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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资料
1924年阴历6月,正值盛暑时节,在旧北京城内——当时称为北平(或燕京),诞生了一个新生命,据这个新生命的家人说,生日那天,恰逢荷花的生日,故双亲呼其乳名为“荷”——这大概是导致这位新生命后来成为著名女诗词家日后笔下专写了咏荷词《木兰花慢》,并在诗词创作中涌现众多荷花意象的原因之一吧。
这个新生命的先祖,乃是蒙古裔的叶赫那拉氏,据《东华录》及《清史稿》记载,纳兰先世本为蒙古人,原姓土默特,其后土默特占领了纳兰部之土地,遂以纳兰为姓氏,又因居近叶赫河岸(今辽宁省开原附近),便建国称叶赫——它的最后的部落头领金台氏在被努尔哈赤打败后,据说临终曾发出誓言:
我们这个叶赫部落,即使最后只剩下一个女子,也要把努尔哈赤的爱新觉罗氏彻底颠覆。
历史居然应验了他的预言——这个复仇的女人不是别人,就是后来显赫一世的慈禧太后,她无疑成了叶赫那拉部族最出名的女人。
不过,叶赫族还有一个名人,他的名气虽没慈禧大,却在民间的声誉比慈禧好得多,是个词学史上著名的词人,名叫纳兰性德(字容若),他与我们的主人公关系更相近些——不仅氏族关系更密切(虽非一个嫡氏,但比较接近),且两个家族都很早入关,定居北京,也都喜爱汉族的传统文化,且都天生富有才气,写得一手好词诗。
我们的主人公既属叶赫氏的后裔,民国**后她的祖父遂把姓简化为叶,给她起名嘉莹。
她与上述两位名人当然有差距——特别是前一位,但在当今,按她在学术文化界的地位与声誉,称为名人,则完全可以当之无愧。
她的曾祖父是光绪年间的进士,在清朝曾任“佐领”,这个职务叶赫族很多人都做过。
清道光年间,其曾祖父在北京察院胡同买了一套大四合院,这套大四合院,据已故邓云乡先生撰文介绍,格局很好,很有规模,敲开大门,进入院子,迎面是整齐的磨砖影壁墙,左转下一个台阶便是外院,左手是南房,右手上一个台阶,是垂花门,门内整个大院气氛宁静、安详、闲适,令人感到一种特殊的京华风味,它的地理位置也相当好,当时民国政府的参众两院都在附近这一带。
邓云乡先生说,素洁的没有闲尘的明亮的窗户,和窗外的日照景象,加之静静的院落,这俨然就是一幅弥漫着词的意境的画面,而女词人的意境想来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熏陶形成的,“庭院深深深几许,雨打梨花深闭门”,这种意境,只有在当年这样四合院的环境中才能感受到,而这正是催生叶嘉莹这个聪慧娴淑的女子成为诗人、词人和学者的重要环境氛围。
早岁聪慧
不仅居住环境氛围好,而且家庭背景条件也好,叶家堪称书香世家,祖上几代都是读书人,这为叶嘉莹的成才无疑创造了优越的先天条件,使她这个天生聪慧的女孩,有了超逾常人的天赋。
从她开始有记忆的时候起,父亲和伯父就常常在大院子里,踩着满地方砖,大声地吟唱诗词,经常是人在院子走过,顺口就会吟上一首诗,逢到北京冬天下大雪,父亲常喜欢吟唱一首五言绝句:
“大雪满天地,胡为仗剑游;欲谈心里事,同上酒家楼。
”而母亲和伯母则常在房间里拿着书本,小声地吟唱诗词,叶嘉莹呢,就这样听着他们的大声小声吟唱声,一天天地长大。
如此天然浓郁的诗词氛围,谁人会无动于衷?
谁人又会不耳濡目染?
何况她又是个天生聪明伶俐的女孩。
叶嘉莹常说,她儿时的读书经历,首先应感激她的父母,是父母在她幼小的时候,注意了对她的早期培养和熏陶,开始了对她有意识的识字启蒙教育。
父亲叶廷元,字舜庸,幼承家学,熟读古籍,早年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后任职于航空署,从事翻译西方航空著作,后中国航空公司成立,他加盟其内,曾任人事科长等职。
母亲李玉洁,字立方,也自幼受良好家教,年轻时曾任职于一所女子职业学校,婚后辞去教职,一心侍奉翁姑,相夫理家。
父亲在她三四岁时,就开始教她识字,那时叫认字号,所谓字号,就是父亲用毛笔将正楷字写在一张一寸见方的黄表纸上,如有一字多音的,便用朱笔按平上去入四声分别画小朱圈在字的上下左右四角,这样,每教一个字,不仅认识了这个字,还知道了它的多种读音和含义——因为父亲对多音字的每一种读音和它的含义都会一一讲解。
年幼的叶嘉莹,虽然对那些费解的字的深意不甚了了,但对黄纸黑字朱圈形象,却是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这种方法,父亲还沿用到了教英语上,并将中国的方块字与英语的字母作对照比较,这些都对早年的叶嘉莹起了很好的启蒙作用,在她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良种。
大约正是父亲的这种早期教育有方,加上严格的祖父极力反对让女孩子进新式学校念书,父母起初便没送叶嘉莹去小学念书,他们认为,孩子年小,记忆力好,应该熟记那些有价值的古书,而不必去学校读一些毫无意义的顺口溜之类的东西。
于是,他们就请叶嘉莹的姨母来做家庭教师,教她和她的弟弟。
开蒙那天,她和弟弟不仅向姨母行了拜师礼,还毕恭毕敬地朝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牌位,行了叩首礼,这在叶嘉莹幼小的心灵中刻下了尊师敬道的深深印象。
姨母叫李玉润,字树滋,小时候和母亲同承家教,后曾在北京和上海等地任过教,她每天中午饭后来上课,教语文、算术和习字。
开蒙读物是《论语》(弟弟是《三字经》),用的本子是朱熹的《论语集注》。
姨母的教学方法是讲解要言不烦,不注重繁杂的笺释,以懂得书中的道理为主,特别重视背诵,这样的教学方法,可谓有的放矢,让年幼的叶嘉莹既对书中的道理有点体悟(且这种体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渐加深),又把《论语》一书背得滚瓜烂熟,可受用一辈子,叶嘉莹后来说,她早年读《论语》的效用,直到晚年还受用无穷,不光是《论语》中蕴含的哲学智慧和修养道德,还包括那些论诗的话语,它们在自己的为学、为文和讲课中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就这样,叶嘉莹和她的弟弟每天下午跟着姨母学习语文、算术、习字(书法),上午两人自修——背书、写字、做习题,有时还跟父亲学点英语。
这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关在家里读书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9岁。
9岁那年,父亲决定让叶嘉莹插班进叶家附近的一所私立笃志小学五年级,因为这所小学五年级开始有英语课程。
聪明好学的叶嘉莹在笃志小学只读了一年,便以同等学力考入了附近的一所市立女中,开始了中学生活。
诗词结缘
姨母教叶嘉莹《论语》,但叶嘉莹大约天生就有诗词天赋,她在习字临摹的小楷字帖中看到了白居易的《长恨歌》,既被诗中故事所感动,又深爱诗歌的谐婉音调,不知不觉地就熟读成诵了,由此,在她幼小的心灵中萌生了喜好诗歌的浓厚兴趣。
她的伯父一家当时和她家合住在同一个大四合院内,伯父旧学修养极深,尤好诗歌联语,知道叶嘉莹喜爱诗歌,特别高兴,常常在没事时同这位侄女谈讲诗歌,于是,叶嘉莹一遇到诗歌方面的问题,就去向伯父请教。
一次读《唐诗三百首》,她发现王之涣的五言绝句《登鹳雀楼》同伯父与父亲常吟诵的那首五言绝句“大雪”,有三点相似:
一是两诗声调韵字颇相近、二是两诗都开端写景最后写上楼;三是两诗第三句开头都是“欲”字,以表现想要怎样之意。
伯父先肯定了她的想法,而后指出了两诗的不同之处,说两诗的情意不同,“大雪”诗开始即表现外在景物对内心情意的一种激发,故后两句写的是“心里事”和“酒家楼”,而王之涣的“白日”诗开端所写则是广阔的视野,所以后两句接的是“千里目”和“更上一层楼”。
伯父的这番开导,给了叶嘉莹很大的启发,增加了她学诗的兴趣。
伯父还经常鼓励叶嘉莹写一些绝句小诗,由于从小习惯于背诵,所以诗歌的四声韵律,对她来说没有造成很大困难,特别是入声字,北京人一般都有些搞不清,她却毫无问题,诗歌声律的限制对她来说不成什么约束。
11岁时,伯父要她以十四寒韵写一首题为《咏月》的七言绝句,她写成后,伯父认为从诗看尚属可教之材,可见,少年叶嘉莹其时已显露诗人之天赋了。
这之后,她陆续写了不少诗词,保存下来的十五六岁时的作品有《秋蝶》、《对窗前秋竹有感》、《小紫菊》、《咏莲》、《咏菊》、《秋晓》、《如梦令》、《临江仙》等,其中收录在《迦陵诗词稿》一书内的第一篇,是她15岁时写成的《秋蝶》诗:
“几度惊飞欲起舞,晚风翻怯舞衣单。
三秋一觉庄生梦,满地新霜月乍寒。
”这首诗应该是保存下来的叶嘉莹最早的作品,写的是她家院子里因母亲和伯母喜欢种花而引来了许多蝴蝶,这些蝴蝶到秋天时都死亡消逝了,它引起了少女叶嘉莹对生命短促的感慨。
第二篇《对窗前秋竹有感》,写当年竹子旁边有美丽的花朵,有飞动的流萤,而今花朵零落、流萤不见,只剩竹子依然青青不改,“忍向西风独自青”。
两首诗表现的都是少女情怀。
她写的《如梦令》词,是其保存至今最早的词,从词本身可以看出,她早年即显示了填词的天赋和功力:
“山似眉峰愁聚,水送春随人去。
一棹剪江行,多少绿杨迷路。
何处。
何处。
不见桃源前渡。
”18岁那年,是她诗情特别奔涌的一年,在这一年内,她写下了40首诗和词,其中诗36首,词4首,占保存至今所有诗词曲作品的近十二分之一(至今为止她共创作了近500首诗词曲),可以说这创了她迄今所有年份中的最高纪录,其中还包括了《故都怀古十咏》这样充满怀古情怀、显现深厚文史底蕴的诗作,这对一个刚满18岁的少女来说,实在是令人惊讶之事。
之后,她还创作了套曲《般涉调耍孩儿》、《正宫端正好》(二十初度自述)等,显示了多方面的创作才能。
这里还应提到,在她刚入初中时,母亲曾为她买了一套《词学小丛书》,其中除收入历代各家词作外,还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她读后,感觉收获很大,特别在诗词欣赏方面,原先总处于朦胧状态,虽有主观直觉,却说不出所以然,而《人间词话》则如一线光照,使她似有暗合之感,这对她这个爱好诗词的少女来说,不啻是开了一个窗口,令她欣喜异常,她自此喜欢上了这本词话,自然也更喜欢词了——包括之后的创作、教学与研究。
叶嘉莹的诗作博得了教她的老师们的好评和赞赏。
她在北京西单附近一所夜校学习《诗经》、《左传》时,曾将平日所写诗作拿给教《诗经》的老师看,那位老师看后的批语是“诗有天才,故皆神韵”,这个批语无疑是对她极高的评价和赞赏,它既体现了这位老师的慧眼识才,也是对叶嘉莹此后毕生走诗词道路的一大鼓舞(虽然她后来走上诗词道路并非唯此因素),事过几十年,叶嘉莹还清楚记得此事和这两句批语,并很自然地以此为悦,足可说明她早年与诗歌结下的因缘,这个因缘后来一直伴随着她,故而她小女儿后来说:
妈妈一生都在与古典诗词谈恋爱。
丧母之痛
1941年夏,叶嘉莹报考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顺利考取。
之前,她曾在报考北京大学医学系和辅仁大学国文系之间有犹豫,她虽然高中读书的成绩非常好,文理科平均发展,年年都获第一名奖状,但其时北平的几所国立大学都已在日本人控制之下,而辅仁是教会大学,不受日军和敌伪控制,且校内有一些不愿在敌伪学校任教的有风骨的教师,这使她毅然报考了辅仁而不考虑北大医学系了(辅仁放榜在先,北大招考在后),这个举措,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从此与诗词为伴、终生走诗词道路的命运,而这正是叶嘉莹本人深感幸运和极富乐趣的。
但是,就在她即将迈入人生新台阶的时候,命运给了她第一次重大的精神打击——她的母亲在她9月辅仁才开学的时候,不幸因患子宫癌住入医院,动手术不久就告别了人世。
这时父亲还远在大后方,没有任何音讯,这意外的丧母之痛,给年轻而还未曾尝过人生艰难的她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产生了一种突然失去荫蔽后“孤露”的悲哀,这年秋天,她一下子喷发出了《哭母诗八首》
八首丧母之诗,深切形象地记录了叶嘉莹在母亲谢世之后的悲伤心情和对母亲的深深怀念。
其后,她接到了远在大后方重庆的父亲写来的信,父亲在“七七事变”后与家中断绝音信已近四年,如今接到他的来信,自然悲喜交加,她激动地写下了《母亡后接父书》一诗,远在异地的父亲自然不知道母亲已经谢世,读着父亲的信,字字句句,怎不倍增做女儿的悲伤心情?
!
信上信下,诗里诗外,真是一言难尽,悲从中来。
送母殡归来,她又写下了《忆萝月》词:
萧萧木叶,秋野山重叠,愁苦最怜坟上月,唯照世人离别。
平沙一片茫茫,残碑蔓草斜阳。
解得人生真意,夜深清呗凄凉。
在此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叶嘉莹始终陷在丧母的悲痛之中,难以自拔,一系列的词作真切生动地表述了她其时的心境——《浣溪沙》、《明月棹孤舟》、《如梦令》等。
母亲去世半年后,她又填了《菩萨蛮》词:
伤春况值清明节,纸灰到处飞蝴蝶。
杨柳正如丝,雨斜魂断时。
人怜花命薄,人也如花落。
坟草不关情,年年青又青。
因为父亲远在后方,家中两个弟弟,一个比她小2岁,一个比她小8岁,作为长姐,叶嘉莹自然要义不容辞地担当起照顾的责任。
幸亏伯父一家还住在大四合院内,伯母主动承担了为全家烧饭的义务,还亲自操劳其他家务,她不要叶嘉莹插手,只望她能专心读书,这样,虽然遭到丧母之痛,心绪悲苦,但因没有太多的家累,故叶嘉莹这段时期的学业基本没有受到影响。
恩师顾随
1942年秋天,叶嘉莹在辅仁大学国文系升入大二,那个学期,她们的课程中有一门“唐宋诗”,由一位名叫顾随(字羡季,号苦水)的先生开设。
顾随先生的这门课,让叶嘉莹大开了眼界,并从此与这位先生结下了终生难解的师生情缘。
顾随先生本名顾宝随,河北省清河县人,1897年2月出生,其父为前清秀才。
顾先生幼承家训,童年诵诗,父为塾师,课子甚严。
1915年,他考入天津北洋大学,两年后转入北京大学英文系,改用现名(及字、号)。
1920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多所大学任教,解放后曾任辅仁大学中文系主任,后转任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1960年病逝,享年64岁。
顾随先生才学深广,诗、词、曲、散文、小说、诗歌评论甚至佛教禅学,他都涉猎,并都留下著作,在当时北京(北平)的文人学子中,几乎无人不知“苦水词人”。
他的弟子学生中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除叶嘉莹外,还有周汝昌、史树青、郭预衡等人。
顾随先生的课,使叶嘉莹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欣悦。
顾先生对诗歌有着天生的秉赋,他能极敏锐地把握诗歌的内在机理,作出极深刻的诠释,他对诗歌的理解完全不同于一般老师,这是因为他兼有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文学两方面的学识与修养,既有融贯中西的襟怀和识见,又能不受任何中西方学说知识的局限,全然以其诗人之锐感独运神行,一空依傍,直探诗歌之本质,因而他的课常常旁征博引、兴会淋漓、触类旁通,给人极深的感受和启发。
周汝昌先生在《顾随诗词讲记》一书的推荐语中说:
“在他当时上堂说法,那真是音容笑貌,精彩百出。
名师上堂,正如名角登场,你没见过那种精气神,一招一式之美,一音一字之妙……”这番褒语,可谓活画出了顾随先生讲课的神髓。
正由于此,叶嘉莹听了他的课,完全被他深深吸引了,她说她从没听过这样生动深入、神采飞扬的讲解,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萤,突见门窗之开启,始脱然得睹明朗之天光,辨万物之形态。
她曾专门写下了《聆羡季师讲唐宋诗有感》一诗以表达自己的感受。
当然,当时也有人认为顾随先生的这样讲课是跑野马,全无知识或理论之规范可依循,但叶嘉莹却以为顾先生所讲全是诗歌之精华,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华,他往往以禅说诗,期望的是学生自我开悟,而非墨守成规。
他每次走上讲台,常先举出一个他已有所感发的话头,然后引申开去,天马行空,飞扬变化,其联想之丰富,引喻之生动,可谓深得诗歌评赏之妙理,而其所涉及的诗歌本体论、方法论、鉴赏论,却都在在有理。
他有时虽不解释诗歌本身一句,却能句句切中诗歌之内在蕴藉,真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
他常将自己所悟得的诗歌的精论妙义,用最细致、最深入浅出的语言传授给学生,因此,叶嘉莹每次上课都是心追手记,从不放过一个字,这也就是为何会有后来的《顾随诗词讲记》一书问世的来由——正是叶嘉莹当年认真作了详细的笔记并珍藏至今,才有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此书——顾随讲,叶嘉莹笔记,顾随女儿顾之京整理。
在该书中,叶嘉莹写下了她当年听顾随先生讲课的真切感受:
“凡是在书本中可以查考到的属于所谓记问之学的知识,先生一向都极少讲到,先生所讲授的乃是他自己以其博学、锐感、深思以及丰富的阅读和创作之经验所体会和掌握到的诗歌中真正的精华妙义之所在,并且更能将之用多种比解,作最为细致和最为深入地传达。
”她后来回忆说:
“我之所以在半生流离辗转的生活中,一直把我当年听先生讲课时的笔记始终随身携带,唯恐或失的缘故,就因为我深知先生所传述的精华妙义,是我在其他书本中所绝然无法获得的一种无价之宝。
”正因此,叶嘉莹对听顾随先生的课十分重视,顾随先生当时除了在辅仁上课外,还到中国大学兼上词选和曲选课,叶嘉莹便常常骑了车赶去听课,唯恐落下一节课,留下遗憾。
那时的叶嘉莹,对顾随先生可谓敬慕无比,有《题羡季师手写诗稿册子》为证——
自得手佳编,
吟诵忘朝夕。
吾师重锤炼,
辞句诚精密。
想见酝酿时,
经营非苟率。
旧瓶入新酒,
出语雄且杰。
以此战诗坛,
何止黄陈敌。
小楷更工妙,
直与晋唐接。
气溢乌丝兰,
卓荦见风骨。
人向字中看,
诗从心底出。
淡宕风中兰,
清岩雪中柏。
挥洒既多姿,
盘旋尤有力。
小语近人情,
端厚如彭泽。
诲人亦谆谆,
虽劳无倦色。
弟子愧凡夫,
三年面墙壁。
仰此高山高,
可瞻不可及。
大约正由于此,他们师生间便开始了诗、词、曲创作的唱和往来。
当然,开始阶段完全是叶嘉莹将自己的习作奉呈顾随先生,向他求教。
第一次,叶嘉莹把自己写的各体韵文习作呈交给顾随先生,顾随先生发还时写的批语是:
“做诗是诗,填词是词,谱曲是曲,青年有清才若此,当善自护持。
”这个批语对年轻学子无疑是极大的肯定和鼓励。
1943年春,叶嘉莹连续写了两首《踏莎行》,一首“次羡季师韵”,一首“用羡季师句试勉学其作风苦未能似”,开始用诗词作品向顾随先生诉说自己的心情。
1944年秋,叶嘉莹将自己写的五首七律《晚秋杂诗》和一首七律《摇落》,呈交给顾随先生,没想到,发还时顾随先生居然附了六首和诗,题为《晚秋杂诗六首用叶子嘉莹韵》,这使叶嘉莹真是又惊又喜,感动异常。
是年冬天,叶嘉莹又写成《冬日杂诗六首仍叠前韵》(详题为:
羡季师和诗六章用晚秋杂诗五首及摇落一首韵辞意深美自愧无能奉酬无何既入深冬岁暮天寒载途风雪因再为长句六章仍叠前韵)奉呈顾随先生,而顾随先生居然又和了五首《七言长句五章再用叶子嘉莹晚秋杂诗五首韵》。
这一来,大大激发了叶嘉莹的诗兴,她接而连三地写了《临江仙》(闻羡季师谱聊斋连琐事有感)《贺新郎》(夜读羡季师稼轩词说感赋)等词和其他诗歌作品,它们的问世与顾随先生的唱和与鼓励密不可分。
也就在这时,为了推荐叶嘉莹的作品在报刊上发表,顾随先生鼓励叶嘉莹起用笔名,叶嘉莹便开始用笔名(别号)“迦陵”,它取之于一本佛书上所见的鸟名,其发音与嘉莹名字相近,师生对之都甚感满意,这个笔名从此伴随叶嘉莹,直至今日。
叶嘉莹是以第一名的成绩在辅仁大学毕业的,毕业后,她收到了顾随先生的一封来信,内说:
“年来足下听不佞讲文最勤,所得亦最多。
然不佞却并不希望足下能为苦水传法弟子而已。
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
此语在不佞为非夸,而对足下亦非过誉。
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
”顾随先生的这封信,是对自己学生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学生寄予了厚望,这给了叶嘉莹巨大的鞭策,对她下决心追求向上之路应该说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不仅如此,顾随先生平时上课时灌输给学生的人在生活的旅途中要有一种强毅的担荷精神,才能不被生活的风浪所击倒,在叶嘉莹的心中烙下了深印,她牢记了顾随先生的一首词:
“说到人生剑已鸣,血花染得战袍腥。
身经大小百余阵,羞说生前身后名。
心未老,鬓犹青。
尚堪鞍马事长征。
秋宵月落银河黯,认取明星是将星。
”她后来的诗词教学和研究,几乎都沿袭了顾随先生的风格——讲课也是一空依傍,旨在传达诗歌的本质,写文章则讲究感发,努力探索诗歌之精微和诗人之用心,包括评赏文章和理论文章,连顾随先生生前友好郑骞教授有次见到她,也曾当面称道她“传了顾先生的衣钵,得了顾先生的神髓”。
叶嘉莹对顾随先生确是从心底里怀有一种敬慕之情,她在顾随先生五旬晋一寿辰时,亲拟了一则《顾羡季先生五旬晋一寿辰祝寿筹备会通启》,内中写道:
“凡我同门,并沐菁莪之化,常存桃李之情,固应跻堂晋拜。
侑爵称觞,欲祝嘏之千秋。
愿联欢于一日。
尚望及门诸彦,共襄斯举,或抒情抱,或贡词华。
但使德教之昌期,应是同门之庆幸。
”此“通启”的字里行间,足显其对恩师的拳拳真挚之情。
叶嘉莹后来几十年在诗词道路上的不断奋进,也确以其超乎常人的出色成就,告慰了顾随先生的在天之灵——她没有辜负先生的厚望,她已卓然成了海内外诗词学界的一大家了。
岁月磨难
1945年夏天,叶嘉莹从辅仁大学毕业,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但她没想到,这开始的新生活带给她的,竟是一连串的磨难和曲折。
刚毕业时,还算顺利,当了中学教师,由于教学认真,效果好,虽然工作量很大——同时兼教三个中学五个班的课程,一周共30多个小时,但因师生都热爱国文课,便也不觉劳苦。
可惜这段生活时间不长,1948年春天,因为南下到南京结婚,离开了故乡北平,这一去,随之而来的便是磨难的遭遇。
先是年底因国内情势变化,随丈夫赵东荪工作调动,去了台湾,不料,丈夫第二年底由于台湾白色恐怖,被海军军部拘捕,判入狱三年,关进了高雄海军左营附近的山区。
这一来,家庭的重担全落在了叶嘉莹一个人身上,而此前夏天,长女已经出生。
谁知道,祸不单行,翌年夏,叶嘉莹所任教的彰化女子中学,从校长到包括她在内的六位教师也因白色恐怖而遭逮捕,于是,她只能带着吃奶的孩子一同被关。
后虽释放,却同时失去了教职和住房,只好投奔丈夫的亲戚家。
那段时间,为了营救丈夫,叶嘉莹白天怀抱女儿在火热的太阳下奔走,晚上等亲戚全家睡下后才在走廊上搭好地铺,和幼女合睡,直到三个月后,才在一位堂兄介绍下,进了台南一所私立女中教书。
这是一段四处漂泊、生活难有着落的艰难时期,叶嘉莹为此写下了《转蓬》一诗,形象地记录了这一段生活。
这漂泊无定的生活,自然引发了叶嘉莹的思乡之情,她为此写下了“南台风物夏初时,昨宵明月动乡思。
”(《浣溪沙》)的词句。
总算三年后,丈夫被释放。
大约这以后一段时期,叶嘉莹在台南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成了一个基督教徒,但她其实骨子里所受的影响还是童年时的儒家《论语》的教诫,所以她实在是个不虔诚的教徒。
后来50年代中,她的丈夫和刚出生不久的二女儿也接受了洗礼。
随后她们一家便经朋友介绍,一起来到台北,进了台北二女中教书。
有幸的是,在台北见到了两位当年辅仁的老师——戴君仁先生和许世英先生,前者教过她国文,后者许世英是许寿裳的儿子,曾是她家邻居,他们对她的不幸遭遇极表同情,便介绍她到台湾大学兼任大一国文课,第二年由兼任转为专任,教两个班,加上原先台北二女中的两个班,总共四个班的课,使她极感疲累,但为了生活,为了家庭,她不得不加倍努力地工作。
两年后许世英到淡江大学中文系做了系主任,要她到淡江教诗选、词选、曲选等课;又过了两年,戴君仁当了辅仁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辅仁的诗选、词选、曲选课也都归她教了。
这一段时期,她的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生下第二个女儿后体质虚弱,不仅身体消瘦,且染上了气喘病,每天下课回到家,胸部都隐隐作痛,似乎肺部的气血都已耗尽,每次呼吸都有被淘空的感觉,加上家庭带来的精神上的压抑感——丈夫自被关押后性情不似从前,对她动辄暴怒,使她常常会梦见自己陷于遍体鳞伤的弥留之际,甚至梦见母亲要来接她回去。
这个时候,她被逼出了一个自求脱苦的方法,即把自己的一部分精神感情完全杀死,这是当时还能承受一切折磨勉强活下去的惟一方法。
是中国妇女的传统忍耐美德和她自身性格中的坚韧意志,支撑她在现实物质生活和精神感情生活都遭摧残之际,还能独力承担全家生计,既没倒下,也没接受别人的怜悯与同情;或者说,是长期的学诗悟道,使她从悲苦中获得了解脱,她常念诵王安石的一首《拟寒山拾得》诗偈,并联系《论语》的“知命”“不忧”境界,逐渐从中有所悟得,为自己的精神解脱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途径。
难能可贵的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她没向任何人表露过自己的不幸,始终在外表上保持了一贯的平静与和愉,因而没有人知道她所经历的艰难与酸辛。
苦难的打击可以是一种摧伤,也可以是一种锤炼,那时的叶嘉莹,对一切都已不存希望,除去为了生活而工作和养育两个女儿,很长时间不曾提笔写作,但她上课的状态还是尽可能地保持了精神饱满,没影响讲课,她经受了考验,经历了一场心灵的洗礼,这在当时条件下,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作者注:
本文材料均取之于叶嘉莹先生的著作、诗词及演讲等,主要为:
《我的诗词道路》,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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