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胀失业与经济周期宏观经济学的进化论方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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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胀失业与经济周期宏观经济学的进化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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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胀、失业与经济周期:
宏观经济学的进化论方法
(一)
作者在本书中始终强调前人与当代作家在本领域内的贡献,注明本理论中哪些部分取自前人的著作,并阐明无论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均有积累性或继承性。
作者这样做的理由可能部分地是根据自己的观察:
凡过分自夸本人研究成果的新颖性与完全否定前人成就的作家,其作品往往是最缺乏独创性的。
如果这种看法是普遍成立的,就必须批评与此相反的态度。
作者宁愿在一座宏伟的大教堂建筑上添上一座尖塔、一个洪门、甚至一点儿装饰,以期与之共同流芳千古,而不愿单枪匹马在平地上建造一所茅舍,当时代风尚一转之际就化为乌有。
因此,作者在本章内将继续奉行这一方针,继续引用与推荐前人的某些贡献;但这种方法在本章内产生了两个困难。
第一个困难在于作者将要讨论先前各个方面的贡献以及该议题的固有的困难。
本章的叙述不可能太简单也不可能跟先前各章那样很少采用术语。
因此,过去没有学过经济学的读者可能阅读起来比较困难;但作者竭诚希望每位读者都能坚持阅读到底。
作者很自然地把他认为最精彩的部分留在最后这一章内阐述:
其中含有对本书理论的最有力证明,以及它在现行公共政策问题上的可能最为重要的应用。
不仅如此,作者还认为:
那些并非经济学家的读者既然已能够坚持读完前面几章,必定聪明过人,能够由阅读全书最高潮的这一章得到极大的乐趣。
作者承认这种用词未免有奉承部分读者之嫌,同时也不适当地间接地抬高了本书的身价。
但作者真诚地认为,无论根据学术上或政治上的理由,已读过前几章的非经济学家的读者坚持把本书读完是非常重要的。
为此,作者花费了相当多时间尽可能使本章的论点易于为所有聪明的读者所理解。
作者自信,本章内所讨论的这些问题,在其他著作中还没有这样简单而明了地阐述过。
第二个困难是:
本章内所涉及与加以推崇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之间往往持不同见解,甚至相互指责。
在前几章内这个问题并不如此严重。
虽然从经济学界以外的人看来,经济学家之间总是意见分歧的,但在微观经济学领域内(即单个的企业或市场行为)多少还有一致之处,从而有助于作者发展前面几章的理论。
绝大多数严肃认真而且学识渊博的经济学家,无论持右翼或左翼观点,也无论属于何种学派,基本上接受同样的微观经济理论。
他们对于许多实际的微观经济政策的看法也往往令人惊讶地一致;例如在前面两章内讨论过的关税与保护贸易问题等等。
不幸的是,许多赞成并采用同样微观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问题上却激烈地相互争辩,例如对于滞胀、失业和整个经济的起伏的研究等就是如此。
这种相互矛盾的局面可能意味着,作者必须放弃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前人基础之上的方针。
如果不同的经济学家相互攻讦、莫衷一是,那么读者又怎会认为作者所引用并推崇的前人著作是可信的呢?
然而,作者从各种派别争论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经济学就像一座建造了几百年的大教堂,还要在众说纷坛中继续施工。
在建造其中某一部分时,石匠们可能各持己见,但作者深信,他们在争吵的同时也开凿好了建造这幢大厦所需的各式各样的花岗石块。
(二)
对宏观经济理论的意见特别分歧的原因何在呢?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由于一方或双方在逻辑上有错误的缘故。
尽管存在着许多逻辑上的错误,但可以用双方均能接受的逻辑法则来证明这些错误。
不仅如此,指出此种逻辑错误还具有巨大的学术上的吸引力,而且也不致于使这种错误延续如此长的时间。
从各种派别的一些代表人物在辩论中所显示的机智程度,以及从他们使用微观经济理论的技巧看,都表明逻辑上的错误决非这种意见分歧的主要根源。
当然,某些理论的卫士们固执己见,甚至达到狂热的程度,可能会使他们不能冷静地推理;但即使如此,仍然难以说明为什么这种狂热性在经济学的某一领域内所引起的错误与分歧会比另一领域多?
当对经验推理产生争议时,问题就不是那样易于辨明了。
有时不同学派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对不确定性经验论据的不同判断。
当主要以经验为依据时,对那些能指出哪一派最有可能是正确的经验主义研究者的回报将是很大的。
如果只需要进行某项调查就可以判明争论双方的是非,则肯定会进行此种调查。
然而,正如作者在其他著作内所指出那样,与公共品相似,宏观经济学及货币政策至少对于整个国家的影响是不可分割的。
在许多领域内,公共品与贡献之间的因果关系或其“社会生产函数”特别难于估计;因为进行大单位实验的代价极高,而少量的大单位又意味着历史的过程仅能提供少数几个客观实验。
因此,货币、财政及工资一价格政策在不同条件下各种组合的实际效果在获得附加证据以前往往是难以确定的。
这可能是引起宏观经济学意见特别分歧的部分原因。
意见分歧的另一原因在于:
每一种参与论争的理论虽然会包含某种正确甚至是精确的见解,但它也只是一种适用于特殊环境的特殊理论。
每种经济理论所适用的范围是不同的。
不幸的是,即使像作者一样非常尊重经济学这一职业的人说来,也不得不承认每种理论的支持者之中不免有些教条主义者。
各种理论中教条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显然认为他所拥护的理论中凡有价值的深刻思想都是绝对真理,而把其他理论在同样条件下所暴露出的缺点说成一无是处。
这些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不自觉地以偏盖全,即抓住一点就否定对方的一切。
当然,具体的或不完整的理论也可能是非常有价值的:
因为事实上各种理论无一不是复杂现实中的简单抽象,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各种有用的理论都必然是不完整的。
甚至每种理论中的教条主义代表人物也承认,他们的理论比之于其他所说明的现实材料完全是随机选取的、次要的、例外的、或不属于经济学范围的。
就某些应用而言——例如现时美国等国选择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有些理论的不完整性成了致命的弱点。
如果一种理论它是由有待解决的问题的非常本质的部分抽象出来,那么这种理论的致命弱点就是它的不全面性。
本章将着重阐述:
虽然所有为人熟知的宏观经济理论都各有其深刻与重要的含义,但由上述观点看来,都嫌过于简单——或者说,每种理论的核心部分都存在着较大的漏洞。
那么宏观经济理论特别分歧的最后一个根源是每种熟知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应用都达不到现时目的。
即使其中某一理论具有像达尔文的“进化论”或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那样强大的说服力,也仍然有人要加以反对。
但各种为人所熟知的宏观经济理论都没有被该领域内的第一流科学家所排斥。
当科学上末能取得一致意见时,一般都是由于尚未找到正确的方法。
在经济学发展史中,现代的宏观经济学可以说是处于空前兴旺的百花齐放的时代。
(三)
在各种争论的理论中,本章内拟加以讨论的几种是:
凯恩斯理论、货币主义理论、“非均衡”理论、与理性预期“均衡”理论。
有时也将货币主义与理性预期或均衡模型看作是同一种理论,或许是同一理论的不同部分:
因为支持两者之一的人,大多数也赞同另一种理论。
同样,非均衡理论往往也被看作是凯恩斯经济学的较现代形态。
然而,为了某种目的,指出这些模型之间的差异以及它们各种非典型的组合是非常重要的;本章的情况正是如此。
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经济理论或派别,在报纸上或政治性的辩论中,时常有人提到它们,但它们在学术刊物中并未受到重视。
在此,我们将不讨论这些理论或派别,因为它们过于空洞或肤浅,无助于研究我们的问题。
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之间的辩论,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下述方面:
对应于某种经济总产出水平,何种因素决定支出水平,何种因素决定货币需求或名义货币需求(即未对通货膨胀率进行修正的)。
货币主义者认为:
货币数量的变化是引起名义收入水平变化的唯一重要的和本质的根源;而凯恩斯理论还认为政府预算的赤字或盈余以及财政政策一般也对决定经济的总需求水平起重要作用。
虽然凯恩斯理论像货币主义模型那样,主要集中于回答何种因素决定总需求水平,但绝对必须牢记的是,凯恩斯那本划时代的巨著是以下述思想为其出发点的(他的理论的实质部分建立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
即很大而且相当重要的一组价格受到需求变化,而实际上是供求变化之外的某些因素的影响。
凯恩斯从抨击下述古典(或正统)假设入手提出自己的论点,这种假设是:
“雇佣一定数量劳动力所付工资的效用等于此种劳动力雇佣量的边际负效用。
”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曾经支持过如下的论点:
即如果一批工人通过工会商定达不到规定的工资水平就不去上班,于是这一工资水平就造成了失业,而这种失业不属于非自愿失业,相反它是工人们自己的集体选择。
而凯恩斯正好假设了这样一种情况:
“降低现行的货币工资水平将导致目前受雇劳动力数目的下降(由于罢工或其他原因)。
但这是否意味着现行的实际工资水平准确地反映了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呢?
不一定如此。
这是由于:
虽然现行货币工资的减少将会导致就业劳动力的减少,但并不意味着由于物介上升(即生活费用的提高)而引起的货币工资贬值也会导致就业劳动力的减少。
换句话说,在一定范围内,劳动力的需求取决于某种最低的货币工资额,而非最低的实际工资量……。
而日常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毫无疑问,在一定的限度内,劳动力的价格是以货币工资而非实际工资来规定的,这种状况是现实存在的正常情况,而绝非只是一种可能性。
“但我认为,在工资的总额发生变化时,可以发现,实际工资与货币工资两者往往同时变化,而且通常向相反方向变化。
这就是说,当货币工资提高时,往往可以发现实际工资反而下降;或当货币工资下降时,实际工资却提高了……。
“为提高货币工资而进行斗争的结果主要影响不同的劳动集团之间实际总工资的重新分配,而并不影响每一劳动力平均的实际工资……。
一群工人组织起来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保护他们实际工资的相对份额。
”
在凯恩斯的著作“货币工资的变化”一章中,他强调指出了“黏性”(变化很慢的)工资的主要作用,以及引起这种“黏性”的一种制度:
“由于没有任何方法能同时按比例减少所有工业部门中的货币工资,因此所有工人都力图抵制他们自己部门工资的下降以保障自身的利益……
“实际上,每当处在没有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工人总是采取集体行动自动地减低其工资要求,从而使货币需求量下降并使利率也降低以便达到充分就业。
这无异于工会实际上代替了银行支配着货币供应,假使如此,则货币管理乃以维持充分就业为目标,实施管理者是工会,而不是银行体系。
”
当然,凯恩斯对于不充分就业下的均衡的解释并不限于黏性工资这一假设;在凯恩斯以前的经济理论已将不充分就业的原因归之于超过现实许可的工资水平,而凯恩斯则企图使自己的理论有别于前已存在的理论。
事实上,凯恩斯解释了为何降低货币工资不一定导致充分就业;而且证明,如果导致充分就业,就无异于“工会支配了货币供应”。
如所周知,凯恩斯对货币需求理论还有许多新概念,它们在凯恩斯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
但事实上,凯恩斯的理论虽然强调有效总需求的变化,特别是通过政府预算的盈亏进行调节,并宣称完全能由需求方面来解释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的根源,但它仍然基于如下的假设:
即存在多种影响工资的力量,在一定范围以及至少在某一时期内它们以各种方式起作用,对此不能由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减或个人对劳动与休息时间的抉择来加以解释的。
不幸的是,凯恩斯并未解释工资为何呈黏性的真正原因,也未说明工资为何停留在这一水平而非另一水平上,及其停留时间的长短。
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这种黏性正好与经济学家在研究个人行为时通常观察的有意识或优化的行为不一致。
凯恩斯理论的这种缺陷——即其理论建筑在一种与其他经济理论相违背的特定的假设上——曾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使主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以及反凯恩斯学派)束手无策。
作者还认为,这种缺陷也是70年代某些宏观经济政策失误的原因之一。
在非均衡理论或以研究某些市场不能结清为基础的宏观经济理论著作中,也由于无法解释一定工资与价格水平的黏性而处于类似的困境。
所谓市场不能结清,系指市场上不能使所有愿意在现行价格下进行交易的人都可以自由交易,因而产生持续的短缺或过剩现象。
在这一领域内,罗伯特·巴罗(RobertBarro)及赫谢尔·格罗斯曼(HerschelGrossman)在他们的权威性著作中,曾以科学而直率的态度强调了这种困境:
“我们讨论中的另一个疏忽引起了特别的麻烦而应当引起直接的关注。
虽然讨论中已强调了在市场不能结清的价格下进行交易的涵义,但却无法提出一种市场结清过程本身的理论分析。
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从企业与家庭最优化行为的角度分析工资与价格的调整过程。
因此,我们也不可能真正解释清楚市场为何不能结清,而且我们对工资与价格的动态分析也是建立在特定调节方程的基础上。
”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理论是建立在无法自圆其说的主观臆想假设基础上的,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一度被誉为凯恩斯非均衡反革命领袖的著作家们,在以后的著作中印联合从凯恩斯经济学撤退。
(四)
货币主义模型和理性预期均衡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优点,这就是它们完全避开了那种工资“黏性”或“难以下降”这类无法解释的假设。
货币主义和均衡理论的专家们假设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将引起比例大体相同的名义收入变化,因为价格水平可以迅速地随之而调整,而实际产出则受到资源获取、技术、以及其他非货币或财政政策等因素的制约而变化缓慢。
工资与价格可以稳定在任何水平上的这种假设并不是货币主义与均衡理论所提出的,但这类理论却无法解释非自愿失业以及大量的长期性失业这一类问题。
诚然,近年来有些货币主义者和其他学者曾经提出一些有启发性的论点,可以多少说明一些就业水平变化的问题。
例如,他们发展了一种“寻职”模型,它能够解释在工人有时为了自身的利益需要用全部时间寻求更合适的职业时所发生的某些失业。
还有货币主义的“加速”(或“减速”)模型可用于解释短期内的失业与衰退现象:
如果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率低于预期值,则建立在原来不正确预测值基础上的各种决策就会由于种种滞后现象(它们未能很好地得到具体说明和解释)而带来暂时性的失业和实际产出的下降。
新接触宏观经济学的读者可能认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均衡理论家所得出的结论完全是脱离实际的一派胡言。
他们的结论就是根本不存在什么由需求不足引起的非自愿失业与经济衰退!
虽然作者本人并不赞成这样的结论,但在此却要吁请读者们耐心读下去,因为这些均衡理论家很巧妙地由此发展出一种非常有用的极精确模型[例如,可参看罗伯特·卢卡斯(RobertLucas),托马斯·萨金特(ThomasSargent)及尼尔·华莱士(NeilWallace)的名著]。
不仅如此,作者还将在本章后面证明,可以在这种完全理论化的基础上得到十分深刻的推论,而且可将后者应用于别的理论上,它能使原来认为上述均衡理论简直莫名其妙的读者也为之叹服。
这种深刻的推论之一就是均衡理论家最自我欣赏的“理性预期”概念。
对理性预期所做的定义不完全相同,但在此处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即人们在决策时将考虑他自己认为值得考虑的全部可得信息:
从经济上说,这种意义上的理性预期完全等同于微观经济理论中通常所隐含的假设。
均衡理论家主要根据人们自愿选择——在最有利时刻享受闲暇、受教育或放弃有收入的职业,以便能用全部时间去寻找更好的工作——来解释景气循环过程中失业率的明显变化。
但这些论点都非常复杂,以致作者只能打破本书一直沿用的体例,不惜花费较多的篇幅在此作一扼要介绍。
均衡理论的关键是非常清楚的:
其假定的前提为经济体系内的各种集团对未来的信息或预期各不相同,单个的工人,尽管有自己的理性预期,在短期内完全可能得到错误的实际工资或实际利率的信息。
假如该工人预期的通货膨胀率高于实际通货膨胀率。
于是他可能认为与付给他的货币工资相当的实际工资比他应得的要少。
由于工人同时衡量休息与货币收入两个因素,他可能由于上述错误的判断而决定呆在家中失业,直到他得到一个实际工资额与他预期相符的新工作为止。
另一方面,如果工人对物价水平的变化方向判断有误,则根据这一理论,他也将保持失业状态直至发现自己对物价水平的估计的错误为止。
另一种可能是工人对未来物价水平变化的预测导致其低估了实际利润率,以致他在这段时间内花费了过多的收入于教育及其他的人力投资上。
这些论点的前提是雇主和决定继续受雇的工人对于未来价格水平变化的估计不同于失业的工人。
如果用这些论点来解释有时发生的长期高失业率现象,则还需要假设实际工资的相对微小改变会引起劳动力供应的大幅度变化。
以上这类模型甚至不能为许多货币主义经济学家所接受,自然更不能令凯恩斯主义者信服了。
例如,罗伯特·索洛(RobertSolow)发现:
“这些假设很难令人信服,我不相信会有任何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赞同这种理论。
”但这些理论确曾受到许多宏观经济学家的重视;作者认为他们可能有一种直觉的预感,即这类模型最终将有助于经济学家找到更好的解释。
虽然上述“寻职”模型、加速/减速模型、或者均衡理论(它们以最系统的方式将宏观经济行为归因于错误的预期)能够解释就业水平与其他资源利用率方面的一些变化,但却不足以解释两次大战之间那种长时期的高失业率现象。
如果像上述模型可预期那样,经济经常在充分就业水平上运行,只有当预期的通货膨胀率高于实际值时才是例外,那么,怎样会出现美国由1929年开始一直延续到第二次大战为止的长时期严重失业和经济衰退的现象呢?
英国一直采用一种低估失业率的统计方法;然而,在两次大战之间英国的失业率从未降到10%以内。
按照上述理论,只有一种假设可能解释两次大战之间的这种现象:
即人们在经济大萧条中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如此之高,以致他们拒绝接受任何工资或价格水平,除非后者远远超过目前的数值、或远高于结清当前市场的水平。
然而,用比较婉转的语言说,这种解释是“可疑”的,特别是考虑到在美国长达十几年而英国更长达20年的情况下,居然绝大多数人会一直坚持上述那种错误的判断!
同样不可思议的是,在当时失业救济远不如今日、从而整个家庭全靠工人劳动来维持生活,居然自然失业率会长期高达全部劳动力的10%到25%之间!
“寻职”模型、货币主义与均衡理论既然都不能解释两次大战之间的长期严重失业现象,这就表明它们有很大的缺陷。
这类预期理论的某些主要支持者也承认这一点,同时也承认它们不足以解释大萧条现象。
在其他科学的历史上可能也发生过与货币主义及均衡理论相类似的问题。
正如作者在第一章内所提出并在全书内贯彻始终的那样,必须避免主观猜测式的假设,而且应尽量采用经过事实检验的理论来解释失业与景气循环现象。
但大多数货币主义者及均衡理论家拒绝打破常规经济学的界限,并且不愿意从另外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这种态度实在值得商榷。
同样值得考虑的是不应当死抱住“均衡”的概念不放,甚至在两次大战间那样严重萧条与大量失业的风暴中还侈谈什么“均衡”!
其实只有承认有“不均衡”存在,“均衡”才有意义。
如果不管客观上是否发生了严重的萧条与经济衰退,都不愿接受不均衡的事实,而盲目坚持在任何情况下经济都非处于或接近均衡状态不可,那么,还有什么现象或实际观测能对这种理论挑战呢?
这种均衡理论有点像19世纪物理学家坚持的“以太”理论,后者被认为充满宇宙、甚至无孔不入地钻进所有物体与生物之中。
爱因斯坦与其他物理学家以后的研究工作使“以太”这一毫无必要的概念寿终正寝。
科学史上另外一个坚持偏见的例子就是托勒密的地心学说。
他与当代的许多天文学家为了使观察到的行星轨道与他所坚信的“地球中心”学说相符合,不惜挖空心思构筑了复杂的“周转圆”。
但即使有了这些圆圈,愈来愈多的新观察到的现象不断要求构筑新的周转圆,而结果使得整个体系的各部分都漏洞百出。
哥白尼的日心学说经过凯普勒与牛顿的发展为天文学提供了一个形式上简单很多但说服力更强的概念。
与此相似,如果我们企图用工人们出于希望得到更高的实际工资而“自愿”失业的理论来解释两次大战之间英国与美国发生的严重失业现象,必将在分析劳动供求关系的数量经济学研究中造成极大的混乱。
迄今为止,这类研究的结果还无法解释为何当实际工资发生微小变化时会引起劳动力供应的极大波动。
(五)
货币主义与均衡理论的上述致命缺点很可能使一些经济学家宁愿暂时采用凯恩斯的理论,而容忍那种无法解释的工资“黏性”假设。
然而,凯恩斯模型却和其他一些宏观经济模型一样,无法解释后来发生滞胀现象。
所谓滞胀,即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
凯恩斯的模型无法解释70年代中同时出现的高通货膨胀率与高失业率,而其他一些宏观经济模型也陷入了同样困境。
某些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企图用所谓负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即观察到的工资与价格增长与失业率增长成反比的现象)来解释近年来英、美等国的宏观经济行为。
我们在此无需引用货币主义者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批评,因为这一“曲线”不过只是探索理论过程中在某一时期内统计数列的一种发现。
显然,如果无法说明为什么菲利普斯曲线会出现负的或正的斜率?
而且,如果说该曲线的斜率有改变的话,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改变?
那么,所谓用菲利普斯曲线解释滞胀现象就是因果倒置,不成其为一种解释。
菲利普斯曲线所反映的关系必须由个体决策者的利益与其所受制约来解释。
正是由于凯恩斯理论无法解释滞胀现象(或菲利普斯曲线)——特别是该曲线为何在短期内向上变化,而且在长期通货膨胀后其曲线更陡——,近年来对凯恩斯学说的怀疑大为增加。
(用鲍罗夫爵士不无夸张但显然一针见血的话说:
“反凯恩斯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发展最迅速的行业。
”)
“默契合同”理论是企图在不违背凯恩斯主义的前提下解释近期滞胀现象的一种尝试。
这一理论曾被用于说明如下一些问题,如:
极长期的雇佣关系,工资水平不变条件下雇员努力程度的暂时波动,以及其他最适于说明的问题。
但这一理论并不能回答如何产生大量失业的问题,更难于解释为何通货膨胀会与失业并存。
实际上,在默契合同理论与滞胀以及失业有关的范围内,这种理论解释现象的范围更有可能是减少而不是增加。
从本质上说,工人与雇主之间的默契合同与明文合同并无两样,只有双方都认为有利时,合同才能成立。
正如默契合同的理论中正确地假设那样,绝大多数人都愿意自己的风险愈小愈好;所以,如果其他条件相同,他们将乐于达成能减少解雇可能性的合同。
根据默契或明文协定,工人们少拿一点工资,而雇主将做出努力维持对工人的雇佣。
雇主由于与工人签订具有固定工资规定或其他条件的合同而得不到收益,那么解雇的可能性将会加大,固定工资束缚了雇主,使他们不可能取得更多的潜在收益。
实际上在雇主与雇员之间最有利的默契合同应该让工资浮动,使得双方共同努力,协调雇员选择休闲或选择工作的价值,使雇主所要求的劳动力边际产出收益极大化。
这些因素经常在变化之中,因此只有柔性的工资制度才能与劳资双方共同决定的满意就业量相一致。
当然,事实上工资的柔性并不很大,但正如我们以下将阐述那样,其原因不在于默契合同本身。
由于只有工人自己才可能明白他的休闲时间价值如何,而只有雇主才可能判断一定量的劳动能为他创造多少收入,因此很难订出一个完全成功地使工人与雇主双方收益都极大化的长期合同。
事实上,雇主与工人也无法准确地找到何种工资与就业水平能在长期内使双方共同的收益为最大。
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双方商定,一旦获得各方面的完全信息,工人的劳动时数低于应有的劳动时数的状况将终止。
但如果将大量失业的原因归之于这种可能性,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如果签订这种合同造成的损失很大,则在任何情况下双方将毫无兴趣签订长期合同,而宁可在劳动市场上进行“现货”交易。
因此,默契合同理论无法解释大量失业现象,而从总体上讲这种合同几乎肯定会减少失业。
在签订默契合同后最常遇见的情况是:
公司努力在所有情况下(包括营业萧条时)保持工人数目不变,而工人则在生意兴隆时加班加点而不拿额外报酬,这样必然使失业减少。
还可以用“成本推动”理论来解释通货膨胀及滞胀现象,这种理论认为:
带垄断性的公司与工会提高价格与工资是造成通货膨胀与滞胀的主要原因。
但正如其他作者过去早已指出的那样,典型的“成本推动”学说显然是不正确的:
它根本无法解释为何通货膨胀现象持续不断,以及为何某一时期的通货膨胀率高于另一时期。
这一理论也无法说明为何这些垄断性组织一旦掌握垄断权之后,不去选取对其最有利的价格与工资水平;后面将指出,与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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