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没有开的课谁来告诉研究生该如何做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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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没有开的课谁来告诉研究生该如何做研究
“教授没有开的课”——谁来告诉研究生该如何做研究?
作者:
张锦华陈炳宏张国良马成龙等
来源:
《传播与社会学刊》编辑部
[摘要]:
中华传播学会2007年的年会于7月5—7日在台湾淡江大学举行,期内以“教授没有开的课”为题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研讨会,结果引来满场好奇的师生,触发了热烈的讨论,虽然这门课没有开,甚至将来也不会开,但内容却是研究生所渴望知道的,因为他们皆想知道研究的窍门。
有感于研究生是研究队伍的主力军,他们的问题也就是研究社群的问题,我们乃萌生把当天的讨论变为本刊对谈的主题,好让多些同学和老师从中受益。
当天参与对谈的包括台湾大学张锦华、中正大学罗世宏和台湾师范大学陈炳宏教授,以及世新大学王馨仪和政治大学刘忠博同学。
后来以笔谈方式加入对谈的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张国良和香港浸会大学马成龙教授及复旦大学马汇莹和香港浸会大学张美凤同学。
对谈获得张锦华教授出任主持,同时得到各与谈者的支持,谨此致谢。
张锦华:
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教授,曾任该所所长。
研究专长包括大众传播理论,传媒批评理论,质化研究方法,多元文化主义与族群传播研究和女性主义与媒介批评。
著作包括《传媒批评理论》等。
曾任中华传播学会理事长。
王馨仪:
1979年生于台湾台北。
曾被理论震撼,尝过知识的甘美。
译有《电影杂货铺》《克里威廉》(校园)。
现在进行“台湾忧郁症论述的系谱”硕士论文。
马汇莹: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主要研究舆论与传媒、把关人研究以及大陆与港澳台的跨文化传播。
与他人合作发表论文:
《传媒在两岸政党沟通的角色审视》、《舆论引导方式,期待创新》等。
张美凤:
现为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兴趣为媒介生产与媒介效果,以及传媒教育研究。
刘忠博:
曾任台湾立报专题记者,现为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博士生、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志工及驻站作家。
罗世宏:
伦敦政经学院媒体传播博士,现为台湾中正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兼任台湾媒体改造学社召集人。
学术与兴趣广泛,包括媒体政策、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理论等领域。
陈炳宏:
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教授,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大众传播博士,曾任职平面与电子媒体6年,研究兴趣包括传媒产业分析、媒体经营管理、新闻采写实务、传播政治经济分析、跨国媒体集团等,出版“传播产业研究”与“解/构媒体”两书。
张国良:
上海交通大学传媒与设计学院教授、院长,博士(复旦大学与早稻田大学联合培养),中国传播学会首任会长。
专长包括传播学理论与实证研究。
兼职包括《亚洲传播季刊》(AsianJournalofCommunication)编委,香港《传播与社会学刊》学术顾问、《中国传播学刊》编辑顾问等。
荣誉包括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等。
马成龙:
佛罗里达大学传播学博士,曾在加拿大及美国任教15年。
2003-2007年担任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研究所事务主席。
现为香港浸会大学传播系教授兼系主任。
曾获得美国国家传播学会(NCA)跨文化传播组1997年“最佳出版论文”奖。
张锦华(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教授兼所长)
写作论文是绝大多数研究者的噩梦,对于初入学术殿堂的研究生尤其如此。
虽然学术研究有一定的格式,或是外显知识(explicitknowledge),需要正式的学习和训练,但是他绝非机械式的填空,而是一个漫长的创造过程。
因此,其中有很多技能,其实是属于MichaelPolanyi所说的隐微知识(tacitknowledge),迈克尔·波兰尼(1891-1976)是一位英籍犹太裔物理化学家和哲学家,其在科学哲学方面的建树虽未及波普尔,但他与波普尔一样,对集体主义(极权主义)社会的分析和批判,也引起西方思想界的重视。
这种知识或能力很难捕捉、归类、或表达,就像如何写好一篇小说、诗歌、或新闻,老是往往在教授有限的外显知识后,就只好双手一摊,告诉大家要“做中学”,learningbydoing。
学生总是不太满意这样的答案吧。
今年在台北举行的中华传播学会年会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专题:
“教授没有开的课——谁来告诉研究生该如何做研究?
”是由刚拿到博士学位,之前是台湾资深记者林照真老师筹组的,邀请了来自世新大学的硕士班的王馨仪和政治大学博士班的刘忠博两位同学提出问题,由台湾师范大学的陈炳宏及中正大学的罗世宏两位元老师提供回应;并邀请我当主持人。
由于我在研究所教授质性研究方法多年,每年审查各类研究案往往达数十件以上,确实也有很多感触,因此欣然同意。
当天在场的有香港《传播与社会学刊》的主编陈韬文教授,他觉得这是一场难得的促进研究生和老师互动的座谈,因此,希望将这场座谈的内容作为学刊的专题对谈。
但他希望在范围上能扩大为两岸三地的交流,因此,陈主编又帮忙再邀请了香港浸会大学的博士生张美凤和复旦大学的博士生马汇莹,以及香港浸会大学的马成龙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张国良教授加入对谈。
谢谢四位同学和四位老师都很乐意的提供了书面资料。
总结来看,同学提出的问题主要是环绕在研究的过程和苦恼(如何找到一个有意义的题目?
或是搜集有用的文献?
如何写作符合格式的论文?
等等)以及与指导老师互动(期待指导老师给予何种指导?
具备何种知识?
)。
而四位老师也分别提供了各种具体的、原则的、或者甚至带有哲学意味的讨论,努力的想把这些隐微知识,加以概念化和类型化,成为研究过程中的外显知识。
这样的努力很贴心,很用心,相信各位可以细细体会。
王馨仪(世新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生)
经过层层考验和面谈进入了研究所,曾经我们都喜孜孜地期待吸收知识殿堂所摆设的知识盛宴;但是这道知识盛宴就如同正式西餐,各种繁复的礼仪、餐具、吃法,使得我们的胃口逐渐变差,甚至写完硕士论文就倒尽学术胃口,拿到硕士之后便再也不提研究这档事。
研究是什么障碍让我们无法轻松大谈知识盛宴、徜徉研究天地呢?
下面我将循着论文架构分享研究生的研究难题。
研究生普遍的研究难题就是找不到研究主题。
从生活经验而来的研究主题做起来有热情,但是由此发想的研究问题也是易流于现象面,缺乏问题意义。
比方说,有不少人对倒扁事件这个大议题感兴趣,但却只能反复陈述事件的表面而提不出值得研究的问题。
面对此一状况,我的经验是先阅读相关资料,读的时候可能觉得像书海捞针,但是在阅读和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有助于找到核心的关怀;或者也可能因此发现自己没有能力研究那个议题,快快死心,换个方向,也是一种另类的收获。
读到这里或许你会纳闷的提问:
为什么不去找老师谈?
事实上,在问题意识未形成前,老师不知道学生要问什么问题,它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理论观点就像没有靶的箭,实在难以发挥。
就学生而言,这个阶段所提的问题都不深入,很容易被误认为没有功课,致使很多学生选择孤军奋战,但是这个阶段却又最需要老师指点迷津。
因此,在问题聚集的过程中,若能有良好的提问技巧促进师生之间的互动,使老师能发挥其经验和敏锐度,提示我们该现象有哪些议题值得探讨,或许能改善研究起步的瓶颈。
另一个关于研究主题的疑问是,如何判断选定的题目是否值得研究?
判断的标准到底在哪里?
有同学的经验告诉我,老师不赞成他的研究题目,原因是他要研究的现象不热门,乏人问津。
也有老师认为研究文本不具代表性,而将整个研究计划给推翻。
老师评估研究价值的标准是我们研究生较难掌握的,也使得研究主题的确定增添一层困难。
确立题目后,就要寻找适合的理论。
传播领域的研究主题很容易跨越领域,这会造成研究过程中几个瓶颈,像是跨领域如何入门;使用跨领域的理论,如何确认自己没有误用;跨领域而导致文献回顾无边无际地写不停……等情形。
找到理论后,下一步就是确立研究方法。
其实研究方法有很多种,但是传播领域的学生论文常局限在调查法、内容分析法、文本分析或访谈法这几种,像早期一些西方学者还会使用参与观察和实验法,但是找不到太多研究成果作为范例,也让研究生没有勇气挑战,甚至还有人修改研究问题来配合较常用的研究方法,以求心安,造成研究方法反过来限制研究生发想研究问题。
写研究结论时,原本引用的理论架构无法充分解释所有分析的结果,就必须再引用其他理论,最后结论就变成理论大杂烩。
面对这样的研究结论,研究生会感到相当心虚,而疑心是否起初就是用了不当的理论而导致这般研究结论。
其实整个研究过程都脱离不了论文写作,研究生在研究起步阶段,不熟悉论文格式和下笔的语气,无法掌握学术写作的用语和文风,也是研究过程中的一大困扰。
更甚者,学习研究方法也像是学习一种产制论文的技术。
研究问题、问题意识,研究分析等等步骤,都被支解拆开,质化和量化也分成两种课程。
其实研究除了技术面,更重要的是观看事情的角度。
若能确立研究者的本体论及认识论,方法论自然就应运而生,并且要带着研究主题来学习,能更刺激学习成效。
条列了上述种种研究过程的难题,这道知识飨宴似乎相当难以下咽。
但是,若不要把做研究、写论文当作一门必修课、苦差事,而是学着以严禁深入的方式,再次认识自己,重新观看世界,并且进一步解答心中疑问、找寻意义的过程。
也期望籍此文抛砖引玉,引发同学们提出研究上的疑惑和困境,与师长们有更多互助,进臻更佳的学习情境。
马汇莹(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生)
对于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同学来说,都希望把博士论文能够开掘到一定的深度。
这与自己提出的问题有关,而如何找到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或者如何在一堆问题中理出头绪、层次和关系,找到那个最有价值的问题,这是很多同学一开始准备学位论文时最大的困惑。
在准备资料阶段,很多人会有大量的资料。
各种各样的观点、材料呈现,有的与自己的研究问题很接近,有的虽然相关但却有一定距离。
为了有更丰富的视野,在刚开始会有什么都看、唯恐有所疏漏,到后来就发现在一大堆材料中“找不到”自己的那个核心问题了,甚至自己原有的判断或者假设都开始模糊了,每个材料似乎都有关,又似乎都不能直接回答。
如何搜集和处理这些大量的材料?
这是一项基本功,可是很多人是自己在摸索,那么它也有规律和方法吗?
与第二个问题相关,是关于英文文献。
对于汉语文献,尚可以迅速判断、鉴别其对于自己的价值,对于英文文献,则常常事倍功半。
无论是电子资料库资料,还是印刷出版物资源,如何有效率的找到并鉴别与自己研究议题相关的英语文献,借此体会国际研究者的视野和旨趣?
在学习和研究中,经常发现一些社会很关注、自己也很有兴趣的热点问题,但这些似乎是一些“中国式的问题”或者说“有中国特色的问题”,比如大陆媒介的属性问题、大陆的党报现象与未来发展问题、大陆传媒的监督功能问题等,如何对这些中国传媒面对的问题深入研究?
如何在这些“中国式问题”中找到与国际研究者能够形成对话和交流的研究点呢?
由于研究传统、教学体系的不一样,一些大陆同学缺乏严谨的逻辑思维训练,在平时学习中如何训练自己的逻辑思维?
用实证研究方法进行研究,需要一定的实际操作经验。
指导教师能否以自己做过的一些研究为例,讲讲一些学术研究成果是如何获得的?
比如:
自己最先开始的想法、如何设计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在实际应用时遇到的一些问题和注意事项,如何调整与更改,又如何形成观点并撰写文章?
以及使用同种方法的其他研究这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有条件的话,可以指导同学做一些这样的研究项目,并培养研究小组成员分工和协作的团队精神。
新闻传播学科与其他社会学科联系紧密,在平时的课程中是否可以多介绍其他社会学科的研究者们讨论较多的学术话题、前沿问题和研究方法,以拓宽同学们的视野。
老师们是以哪些评价标准来评判一篇博士论文的品质?
这些标准与平时发表的学术论文评价标准一样吗?
如果有区别的话,有那些不同?
整体而言,写作一篇博士论文与写作一篇普通学术文章相比,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总起来说,我希望这些课程或方面能够得到重视:
实证研究方法、统计学、社会科学前沿、文献检索、研究专案实例分析。
张美凤(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博士生)
为了更能反映本院研究生同学的经历和意见,除了自身的观察和体会之外,我访问了另外两位同学,希望透过提出综合的意见,有助大家了解我们在准备和撰写毕业论文时面对的问题和挑战。
目前本院提供的课程中,适合研究生级别的课程有些不足,此外,同学们在研究的实践训练方面也较为不足,往往忽略了一些实际操作上的困难和重要事项,一旦出错,对论文影响很大。
同学们大多希望自己的导师给予具体的指导,但是这样的期望未必常能达到,一方面是因为老师们都很忙,另一方面是因为同学的研究题目和研究方法未必是导师完全通晓的。
其实,同学对此是理解的,但有时在困难重重的研究路上,难免会对指路人有较大的期望。
我们认为研究生要完成一篇高质量的毕业论文,其中一个关键在于他/她是否具备严格的学术训练,我们期望的学术训练包括了五个层面,分别是知识、评鉴、思考、研究和写作。
在学术知识方面,理想当然是要能博大要能精,但是,由于每位研究生的研究方向都有很大差别,本院学生人数又少,适合研究生级别的专门课程不多,有时未必能切合个别学生的情况,有时同学在修读完数个课程后,仍然深觉学养不足,往往出现信心危机。
学术评鉴是指对学术作品包括书籍、期刊和论文的欣赏和评价,评鉴的能力在于同学们的学术视野和品味,现时的课程常常局限于理论课本或学术书籍,较少关注最新的学术研究发展。
将一个社会现象上升到理论层次需要理论思考的训练,在理论方面,我们比较缺乏宏观视角的训练,理论课程大多探讨个别理论,较少涉及theoryparadigm和meta-theory(理论的范例与变化)。
我们希望课程能“授人以渔”,帮助同学形成梳理和探索理论的工具和视野。
在学术研究训练方面,现时的课程大多集中在量化方法上,教授质化研究的课程较欠缺。
此外,在课堂上,方法的教授重于方法的实践和应用。
论文要言之有物、言之成理,靠的是同学在学术写作方面的能力,一位同学的导师曾说过:
“别把好的内容写坏了”,目前同学多靠临摹期刊以及他人论文来学习写作的规范,没有太多的系统性训练,学校提供的论文写作课程虽然可补不足,但课程并未为同学提供足够的实践机会。
刘忠博(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博士生)
无论我们关心的是好莱坞电影、韩剧或媒体改革,我们总是把这些议题当成我们的“研究对象”,然后,在这个社会中,搜集有关这些研究对象的材料,例如某些数据、资料、报纸新闻等等。
最好的情况是,我们将这些参考资料全部搜集齐全,但是就算参考资料都找齐,我们其实还是会担心出错,或是这些资料是否能解释我们的研究对象。
此时,老师总是在旁边点醒我们,“要注意你的研究问题啊”、“问题意义不够清楚”等等。
老师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当然都是非常重要。
不过,老师似乎没有跟我们说,叫我们去选择自己最熟悉的,没有人能比我们自己还熟悉的“研究对象”,来加以研究。
而这个研究对象,就是我们自己本身。
老师最多只是跟我们说,叫我们选择自己有兴趣的题目,最多就是如此。
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在其《梦的解析》之中,给了我们一些线索。
研究梦是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假设我们现在要研究梦,那么该如何进行?
弗氏的方法是,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昨晚做的梦,赶紧记录下来,然后对自己的梦,进行严格的分析。
简言之,自己变成了自己所要分析的对象。
谈到这里,我们并不是在说,要完全按照心理学或弗洛伊德的方式,来进行研究。
我们认为,可以学习弗氏的思考方式、学习他到底怎么样在想一件事情。
自己为什么念传播研究所、为什么听古典乐、为什么喜欢杨德昌,以上这些问题,对自己来说可能是最熟悉的材料,但是,我们为什么不用这些对自己是最熟悉的材料,来研究自己?
我们真的能对自己的行动一目了然吗?
这个问题,不妨问问自己。
那你会问,能解释自己的行动,就可以解释其他人了吗?
事实上,作为一名研究生,我们其实也是身处在这个社会中,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会作用到别人,同样也会作用于自己,社会学界称这个作用叫做反身性(reflexivity)。
能够解释自己的行为,我们就能够用同样的思考方式来解释其他人。
如果我们把“研究对象”的概念继续延伸下去谈,亦即,从解释我们自己的行动出发,进一步解释其他与我们自己行动有关的行动,比方说自己喜欢某个类型的电影,所以也研究那些喜欢该类型电影的人,而这个整个过程,就是经由解剖自己的行动开始(这是第一个步骤),再解析其他人的行动(这是第二个步骤),因此,研究对象必须从自己开始延伸出去,而这个整个过程实际上有两个步骤。
如果大家都同意第一个步骤的重要性的话,接着,我们可以来讨论理论和方法如何构连的问题。
先总结以上所谈的:
我们必须先从剖析自己开始,再去剖析别人。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先检视自己发生过哪些事情,再去进行研究。
例如,一定是自己先喜欢看星光帮,先喜欢听巴哈,先喜欢看杨德昌,才会以这些经验材料,进行研究。
可是现在台湾很有趣的情形在于,研究生好像都不在乎这些已经先发生过的事情,就转而直接就跳到理论的层次,埋首书堆去熟念很多理论,而后在从这些理论当中,寻找有没有可以解释自己的研究题目。
我想,如果大家都同意我们刚才谈的第一个步骤的重要性的话,就会认为这整个情形,应该是要倒过来进行的。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先检视发生了什么事情,再去看看有哪些理论能够解释我们自己所发生的事。
在此,请容许我们进行一种结构性的类比:
我们在解释自己的时候,需要先理解自己发生过哪些事情,在回过头来去找理论解释,那么,在对其他人进行解释的时候,又何尝不是如此?
很多老师都有意识到学生念理论的问题,大部分都只是印证那个理论而已。
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而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追溯到研究生没有对自己进行一种——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自我的剖析和解释。
也就是说,先把自己当成研究对象,对自己进行分析,再去分析别人。
研究生直接去念一些别人的理论,而不管这个理论到底与自己有什么关连,就好像我们都不会先对自己进行剖析,就去解释其他人一样,这两者的逻辑是一样的。
总之,如何重建第一个步骤的重要性,我想是整个学术社群可以思考的方向。
或许,在研究方法的课程里,建议可以开设学习“如何解释自己的行动”的课程内容。
罗世宏(中正大学传播系副教授)
研究生的阶段,有不少人在焦虑、迷惑中度日:
不知如何做研究者有之,无法发现或享受做研究乐趣者有之,不知所为何来甚至不想做研究者有之。
“教授没有开的课”——谁来告诉研究生该如何做研究?
建立研究主权:
回归独立研究的本质
其实,老师的责任在问而不在答,至少应该是寓问于答。
由于无法与提问的同学们进行面对面、有机的互动,请容许我还是从尝试回应王馨仪、刘忠博、马汇莹和张美凤同学的问题着手,但千万别以为我是以老师的身份与姿态为学生解答。
几位同学都提到的一个共同问题:
找不到具有研究价值的题目,或是无法形成清楚的问题意识,更困惑于其中的判断标准模糊。
这是很重要的提问,我就从回应这个问题开始。
我认为,老师的责任在提问题,更甚于是给答案。
我自己不曾粗暴地判断同学的研究构想是否有价值,问题意识是否够清楚;相反地,我希望同学和我分享(并且说服我),为什么他(或她)的研究问题有价值?
问题意识是什么?
又,这样的问题意识为什么重要?
换句话说,同学不该期待老师替代自己来下判断或直接给答案。
能够下这个判断和给答案的,只有同学自己。
研究生自己,特别是博士班同学,不能等待“谁来告诉研究生该如何做研究?
”而应自己修炼这门“教授没有开的课”,建立研究主权,回归独立研究的本质。
独立研究是自我发现与自我说服的过程。
在确立研究主题与问题意识的过程中,研究者需要不断地咀嚼文献、观察现象与验证资料。
判断这项研究对特定研究领域或学术社群是否有贡献,对自己和社会是否有意义。
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项研究至少具有最起码的研究价值,问题意识也会从研究者的心灵独白和自我诘问过程中逐渐得到廓清。
心灵独白是认识研究者自身的兴趣、潜力与限制,自我诘问则是刘忠博同学提到的反身性(reflexivity)的重要过程。
刘忠博强调研究者自剖,从解释自己的行动开始,再延伸到解释他人、社会。
而我在此处所强调的反身性,则是鼓励研究者尝试将自身的经验和观点去中心化,从而开启认识与理解更多经验和观点的可能性。
比方说,研究生可能挑选自己熟悉或感兴趣的题目做,若能做自己既熟悉又感兴趣的题目自然是最理想的。
前者与生命经验有关,后者与知识旨趣有关,唯有透过心灵独白和自我诘问,才能找到结合生命经验与知识旨趣的题目。
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有的人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但快慢本身不是问题。
研究是创意,更是劳动
不过,找到题目和厘清问题意识,并不保证可以成功完成一项研究,更不保证研究产出的品质。
已故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自述写作经验时谈到,“劳工,我很感兴趣,但还不知道如何下笔。
感兴趣是一回事,使其跃然纸上是另一回事。
”的确,这是任何研究者(不只是研究生)都需要突破的障碍。
这个障碍一部分是心理的,一部分是物理的:
前者发生在例如研究生读过文献也有经验资料在手,但就是没有信心下笔的情况;后者则关乎研究纪律与写作劳动。
虽然我曾在《传播研究简讯》中谈到这方面的问题,由于它实在太重要了,因此我愿意不顾其烦地在此再次强调(罗世宏,200。
6-7):
创意不是点子发想而已。
天马行空的发想,无济于事。
写作的劳动过程,才是创意生发的实际过程。
Green(1999:
201)谓“研究乃透过写作过程发生”,研究并非“做完”之后再“写出来”。
写作,很少是一气呵成,养成“每天写一点”的习惯极为重要,经过不断修整、补遗……的过程,研究产出始有所成。
这个过程很难速成,一定量的时间投入,是免不了的。
我偶尔脑海中会浮现“倒在血泊中的笔耕者”的意象。
“倒在血泊中的笔耕者”这句用来形容前辈作家钟理和的话,我觉得也很适合借用来描述研究的专心致志的状态,可比吐丝春蚕,成灰蜡炬。
没有用(尽)力气写作的东西,难成掷地有声之作。
同样的,有句话我从某一部外国电影看来的,意思大概是这样:
“先用胆子写,再用脑子改”。
这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因为如果一开始就畏缩不敢大胆写作,再好的研究创意可能会原地打转,很难有较具体的发展。
写作会磨利研究创意,也是检验我们对该研究创意是否仍保持热情的温度计。
而是经历一步一脚印、一锄一犁披荆斩棘而来,研究的学思与写作过程既无捷径也一点都马虎不得。
Sontag自述写作要领的三字诀“写、读、改写”。
我非常同意,改写确实非常重要。
在英国念书时,有机会亲听当时校长AnthonyGiddens在讲座上用“磨利”(polish)一词勉励后辈学子。
“磨利”在此不是“临阵磨枪,不利也光”的意思,而是比较近于“日日勤拂拭”的劳动,意指改写论文就像是擦神灯一样,只有通过擦拭,不起眼的旧油灯才会变成神奇魔力的神灯。
越擦越亮,越磨越利。
严格说,论文可能没有“写完”的时候,永远都能改写成更好的状态。
研究需要大量阅读
同样的,做研究的过程需要不断的阅读,大量的阅读。
阅读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功,也是与学术社群对话的学习机会,更是研究活动非常重要(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一环。
然而,曾听一些老师抱怨现在的研究生很少读书,特别是很少直接阅读英文资料。
我认为阅读英文资料多寡,读的是一手或二手文献,可能都不算什么大问题,真正的问题时速食、代理式的阅读,还有研究前期的只读不写,以及研究后期的只写不读。
所谓素食、代理式的阅读,意味研究生大面积的参考他人整理的文献回顾,并且以大同小异的方式组织、呈现和诠释相同的文献,甚至出现同样的资料引用错误(例如引用资料的数值或页码错误),或是出现同样的理论误读和概念误用的状况,或甚至出现不可原谅的抄袭其他的硕博士论文的状况。
结果是,同样的论文被一本一本的写出来,但研究贡献和学术意识却有限,只能说是moreofthesame,甚至是平庸复制平庸。
因此,我希望研究生重新认真看待阅读这件事,把它看作是研究活动本身的一部分,避免速食、他人代劳式的阅读,跨越时空距离与前人同时代的一流研究者对话,并且把握取法乎上的机会。
若是认真对待阅读这件事,把它看作是研究活动本身的一部分,研究生还需要提醒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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