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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外交八年及其评价
普京外交八年及其评价
赵华胜
[内容提要]普京外交的八年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概括而言,其精髓包括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定位,多极化的世界结构,依托欧亚、面向欧美的战略布局,独联体一体化的长期目标以及能源和军事两大支柱。
普京外交也不是没有问题和弱点,它的独联体外交有得有失,俄国际环境恶化、朋友很少,它有时过于实用,它的“硬力量”硬、“软力量”软。
普京外交揉杂着多种成份,但它的基本属性是回归传统。
[关键词]普京外交 外交“遗产” 回归传统
[作者介绍]赵华胜,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俄罗斯、中亚及上海合作组织研究。
随着普京第二任期即将结束,普京外交在形式上将告一段落。
普京外交的八年轰轰烈烈,个性鲜明,既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功,也不无弱点和问题,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为俄罗斯留下了丰富的外交“遗产”。
而且,从俄罗斯国内政治生态来看,在2008年总统换届后,俄罗斯外交虽然可能有所调整,但普京外交的基本方向和精神将很可能被继承。
对普京外交进行梳理和总结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普京外交的主要“遗产”
所谓普京外交遗产是指普京外交在理念、政策、风格等方面的结果和形式,它反映了普京外交最基本和最主要的特征,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内容。
第一,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定位。
这是普京外交最主要的“遗产”,也是普京外交的核心理念和起始点,俄罗斯外交的其他理念都直接或间接地服从于它。
国际定位实际上是俄外交方向的定位,它关系到俄在国际上将走什么道路、扮演什么角色、选择什么目标。
在冷战后特定的政治语境下,俄选择大国定位就意味着它在国际体系中的独立角色和独立的对外政策,而非大国定位则意味着依附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结构,采取“搭便车”的对外战略。
苏联解体后相当长时期内,俄罗斯一直在“我是谁?
我要到哪里去?
”的迷茫中痛苦徘徊,难以确定自己在冷战后新国际体系中的身份、角色和位置。
普京明确做出了大国定位的抉择,从而结束了俄罗斯外交在这一问题上持续10年之久的游移不定。
纵观普京外交全过程,可以看到大国定位和大国外交是贯穿始终的主线,也是普京外交的灵魂。
大国定位决定了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以独立的力量中心出现,不依附于任何其他力量结构;它将采取独立的外交政策,根据本国的利益需要和逻辑,玩自己的“游戏”,而不是遵循他国提出的“游戏规则”;它将是后冷战时期国际秩序构建的积极和主动参与者,坚持与其他大国同样的话语权。
在普京时代,俄对大国定位的含义可以有两种理解:
一种是以大国身份来处理俄与世界的关系;另一种是以恢复俄大国地位为目标。
应该说,这两种含义在普京外交中兼而有之,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在精神上是统一的,但在实践层面存在重大差别和矛盾。
大国外交意味着俄在国际上广泛的利益界定和利益范围,是一种战略进攻性外交,要求俄高姿态地应对外部挑战和提供昂贵的资源保障。
但在国家经济亟需恢复、国内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实施这种大国外交就难以集中精力于国内恢复,而要集中精力于国内恢复就难以实施大国外交。
更关键的是,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情况下,俄也没有能力和资源实施这种大国外交。
在此背景下,普京外交尽管始终以大国外交为基调,但其含义在前期与后期有差别。
普京外交前期以恢复俄大国地位为重点,收缩战线,集中精力于国内恢复。
从2005年开始,普京外交的重点向谋求大国身份转移,表现在战略态势上,俄外交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
就是这一年,俄推出了“主权民主”概念,拒绝在意识形态上盲目追随西方;宣称将按照自己的原则构筑国际关系;在独联体地区推行新的政策;大力推行能源外交;坚定支持乌兹别克斯坦与西方抗争;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努力推进亚太外交,等等。
[1]俄罗斯提高了“嗓门”,开始与西方特别是美国不仅在外交上、而且在军事上正面交锋。
至此,俄罗斯已经以大国的身份重返国际舞台。
[2]
第二,多极化的世界结构。
多极化是俄罗斯外交的一贯主张,1996年即被宣布为俄官方政策,一直享有官方理论的地位。
普京外交使俄从多极化的附和者变成积极的支持者,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使俄成为反单极化的先锋和多极化的旗手。
实际上,俄理论界一直存在着反对多极化理论的声音,在叶利钦时期和普京外交初期,这种声音甚至超过支持的声音。
这些反对者出发点不尽一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多极化是中国的外交符号,带有明显的中国色彩,且有反美的特定指向,而俄在国家虚弱不堪的条件下,不可能在多极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因而宣扬多极化实际上是为中国做嫁衣裳。
普京外交前期,俄官方在多极化问题上小心翼翼,在外交实践中极少使用多极化字眼、或宣扬多极化的理论和主张,而是经常用多方位来代替多极化。
[3]多极化成为俄外交基石是在2003年之后。
“9·11事件”后,俄美关系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蜜月”期,此后,俄与美国以及整个西方的关系突然转向,跌入低谷。
与此同时,俄国力开始迅速增长。
在此背景下,俄开始明确和坚定地支持和推动多极化的发展。
2003年4月,普京在与英国首相布莱尔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俄罗斯认为国际结构应该是多极化的。
”[4]2007年2月,在慕尼黑安全政策大会上,普京对单极主张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批评:
“对于当代世界来说,单极模式不仅是不能接受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5]2007年3月,俄罗斯外交部发布了由俄最权威的官方和学术研究机构联合撰写的《俄罗斯外交概述》,宣称“单极世界的神话在伊拉克已经彻底破产”,建立多极世界结构的客观和主观条件正在成熟。
[6]
应该指出,普京外交在多极化问题上的变化并非理念上的转变,而是由于俄国力恢复而发生的调整。
中央政权的巩固、经济的快速发展、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使俄绝对实力大增,而美国深陷伊拉克泥潭也使俄相对力量增加。
此时的俄罗斯深感它不仅需要在国际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已经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宣扬多极化已经不是为中国做嫁衣裳,而是为俄恢复大国地位铺路,多极化有助于保证俄罗斯的绝对主权和恢复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地位。
[7]
还需要看到,俄罗斯不仅反对单极世界结构,也反对新的两极世界结构。
俄外交部在一份分析报告中指出:
“在形成多极化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滑向任何形式的两极结构,因为历史经验证明,国际政治中的任何两极结构都导向冲突和战争。
”[8]实际上,俄罗斯不希望出现新的两极结构更主要的原因是认为它不能成为其中的一极,因为俄不能确定,“当美国的太阳熄灭后,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什么?
‘金砖四国’未必是唯一的可能”。
[9]
第三,依托欧亚、面向欧美的外交战略布局。
普京外交经常被评价为欧亚[10]外交,意思是说俄罗斯外交像它国徽上的双头鹰,兼顾东西方。
确切地说,面向欧美是指以欧美为外交重点,它有两重意思:
俄主要利益特别是战略安全利益在欧美,同时俄主要战略压力和挑战也来自欧美。
因此,俄外交活动是以欧美为主要参照对象的。
依托欧亚也有两重意思:
一重意思是把欧亚作为俄战略依托和战略后方,另一重意思是借助欧亚来应对和平衡欧美的战略压力。
俄罗斯在欧亚地区有多层战略结构可依托,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可说是第一层次,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和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二层次。
近年来,俄越来越重视上海合作组织,开始真正把它看成是自己的组织。
俄外交部分析报告称,“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地区合作独一无二的形式,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证明了自己在维持大欧亚地区稳定中的作用”。
[11]此外,还有范围更广泛的第三层次,即正在形成中的中俄印战略结构。
由此可见,欧美和欧亚在俄外交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但两者的功能和定位有所不同。
从结构上说,欧美对俄罗斯是战略紧张的产生地,欧亚则为俄提供战略稳定和战略支持。
第四,独联体一体化的长期目标。
独联体地区一体化是普京外交的长期目标和最优先方向,它是俄特殊历史的产物,不是战术性的安排,也不仅仅具有外交资源和手段的意义。
普京外交放弃了在独联体地区全面推进一体化和以独联体为平台的思路,转而采取多层次、有限规模的推进方式。
俄罗斯认识到:
“现阶段在原苏联空间实施一体化的现实可能只能是小规模的一体化。
”[12]普京外交的核心架构是欧亚经济共同体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它制定了一系列目标:
在经济上建立统一的海关联盟,进而向共同经济空间过渡;在安全上建立共同的国防空间,形成联合的军事体系;在社会和文化上是巩固和加强共同的人文空间。
普京推行一体化的主要手段一是形成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制度和机制安排,二是恢复和重建与独联体国家的经济联系,三是大力推动人文联系。
引人注目的是普京外交明显提高了对人文联系的重视,强调“在独联体空间巩固共同人文空间具有关键意义”。
[13]
第五,能源和军事两大支柱。
能源外交可谓普京的一大创举,在俄罗斯苦于外交资源短缺的情况下,普京创造性地把石油和天然气变成了最有力的外交资源。
有人将之比喻为用能源武器代替了核武器,称俄罗斯从核超级大国变成了“能源超级大国”。
能源外交是俄罗斯能源战略的一个衍生品,但它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外交效能,且应用范围几乎覆盖所有主要地区和国家。
俄罗斯通过能源外交来影响、塑造、调控与独联体国家、与“新”“老”欧洲以及与美国、中国、日本、印度等主要外交对象的关系。
俄能源外交既是充满诱惑的橄榄枝,又是一枚威力强大的炸弹,在它面前,其他国家都颇有无可奈何之感。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塔尔博特形容:
“今天的俄罗斯是正在重新崛起的国家。
它易于恼怒,口袋里塞满石油美元,踌躇满志地要成为世界主要的天然气供应者。
俄罗斯人正将其石油和天然气变成经济和政治力量。
”[14]事实上,能源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比核武器更有效,因为核武器是难以使用的武器,而能源可以随时使用;核武器使他国害怕,而能源使他国依赖;核武器消耗资源,而能源带来财富。
军事力量是普京外交倚重的另一支柱。
普京非常重视军事力量,称“全面巩固武装力量是无条件的优先方向之一”,[15]而武装力量的巩固是俄重新崛起为世界大国的重要途径,也是俄外交自信的来源。
不难注意到,在普京外交的背后,特别是在俄与美国和北约关系中,军事力量是俄重要的后盾。
从普京开始执政的2000年到2006年,俄年军费预算增加了3.5倍。
2007年,普京又签署了总额达2000亿美元的未来7年军事采购计划。
俄进行大规模军事重建,示威性显示自身军事力量,包括连续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频繁进行导弹发射试验,加紧部署新型战略导弹,新一代战略核潜艇下水,恢复航空母舰战斗执勤,战略轰炸机重新到国际公海巡航,威胁退出中导条约,暂停执行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在白俄罗斯部署可以打到欧洲的新型战术导弹,酝酿制定新的军事学说,甚至重申必要时不惜首先使用核武器,等等,这一切与其外交密切配合的意图显而易见。
可以说,普京外交对军事力量的倚重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明显,军事力量已成为普京外交最重要的语言之一。
普京外交的另一种“遗产”
所谓普京外交的另一种遗产是指普京外交的弱点和缺点,是从问题和批评的角度看普京外交。
当然,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由于观点、角度和思维方式不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评价也不同,甚至可能相反。
首先,普京外交自始至终以独联体为最优先方向,但其独联体外交有得也有失,且“失”是很大的。
普京旨在恢复独联体活力的政策没有成功,独联体甚至比8年前更涣散、更缺乏效率;俄在独联体的“精神领袖”地位下降,在政治文化、经济模式、生活方式上对独联体国家的吸引力也在减弱;俄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俄不仅与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国关系没有实质性改善,还得罪了一些原来的朋友或盟友(如白俄罗斯),并与另一些国家的关系变得非常敌对(如格鲁吉亚)。
虽然不能把俄在独联体地区的“失”都看作是政策的失败,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俄罗斯与强大的美国和西方竞争的失利,但俄自身也有可检讨之处。
以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俄还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它们作为“特殊国家”,而非与俄完全平等的国际关系主体,从而难以与之建立符合新现实要求的双边关系基础。
在与美国的竞争中,俄主要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将独联体国家视为俄美地缘政治竞争的“客体”,对独联体国家自身安全和发展的利益理解不够。
普京外交后期在处理与独联体国家的矛盾时,偏重压力和制裁手段,这不仅使一些国家在感情上离俄罗斯更远,而且往往使俄在道义上失分。
普京外交强调俄国家利益,这本来无可厚非,但在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中,俄也表现出了民族利己主义。
以天然气价格问题为例,俄以国际市场价格为由提高对独联体国家的天然气供应价格应该说并非毫无道理,但另一方面,俄又利用对天然气运输的垄断地位低价收购独联体国家的天然气。
俄既不愿再为独联体提供公共产品,又在双边经济关系中不够大度,这大大降低了它对独联体地区的吸引力。
最后还应该指出,国内极端民族主义的蔓延也对俄与独联体国家关系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袭击独联体国家公民的事件多次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独联体国家民众对俄罗斯的感情,还在一些独联体国家引起过民众的激烈反应。
俄罗斯提出要在独联体国家年轻一代重新培养亲俄感情,但它对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宽容是对这一政策的打击。
其次,在普京外交八年中,俄与西方特别是与欧洲的关系明显冷淡和下降了。
普京执政之初,俄英关系以普京夫妇邀请布莱尔首相夫妇到圣彼得堡度周末开局(2000年3月),而在普京执政之末,两国关系却笼罩在相互驱逐外交官的阴影中;俄与德国曾经关系密切,但现在两国已日渐疏远;俄法德在叶利钦时期曾经形成了欧洲大陆的“三驾马车”,但现在三边结构等于解体;俄美关系的紧张更是不言自明,两国关系8年的发展结果就是双方相互指责的调门不断升高,安全协议陷入瘫痪,华盛顿和莫斯科越来越用冷战的眼光相互对视。
在某种意义上,俄与西方关系的恶化也许难以避免,俄重新崛起必然伴随着与美国及西方的碰撞,而且,也很难把俄美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俄罗斯。
不过,普京外交在这一问题上也有可探讨之处。
俄在美国的战略评估中从次要挑战再度变成主要挑战,从而再度进入了与美国抗衡的最前沿,这与普京外交实践是有一定关系的。
普京外交有一个特点,它敢于使用力量,敢于以强硬的语言和不拘一格的行为正面回应挑战,而且善于最大化应用有限的力量。
加之俄罗斯民族的性格本来就有张扬和不善内敛的特点,而曾经是超级大国的俄罗斯这些年经受了太多的屈辱和压抑,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往往会把俄罗斯推到风口浪尖,同时还可能使俄在一定程度上把重心从国内经济建设转向与美国的战略竞争,承受过大的战略竞争压力,甚至被拖入新一轮军备竞赛,造成沉重的国内经济负担。
不过,从普京2006年的总统国情咨文讲话看,俄对此还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普京认为,“我们不应该重复苏联的错误,不应该重复‘冷战’时期的错误,不应该以牺牲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解决军事建设问题,这是一条使国家资源枯竭的死胡同,是一条死路”。
[16]同时,俄罗斯也把“非对称”方式作为解决与美国战略平衡问题的主要手段。
但是,一旦进入了军备竞赛的轨道,就可能受到它的运行规律的推动和制约。
在某种意义上,普京外交也可以说是一种“冲突边缘”政策,它走在与美国和西方冲撞的边缘上,但又力避掉下去。
不过,不小心掉下去的可能也是存在的。
普京外交在处理与美欧关系上还有一个可探讨之处,即它对三边结构的利用不是很成功。
在俄与美欧关系中,上策是联合欧洲,中策是分化欧美,下策是同时与欧美对抗。
冷战时期,苏联传统的思路就是分化欧美、争取欧洲。
普京外交恰恰使俄处于最不利的局面。
俄虽与美欧都存在重大矛盾,不过它与二者的矛盾不完全一样,而且,美欧虽是战略盟友,但它们对国际事务的立场和处理方式也有分歧,俄在分别对待和控制这些矛盾上有欠缺,没有突出重点、区别对待,而是同时出击,使俄与美欧的关系同时恶化,并促使美欧在应对俄罗斯重新崛起上联合起来。
俄罗斯针对美国采取的许多重大军事反制措施,如威胁退出中导条约和暂停执行欧洲常规力量条约打击的实际上是欧洲而不是美国。
也就是说,俄罗斯对着美国射出的子弹却落在了欧洲身上。
不管这是不是俄罗斯的本意,它的效果都值得考虑。
不少评论认为,普京外交的一大问题是朋友太少,对手太多:
“我们在国际社会的状态呈现出一种不愉快并且潜藏危险的奇怪现象:
我们国家的地位在上升,但外交环境却越来越差。
说我们现在陷入了如勃列日涅夫后期那样的外交孤立,这可能过于夸大,但我们的盟友和朋友确实很少。
”[17]
另外,普京外交非常善于和喜欢战术机动,因而能够迅速抓住突然出现的机遇,但过多的战术机动有时显得政策多变和不连贯,还会出现过于迷恋战术机动、却模糊于战略方向的问题,也会给合作伙伴造成疑惑。
虽然普京外交以务实著称,但常常出现重直接和即时利益、轻宏观和战略考虑的倾向。
以俄与白俄罗斯关系为例,后者是俄重要盟友,2006年,两国因俄出口天然气价格问题导致盟友关系出现破裂。
从经济和即时利益说,俄的做法是合理和必要的,但从政治和战略上看则失大于得。
有学者评论,这一政策为俄增加了10亿美元的年收入,但却使俄失去了在白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存在。
[18]过于看重直接和即时利益有时还导致俄轻易改变国家间已经达成的协议,这不能不对其国际可信度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最后,普京外交存在着“硬力量”硬、“软力量”软的问题。
这一是指俄罗斯的“硬力量”资源比较雄厚,比如军事力量和作为外交手段的能源相对充足,而“软力量”资源相对匮乏;二是指俄比较善于使用“硬力量”,而对使用“软力量”不是很得心应手。
例如,俄罗斯在塑造自己的国际形象上就不能说很成功,俄官方人士也承认,国际上对俄罗斯的正面形象认可度比较低。
[19]再例如,在当代国际政治中,俄罗斯几乎没有提出什么有影响的理念,政治和文化吸引力也不大。
对普京外交的评价
对普京外交做出恰如其分的综合评价并不简单,因为普京外交包含着复杂的成分和内涵。
不过,如果要对普京外交的属性做出一个概括,那么回归传统可说是它最基本的特性。
从西方学术界的观点看,在经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之后,俄罗斯外交开始了从扩张性帝国向“正常”大国转变的过程,而普京外交使这一过程嘎然而止,俄罗斯外交由此改变了方向。
西方学术界对普京外交有多种评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新帝国主义”说,认为普京外交的实质是重走俄罗斯帝国的老路;还有一种是“新苏联主义”说,认为普京外交正在重拾苏联外交的遗风。
[20]西方学术界对普京外交的评价有基于自己的视角和价值观的理解,不过不管是“新帝国主义”说还是“新苏联主义”说,它们都反映了一个事实,即普京外交正在回到俄罗斯(苏联)外交的传统轨道。
这里所说的传统包括俄罗斯的历史传统,也包括苏联的外交传统,而以后者为多。
传统又包含很多内容,普京外交向传统的回归也是仅就基本精神和特性而言,它包括了以下几方面特点。
其一,普京外交的核心特征是大国和帝国,其中大国是对外而言,帝国是对“内”而言。
关于普京外交的大国理念前面已有叙述,这里只是对它的帝国思想做一点解释。
帝国在西方的语汇中是一个贬义和可怕的字眼,但在俄罗斯人的传统思想中,俄罗斯帝国并不是一个坏东西,相反,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帝国是自由和文明的传播者。
帝国思想在俄罗斯有深厚的土壤,俄不管是民族主义者还是西方主义者,都有浓厚的帝国思想和帝国思维。
俄罗斯“祖国党”的纲领明确宣称,应当在独联体建立新联盟国家,而俄罗斯应是新联盟国家的基础。
极端民族主义派甚至提出了建立俄罗斯“第三帝国”的思想,它们认为,沙俄是第一帝国,苏联是第二帝国,现在俄罗斯的历史任务是建立“第三帝国”。
[21]即使是俄罗斯自由派,也把帝国作为俄罗斯的前途和使命。
俄罗斯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丘拜斯在2003年提出了“自由帝国”的思想,声称:
“俄罗斯在所有可见未来的前景都是自由帝国主义,而俄罗斯的使命也是建立自由帝国。
”[22]可知,帝国是一种浸透在俄罗斯民族灵魂中的思想。
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言:
“在俄罗斯所有的政治战略分析中,‘帝国’是基本的语言。
只要我们开始对建设俄罗斯进行全面和长期思考,我们就开始想到帝国并用帝国的规范。
俄罗斯天生就是帝国主义者。
”[23]普京外交反映了俄罗斯的主流思想,自然不能不带有俄罗斯民族的帝国意识,其直接表现就是仍然把原苏联国家作为特殊国家,把原苏联地区作为特殊地区,认为它们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只能与俄罗斯进行一体化。
客观地说,这种想法也是自然的,任何一个帝国都不可能不带留恋地与它过去的属国告别,都不可能不尽力去挽回它,但这仍然是一种帝国意识。
其二,普京外交的国内政治基础是中央集权。
无论是沙皇俄国还是前苏联,它的外交都建立在中央集权的政治基础上,普京外交显然也秉承了这一特征。
如果说,在普京执政初期,俄罗斯的政治体制还处于飘移不定的过渡状态的话,那么在普京执政后期事实上的中央集权体制已经形成。
尽管存在着三权分立制度,尽管存在着多党制和选举制度,但克里姆林宫事实上控制着几乎一切权力和资源,也牢牢掌握着俄罗斯的政治进程。
在2007年12月刚刚选出的新一届国家杜马中,普京支持的“统一俄罗斯党”占到了2/3以上的议席,强硬的反对派从议会中完全消失,这预示着俄中央集权在未来几年将更加巩固。
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存在密切联系,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俄罗斯来说,它的表现和结果显得尤为明显。
西方对俄国内政治变化的反应如此敏感和激烈,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俄罗斯的国际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的国内治理方式”。
[24]不过,如同帝国概念一样,俄罗斯对中央集权的理解与西方也很不相同。
在俄罗斯看来,中央集权并不可咒,它是治理俄罗斯的合适形式。
其三,普京外交的信念是崇拜实力。
从沙俄到苏联,崇尚实力、显示实力、大胆运用实力一直是传统俄罗斯外交的典型做法,普京外交也有这种特点。
纵观普京外交,其变化和调整与俄实力的变化几乎连延迟的间隔也没有。
美国学者曼考夫正确地指出,普京外交的真正变化不是政策的变化,而是实力的变化。
[25]普京外交对力量的运用也是十分习惯和大胆的:
俄军羽翼刚刚恢复,就派战略轰炸机飞到美英日的家门口、甚至低空直接掠过美国航空母舰上方;针对在他国领土上存在的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对俄安全的威胁,俄提出过实施预防性打击的思想;在与乌克兰的天然气之争中决然地切断对乌天然气供应,使乌克兰和欧洲陷入“断气”的危险;在与格鲁吉亚的危机中毫不留情地切断了通往格的陆路、航空、邮政联系,对格实施封锁。
从这些典型案例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普京外交与俄崇尚实力的传统一脉相承,如果说有不同的话也只是形式而已。
其四,普京外交的精英中坚是强力部门。
精英的结构状况对外交有着重要影响。
在苏联传统中,强力部门从来都是精英层的主体,将军、克格勃首领、大军工企业经理构成了苏联时期最有势力的利益集团,它们的意志最大程度地影响着俄对外政策。
这种情形在普京外交中重现,强力部门在普京政权中举足轻重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特别是普京所由出身的安全部门,不仅在俄权力结构中占据最显赫地位,而且其势力深入经济和其他领域,已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俄国有或国控大企业。
有学者形容,由于强力部门在俄精英阶层中的强势地位,现在俄决策层只有温和的“帝国”支持者和强硬的“帝国”支持者之分,自由主义者已经无影无踪。
[26]
除了以上所述特征之外,意识形态上的民族主义,行为原则上的利益至上和实用主义,以及风格上的惊世骇俗、不循常规、变化难测的俄罗斯性格等,也在普京外交中有强烈表现。
这些特点也都散发着俄罗斯(苏联)外交传统的神韵。
虽然回归传统是普京外交的基本性质,但也必须看到普京外交还具有复杂性和矛盾性。
今天的俄罗斯不是沙俄帝国、也不是苏联,今天的世界也不是19世纪和冷战时期的世界,俄内外环境与过去都已大不一样,普京外交自然不能脱离这个时代和环境。
普京外交也不像看上去那么完整和一致,其背后是多种成分的混杂,比如说,传统思想与现代意识,新帝国思想与后帝国意识,主权理念与全球化影响,对超级大国的怀旧心理与多元化主张,西方主义理念与欧亚外交,等等。
这些不同的思想、理念、意识在普京外交中都存在着,只是某一种思想、理念、意识更强,成为主导性潮流,而另一种较弱,不是主流,但仍可能在某种条件下表现出来和产生作用。
同样,在普京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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