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制度.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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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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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制度,是中国实施的以户为单位的人口管理政策,户籍表明了自然人在本地生活的合法性。
中国的人口管理长时间以来基于此制度。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户籍制度根据地域和家庭成员关系来划分人口,把户口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以控制人口迁移,这一点引起广泛争议与指责。
户籍制度是具有所谓“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
根据邓聿文的考察,目前全世界仅仅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和贝宁三个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
而据了解,即使朝鲜的户籍制度,也没有在农民和工人之间划出差异性鸿沟。
也有人将中国大陆的户籍制度比作印度歧视性的职业种姓制度。
目录[隐藏]
1概述
2初期
3中期
4现状
5难题
6中国户籍制度变迁50年
7各方意见
8参考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制度-概述
周宣王中国在其历史上采用了很多种方式来管理人口,基本的管理方式则大致相同,都是由官员负责维护人口的档案,以作决策参考。
从周朝时期以来的大部分时间,统治阶级都采用了不同的形式的户籍制度。
根据《文献通考·卷十·户口考一》,周宣王时就有官吏负责“少多、死生、出入、往来者”。
周礼中则记载内史、司会、冢宰都存有户籍副本。
根据到国都距离的不同,周朝将领土划分为乡、遂和都鄙,用来执行不同的税收、征兵和土地划分制度[1]。
但是类似现代的限制人口迁移和户籍注册制度则首见于保甲制度。
管仲提出“禁迁徙、止流民、圉分异”的政策,限制人口的流动,以及自行分家。
而商鞅的《商君书·垦令》中则提出“使民无得擅徙”。
萧何的《九章律》中包含了“户律”,将户籍制度用法律规范下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制度-初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制度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变化大致可划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8年以前,属自由迁徙期;第二阶段,1958年-1978年,为严格控制期;第三阶段,1978年以后,半开放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1958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颁布了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它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
当时社会资源供给不足,颁布这个条例有利于稳定整个社会。
中国按照户口身份来执行科教、卫生、医疗、就业等一系列政策。
农业户口一般为住在农村,并从事农业劳动的户口。
非农业户口则是指住在城镇,并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户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制度-中期
蓝印户口本改革开放后:
一些较大城市,较早实行了“蓝印户口”。
上海市1994年2月施行《上海市蓝印户口管理暂行规定》,文件规定:
在上海投资人民币100万元(或美元20万元)及以上、或购买一定面积的商品房、或在上海有固定住所及合法稳定工作者均可申请上海市蓝印户口,持蓝印户口一定期限后可转为常住户口。
不过这项政策很快因为蓝印户口增长过快,于2002年4月1日被终止,改为使用居住证制度管理外来人员。
深圳市1996年1月1日开始实行“蓝印户口”政策;广州1998年3月推出了“蓝印户口”;
苏州市在苏州工业园区实行四种类别(聘用类、购房类、纳税类、投资类)的“蓝印户口”;
北京于2001年6月推出“工作寄住证”,凡在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或跨国公司总部及研发中心工作的外地人员,符合一定条件者,由企业提出申请,可办理“北京市工作寄住证”,持证者在购房、子女入托、入中小学等方面享有北京市民待遇,持寄住证3年者,经企业申请并报市人事局审批可转为北京市正式户口。
1998年7月22日,国务院发出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
文件对户口管理作出了四项改革:
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的政策。
对以往出生并要求在城市随父落户的未成年人,可以逐步解决其在城市落户的问题,学龄前儿童应当优先予以解决;
放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策。
对已在投靠的配偶所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公民,应当根据自愿的原则准予在该城市落户;
男性超过60周岁、女性超过55周岁,身边无子女需到城市投靠子女的公民,可以在其子女所在城市落户;
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随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所、合法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在该城市落户。
户籍管理制度1990年代末有所松动,一些地方不再区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
2003年起,全国很多省市开始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统一称为居民户口。
户口簿上仍然保留居住地一栏,所以仍然可以辨别户口是属于城镇还是农村。
在2003年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陆炳华等34位代表就提出了尽快制定户籍法的议案。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经审议认为,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户口登记条例》,已不适应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制度-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制度城乡户籍制度的统一
2005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官员表示拟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的界限,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2005年10月27日,公安部新闻局表示,目前全国已有陕西、山东、辽宁、福建、江西、湖北等11个省的公安机关开展了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工作。
公安部目前正起草户籍法,预计会突出控制人口的个人信息、弱化户籍的附加职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制度-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制度1、户口登记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和在国内的自由迁徙,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由此生成,造成了城市和农村的不平等。
2、对超生或非婚生的子女实施的不准入户的规定,造成黑户口(没有户口)问题。
由于户口的附加值,使得黑户口公民在升学、就业、医疗等方面遭遇极大的困难。
3、一个中国人出生后被要求选择其父母中的一方的户籍作为自己的户籍;在就学、就业等也可以迁移户口,但是有时地方政府会限制迁移的名额,以及征收高额城市增容费。
4、由于各地竞争激烈程度不同,一些学生家长在高考报名之前将子女户口迁移至竞争不激烈的地方以求获得更好的录取机会。
高考移民现象引起很大争议。
5
6、很多住在城市郊区或者“城中村”的居民,完全不从事农业,却仍然是农业户口;同时也有很多来自农村的居民在城市工作,却无法获得非农业户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制度-中国户籍制度变迁5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制度半个世纪前,通过户籍等一系列制度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城乡之间形成壁垒森严的界限。
多年来顽固的户籍政策虽未完全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但是城市、农村两种人的待遇差别和相关制度安排,还是大大消解了这一群体完全进城扎根的可能性。
中国以农村供养城市的模式高速完成了工业化,代价是城乡间越拉越大的发展鸿沟。
显然,这一过程伴随着巨大的制度不公和成千上万个体利益的被掠夺。
而今,世界上未曾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面对全球最大迁徙潮的同时,又面对如此重大的消弭城乡、区域差别的历史任务。
一切,可以从看似单纯的户口政策的变革上,找到线索。
“大户籍改革”,历史契机也许就在眼前。
历史地看,户籍制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
在追求“迁徙自由”的梦想之路上,我们要走的路显然很长。
全球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中国至今属于其中之一。
衍生于计划经济年代的户籍制度从严格控制到半放开历经了漫漫50年,现在仍处于有待彻底改革的相持阶段。
中国户籍制度背后承载的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以及在接受教育、转业安置、通婚子女落户等方面所衍生出的许多具体规定,整体构成了一个利益向城市人口倾斜、包含社会生活多个领域、措施配套、组织严密的体系。
政府的许多部门都围绕这一制度行使职能。
彻底的改革,绝非改掉一纸户口所能解决。
城乡二元户籍制之源1958年,被视为中国人口管理制度的一个分水岭。
这一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及配套制度,为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提供了详细的制度安排。
在此前的1954年,其实中国公民的迁移自由已经从宪法中被取消。
从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开始,中国人步入了一个漫长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
这一体制的形成,很多人把其归结为计划经济使然,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则认为这更多是当时的经济危机造成的。
他在《我们是怎样失去迁徙自由的》一文中提到,在1952年-1957年中国一五计划时期,大约有2000多万农民工已经自由流动进入城市。
但从1959年开始到1960年,大概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又从城里迁出2000万人。
这一变化源于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
建国后中国政府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一五”时期所建立的基本是军重工业为主的国家工业体系,重工业有一种内生的“资本排斥劳动”的机制,这一方式起初并未对农村劳动力完全封闭,期间部分农民工流动现象可以说明这一点。
不过情况到了1956年发生变化。
中国工业此时刚刚起步,由于中苏交恶,苏联停止了对中国工业化的后续投资。
苏联停止援助后,政府财政赤字大规模增加,基本丧失了扩大再生产能力,没有新增扩大再生产就没有新增就业,所以1959年政府不得不把进城的人向外迁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制度要实现工业化,必须牺牲农民的利益。
这一观点可以充分解释中国建国初期学习苏联模式的工业化路径。
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后,政府在公社一级建立财政和农业银行机构,以全额提取农业剩余,并且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结构来保证这种内向型的资本积累,农业成为重工业所需资本的积累来源。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分析,对比西方国家先发展轻工业、积累了大量资金再逐渐投资到重工业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客观使得轻工业没有为重工业提供积累的机会”,只能通过“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让他动弹不得,永远种粮食这种方式来实现资金积累”,从而演变为一场对农民的“掠夺”。
这一背景下,户籍制度一诞生就带有浓重的命令经济色彩,并为之确立了一套完善的具体管理制度,内容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
这个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从此在中国根深蒂固。
1964年,国务院转批公安部户口迁移相关规定的基本要点时提出两个“严加限制”:
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
1977年,国务院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此后公安部具体规定了“农转非”的内部控制指标,即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的“农转非”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
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上个世纪整个60、70年代自动流动的人口几乎没有。
城市生活柴米油盐都是凭户口凭票证供应,没有票证,意味着无法生存。
户口成为了利益载体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户籍政策构筑了“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在实际利益上的不平等。
两种户口成为差别化分配各种利益的最直接标签。
非农业户口在各项待遇上明显优于农业户口。
在改革前近30年的国家工业化初期阶段,城市人口享受到了从出生到死亡的各种保障制度,这些保障靠国家财政补贴维护。
据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保守估计,城镇每安排一个人的就业和生活需花费3至4万元,2亿多人就需要6万多亿元……
然而,占人口80%、只能提供积累不能分享工业化收益的农民一直与这种制度无缘,土地成为他们唯一的保障。
两类户口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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