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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科学的目标
第五讲科学的目标
林定夷
序言
“科学的目标”,这个问题可以说是科学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科学哲学中的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常常都要以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为前提。
我们知道科学研究始于问题,甚至科学中关于如何提出问题的理解也离不开对科学目标的讨论。
我们曾经在2006年出版的《问题与科学研究——问题学之探究》一书以及在《科学哲学——以问题为导向的科学方法论导论》一书中都讨论了“问题学”所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
如果接受我们在“问题学”中关于“问题”、“科学问题”等概念的分析,同意我们关于“问题”的定义,即:
问题=df给定智能活动过程中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的差距。
那就意味着,当我们谈及“问题”时,总是预设了智能主体的某种目标状态的。
当我们强调“科学研究始于问题,并且问题指导研究,推动研究,科学的历史就是它所研究的问题不断展开和深化的历史”的时候,就是预设了科学活动总是目标导向的。
在这个方向上继续深追下去,就不可避免地要问及科学的总目标是什么?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科学家,对于科学的这个“总目标”的理解可能各不一样,甚至未曾去深入思考这个“总目标”究竟是什么,但在他们实际的科学活动中,却要以这些目标作为潜在的预设,从分析他们所处的各该时代的具体的科学背景知识中提出他们的具体的问题(指科学探索性问题。
下同。
),在他们所提出的具体问题中设定了他们所要求达到的具体目标。
而这些具体目标的实现就成了科学向着其总目标前进之路上留下的无数脚印和大大小小的里程碑,从而推动了或实现了科学的进步。
所以,从“问题学”的角度上,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要探求“科学目标”这个问题。
因为当我们探问何谓“科学问题”,科学中为什么会产生“问题”,以及科学中在什么条件下会产生“问题”等等的时候,都不得不去追问科学中关于“目标”的预设。
在更一般的意义上,“科学目标”可以说是科学哲学(不仅是“问题学”,“问题学”只是科学哲学中一个较新的分支)中的一个不可回避的基本概念。
因为我们谈论科学的方法,无非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我们谈论科学的进步,也无非是谈论科学在向着它的目标前进或接近。
“进步”总是一个与“目标”相联系的概念;进步或进化只可以被理解为向着目标的前进或接近,布朗运动是谈不上进步的。
进一步说来,如果我们想拒绝相对主义,那么,我们还必须假定科学有着它自身的客观的持之以恒的目标。
因为如果科学没有客观的可公共描述的目标,它仅仅依不同科学家的不同理解为转移(我们不否认不同科学家对科学目标的主观理解会是各不相同的),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客观地、可公共一致地来描述科学的进步;同样地,如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科学并没有持之以恒的共同的目标或总目标,科学的目标仅仅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那么我们也就至多能够相对于某个历史时期的目标谈论科学有进步,而不可能从整体上谈论科学在历史上有进步。
因为“进步总是相对于某种目的的进步”1。
然而,科学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劳丹的“科学进步的解决问题模型”告诉我们,科学的目标是“解决问题”,或者“科学的目的是获得具有高度解决问题效力的理论”2。
但是,如果我们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劳丹的这个论点就不能成立。
因为按照我们的分析,“问题”本身只是一个派生的概念;如果我们试图对“问题”概念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它本身必须依赖于目标概念。
如果我们同意劳丹的意见,科学的目标是解决问题,而“问题”又是给定智能活动过程中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的差距,那么势必陷入概念的循环,既说不清“问题”是什么,也说不清“科学的目标”是什么。
在劳丹那里,“问题”概念从来是十分模糊的,所以他关于“科学的目标是解决问题”的说法归根结底也是十分模糊的。
由于他的以“科学的目标是解决问题”为核心观念的“科学进步的解决问题模型”存在着太多的毛病,所以他在1984年出版的《科学与价值》一书中就放弃了“科学进步的解决问题模型”,转而主张“网状模型”,认为科学的目标在历史上是变化着的,“并没有哪一组目的是唯一适当的”1。
但劳丹既然一方面强调“进步总是相对于某种目的的进步”,另一方面却又强调科学的目标在历史上只是变化着的,并没有可概括出来的持之以恒的一贯的目标,那么,劳丹的这些观念必然使他陷入他自身不愿陷入的相对主义的泥潭之中。
对劳丹的“网状模型”的致命伤就在这里。
由于劳丹的“网上模型”并不直接关涉问题学理论,且我们在别处已对它作过批判,因而我们在本书中不再予以详细讨论。
但是,科学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
这确实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
我们将在下面花费较多的笔墨来予以详细的讨论。
第一节科学进步与科学目标
为什么要讨论科学目标问题?
这是一个涉及面十分广泛的问题,首先是一个与科学进步密切相关的问题。
对于一般人来说,科学进步问题似乎是些不言而喻的问题。
但真正深究起来,科学进步问题却涉及到了许多最深刻的哲学问题,以至于即使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也都无不为未能合理地说明这些问题而苦恼,它成了当今科学哲学面临的公认的难题。
然而科学进步的讨论又具有极大的方法论价值,它既涉及到科学理论的检验,又涉及到科学理论的评价以及其他一些方法论准则的理解,因此,从近代以来,特别是从20世纪以来,科学进步问题乃成为科学哲学所讨论的中心问题。
举世瞩目的波普尔主义的科学哲学理论可以说就是以讨论科学的进步(或“知识的进步与增长”)问题为其主要线索和基本内容的。
波普尔曾经强调:
知识增长的问题,乃是“认识论的最重要、最激动人心的问题”,1并且认为,“认识论的中心问题从来是,现在仍然是知识增长的问题。
而研究知识增长的最好方法是研究科学知识的增长”2。
在波普尔看来,“几乎所有传统知识论的问题都是和知识增长问题相联系的”。
3“而科学知识增长是知识增长的最重要、最有趣的实例”。
4因此,在波普尔看来,应当把讨论科学知识的增长或科学进步的问题看作是哲学或认识论的中心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自波普尔以来,各派科学哲学家(库恩、拉卡托斯、劳丹……等)都自觉地把科学进步问题作为自己的科学哲学研究所要解决的中心课题。
尽管从近代以来,特别是从20世纪以来,各派科学哲学家在科学进步的研究上已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情况似乎表明,在这个问题上愈是深入,它就表现得愈加艰深,所遇到的困难也愈大。
迄今,各派科学哲学家为了理解科学的进步,已提出了关于科学进步的种种不同的模型,如逻辑实证论者的“累积进步模型”、实在论者的,特别是著名的波普尔主义的“逼近真理模型”、库恩的“范式变革”模型和L.劳丹“科学进步的解决问题模型”等等。
但所有这些模型都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困难。
逻辑实证论的“累积进步模型”已受到了国际科学哲学界的广泛的批评,波普尔曾经把“累积进步模型”看作是关于知识增长的“最粗糙、最错误的模型。
”5特别是通过历史主义学派的批判,“累积进步”已被各派科学哲学家几乎一致地认为是应予摒弃的一种理论。
库恩的“范式变革”理论曾经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但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
拉卡托斯指责说:
库恩的概念框架,即认为科学发展是按照“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发展的那种模式,充其量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而且作为对科学史的描述也是十分成问题的。
图尔敏反驳道:
“常规科学和和科学革命的区别能成立吗?
”他讥讽库恩承认“微型革命”。
波普尔虽然很有限度的承认,作为对科学史现象的描述,库恩意义下的那种“常规科学”是存在的;但波普尔强调指出,像库恩那样正面地来肯定这种“常规”研究却是危险的,因为这种“常规”研究缺乏批判性,接受“教条统治”。
波普尔还指出,即使作为对科学史的描述,库恩的框架也是成问题的。
“……我相信,当库恩说他所称的‘常规’科学是合乎常规的,他是错了。
”1各派科学哲学家尤其指责库恩关于不同范式不可比,它们之间不可通约,不能在客观意义上说一种科学理论或范式比另一种更好,科学家从信仰一种范式转变到信仰另一种不同的范式,这仅仅如同“宗教的皈依”,不可能有任何客观的合理性的标准等等的理论。
指出库恩的这套理论实际上是陷入了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波普尔和拉卡托斯尤其指责库恩的这套理论的背后实际上是暴民心理学(mobpsychology),在这种描述之下,科学家评价和选择理论的尺度仅仅是一种暴民准则(mobrule),而库恩实际上是在捍卫这种暴民准则。
库恩面对着来自各方面的这些批评,尽管作了种种辩解,但也不得不承认,“当前暴露的一些不足之处也说明我的观点的核心之处有点问题”2并且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理论的核心概念“范式”(paradigm又译作“规范”)是含混不清的。
“我同意玛斯特曼女士对《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范式’的看法:
范式的中心是它的哲学方面,但它又显得十分含混。
”3而且,至少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库恩的许多辩解也仍然显得软弱无力。
例如,他辩解说,他的理论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也是规范性的,只不过“描述的和规范的部分总是搅在一起”。
但这种辩解并不能使他摆脱困境,即使通常最能对库恩的理论示以同情和理解的美国科学哲学家费亚阿本德也不得不指出:
库恩的论述,究竟是描述的,还是规范的,库恩的著作对此并未给出直接的答案,“它们是模棱两可的”。
4但如果它是描述的,则这项工作的唯一目的只是要报告所描述的情况,“这在过去倒是真的。
”但并不意味着所报告的那些特征是值得仿照的,因而它作为科学哲学或方法论理论就无特殊的价值;而如果它是规范性的,即它给我们开出方法论的处方,告诉科学家应如何进行研究,则由于库恩理论的特征,“常规科学”只允许唯一的规范统治,任何对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范式”的批判,它都要予以禁绝。
那就又势必要导致波普尔所曾经指出过的“危险”,费亚阿本德也不无遗憾地、甚至带有点辛辣地指出了库恩理论带来的危险恶果。
他报告说:
“社会科学家(不只一位)向我指出,现在他终于学会了如何把自己的领域变成一门‘科学’,当然他所说的是他已经学会了如何改进它。
按照这些人所说的,处方就是要限制批判,把那些内容丰富充实的理论的数目减少为一个,就是要创造一种常规科学。
它使这一个理论成为自己的范式。
学生必须避免沿不同的途径去思索,必须把那些最不安分的同事制住,让他们‘去做严肃的工作’”5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
尽管库恩宣称他并不是非理性主义的,并且承认科学有进步可言,但是按照他的相对主义的思路,实际上他只能承认科学理论在历史上有变化,但却不能承认科学可以在历史上在真正的意义上有进步。
谈论科学的进步。
对于他的那套理论来说,简直就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在各种批评和诘难的面前,他不得不承认:
“科学家怎么能在竞争的理论之间进行选择呢?
我们又何以理解科学进步的那种方式呢?
……对这些问题,我不理解……的东西是太多了。
”1他强调:
“我们必须解释为什么科学(健全知识最可靠的典范)会如它这样地进步。
”并且他还强调:
为此,“首要的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科学事实上是如何进步的。
”2(即对科学进步的实况作出描述)但是,他最终不得不遗憾地承认:
“令人惊讶的是,对如何回答这个描述性问题我们竟然一无所知。
还需要进行大量周到的经验性研究。
”3库恩在列举了一大堆的难解之题以后总结说:
“除非我们能回答更多的像这样一类的问题,我们才能完全弄清楚科学进步是什么,因而才能满怀希望地解释清楚科学进步。
”4由于库恩在以其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所代表的观念包含有太多的严重的问题,所有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就放弃了他原来所主张的不同规范不可通约等等许多极端的主张,甚至不再愿以使用“规范”一词,退缩到认为不同理论之间不可能做到“保真翻译”。
但如此一来,他的理论也就显得比较平庸。
迄今为止,实在论的“逼近真理模型”(尽管它有各种不同的变种),无论在西方和东方,都还有着最广泛的影响,但是它也受到了包括库恩、劳丹在内的一批科学哲学家的尖锐批判,作者也曾在自己的著作和论文中参与到了这一批判的行列。
L.劳丹的“科学进步的解决问题的模型”看来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新型模型,它既汲取了包括波普尔、拉卡托斯、库恩各派科学哲学在内的有关的合理成果,却又避免了实在论的“逼近真理”的形而上学和库恩式的相对主义。
但是,劳丹的理论看来同样存在着许多困难,我们已经在相关的论文和著作中作出过批判,也在本书的前面章节中进行了批判。
迄今,科学进步问题早已被全社会以及学者们所广泛关注。
科学家、哲学家以及普通的人们都在谈论科学的进步。
确实,在当代,除了极少数极端的相对主义者(如费亚阿本德等)以外,科学的进步被人们当作勿庸置疑的事实来接受和谈论。
即使像库恩这样的有着强烈的相对主义倾向的科学哲学家,也宁可在相对主义的立场上作出让步而要坚持和维护科学进步的观念。
但是,我们在什么意义下才可以谈论科学的进步呢?
思维的逻辑迫使我们去追问科学的目标。
因为,正如我们所曾经指出,“进步”总是一个与“目标”相联系的概念;进步或进化只可以被理解为向着目标的前进或接近,布朗运动是谈不上什么进步的。
所以,要认真地谈论科学的进步,就势必要谈论科学的目标;当今的科学哲学家们也都在从各种不同的观念上谈论着科学的目标。
科学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当代的科学哲学家们众说纷纭。
与此相联系,它们对科学进步的含义,科学合理性的标准以及关于科学理论的接受与评价的标准等等许多问题也都各持己见。
看来,对于科学目标的理解,实在是科学哲学中的一个影响广泛的问题,可以说,如果科学进步问题曾经是并且迄今仍然是科学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那末,科学目标问题就是科学哲学中的一个影响深远而广泛的基本问题。
世界各国的科学哲学家们曾经对科学的目标作出过各种不同的回答。
例如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的目标是经验知识的积累;波普尔认为,科学的目标是逼近真理;库恩认为科学无目标可言,他要求在离开目标预设的前题下来谈论科学的进步,这当然会遇到不可解决的困难;L.劳丹则认为“科学的目标是解决问题”。
等等。
但所有这些关于科学目标的设想都存在着难以解决的困难。
正如已经指出,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进步的累积进步模型已受到了各派科学哲学家的批评。
波普尔式的逼近真理模型同样站不住脚。
它们所说的真理是“本体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认为“真理”就是与外在世界的一致。
但在深追之下,它其实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信念。
我们实际上并不可能知道(无法判定)我们的认识是否达到了这种“真理”。
因而也无法判定科学在其发展中是否正在向着这种“真理”前进或逼近。
这种所谓的“科学目标”是不可检测和不可捉摸的,因而对于科学发展的“定向作用”或科学理论的评价与选择来说,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它们只是为我们设定了某种虚幻的目标。
库恩试图谈论无目标的科学发展,结果使他陷入了相对主义;库恩拒绝科学有目标可言,是使他的“规范变革”理论陷入相对主义困境的主要原因。
劳丹认为科学的目标是解决问题,但他无法给出问题的清晰的概念,因而也使他的理论陷入混乱。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问题”实际上只能是一个派生的概念。
它可以被清晰地定义为“某个给定智能活动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的差距”。
但是如果承认这个定义是合理的,那末说“科学的目标是解决问题”就势必造成混乱,或者陷入在无法摆脱的恶性循环之中。
……
那末,如何使我们真正获得实际可检测的、对科学的发展真正能够起“定向作用”的关于科学目标的有意义的假定呢?
我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一期(《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十周年纪念专号)上发表文章进行过论证,在那里,我提出了“科学进步的三要素目标模型”。
这是一种能够对科学发展真正起定向作用的实际可检测的模型。
这篇文章曾经在国内学术界获得高度好评,并被全文翻译成英文发表在SOCIALSCIENCESinCHINA,VolⅦ,No4,1991之上。
事隔六年以后,国内的著名学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董光璧研究员在其所撰的《揆端推类,告往知来》的长文中曾评述道:
“科学进步是当代最激动人心的问题之一,人人都在谈论科学的进步。
对于一般人来说,科学进步似乎是一个无庸置疑的事实,但它却成为当代科学哲学的举世难题。
在什么意义上说科学是进步着的,科学是如何进步的,科学进步又何以可能,如若认真思考予以探究就会陷入困境。
智力上的烦恼使许多科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为之付出许多心力。
为能合理地阐释这些问题,‘累积进步’模型、‘逼近真理’模型、‘范式变革’模型、‘解决问题’模型、‘目标’模型等相继由不同学者提出。
这些模型中所提出的科学进步的评价标准、知识增长的机制、理论的判据各不相同,有些甚至是彼此相矛盾的。
比较诸多有关科学进步的模型,后出的林定夷的‘目标’模型更为可取。
……我们赞成林定夷在其《科学进步与科学目标》(1990年)中所表达的看法。
”1
第二节科学进步的三要素目标模型
——科学的实际可检测的目标——
在前面,特别是在第四章,我们曾批判了L.劳丹的“科学的目标是解决问题”的观念,我们还曾经花费过更多的笔墨批判过曾有过广泛影响的朴素实在论的那种与本体符合的真理论以及把科学的目标设定为追求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绝对的、客观的真理的常识见解,也进而批评了波普尔对这种常识见解的辩护,并通过对科学理论的检验结构与检验逻辑的详尽的讨论,指出了这种朴素实在论的“与本体符合”的真理论和与之相联系的关于科学目标的常识见解,归根结底只是一些形而上学的信念。
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无法判定)我们的认识是否达到了这种“真理”,因而也无法判定科学在其发展中是否正在向着这种“真理”前进或逼近。
这种所谓“科学目标”是不可检测和不可捉摸的,因而对于科学发展的“定向作用”或科学理论的评价和选择来说,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它们只是一些虚幻的目标。
为了讨论科学的进步和科学理论的评价与选择以及其他方法论准则的合理性,更为了深入地讨论“问题学”理论,使这些活动真正可以有某种起“定向作用”的依据,我们必须讨论科学的某种实际的可检测的目标。
科学的实际可检测的目标,在我们看来,应是如下三项的合取。
即:
(1)科学理论与经验事实的匹配,它包括理论在解释和预言两个方面与经验事实的匹配,而这种匹配又包括了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要求。
(2)科学理论的统一性和逻辑简单性的要求
(3)科学在总体上的实用性。
由于我们把科学的目标定义为以上三要素的合取,并以此来理解科学的进步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相关的问题,因此我们把我们的模型称之为“科学进步的三要素目标模型”。
这个目标模型最初于20世纪80年代发表于中山大学马应彪科学哲学论坛的一次学术讲演中;数年后,即1990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刊出的我的一篇论文《论科学进步的目标模型》①之中,同年,在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拙著《科学的进步与科学目标》②一书中则有了更加详尽的展开。
对于科学目标的这些要素(“三要素”)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我们应作如下进一步的讨论:
A、这些要素,在深究之下,尽管还可能存在某些概念上的困难(如科学理论的逻辑简单性的涵义等),但一般地说来,它们是清晰的,并且都是可以被经验所检验的,因而这些目标不具有我们曾经指责过的波普尔观念的那种含糊性和形而上学性。
B、关于要素1,我们强调了科学追求理论与经验事实的匹配。
但必须注意:
我们这里所说的“匹配”,决不是意味着只能依经验事实为准绳,单向性地要求科学理论与它们相匹配。
正如随着科学哲学的发展所愈来愈清楚地揭示的:
观察渗透着理论,观察依赖于理论。
科学中的某个“事实”,仅仅是经过了某种理论的解释才成为某种事实的。
所以,科学中关于事实的判定和陈述都要依据于理论,而在科学的历史上,随着观察性理论的改变,人们可能随之改变关于相应的事实的陈述。
当理论与经验互不匹配的时候,所应当受到指责的并不必然是理论,也可以是经验陈述。
所以,原则上,科学理论与经验事实的匹配,是可以相互调节的。
C、关于要素2,科学追求理论的统一性和逻辑简单性的要求。
尽管关于“理论的逻辑简单性”的涵义,当前还难以作出无懈可击的、清晰的表述,但科学家们在实际工作中对于这一点的理解往往是十分一致的。
追求理论的统一性和逻辑简单性,可以说是自古以来科学的传统和一向非常明确的目标,并且实际上科学是在非常明确地实现着这个目标。
科学理论的统一性和逻辑简单性,实际上应当分两个层次予以理解:
一是理论层次上的,它是已为“科学理论的统一性和逻辑简单性”这个词组所直接表达了的;二是科学定律和规律层次上的,它是为前一层次所要求的附属的、较低层次的要求。
关于第一层次的要求,我们大致上可以用爱因斯坦的观点予以表述:
“十分有力地吸引住我的特殊目标,是物理学领域中的逻辑的统一性”1。
爱因斯坦并且总是把科学的统一性与逻辑简单性联系起来,把逻辑简单性同时看作是科学统一性的一种要求:
“我们在寻求一个能把观察到的事实联结在一起的思想体系。
它将具有最大可能的简单性。
我们所说的简单性,不是指学生在精通这种体系时产生的困难最小,而是指这体系所包含的彼此独立的假设和公理最少;因为这些逻辑上彼此独立的公理的内容,正是那种尚未被理解的东西的残余”2。
关于第二层次的要求,即关于科学定律或规律陈述的简单性,则通常是指所描述的一个科学定律或规律在数学上的简单性,包括数学形式上的简洁、优美、对称等等。
所以,这个目标的要求部分地是美学上的。
D、我们强调:
科学的目标是所指三项要求(三要素)的合取。
因为如果仅仅为了满足第一项而并不要求满足科学理论的统一性和逻辑简单性,那末,各个领域中相互分裂的理论,甚至仅仅依靠经验性的现象论规律①就能满足它。
但实际上,科学并不满足于表浅的经验概括,它追求着科学统一的目标。
然而,即使第一、第二两项的合取,也只是表明了科学的部分目标:
解释世界。
但人们从事科学的目的,重要的还在于改造世界;科学追求着实用的目的。
尽管从科学的某些具体分支或科目来说,它们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认识自然而并不追求实用,但科学的发展却从总体上追求着实用的目标。
事实上,那些纯理论知识的增长,最终必能提高科学总体在实用上的有效性,并且正是相信这些“纯科学”的研究必能为提高科学的总体在实用上的有效性作出贡献,人们才对它们进行研究并得到社会的支持。
这三条,可以说是科学在其发展中永无止境的目标。
人们谈论科学的进步,无非就是向着这些目标的前进;人们谈论科学的方法,无非就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甚至人们谈论或提出科学问题,实际上也无非是遵循着这些目标,从对当前的科学背景知识的分析中,看出科学发展的某些子目标,并认识到当前的背景状态与这些具体的子目标之间存在着差距。
E、我们强调把科学总体在实用上的有效性作为科学的目标,更有其特殊的认识论意义。
因为如果仅仅注意到科学目标的前两个要求,那就容易片面地把科学的发展理解为“不假外求”的纯粹的“自主性”的事业。
由于现代科学哲学的研究愈来愈清楚地表明了这样一点:
科学理论固然要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并且要接受经验的检验,但观察经验也决不是完全独立的,它受到背后的观察性理论的左右和影响。
因此,科学中理论与经验事实的匹配事实上是可以相互调节的。
由于观察经验中浸透着理论,因此所谓理论接受经验的检验,至少就它的一个重要方面来说,其实是理论之间的比较。
从这个意义上,任何科学理论都是不可能独立地经受经验检验的。
由此势必应当得出整体主义的结论。
这种整体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正如蒯因所指出:
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陈述,不是个别地,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去出席感性经验的法庭的。
只要我们对整体主义作合理的理解,而不要像蒯因那样进一步对整体主义作“混沌的喧嚣”,那么,整体主义的观念显然是深刻的。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把科学的目标看作是追求理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以及科学理论的统一性和逻辑简单性,那末,我们又势必要得出这样的结论:
科学理论的检验以及科学的进步,仅仅是它内部的事情,科学仅仅是一项自我封闭的“自主性”的事业;科学的发展似乎可以看作是与社会相脱离,仅仅由其内部逻辑所推动,并且可以孤立地按照自身的法则而发展的。
并且由此最终还要作出如蒯因已经作出的那种片面的结论:
在科学的发展中,由于理论与经验之间有着如此这般的关系,所以,“任何假说不管情况怎样都能得到维护”1。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科学追求它的总体在实用上的有效性,那末,这一要求就将最终制约对假说的选择和对科学理论的各个部分的调整,从而引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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