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与《解放日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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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与《解放日报》
胡乔木与《解放日报》
作者:
程中原文章来源:
《晋阳学刊》2013年第3期点击数:
1002更新时间:
2013年11月14日
【摘要】胡乔木与解放日报的渊源,从1941年3月为解放日报撰写第一篇社论,到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解放日报停刊为止。
在这期间,胡乔木为解放日报撰写了大量的社论和评论,阐述中共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政策和策略,评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文艺界的变化,在延安整风中及时地传达党中央的声音,并担任党报委员会委员,将《解放日报》改版成为了“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
【关键词】胡乔木;解放日报;社论
一、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
胡乔木同《解放日报》的关系,是从1941年3月开始密切起来的。
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其中一项是扩大《解放》杂志的编委会。
新的编委会由张闻天、博古、吴亮平、陈伯达、杨松、康一民、蒋南翔和胡乔木等组成,仍由张闻天负总责,吴亮平为编辑主任。
另一项重要决定,是将《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改名为《解放日报》出版,确定博古担任社长兼主笔。
5月15日,中央书记处发出毛泽东起草的通知:
5月16日起,出版《解放日报》。
新华通讯社,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
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
当时《解放日报》为四开两版。
博古学习联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做法,每天发表社论。
毛泽东经常被约请写社论。
有的社论,毛泽东嘱咐胡乔木完成。
同时,由于胡乔木的特殊位置和写作才能,也是博古经常约写社论的对象。
胡乔木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第一篇社论是《救救大后方的青年》[1]。
这不单是因为胡乔木长期从事青年工作,对青年情况熟悉,还因为他当时参加了《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的起草和修改工作。
6月8日发表的这篇社论,正是配合中央青年工作决议发表的。
社论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青年“在物质上生活上受着煎逼,同时在精神上思想上更受着苛刻的压制”,表示了极大的同情、痛心和悲叹。
社论呼吁在重重压力下的大后方青年,第一,对抗战的前途须有透彻认识和信心;第二,必须自强不息,自觉地担负自己应尽的责任;第三,必须善于识别各种危害青年者的面目。
由此开始,胡乔木在担任毛泽东秘书的繁重工作之余,为《解放日报》写了不少社论和文章。
他那渊博的知识,敏捷的才思,优美的文采,也更加充分地显露出来。
6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胡乔木写的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
社论指出:
“随着抗战以来文化中心城市的相继失去,以及国内政治倒退逆流的高涨,大后方的文化阵地已显得一片荒凉,只有延安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为全国文化的活跃的心脏”。
“延安的古城上高竖起了崭新的光芒四射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旗帜,在这个旗帜下萃聚了不少优秀的科学艺术人才,从事着启蒙的研究和实际建设的工作。
”社论表示“虔诚欢迎一切科学艺术人才来边区,虔诚地愿意领受他们的教益”[1]5、7。
6月17日,胡乔木在为《解放日报》撰写的《国民党缺少什么》的社论中,严厉批评国民党最缺少的是民族的信心,呼吁国民党“坚决提高民族信心,坚决贯彻民族独立战争”[1]11。
6月2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
这一天,也是苏德战争爆发一星期的日子。
《解放日报》发表了胡乔木写的社论《苏必胜,德必败》,影响很大。
社论指出:
苏德战争“必然达到一种结论:
苏必胜,德必败”。
为什么呢?
“第一,德国师出无名,无法进行精神动员”;“第二,德国实力,在量上是有限的,在质上是已暴露的”;“第三,德国对苏作战还要不可免地遇到许多重大的技术上的困难,德国对苏似乎是外线作战,其实德国的四面,都在敌人的包围攻击中间”;“第四,德国内不稳而外孤立,苏联内坚强而外多助,这乃是决定这次战争胜败的关键。
”[1]12-14在苏德战争刚刚爆发之时,对战争前途作出了很有说服力的分析,增强了人们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信心。
此后,胡乔木或按毛泽东的要求,或应《解放日报》的邀约,为《解放日报》撰写了很多社论,其主题都是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政策和策略。
1941年7月8日,胡乔木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国际的团结与国内的团结》,提出“加强民族团结,是目前的急务”[1]17。
7月27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出路和迷路》,指出:
“中国的出路何在”这个问题的基本答案,中国共产党在7月7日发表的宣言里已经提出,这就是联合英美苏联,加强国内团结,改良政治,积极反攻,以求彻底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的路。
可惜极少数民族败类,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亲德分子,故意要把国家拖到迷路上去。
这就是全国分裂,反共反蒋、反苏反英美,投降日寇和国际法西斯阵线,使中国亡国灭种的路。
社论说:
“选择第一条路就是保存全中国而牺牲何应钦,选择第二条路就是保存何应钦而牺牲全中国。
二者究竟孰吉孰凶,何去何从呢?
”社论运用严谨的逻辑,十分有力地回答了中国的出路问题[1]23-24。
8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闻捷》,祝贺在敌后艰苦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开始反攻的时候取得的很多胜利,论述反攻胜利的意义,“希望这些胜利能够促成全国的反攻,尤其是促成反攻胜利的各种必要前提的实现。
”[1]25
8月26日,胡乔木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最近的国际事件与中国》,强调“今天的世界乃是民主的世界,无论国际局势的演变如何波谲云诡,未来的胜利者必属于民主的势力,必属于民众”[1]29。
9月11日,《解放日报》又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打碎旧的一套》,主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教育的思想“翻译成真正中国的言语”,并运用其精神,“打碎旧的一套,彻底地改进我们的全部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在职教育”,“发展真正与人民与实际相联系的教育,替中国的新教育真正开辟一条康庄大道。
”[1]34,35
1941年9月16日,《解放日报》按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决定扩大为四版。
当天,发表了胡乔木撰写的长篇社论:
《为什么要向主观主义宣布坚决无情的战争》①。
这篇重要社论,是胡乔木深刻领会8月1日中央作出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九月会议作出的反对主观主义决定而写成的。
在谈到反对主观主义的极端重要性时,社论强调:
“最近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同时解放日报也接连发表了两篇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教条主义教育的社论,一个新的战争正在开头——这个战争是和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自由的战争同时进行的,它的意义比那个战争也至少是不相上下。
这是思想上两个基本营垒——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战争,这个战争的胜败将决定中国民族民主运动的胜败。
”
在谈到共产党的性质和主观主义的关系时,社论说:
“按照它的名称,按照它所一贯的理论基础的性质,共产党应该是唯物主义的,这就是说,应该是反对主观主义的。
中国共产党所始终信守不渝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政纲,它在民国十二年至十六年所采取的与国民党成立革命联盟的方针,在以后八年内所采取的团结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必需坚持革命运动的方针,八一宣言以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各项政策,这些也都是适合各个历史阶段的国情,都是必要的,正确的,唯物主义的。
”但同时又指出:
“决不应该否认,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主观主义也曾经产生过严重的影响,妨碍过这些方针的实现,而大革命失败后的某些时期内表现为盲动主义、立三路线和左倾机会主义的主观主义对于革命事业的危害尤其可怕。
”并进而指明现在仍然存在的问题:
“这个主观主义的错误在党中央的政治领导上虽然已经根本纠正,但在思想方面的余毒却直到现在还没有肃清。
直到现在,我们的思想界还没有集中火力来研究中国当前的客观实际问题,来建设和发展中国的革命理论和其他各个文化部门的理论,或则强不知以为知,满口‘夸夸其谈’,或者与以盲目搬运欧美资产阶级文化为职业的留学生同流,一味无目的地宣传马克思、列宁的个别结论,风气所及,以至延安高级学校的某些学生和教师,对于今天的中国竟连常识都很缺乏!
马克思列宁的个别结论无论在当时当地如何正确,却决不是可以祖传或出口的,硬拿到今天的中国来宣传,就必然造成教条的崇拜,就必然把最好的唯物主义变成最坏的主观主义——它是最坏的,因为它常比许多由于夸张了中国实际之某些片面而产生的主观主义还更脱离实际,还更使人迷惑麻醉,难于解脱。
虽然今天党的政治已经不受这种脱离实际的‘理论’和‘理论家’的指导,因而这种‘理论’和‘理论家’在理论的世界中,还只处于与政治相中立的状态,但是这个中立显然是不稳定的,它必然要发展到实际的世界中去而造成对于政治的损害——在党的许多工作部门中,这样的损害已经是到处看得见了。
”
在谈到如何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开展斗争时,社论强调:
“反对主观主义需要一个坚决无情的斗争,这个斗争决不是一篇文章一篇讲演所能够解决的。
”社论追溯历史,从“早在民国十八年,毛泽东同志在当时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直到“九年以后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严肃地指出:
“这些宝贵的指示,却至今没有被全党所真正接受。
因此直到党的第二十周年党中央还必须领导一个全面的斗争来彻底扫除党内的主观主义问题。
”
社论阐明了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指出:
“这个斗争首先是共产党的任务,因为共产党是科学的唯物主义的政党,如果不能从思想上最后驱逐主观主义,则全党将不能成其为真正的共产党,党员也将不能成其为真正的共产党员。
这个斗争同时又是全国人民和全国思想界的任务,因为全国人民如果不能知己知彼,脚踏实地,破除妄想,提倡科学,则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完成中国革命,便将成为不可能。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乃是全民族的思想革命的动员令,乃是中国的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宣告决战的纪念碑。
”
胡乔木撰写的这篇社论,从党的历史到党所面临的现实,全面批判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为延安整风做了重要的思想和舆论准备。
文中多处引用毛泽东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即古田会议)的讲话和《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著作,把它们作为党内反对主观主义的经典之作加以宣传,产生了显著的效果。
二、参与《解放日报》的改版
《解放日报》自1941年5月出版以后,方向是正确的,成绩不小,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1942年2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解放日报》工作。
毛泽东指出:
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是表现一种党性。
现在《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内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他们的影响,而对我党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之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
《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的活动,充实下层消息。
毛泽东提议,要根本改变《解放日报》现在的办报方针,使它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
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委托博古拟出改革方案,提交中央讨论。
在新方案实施前,先进行改良。
此外,会议还同意发出《中央宣传部关于进行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给各级宣传部的指示》,并决定编印两种研究参考材料:
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白区工作重要历史文献[2]363。
3月8日,毛主席专门给《解放日报》题写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八个大字。
3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博古提出的改造《解放日报》草案。
毛泽东在会上指出:
“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
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
”[2]368会议决定组织党报委员会,胡乔木为委员之一②。
1943年3月31日,毛泽东和博古等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集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和作家共七十多人开座谈会,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
1943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致读者》,宣布从今天起报纸的版面加以彻底的改革,“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
在三月政治局会议讨论《解放日报》改造草案之前,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教条和裤子》。
胡乔木依据毛泽东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精神,比较深刻地批判了党内的教条主义。
胡乔木首先谈教条主义的两种典型方式:
“一个方法是:
把适用于一种条件的真理,硬帮帮地搬到另一种条件下面来”,“没有把理论当作行动的指南,而是把它当作了行动的公式”;“另一个方法是:
把适用于一般条件的真理,原封不动地放到特殊条件下面来”,“没有把理论当做行动的指南,而是把它当作空话的指南”[1]47。
社论接着列举教条主义在延安的种种表现,强调实际解决教条主义的紧迫性。
胡乔木把摆脱教条主义形象地比作“脱裤子”,他说:
“谁要是诚心诚意地想反对教条主义,那么他第一着就得有脱裤子的决心和勇气。
今天的关键,正在这里。
”“我们自动地主张脱裤子,因为我们有充分的自信,知道自己是基本上健全的,只有局部的个别的缺点,而且这些缺点是会很快清除的”[1]47,48,50。
《解放日报》正式改版后的第5天,4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
指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三股阴风,在我们党内作怪了多年,它给与我们党和中国人民以无可比拟的重大损失。
”[1]54整顿它需要正确地进行斗争。
正确的方法有几种:
一是“对事的态度,正确的斗争方法,主张实事求是、有的放矢”;二是“对人也主张实事求是,有的放矢”;三是“不但要与别人的错误作斗争,而且还要深刻地检讨自己”;四是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
“整顿三风”,“是我党思想上的革命,这是极细腻的思想斗争,决非轻浮草率所能了事。
”[1]55-56
紧接着,4月6日,胡乔木又在《解放日报》发表《自我批评从何着手》的社论。
指出:
“自我批评对于整个共产党或每个共产党员的重要,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识。
但是尽管常识人人都有,我们的自我批评却还是很少。
这是怪事,这是必须赶快消灭的怪事。
”“党中央去年七八月关于增强党性和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同志最近关于整顿三风的演说,乃是全党范围的自我批评。
”社论强调,要克服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就需要在党的每个部分和每个党员中间”,“进行自我批评,并且按照自我批评实行有效的改正。
”社论认为,“尽管‘脱裤子’的声浪,近来确也甚嚣尘上,但是直到今天真正严肃地周密地检查了自己的,究竟有几个?
”社论批评那些把批评的“雨点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向着别人的”现象,是“一面镜子照来照去总是照不见小我,照见的大我又是望文生义,残缺不全”。
他指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真正坚强的自我批评需要方法,需要首先充分懂得中央决定和毛泽东同志演说的实质,需要思想上精神上的郑重的准备”。
社论表示,“我们不但希望全党成为一个充满自我批评的机器,而且希望能有更多的为原则而战斗的自我批评家出现”[1]58-60。
胡乔木撰写的这几篇社论,充分体现了“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改版宗旨。
除此而外,胡乔木这一段时间在《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文章还有《宣传唯物论》、《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请重庆看罗马》,《精兵简政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再论精兵简政》、《贯彻精兵简政》,《为什么在职干部教育摆在第一位?
》、《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边区政府准备热烈庆祝国庆节》、《此次文教大会的意义何在?
》等。
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许多方面。
可见,胡乔木是围绕《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简称“五一施政纲领”),配合边区政府的主要工作撰写社论的。
从《解放日报》改版以后,胡乔木同报纸的关系更加密切。
《解放日报》等新闻媒体的发展和党的新闻干部队伍的建设,成为胡乔木关注的重要方面之一。
他在这方面也写了不少社论。
1942年7月18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
胡乔木根据中央宣传部关于改造党报的通知和4月1日《解放日报》改版社论《致读者》的精神,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报纸在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方面的不足,和报纸宣传中不灵活、不具体、不生动的缺点。
希望新闻工作者“用新的对报纸的观念来代替那些旧的观念”,少做“官样文章”,少登“政治的空谈”,多一些“好的论文”,特别是“好的新闻和通讯”,“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更好些”[1]76-79。
8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报纸和新的文风》的社论,提出:
“建立新的文风,是整顿三风中的一件大事,同时又是报纸、和报纸有关的一切工作者应当首先来倡导的事情”;“报纸不仅是报道消息,而且要作为建设国家、建设党、改造工作、改造生活的锐利武器。
要把我们这伟大时代中各方面各角落沸腾的生活反映到报纸上来。
”社论提出“如何来建立新鲜活泼生动有趣的文风”的问题。
要求“打破一切固定的格式”,“不公式化”,“少点‘八股’气”;“内容要有新的东西”,要寻找新的材料,同时又要写得“具体细致”、“亲切有味”、“深刻精到”。
社论指出:
“要充实报纸的内容,要把文字写好,就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写什么材料,一是用什么语言来写。
”“建立新的文风,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
这是长期学习和工作的过程。
”社论谆谆告诫说:
“废除党八股,建立新文风,只有在不断的刻苦的努力中才能达到。
”[1]80-84
1943年1月26日,胡乔木又在《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报纸是教科书》的文章。
指出:
“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而党报,就还是党的教科书”。
报纸要“能够表现人民的感情和意志”,“对于我们,没有比人民的要求更神圣的标准了”。
“一定要熟悉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心,要熟悉党的方向,政策和工作的具体过程,要跟党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要绝对忠实于党的意图和党的指挥。
”他还提出报纸的文章要“又短,又新,又具体”的要求[1]303,304,305。
此后,胡乔木对《解放日报》的编辑工作和文风,又提出重要的具体建议。
1946年9月1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人人学会写新闻》的文章。
9月27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短些,再短些》的著名评论。
在这篇对新闻工作有深远影响的千字文中,胡乔木向《解放日报》编辑提出具体建议:
新闻、通讯和副刊稿件要五分之四是一百字到四百字的,研究论文、专文等等五分之四四百字到两千字。
他对《解放日报》的副刊提出这样的希望:
“让我们有这样的副刊吧,它没有太多的可有可无的以各种名义出现的列宁所谓‘知识分子的议论’,可是每天万把字的版面上挤满各种作者读者各种内容形式的几十篇稿件信件,切实而紧凑地传达着生活和战斗的各个侧面,传达着群众的嘈杂,好比生意旺盛的花园一般!
”[1]310,311
三、撰写评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文艺界变化的社论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和结束时的两次讲话,在延安的文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大家希望尽快公开发表毛泽东的讲话。
毛泽东是文章大师,他的著作通常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写就的,但这次讲话却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
他就嘱咐胡乔木根据自己的笔记和速记员的记录进行整理。
胡乔木的整理稿将毛泽东5月2日的讲话作为“引言”,5月23日的讲话作为“结论”。
后来,胡乔木又协助毛泽东对整理稿进行了仔细的推敲、斟酌和反复的修改,但并没有很快发表。
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委召集五十多位文艺工作者开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代部长凯丰在会上讲话,号召大家遵循毛泽东《讲话》的精神,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群众。
延安的文艺界由此掀起了一个下乡的热潮。
为了配合这一形势,经毛泽东本人同意,《解放日报》在3月13日才首次刊登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部分内容。
全文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1943年10月19日纪念鲁迅逝世7周年的时候。
《解放日报》首次发表《讲话》全文的第二天,20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把《讲话》列为“整风必读的文件”,并称这个《讲话》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4月25日,胡乔木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的社论③,评述了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个月来延安文艺界的新变化。
社论指出:
“经过了一些反省、讨论和实践尝试的过程,文艺界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步调渐渐归于一致。
许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倾向逐渐受到清算,而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成为众所归趋的道路。
”
社论还总结了延安文艺活动中表现出的新方向的几个特点:
“第一是文艺与政治的密切结合”;“其次是文艺工作者的面向群众”;“再次,文艺的普及和提高的问题”,“也看出了解决的方向”。
同时,胡乔木也指出,“这仅仅是开始,文艺与实际的结合、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文艺工作中还有着许多缺点,而最主要的是:
第一,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群众的语言,生活,以及民间艺术等等,还是不熟悉的,对于他们的思想意识还是不够理解的,因此在工作上就受到很多限制,许多作品,特别是有些戏剧,还不能正确反映真正群众的面目和群众的感情;第二,我们的新作品,都还只是初级的,还有大大提高的余地;例如鲁艺秧歌舞中的《兄妹开荒》,是很好的新型歌舞短剧,但同时也是比较简单的作品,表现还不够深刻,不从各方面加以发展,是不可能表现更丰富、更真实的生活内容的;第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文艺活动本身,还很狭小很肤浅,还是主要限于延安附近的活动,还是少数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的活动,我们还需要把运动扩大、深化,使它普及到全边区,使它成为在工农兵群众自己内部生根和繁荣起来的东西”。
胡乔木一再强调,要克服和解决这些缺点与不足,“需要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下更大的决心,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和工农群众中去,去熟悉他们的生活、情感和语言,去帮助他们中间的艺术活动的普遍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去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创作质量。
为着达到这样的目的,文艺界的同志们的下乡工作,是具有重大意义的”[1]95-100。
这是一篇非常值得重视的文章。
因为,这篇社论发表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没有全文正式发表出来,这篇社论适时传达了讲话整理稿的重要内容。
四、在延安整风中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
在延安整风中,胡乔木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不少。
以下各篇,影响很大,特别值得一提。
1942年5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撰写的社论《整顿三风中的两条战线斗争》。
社论指出:
“两条战线斗争的精神就是反对主观主义的精神。
任何事情,没有两条战线的斗争,都办不好。
整顿三风,是全党思想和工作的大改造,更非贯彻两条战线的斗争不可”。
这里所说的“两条战线”,就是同“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作斗争的两条战线,也就是反“左”和反右两条战线。
社论指出,“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不是折衷主义的方法。
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对在时间中运动着的事物规定的一个适如其分的相对的安定性,它反对过右的与过左的两种说法,因为这两种说法都是与事物的客观实在性质相违的,都是主观主义的”。
他强调,两条战线的斗争要正确进行。
指出:
“两条战线斗争,是不能给人乱戴帽子的。
这种斗争的进行,要有最大限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要提倡同志们勇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勇于怀疑和勇于批评的精神。
但决不能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弄得到处都是偏向,到处都是斗争。
在两条战线斗争上任何轻率的不负责任的态度,都可打击党员群众活跃的积极的精神,对党都是不利的”。
“正确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党的生活中一天不可缺少的东西。
在整顿三风进行中,必须加以提倡,并且正确实行,以保证我党伟大改造运动的成功”[1]68-71。
6月10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宣传唯物论》。
社论指出:
“中国共产党的‘整顿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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