨起隆称朱三太子的一起密谋反清计划,解除了京师地区的肘腋之患。
玄烨调度全局,在军事上作了一系列部署,派出主帅到两湖、浙江、陕西、广东等地督战,还把兖州和太原作为后方基地,同时加强了安庆和江西地区的兵力,使之互为呼应,以确保江南财赋之区和长江江道畅通。
每当禁旅出师之前,玄烨均亲授机宜,告戒军队要注意保民和善待俘虏。
为使军情能及时通畅地传送,他下令兵部,每四百里置笔帖式一员、拨什库一员,负责军报转达。
从康熙十三年1674年起,玄烨先后建立起从京师到荆州今江陵县、郑州至武昌今武汉市、直隶正定至汉中、京师至南昌等驿路,以后随着战争的进展,还不断有所添设。
在平叛期间,玄烨就藉此掌握军情变化,指挥作战。
在玄烨的精心筹划和周密部署下,战局很快由初期的被动局面开始好转。
但战争也暴露了清朝方面的很多弱点。
主要是八旗兵丁怯懦畏战和领兵的满洲亲贵大臣贪婪腐朽,作战中畏首畏尾。
玄烨采取了一个大胆的步骤,一反满洲贵族对汉人的猜忌,大力起用汉兵汉将。
早从康熙十三年1674年起,他陆续颁令鼓励选用汉人和制订绿旗官兵作战奖赏等则例。
等到西线战场告紧以后,破格提拔绿营将领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等人,这批汉将骁勇善战,在战场上起了重要作用。
平定“三藩”的战争历时八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取得最后胜利。
玄烨作为清朝的最高统帅,这一年他方才二十八岁,就已表现了灵活的政治手腕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清廷对“三藩”的战争,就其性质而言,属于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但对于巩固清朝的统治,适应我国多民族国家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意义十分重大。
从此,在内地各省消除了割据隐患,对促进全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统一台湾
台湾是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率军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的。
郑成功和他的儿子郑经等,长期坚持反清,在大陆失败后,以台湾作为继续反清的据点。
这时国内形势较之清初已发生重大变化,郑氏集团以南明王朝为正统,割据台湾,已经失去原来抗清斗争的意义,实际上成为国家走向统一的障碍。
在玄烨看来,台湾问题虽没有象当初的“三藩”那样紧迫,但毕竟也是一件大事。
“三藩”战争期间,郑氏派兵占领了福建和粤东的很多州县。
这说明,尽管中间隔着茫茫大海,只要有机可乘,郑氏的军队仍会随时用武力继续反清。
清廷对台湾郑氏一直存在着抚剿两种主张,基本上以抚为主。
康熙八年1669年,玄烨派大臣明珠等到泉州与郑氏谈判,明确提出:
只要他们遵制剃发归顺,不但可以得到高爵厚禄的封赏,也允许保持原来的格局,让郑氏长期留住台湾。
“三藩”战争期间,清廷为了争取郑氏,双方又有过接触,玄烨对郑氏的政策是很宽大的。
“三藩”战争的节节胜利,使玄烨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
康熙十八年1679年初,玄烨下令厚集舟师,准备在攻取厦门、金门二岛后,乘胜进军澎湖、台湾。
但台湾距大陆海途遥远,清军福建水师刚刚重建,不但基础薄弱,在训练和实战经验上,亦逊于郑军。
朝廷内外很多官员对进军台湾态度消极。
新任命的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认为“不可轻议进兵”。
大学士明珠也主张仍应采取招抚政策。
康熙二十年1681年初,郑经在台湾病故.郑氏集团发生了一场争夺权位的内讧。
不久,清军攻取昆明,“三藩”全部平定。
这都坚定了玄烨进取台湾的决心。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物色一个能担当重任的前线指挥官。
考虑再三,玄烨决定起用原任水师提督施琅,派他重返福建。
施琅,字尊侯,福建晋江人,原系郑成功手下的亲信大将。
后来双方关系恶化,施于顺治八年1651年背郑投清。
康熙二年1663年,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负责征讨台湾。
他两次出海,都因遭遇飓风,无功而返。
朝廷中很多亲贵大臣却因此对施的忠诚产生怀疑,说他有子侄留在海上,与郑氏旧恩未断,于是被解除兵权,调回京师。
授内大臣职,实际上是闲散供养。
此次玄烨起用施琅,虽有大学士李光地和福建总督姚启圣的推荐,但还是阻力重重,闲言碎语不少。
玄烨力排众议,决定起用施琅,在某些方面,与“三藩”战争初期信任绿营将领张勇有类似之处。
当时张勇是吴三桂的旧部,三桂起兵后,又多次以厚赏进行招徕,朝廷官员中,特别是满人,又猜忌甚深。
玄烨破除偏见,给以专任,终于作战立功。
诚然,此时气氛与那时已经不同,但玄烨的决策毕竟需要有一定的气魄。
施琅到达福建后,朝廷内外因循荀且的空气仍然十分浓厚。
偏偏施琅在如何进军等问题上,又与总督姚启圣发生严重对立。
玄烨都比较妥善地进行解决,使施琅顺利出师,取得海战大捷。
最后郑氏投降,台湾归为清朝所有。
郑氏投降以后,对如何处置台湾问题仍有两种对立的意见。
一种认为台湾孤悬海外,鞭长莫及,派兵戍守又糜费钱粮,不如“迁其人、弃其地”。
连起初主战甚力的李光地也主张放弃台湾,甚至荒谬地提出把台湾让予荷兰。
施琅、姚启圣及一些大臣则坚决反对弃守。
施琅说:
“台湾虽然是一座海岛,却关系着闽、广、江、浙四省的要害。
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还说,“如果放弃台湾,将必酿成大害,只有守住台湾,才可永固边圉”。
玄烨认为施琅等人言之有理,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决定设治驻守,把台湾重新统一于清廷管辖之下,这对于巩固我国东南海疆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玄烨的眼光是远大的。
台湾问题解决后,玄烨又顺势开放海禁,把原来因禁海而强迫迁出的沿海地区,重新展复。
又实行开海贸易,规定在“预行禀明地方官”后,“听百姓以装载五百担以下船只,往海上贸易捕鱼”;以广州、厦门、宁波、上海为对外贸易港口,允许外国商船前来进行贸易。
通过这些措施,使百姓不但得以重返故里,开垦荒田,兼收渔盐之利,而且因为海上交通的恢复和发展,大大地开拓了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门路,对沿海地区以至全国的经济发展,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玄烨的这一开放政策,延续了30余年之久。
安定北方边疆
正当玄烨为解决南方“三藩”和台湾的郑氏势力而倾注精力的时候,在漫长的北方边疆也同样是风云际会,很不平静。
当时,有两股势力在不断掀起逆浪。
一是沙俄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另一则为漠西厄鲁特蒙古中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势力的崛起。
沙俄殖民主义者是一股外来力量。
他们到达东方的时间虽略迟于从海路而来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但那股疯狂的势头比先前者更加嚣张。
除了赤裸裸地占我领土、掠我人户,还挑拨我国民族关系、插手民族纠纷,企图从中渔利。
清朝与噶尔丹的矛盾属于中央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统治者争夺统治权力的斗争,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
清朝统治者本身就是以东北关外一个少数民族而入主中原。
由于满族人数不多,为了实现对汉族广大地区的统治,早在入关前,满洲贵族就致力于与其邻近的蒙古各部实行结盟。
野心勃勃的噶尔丹梦想统一蒙古各部,做全蒙古的霸主,这就必然与清朝的统治发生矛盾。
上述两种势力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但往往纠缠在一起,从而增加了玄烨在处理边疆问题上的难度。
前一时期,一方面因为清廷正集中力量进行与“三藩”的战争,另一方面,噶尔丹的活动还局限于西北地区,暂时还没有与清廷发生直接冲突,所以玄烨对噶尔丹亦以招抚和笼络为主。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玄烨专门派大臣向噶尔丹通报平定“三藩”胜利的捷音,既是表示亲善,也是显示力量。
对于沙俄步步紧逼的侵略行动,玄烨除了增加必要的防卫措施外,也想通过谈判,求得问题的解决,但毫无成效。
南方“三藩”平定后.使玄烨有可能以更多的精力处理北方边疆问题,他密切注视北部边防,作武装驱逐侵略者的准备。
沙俄侵略者不顾清廷的多次警告,以黑龙江北岸的雅克萨为据点,四出剽助人口、抢掠村庄财物,使居住在那里的索伦、赫哲、飞牙喀、奇勒尔等居民惶惶不得安宁。
从康熙十七年1678年到二十一年1682年年间,沙俄又扩大侵略范围,先后在精奇里江今苏境结雅河、西林穆丹河精奇里江支流、额尔古纳河、牛满江今苏境布列亚河以及恒滚河今苏境阿穆混河等河口岸边,修建据点,屯兵驻扎。
包括黑龙江流域在内的广大关外地区,为清朝“龙兴之地”,沙俄的行动,不但侵犯了我国的主权,也严重地威胁到满洲的根本。
玄烨自然不能再容忍下去。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他东巡盛京,拜谒祖陵,同时也是为了考察边情。
九月,他派副都统郎谈等,以捕鹿为名.往雅克实地侦察。
接着,开始调集军队,在黑龙江今瑷珲建城驻兵,又大开屯田,准备积贮,设置驿站。
在玄烨的部署下,清军发动一系列攻势,扫除黑龙江中下游的沙俄殖民据点。
然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五月和二十五年1686年五月,玄烨两次发兵进攻雅克萨,取得完全胜利,迫使沙俄当局同意谈判,签订了以划定边界为主要内容的中俄尼布楚条约》。
在两国谈判中,玄烨鉴于噶尔丹在沙俄支持下,已举兵东向,气势逼人。
为了避免两面树敌,他曾指示谈判使团在领土上作出让步。
尽管如此,条约的签订,明确地划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
在条约签订后的一段时间内,东北边疆得到安定,保障了这片“龙兴之地”的稳固,也为玄烨全力对付噶尔丹争取到较为有利的客观条件。
清廷与噶尔丹直接发生冲突,是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准噶尔进攻喀尔喀部开始的。
在此之前,噶尔丹已经拥有从哈萨克草原、天山南北两路直到宁夏河套以西的广大地域,还得到西藏达赖喇嘛的支持。
噶尔丹率兵越杭爱山进袭喀尔喀,是其实现统一蒙古的一个重要步骤。
喀尔喀地区以南的内蒙古,乃是清朝的内藩,噶尔丹估计这一行动必然会遭到清廷的强烈反对,但以为有沙俄的支持,有恃无恐,决心挥兵东进。
玄烨对噶尔丹尽管早存戒心,但对其成功地突然进袭喀尔喀,还是深感震惊。
事情已经到了如此地步,若不迅速行动,救援喀尔喀部,制止噶尔丹势力,其后果将十分严重。
但是,朝廷中有人不理解这场斗争的意义,面对噶尔丹的汹汹声势和大批南下的喀尔喀难民,竞提出拒而不纳,建议将喀尔喀部首领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等交付噶尔丹,以图宁人息事。
一向偏袒噶尔丹的达赖喇嘛也写信要玄烨交人。
玄烨断然拒绝。
清廷不但收留了这几十万名难民,而且专门派出大臣负责安置。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五月,噶尔丹以索要哲卜尊丹巴等为名,率军南下,在乌尔会河打败了清廷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率领的骑兵,长驱而入,直抵距京师只有七百里的乌兰布通。
显然,噶尔丹已完全为他的胜利陶醉了。
他不仅要统一蒙古,而且准备染指中原,与玄烨一比高低。
噶尔丹屯兵乌兰布通的消息震动了北京。
有史料记载,粮价上涨,所有当铺都关了门。
玄烨知道事态严重,仍保持了沉着镇定,从容地派出两支大军,由皇兄裕亲王福全、皇弟恭亲王常宁带领,出古北口和喜峰口,奔赴前线,玄烨亲自率领诸皇子和阖朝文武官员送别出征将士,随即自己也亲临塞外,以便就近指挥。
可惜他行至半途,因病停驻在博洛和屯今河北隆化县境,未能继续前进。
回銮途中,八月初三日,驻于古北口南的石匣镇,接到从乌兰布通传来的捷报。
双方经过激战,清军攻破噶尔丹的“驼城”,大败敌军,噶尔丹乘夜逃走。
但此役清军也损失惨重,玄烨的舅舅佟国纲中枪阵亡。
玄烨十分悲恸,命皇长子、皇四子和八旗官员、王公、内大臣等设棚祭奠,扶柩送葬。
乌兰布通之战后,噶尔丹遁回漠北。
玄烨为了防止后患,彻底击败噶尔丹,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二月至六月,三十六年1697年二月至五月,两次亲出塞外,跋涉远征,终于取得完全胜利,噶尔丹本人在逃亡途中得病而死。
玄烨战胜噶尔丹,固然是因为他拥有比噶尔丹雄厚的中原地区人力物力支援,也由于玄烨本人在决策上的坚定果断。
噶尔丹的败亡,为玄烨加强满蒙联盟、巩固北部边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这时,不但漠北喀尔喀蒙古完全归入清朝,连一部分漠西厄鲁特蒙古,如游牧于贺兰山以西和青海地区的和硕特各部,以及西藏和嘉峪关以西的哈密、吐鲁番等地,也纷纷归附清朝,密切了与清朝的统属关系,使清朝政府在边疆的统一事业,完全处于主动的地位。
几十年后,玄烨的孙子乾隆帝弘历进军伊犁,把天山南北广大地区都收入版图,最终完成统一边疆大业。
玄烨不愧是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奠基者。
慎选人才表彰清官
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一向标榜“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民,就是百姓,是国家的根本。
根本不安,发生动乱,那么,皇帝的位置就坐不稳,严重时还会出现改朝换代的悲剧。
生性聪慧的玄烨很懂得这样一个基本道理。
为了使百姓安定,休养生息,他亲政不久,连续颁布一些“惠民”的诏令,象永停圈地,实行“更名田”,把垦荒起课的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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