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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度
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度)
从汉隋唐宋四代史志所见的《庄子》传本
专业:
中国哲学
方向:
中国古代哲学
导师:
陈少明教授
作者:
潘大为
答辩委员会(签名)
主席:
委员:
2003年5月
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
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
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
对本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
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潘大为
2003年5月18日
感谢台湾中华儒道研究协会支持
《从汉隋唐宋四代史志所见的〈庄子〉传本》
摘要
《〈史记〉中的〈庄子〉》考察《史记•庄子列传》描述的古本《庄子》的面貌。
《从汉隋唐宋四代史志所见的〈庄子〉传本》分析汉隋唐宋四代史志中记录的《庄子》变迁。
依据以上两文提供的文献学背景,《对“庄子非孔说”的两种辨正》比较两篇宋人对《庄子》哲学的解说。
关键词:
《史记》史志《庄子》传本篇卷
Title:
TextualVersionsofZhuang-ZiintheCataloguesintheAnnalsoffourDynasties
Major:
ChinesePhilosophy
Name:
PanDaWei
Supervisor:
ChenShaoMing
Abstract
Zhuang-ZiinShi-JistudiesthefaceofZhuang-ZiofarchaictextualversionappearedintheBiographyofZhuang-ZiofShi-Ji.
TextualVersionsofZhuang-ZiintheCataloguesintheAnnalsoffourDynastiesanalysesthetextualevolutionofZhuang-ZiinHan,Sui,TangandSongDynasty.
Basedonthephilologicalfactabovementioned,TwoEssaysonZhuang-ZiasaConfucianism’sOppositionmakesacontrastbetweentwoexplanationsofZhuang-ZiphilosophygivenbytwowritersinSongDynasty.
Keywords:
Shi-Ji,theCatalogueintheAnnals,textualversionofZhuang-Zi,chapter,volume
摘要………………………………………………………Ⅰ
目录………………………………………………………Ⅱ
引子………………………………………………………p.1
《史记》中的《庄子》………………………………p.2
从汉隋唐宋四代史志所见的《庄子》传本……………p.9
对“庄子非孔说”的两种辨正…………………………p.21
参考文献…………………………………………………p.25
文献综述…………………………………………………p.26
附录一:
俞正燮《庄子司马彪注集本跋》……………p.27
附录二:
王安石《庄周》(上)………………………p.27
附录三:
苏轼《庄子祠堂记》…………………………p.28
附表:
汉隋唐宋四代史志中的《庄子》………………p.29
引子
《庄子》并不故弄玄虚,然而它的单纯却正是它令人着迷的地方。
不论后来者从中读出多少微言大义,这种单纯仍然存在于我们的肉眼就可以凝视的文字本身,正如风行水上,月至中天,诗人吟咏后,我们看它们的眼便从此不同。
但是有太多诗句翱翔在月亮和我的手指之间:
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
庖人所见,无非牛也。
《史记》中的《庄子》
《庄子》及庄子,正史始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
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
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
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
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
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
庄周笑谓楚使者曰:
“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
子独不见郊祭之牲牛乎?
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
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
子亟去,无污我。
我宁游戏污渎之中以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
《庄子》一书(以及其它诸子书),意旨如何姑且不论,毕竟有典有册,考其前后本末,即知流传有绪,不是天书。
《史记•八书》不录典籍,上录《史记》列传的记载是今人了解汉武时(史迁作书时)《庄子》一书——准确地说是《史记》所云“十余万言”——的面貌的依据。
但是,《史记》列传关注的中心在传主,体例与后世史书的艺文志/经籍志大有不同,但正如清人章学诚所言,此中包含的信息并不局限于体例而能一脉贯通。
以“见书不见人”之眼观之,《史记》庄子列传恰是对《庄子》——“十余万言”——的一篇极妙的介绍: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
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
作者的名氏爵里和生活时代。
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
作者的思想要旨。
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
篇幅、风格。
本句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以下简称《索隐》)注:
“其书十万余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对语,故云偶言……”视“其著书十万余言”意即“其书十万余言”、这“十余万言”是庄子所著的一本完书,非。
史迁“据……诸子百家之书”作《史记》,,然而当史迁作《史记》之时,彼“诸子百家之书”尚不是诸子百家之“书”也。
列传言诸子著“书”处甚多,以书名、字数、篇目(含篇数和篇名)的有无分类如下:
有仅记书名者:
《管晏列传》(晏子):
“太史公曰:
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
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
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
有记书名、篇数、不记篇名者:
《老子韩非列传》(申子):
“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
著书二篇,号曰申子。
”
《孟子荀卿列传》(孟子):
“(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
有记字数、篇数者:
《老子韩非列传》(老子):
“关令尹喜曰:
‘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
’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
”
有仅记字数者:
《孟子荀卿列传》(荀子):
“(荀卿)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
有仅记篇数者:
《老子韩非列传》(老莱子):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
”
《孟子荀卿列传》(慎到):
“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
”
有记字数、列举部分篇名者(庄子入此类):
《老子韩非列传》(韩非):
“(韩非)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人或传其书至秦。
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
‘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李斯曰:
‘此韩非之所著书也。
’……”
《孟子荀卿列传》(驺衍):
“(驺衍)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
”
有仅列举部分篇名者:
《管晏列传》(管子):
“太史公曰:
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
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
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
《屈原贾生列传》(屈原):
“太史公曰: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
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
私人著述始于战国,已为人熟知,但著述的情形如余嘉锡所说,“古人著书,并无专集,往往随作数篇,即以行世。
”此种别行的散篇,亦即《史记》云诸子著“书”之“书”。
上录《老子韩非列传》“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一段内,“韩非之所著书”不指《韩非子》而指散篇《孤愤》、《五蠹》,即是明证。
“老子乃著书上下篇”之书、“著书二篇,号曰申子”之“书”、“故其(庄子)著书十余万言”之“书”等,也都是指这种散篇,而不指《老子》、《申子》(《申子》者,先有“著书二篇”,然后“号曰申子”)、《庄子》书。
所以即便其人一生著作不辍,然而著述辑集,亦必“迨及暮年或其身后,乃聚而编定之。
其编次也。
或出于手定,或出于门弟子及其子孙,甚或迟至数十百年,乃由后人收拾丛残为之定著……秦、汉诸子,惟《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为有统系条理,乃一时所成,且并自定篇目,其它则多是散篇杂著,其初原无一定之本也。
”
由是观之,所谓某子之“书”,本来即是由后人编篡而成的“某子著述集”,并不是由某作者(某子)造意结构、“有统系条理,乃一时所成,且并自定篇目”的一本著作;造意结构、自成首尾者,仅是在成“书”之前已广布流传、后被收入其“书”作为“书”的组成部分的一篇一章;而篇目的取舍、排列乃至裁剪,从而成“书”的整体面貌——包括“书”名——并不取决于这些篇目的作者,端看编“书”人、传“书”人的眼光与手段(而且这个由散篇编篡成书的过程也未必是一次性的)。
故曰“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可,曰“庄子著《庄子》十余万言”则非,余嘉锡“古之诸子即后世之文集”说,即是此意。
司马贞作《索隐》,时在唐开元年间,考《庄子》一书,自《汉书·艺文志》“道家者流”有“《庄子》五十二篇”后,历朝史书《艺文志》(《经籍志》)均有著录,足证成书甚早,流传久远。
司马贞将“故其著书十余万言”理解为“其书十余万言”,当是不知史迁据以作庄子列传者,与唐代的《庄子》传本的形貌并不相同,后者虽然其来有自,毕竟是“第二手”下,又翻过数重了。
上述,欲概观某子著述,必待其平生随作随传的散篇辑集为一而后可,而且所得的辑集是相对完全的(但不必定是唯一的)。
所得著述辑集的概貌体现为字数与篇数,两项记其一,已可说明史迁能合某子(传世的)著述而为一观。
然而以上《史记》录诸子“书”,记书名者三(《晏子春秋》、《申子》、《孟子》),记书名兼记篇数者二(《申子》、《孟子》),或记字数而不言篇数、或记篇数而不言字数、或字数与篇数并记、然而皆不记书名者十之八九。
既已将平生著述合为一观,岂能不题书名?
可能是史迁所见的诸子“书”,包括庄子的“十余万言”在内,还只是其人著述的初步辑集,尚未由后学“推本其学之所自出,以人名其书”,遑论于一“书”之内甄别为《内》《外》篇。
不过书名虽阙,但所得辑集有十余万字之多,一家之学,名下已经蔚然可观了。
又:
依史迁说,庄子的著述有十余万字。
但今本《庄子》只有七万字左右。
而司马贞所见《庄子》虽与史迁所见“书”年代悬隔,然而《索隐》照抄史迁“十余万言”之说而不加置评,莫非司马贞所见的《庄子》传本与史迁所见“书”字数大致不差,面貌较今本更古吗?
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
名篇。
上述,史迁论庄子著述,未及篇数;但字数既有十余万之多,合篇数亦不少,假设有数十篇,应不为过。
但列传言及诸子著述,本意在明其家学而不在遍录其书,故列传所举出的篇目,当是史迁以为最能见其宗旨(“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者。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以下简称《正义》)(也作于唐开元年间)云:
“此庄子三篇名(指《渔父》、《盗跖》、《胠箧》),皆诬毁自古圣君、贤臣、孔子之徒营求名誉,咸以丧身,非抱素任真之道也。
”与史迁所述三篇主旨正同;张守节所据以为《史记》作注的《庄子》传本中的《渔父》等三篇与史迁所见三篇文句是否尽同虽不可知,要亦源出一本。
三篇今本《庄子》俱存(《渔父》在杂篇第三十一,《盗跖》在杂篇第二十九,《胠箧》在外篇第十),要亦不差。
然而史迁于“十余万言”之中不举今人看重的《齐物论》、《逍遥游》等(或是史迁未见,或是史迁见到但不重视,故不称引,两种情况都说明其时受人——世人和史家——重视的庄学著述与后世不同)而特举《渔父》、《盗跖》、《胠箧》者,为何?
傅斯年的解释是:
“盖今本庄子乃魏晋间人观念所定(指郭象定本),太史公时,老氏绌儒学,儒学绌老氏,故此数篇独重。
”判别甚明,但其中尚有一语不能道尽处——
章学诚有言:
“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
”——《史记》时,“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者,门户是也;“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者,宗主是也;《渔父》、《盗跖》、《胠箧》之作,欲“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门户是也。
《史记》老、庄、申、韩合传,“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正明史迁眼中的庄子,并不自成一家之法,而以老子之家法为法;既以老子之家法为法,又欲立传勾画其自家面目,则不能不在地表上划线,持宗主以为门户;既持宗主以为门户,那么最能见其面目特征的,并非洋洋洒洒“散道德,放论”的浮词,而莫过于其著述中持门户之见最深、攻击异端最烈的篇章。
亡佚的已无从谈论,遍览今本所存的篇目,《渔父》、《盗跖》、《胠箧》门户之深、攻讦之酷,庶几无出其右。
十余万言中独举三篇,并非率尔为之。
但是,既视庄学为老学的附庸,又何必为其强立一传、勾画其并不清晰的“自家面目”?
前述,“故其著书十余万言”,指明当时附在庄子名下、流传于世的辑集已有十余万字之量,规模和影响虽不及儒、老,却绝对不是修史者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道。
但是,如果《史记》说庄子“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是汉初黄老之学大行之下的自然反应,那么其后《史记》变其宗主为其门户,不论是史迁独识还是史迁采俗说入己书,都是彼时儒老自悬门户、相攻不已的偏狭世风的体现。
时流易趋如是。
然而史迁以为最见庄学宗旨者,却是宋以后人眼中《庄子》书最为可疑的篇目。
自苏轼《庄子祠堂记》首疑其伪,是非纷纭,余响至今不绝——不是因为《盗跖》等篇文义不明,相互抵牾的理解都可以自圆而并存,而是由于《庄子》篇目参差而《盗跖》等篇文风刻露,派性鲜明,解释者或弃或取,全无转圜之地。
然而,对“十余万言”的成书由来和著作体例尚未辨明,仅从义理或辞章上断其真伪,实难使人心服。
上文曾引《老子韩非列传》韩非著书事:
“……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
‘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李斯曰:
‘此韩非之所著书也。
’……”可见诸子的著述不独写成后以散篇流行,而且传世的散篇亦不题作者的姓名(章学诚:
“此见古人无意为标榜也。
”);作者的姓名并传其书者亦往往不晓,唯近者知之。
然则后来辑集某子著述合为一观者,又焉知此种不题作者姓名而传云某子所作的散篇确系此子所著?
漏取和误收已经难免,后世复将此种不纯的辑集一概题云“某子书”,以为书中的内容尽出其人,又误。
然而此间更有不可以真伪论者:
“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惟师师相传,知其学出于某氏,遂书以题之,其或时代过久,或学未名家,则传者失其姓名矣。
即其称为某氏,或出自其人手著,或门弟子始著竹帛,或后师有所附益,但能不失家法,即为某氏之学。
……自汉武以后,九流之学,多失其传。
文士著书,强名诸子,既无门徒讲授,故其书皆手自削草,躬加撰集。
盖自是而著述始专……后人习读汉以后书,有因《隋志》于古书皆题某人撰,妄求其人以实之,遂谓古人著书,亦如后世作文,皆必手著。
于其中杂入后人之词者,辄指为伪作,而秦、汉以上无完书矣。
不知古人著述之体,正不如是也。
”
上述,司马贞把史迁“其著书十万余言”理解为“其书十万余言”,反映出唐人对上古人著作体例已然隔膜;史迁汉初人,所见被认为是庄子著述的庞大辑集未必尽是庄子的亲作,然而并不辨其中孰出庄子、孰出庄子后学、孰出后人附会依托,一笔记云“故其(庄子)著书十余万言”者,可见史迁时诸子家学传承已然不明,人于所见诸子书,亦已不知其由来。
但是,在史迁为不知、不辨、颠倒错乱亦不为怪者,在今人却正不可不知、亦不可不辨。
而且不以真伪论其书,不等于不必问其书变化由来、不辨书中诸篇之所从出。
章学诚有所谓“一人之史”:
“有一代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集之始于流别也,后人汇聚前人之作,欲以览其全也。
亦犹撰次诸子,即人以名其书之意也。
诸子之书,载其言并记其事,以及他人之言其言者,而其人之全可见也。
”既收其人手著,又录弟子门人所记其人言行,并录入后学发挥之作,从而,被史迁认作是“其(庄子)著书十余万言”的辑集,不仅不是一本“庄子写的书”,而且也不是“庄子著述集”,反而更象是一本“有关庄子的书”,一本“庄子著述和研究资料合集”。
由此将史迁眼中与宋人眼中《盗跖》等篇的两种面目重新看过,正中章学诚所道:
“庄周《让王》、《渔父》诸篇,辨其为真为赝,屈原《招魂》、《大招》之赋,争其为玉为瑳。
固矣夫!
文士之见也。
”
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
本句是难句。
“畏累虚、亢桑子”歧解有二:
一说指篇名“《畏累虚》、《亢桑子》”,如清人俞正燮;一说指庄书中的人物(或地点),如唐人张守节(说见后)。
二说暗通之处在于章学诚所说:
“古人著书,往往不标篇名,后人校雠,即以篇首字句名篇。
”亦即史迁所见“十余万言”中不但有关于“畏累虚、亢桑子”的内容,而且这些内容可能分别处在两个篇目的开头,故人能“取篇首二字为其题目”——本句“畏累虚、亢桑子”如指篇名,则说明史迁所见“十余万言”在《渔父》、《盗跖》、《胠箧》外,又有《畏累虚》、《亢桑子》篇。
本句《索隐》注:
“按《庄子》,畏累虚,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
”可知司马贞据以为《史记》庄子列传作注的《庄子》传本中有《畏累虚》篇,该《畏累虚》篇有关于“老聃弟子畏累”的内容,此其一。
司马贞并认为列传“畏累虚”指《畏累虚》篇,此其二。
今本《庄子》无《畏累虚》篇,仅《庚桑楚》篇(杂篇第二十三)首句“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遍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累之山”留有痕迹,且已变人名(“老聃弟子畏累”)为地名(“畏累之山”)。
而今本《庚桑楚》文中的人物“庚桑楚”(“庚桑子”),在《索隐》注中也可窥见一斑:
“亢音庚。
亢桑子,王劭本作‘庚桑’。
司马彪云:
‘庚桑楚,人姓名也。
’”
列传“畏累虚、亢桑子”并列,或同指庄子著述篇名,或同指“十万余言”中的虚构人物(地点),二者必居其一,断无“畏累虚”是篇名而“亢桑子”是“人姓名”的道理。
如果司马贞所据《庄子》传本在《畏累虚》篇外,又有《亢桑子》(或《庚桑》)篇,则司马贞不但无理由不认为《史记》文中的“亢桑子”(“庚桑”)同样地是指《亢桑子》(或《庚桑》)篇,而且无理由不效仿前例自行注明。
然而,《索隐》明言“畏累虚,篇名也”,对“亢桑子”却只列举异本(王劭)他说(司马彪)而无自注——不仅如此。
司马彪注本《庄子》今不传,看唐初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杂篇庚桑第二十三》(以下简称《释文》)篇名下陆氏自注:
“以人名篇,本或作庚桑楚。
”“老聃之役”《释文》注:
“司马云:
‘役,学徒、弟子也。
’”“庚桑楚”注:
“司马云:
‘楚,名。
庚桑,姓也。
太史公书作亢桑。
’”注中“司马”即司马彪。
司马彪说“太史公书作亢桑”,意谓《史记》庄子列传“畏累虚、亢桑子之属”中的“亢桑子”即“庚桑”,指人名——将《索隐》引司马彪注与《释文》引司马彪注对看,不但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司马贞据以为《史记》庄子列传作注的《庄子》传本中有《亢桑子》(或《庚桑》)篇,而且没有丝毫迹象暗示司马贞将《史记》庄子列传“亢桑子”三字理解为篇名,此其三。
然而《索隐》称“畏累虚”是篇名后又云“即老聃弟子畏累”,复引司马彪“庚桑楚,人姓名也”说注列传“亢桑子”三字,能否猜测,司马贞所据《庄子》传本中无“亢桑子”而有“庚桑楚”,而且有关虚构人物“老聃弟子畏累”和“庚桑楚(亢桑、亢桑子、庚桑)”的记载,是同在传本——由司马贞引司马彪《庄子》注可知司马贞曾见司马彪《庄子》注。
看《释文》“畏垒”二字别注,“垒”字下有:
“崔本作累……李云:
‘畏垒,山名也。
或云在鲁。
又云在梁州。
’”与今本《庄子》“畏累之山”说合,与司马贞“老聃弟子畏累”说大异。
司马彪《庄子》注,《释文》“畏”“垒”二字下无,但“老聃之役”、“庚桑楚”以下多有称引,司马贞据以为《史记》庄子列传作注的《庄子》传本,当不是司马彪注本——的《畏累虚》篇中?
此其四。
再看本句张守节《正义》注:
“《庄子》云:
‘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
’……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之德,韂生之经,若槁木无情,死灰无心,祸福不至,恶有人灾。
言庄子杂篇《庚桑楚》已下,皆空设言语,无有实事也。
”引文出自《庚桑楚》篇,字句与今本《庚桑楚》篇首略同,而且张氏所见《庚桑楚》篇也在《杂篇》内,与今本《庚桑楚》篇同,此其五。
《正义》引《庚桑楚》篇本文注本句,但对《庚桑楚》篇本文“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的“畏累之山”和“庚桑楚”如何化为本句的“畏累虚”和“亢桑子”却语焉不详,对《索隐》所说的“亢桑子”、“庚桑”以及《索隐》引司马彪“庚桑楚”之间的异同更无所论及;《索隐》详解“畏累虚”、“亢桑子”,但《索隐》说“亢桑子”极小心,一若司马贞据以为《史记》庄子列传作注的《庄子》传本中并无“亢桑子”三字,称“畏累虚”出自篇名后,又有“老聃弟子畏累”一说,孤文单证,不可理喻——是司马贞务求详赡而张守节仅观其大略,还是二人所据《庄子》传本不同?
抑或二人分别为之作注的《史记》传本文字有歧异?
如果前文司马贞所据《庄子》传本中关于“庚桑楚(亢桑、亢桑子、庚桑)”和“老聃弟子畏累”的记载同在《畏累虚》篇中的猜测可以成立,那么由司马贞所据的《庄子》唐代传本揣测汉初人史迁所见的“十余万言”,《史记》“畏累虚、亢桑子”,可能仅指同见于史迁所见《畏累虚》篇之内的虚构人物,而不指《畏累虚》篇和《亢桑子》篇。
至于司马贞所据《庄子》传本的《畏累虚》篇与张守节所据《庄子》传本的《庚桑楚》篇又相去几何,是否俱是今本《庚桑楚》篇的前身,不详。
无论如何,“畏累虚”、“亢桑子”与《渔父》等三篇一样,在史迁眼中代表了“十余万言”的风格。
然而从汉初人眼中最见庄学风格的“畏累虚、亢桑子之属”到今本《庄子》杂篇中的粲然遗迹(看前引《庚桑楚》篇本文)路途漫长,司马贞、张守节所据的《庄子》唐代传本与史迁所见的“十余万言”相去几何,已不能得知。
而司马贞的《畏累虚》篇和张守节的《庚桑楚》篇,都作为历史中闪现的遗踪片影,反映出史迁所见的“十余万言”作为“有生命的有机体”(郑良树语)在后世的流行变迁。
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
作者其学在当时诸子之学中的位置。
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作者其人在当时现实社会中的位置。
以下并举作者一事为例。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
庄周笑谓楚使者曰:
“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
子独不见郊祭之牲牛乎?
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
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
子亟去,无污我。
我宁游戏污渎之中以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
牺牛孤豚(犊)故事,见今本《庄子•杂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
‘子见夫牲牛乎?
衣以文绣,食以刍菽。
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
’”惟文字简繁有别,可知史迁立言有本——并且凡《史记》庄子列传拈举者,均在今本《外》《杂篇》之内。
但本段《正义》注:
“《庄子》云:
庄子钓于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
‘愿以境内累。
’庄子持竿不顾,曰:
‘吾闻楚有神龟,死二千岁矣,巾笥藏之庙堂之上。
此龟宁死为留骨而贵乎?
宁生曳尾泥中乎?
’大夫曰:
‘宁曳尾涂中。
’庄子曰:
‘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与此传不同也。
”并不说牺牛孤豚故事的出处,反而引述《庄子》中情节雷同的神龟故事与列传的记载对照,当是张守节所据以为《史记》列传作注的《庄子》传本中,并无史迁记载的牺牛孤豚故事,故举其所见《庄子》传本中最为接近的故事备考。
《正义》所举神龟故事见今本《庄子•外篇秋水第十七》: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
‘愿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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