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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的梦想与失败
威尔逊的梦想与失败
威尔逊的梦想与失败
华盛顿—巴黎
1918~1919
美国最优秀的总统是谁?
1962年,美国一家全国性杂志通过投票评选,为美国历屈总统作出一个排名榜,结果是:
第一名林肯、第二名华盛顿、第三名富兰克林·罗斯福、第四名威尔逊【注1】。
前三位美国总统可谓妇孺皆知;而名列第四的威尔逊总统却不是人人都知道他在历史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因为威尔逊的政治生命是在失败的氛围中结束。
然而美国人民并没有将他忘却,因为是他领导美国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始末。
在美国。
人们评价威尔逊,主要不是着眼于他是一位教育家,也不着眼于他在国内推行“新自由”政策,而是看重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为谋求美国领导地位所作的努力。
威尔逊事业的顶峰是他亲自率领美国代表团远渡重洋,参加1919年的巴黎和会。
这在当时的交通条件和美国政治传统下,实属罕见。
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原则”作为缔结《巴黎和约》的基础,并提出建立国际联盟的设想,以保障人类的永久和平。
他的这些政治理想举世瞩目。
在饱经战争苦难的欧洲人眼中,威尔逊不啻是一位“救世主”。
可是,威尔逊的梦想并未实现。
领导美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罗斯福总统“十分钦佩威尔逊的梦想,但是他把威尔逊的失败归因于威尔逊把梦想当成了现实”【注2】。
同样,也有不少人把威尔逊称为“堂·吉诃德”【注3】。
西班牙小说中的堂·吉诃德耽于幻想、不切实际,最终碰得头破血流,但他毕竟初衷善良。
在茨威格看来,威尔逊也是如此。
——译者题记
1918年12月13日,巨大的“乔治·华盛顿”号军舰正向欧洲海岸驶去。
军舰上乘坐着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注4】。
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亿万民众怀着如此巨大的希望和信任,期盼着一艘船、期盼着一个人【注5】。
欧洲各国互相怒气冲冲地已打了四年仗【注6】,互相用机构和大炮、用火焰喷射器和毒气杀戮了千百万自己国家最优秀、最朝气蓬勃的青年。
在四年时间里,这些欧洲国家用语言和文字表达的,无非是相互的仇恨和诋毁。
然而,所有这些煽动起来的激昂情绪并未能够让人们听不见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声音:
自己的国家所做和所说的全部违背天理,玷辱了我们这个世纪。
所有这些亿万民众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都有这样一个隐秘的感觉:
人类重又倒退的野蛮的未开化和以为早已远去的世纪之中。
这时候,有一个人把自己的声音【注7】从另一个大洲——美洲越过仍然硝烟弥漫的战场传到欧洲,这声音清楚地要求:
永远不要再有战争。
永远不要再有争执。
永远不要再有那种旧的秘密外交【注8】——这种外交把各国人民在自己不明真相和不愿意的情况下驱赶着去当炮灰;而是要求:
建立一种新的更好的世界秩序——“建立一种在臣民们同意的基础上并得到期类的组织的舆论支持的法治。
”令人诧异的是:
在所有的国家,说各种不同语言的人们都立刻听明白了他的声音。
第一次世界大战——昨天还是一场为了争夺接壤的土地、为了边疆的划分、为了争夺原料、、矿山和油田而进行的无休止的无谓争吵——突然获得了一种崇高的、近乎宗教似的意义:
这场战争之后将是永久的和平,将是公正和人道的救世主【注9】之国。
这么一说,千百万人的鲜血似乎没有白流;这一代人如此受苦受难,好像就是为了换来这样的苦难永远不会再降临人间。
千百万民众怀着绝对的信任,热烈响应威尔逊的呼声;人们都说,他——威尔逊将会使战胜国和战败国达成和解,从而缔造公正的和平。
人们都说,他——威尔逊是另一个摩西【注10】,他会使迷途中的世界各国一起同坐在新的国际联盟【注11】的会议桌旁。
伍德罗·威尔逊的名字在几个星期之内成了一种犹如宗教一般的力量——犹如救世主一般的力量。
人们用他的名字给街道、建筑物和子女起名。
每一个觉得自己处于苦难之中或者感到自己吃了亏和受到歧视的民族,都派代表到他这里来;成千上万写着各种建议、祈求、恳请的信函和电报从五大洲涌来,堆积如山。
装满信函和电报的好几个箱子还被除数送到这艘正在驶向欧洲的军舰上来呢。
整个欧洲、整个世界,都一致要求威尔逊作为他们这次最后争执的仲裁者,使梦寐以求的最终和解得以实现。
威尔逊无法抗拒这样的声音。
他在美国的朋友们劝他不要亲自出席巴黎和平会议【注12】。
他们说,作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他,有责任不离开自己的国家,而宁可从远处领导谈判。
但是伍德罗·威尔逊没有被说服。
他觉得,即使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这样一个最为显贵的职位,如果和要求他去完成的使命相比,可以说是微不足道。
他说,他不愿意只为一个国家效劳,只为一个大洲——美洲效劳,而要为全人类效劳;他并不仅仅只为这样一个特定的时刻效劳,而要为更美好的未来效劳;他不愿意心胸狭隘地只代表美国的利益,因为“利害关系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产生凝聚力,而只会产生离心力”,而他愿意代表所有人的利益。
他觉得,他必须自己小心翼翼地守望着:
不让军事家们和外交家们再次煸起狂热的民族情绪——因为人类的和解意味着为军事家们和外交家们的险恶职业敲响了丧钟。
他必须亲自充当担保人,保证是人民的意志而不是他们的领袖的意志迫使与会代表说什么样的话,而且在这一次媾和会议——人类的最后一次和最终决定一切的和会上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应该在全世界面前开诚布公地说。
威尔逊正是抱着这样的愿望站在“乔治·华盛顿”号军舰的甲板上,凝望着在雾霭中出现的欧洲海岸——它显得模模糊糊和游移不定,恰似他自己关于未来各国人民和睦友受的梦想一般。
他挺直地站立着,身材魁梧、面容坚毅,戴着眼镜的双眼散射出锐利而又清澈的目光,微微突出的英美人【注13】的下巴,但丰满的双唇却紧紧地闭着。
他是基督教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和孙子【注14】,因而在他身上就有长老会教士的那种严肃和狭隘。
在长老会的教士们看来,世间唯有一种真理,而且他们肯定:
就是他们所知道的那一种真理。
他在自己的血液中既有虔诚的苏格兰和爱尔兰祖先们的无比热忱,也有加尔文教徒信仰的奋斗精神——是这种信仰把一种要拯救罪孽深重的人类的使命赋予给了威尔逊这样一位领袖和导师【注15】。
基督教的殉道者和被视为异端而遇难的基督徒【注16】宁愿为自己的信仰而受火刑也丝毫不离开圣经——这样的执著一直在他身上起作用。
在他——一个民主主义者和学者看来,“人性”、“人类”、“自由”“和平”、“人权”这样一些概念并不是冷漠的字眼;这些字眼对他的父辈来说是《福音》书中的训道,对他来说也不是空洞抽象的思想概念,而是他决心逐一去捍卫的宗教信条,就像他的祖先捍卫基督教《福音》书的教义一样。
他已进行过许多斗争,但是这一次的斗争将是一次决定性的斗争。
——当他凝望着欧洲陆地在自己的视线中显得愈来愈明朗时,他油然产生了这样的感觉。
但当他想到,“如果我们能够意见一致,我们要为建立世界新秩序而斗争;如果我们不得不互相争执,我们也要为建立世界新秩序而斗争。
”这时候他不知不觉地绷紧了脸。
不过,从他眺望远处的目光中所流露出来的严肃神情很快就渐渐消失了。
布雷斯特【注17】海港的礼炮和旗帜正在欢迎他呢,不过这仅仅是按照规定向这位盟国的总统表示敬意而已,而此后从岸上向他迎来的暴风雨般的欢呼声,他觉得,那绝不是事先安排的有组织的迎接,不是预先约好的欢呼,而是全体民众火药一般热情的流露。
威尔逊乘坐的列车所经之处——从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小村落、每一幢房子,都会有人向他挥舞旗帜——宛如希望的火焰。
千万只手向他伸来,在他周围人声鼎沸。
而当他乘车穿过香榭丽舍大街【注18】驶入巴黎时,夹道欢迎的人群更是涌动如潮。
巴黎人民、法国人民是远在欧洲的各国人民的象征。
他们叫喊,他们欢呼,他们把自己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他身上。
威尔逊的面容显得愈来愈轻松,一种感到欣喜、几乎是陶醉一般的、无拘无束的微笑显露出他的牙齿。
他向左右两边挥动着礼帽,好像他要向所有的人致意、向全世界致意。
是呀,他做得对,他亲自来了,因为只有灵活的意志能够战胜死板的规则。
难道人们就不能够、就不应该为了千秋万代和为了所的人创造一座如此欣喜若狂的城市、创造一个如此充满希望的人类世界吗?
还有一夜的休息【注19】,然后在明天就要立刻开始给全世界以和平——世界梦想了千百年的和平,从而完成最伟大的业绩——这是每一个世上的人完成的业绩呀。
在法国政府为威尔逊安排下榻的宫殿前,在法国外交部的走廊里,在美国代表团的总部——克里荣大饭店【注20】前,拥挤着急不可待的新闻记者——光是这一群人就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
光是北美就来了150名记者;每一个国家、每一座城市,都派出自己的记者。
而这些记者都要求得到参加所有会议的许可。
参加所有的会议!
因为和会已信誓旦旦地向全世界承诺“完全公开”。
记者们听说,这一次会议不会有任何秘密会议或秘密协议。
“十四点原则”的第一点就清清楚楚地写着:
“公开的和平条约,必须公开缔结,缔结后不得有任何种类的秘密的国际谅解,而外交也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坦率地进行。
”【注21】听说,秘密条约的瘟疫——它比其他所有的瘟疫吞噬了更多的生命——将要被威尔逊的“公开外交”的新的免疫血清彻底消灭呢。
然而,使这些满腔热情的记者们感到非常失望的是,他们遇到的是令人难堪的搪塞。
他们被告知:
所有的记者肯定都会被准许参加大的会议,并且被准许将这些公开的会议的记录——实际上是把各种紧张交锋已做了消毒处理的会议记录——向全世界报道。
但是,会议开始之初还不能向记者们提供任何消息,因为首先必须把谈判的程序确定下来【注22】。
失望的记者们不由得感觉到,一定有什么事情没有取得完全一致。
其实,发布消息的官员们并没有完全说假话。
关于谈判程序,威尔逊在“四巨头”【注23】的第一次磋商中就立刻感觉到协约国中其他国家的抵制:
他们不愿意把一切谈判都公开,而且有一个很好的理由,那就是在所有参战国的文件柜和公文包里都放着秘密条约呢。
——这些秘密条约均在事先做出保证:
每个国家应该得到的自己那一部分利益和自己的战利品。
既然是肮脏的私下交易,他们当然只想遮遮掩掩地干嘛。
为了不至于使巴黎和会从一开始就秽闻远扬,有些事情就不得不先闭门磋商和解决。
不过,不仅有会议程序方面的分岐,而且还有更深层的分岐哩。
其实,阵营一清二楚,以美国为一方,以欧洲国家为另一方,美国清楚地代表左派立场,欧洲国家清楚地代表右派立场。
原来,在这次巴黎和会上要缔结的不是一种和平,而是两种和平——缔结两利完全不同的和平条约。
一种和平是一时的和、眼前的和平——将是与已经放下武器的战败国德国结束战争的和平;同时还有另一种和平,即永久的和平——将是使任何未来的战争永远成为不可能的和平。
一方面是根据旧的强硬方式的和平、另一方面是新的和平——威尔逊提出的通过建立国际联盟所缔结的和平。
这两种和平,究竟哪一种应该首先谈判呢?
在这个问题上,两种看法针锋相对。
威尔逊对一时的和平不太感兴趣。
他认为,确定边界、偿还战争赔款,应该由专家们和专门委员会在“十四点原则”的基础上做出决定。
这是一项小的工作、次要的工作、专家们的工作。
与此相反,各国政府首脑的任务应该是、而且也有可能是:
把各国联合起来,缔造永久的和平。
——这可是一种新事物、新变化啊!
【注24】但是双方都认为自己的意见首先需要讨论。
协约国的欧洲成员国理直气壮地警告说,人们不可以在四年战争之后还让一个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世界去等待和平数月这久;不然的话,欧洲将会出现不堪收拾的混乱局面。
首先应该做的事是,确定边界、确定战争赔款、把一直还是全副武装的官兵们遣回到他们的妻子和儿女们身边、稳定货币、恢复贸易和交通;然后才让海市蜃楼般的威尔逊计划在秩序已经巩固的大地上散发光辉。
正如威尔逊在内心对一时的和平不感兴趣一样,克里孟梭、劳合·乔治、索尼诺【注25】——这些教练的谈判对手和足智多谋的策略家们——在内心深处对威尔逊的要求也相当不以为然。
他们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部分也是出于对威尔逊的敬重和好感,才对他的富有人道精神的要求和创意表示赞赏,因为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感觉到,一种不谋私利的原则会在他们国家的民众那里获得不可抗拒的诱人魅力;因此他们愿意通过附加条款的限制和删减某些内容的办法来讨论威尔逊的计划,但是首先应该做的是和德国缔结和约,从而宣告战争的结束,然后再讨论《国际联盟盟约》。
不过,威尔逊自己也是一位十分教练的谈判对手,他知道,对方会怎样通过稽延时日让一种生机勃勃的构想渐渐枯萎。
他也知道,他自己该如何去排除那些耽搁时间的种种诘难;他还知道,仅仅通过为某种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是不会使他成为美国总统的。
因此他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
必须首先制定出盟约。
他甚至要求,将盟约逐字逐句地写进和德国签订的和约之中。
他的这种要求势必会产生第二个矛盾。
因为在协约的欧洲成员国看来,将《国际联盟盟约》的诸原则写进对德和约之中,这无异于以德报怨——把未来的人道主义原则作为不该得到的报答预先给了德国,而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元凶呀,当年德国由于入侵比利时【注26】而粗暴地践踏了国际法,还有霍夫曼将军【注27】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注28】用拳头肆无忌惮地猛捶桌子的举动,为强迫签订条件苛刻的条约提供了最恶劣的先例。
所以他们要求,先用旧的硬通货算清战争赔款,然后才讨论世界新格局。
他们说,田野依然一片荒芜,整座整座城市已被战火摧毁成残垣断壁。
为了给威尔逊留下这方面的深刻印象,他们一再请他亲自去看一看那些城市的田野【注29】。
可是威尔逊——一个不切实际的人却有意识地不去正视废墟,而只把目光对准未来。
在他看来,只有一件事是他的使命:
废除旧秩序和建立新秩序。
尽管他自己的顾问蓝辛【注30】和豪斯【注31】反对,但他仍然毫不动摇和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要求:
首先订立国际联盟盟约。
就是说,先讨论全人类的事情,然后才讨论各国的利益。
斗争十分激烈。
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
浪费了许多时间。
伍德罗·威尔逊的另一个疏忽是,他没有把自己的梦想事先用文字表述得清楚明白,因而在讨论中经常节外生枝。
他随身带来的盟约计划完全不是最终的定稿文本,而仅仅是第一稿草案,它不得不先在无数次的会议上讨论、修改、增删。
除此之外,外交礼节还要求威尔逊在抵达巴黎之后去访问其他结盟国家的首都。
也就是说。
威尔逊要访问伦敦【注32】,要在曼彻斯特发表演讲【注33】,然后又前往罗马。
由于他不在场,其他举足轻重的政治家也就没有真正的兴趣和热情推进他的计划。
在巴黎和会全体会议举行以前的一个多月时间就这样白白失去了。
而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在匈牙利【注34】、在罗马尼亚【注35】、在波兰【注36】、在巴尔干半岛【注37】、在达尔马提亚【注38】的边界上,都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占领地盘的斗争,既有正规军,也有志愿军因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在维也纳的饥馑日趋严重【注39】,俄国的形势变得愈来愈紧张,令人十分忧虑【注40】。
但是,即便在1919年1月18日举行的巴黎和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已经确定:
《国际联盟盟约》将是总和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还仅仅是在理论上。
而盟约文件却始终尚未定稿,文件还始终处在无休止的讨论之中,从这个人的手转到另一个人的手,从这个国家的政府转到另一个国家的政府。
这样,又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
对欧洲而言,这是非常动荡不安的一个月,欧洲愈来愈急切地愿意得到自己真正的和平——事实上的和平。
1919年2月1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以后过了三个月,威尔逊才提出盟约的最后文本,也是被大会一致通过的文本。
世界再次欢呼。
威尔逊的主张赢得了胜利:
从今以后的和平将不再通过武力和威胁而得到保障,而是通过达成共识和相信至高无上的公正而得到保障。
当他离开凡尔塞宫时,一片暴风雨般的鼓掌欢呼。
他又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带着自豪、感激的幸福微笑环视拥挤在他周围的民众。
他感觉到,在这个国家的民众背后是其他许多国家的民众,在苦难深重的这一代人背后是未来世世代代的人——他们将由于和平得到最终的保障而永远不再知道战争的灾难,永远不再知道强迫签订霸王条款的和约给战败国带来的屈辱,永远不再知道战胜国的专横霸道。
这是他最伟大的一天,但同时也是他幸运的最后一天,因为他第二天——1919年2月15日就回美国去了【注41】,以便他在返回巴黎签署另一份最后的战争和约以前,先在美国向自己的选民和同胞说明这份永久和平的“大宪章”【注42】,可是恰恰由于威尔逊过早地离开了他取得胜利的战场而最终断送了自己的胜利。
当“乔治·华盛顿”号军舰驶离布雷斯特海港时,礼炮再次鸣响,不过欢送的人群已稀疏不少,他们的神情也显得相当无所谓。
在威尔逊离开欧洲时,欧洲各国的民众对这位“救世主”所怀的巨大希望和激情已渐渐消退。
在纽约,等待他的也是冷淡的接待。
没有飞机在军舰上空盘旋,振翅飞翔,没有暴风雨般的欢呼声;而在他自己的白宫办公室里,在参议院,在国会,在自己的党内,在自己国家的民众那里,所遇到的更是一种深怀疑虑的询问。
欧洲不满意,是因为威尔逊走得不太远;美国不满意,是因为他走得太远。
欧洲觉得,威尔逊还远远没有把各种互相抵触的利益结合成为一种伟大的、普遍的人类利益;而在美国,他的那些已经在自己心中想到下一屈总统选举的政治对手们则宣传说:
威尔逊毫无道理的在政治上把美洲新大陆与难以揣度和不安定的欧洲大陆结合得太紧,从而违背了美国国策的基本原则——门罗主义【注43】。
在美国,人们十分急切地提醒伍德罗·威尔逊:
他不应该只想成为未来梦想之国的奠基人,不应该只想到外国,而应该首先想到美国人,是美国人把他选做他们自己意志的代表而成为美国总统的。
于是,威尔逊不仅要为欧洲的谈判殚精竭虑,而且还不得不既要与自己党内的人士又要与自己在政治上的反对派开始新的协商。
他不得不在这座令人自豪的国际联盟的大厦后门补堵上一道墙——他自以为他已无可指责地建造了这座难以攻克的大厦呢。
这是一座危险的后门——美国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从这座后门撤离大厦,也就是说,要预防美国撤出国际联盟【注44】。
如果美国不参加国际联盟,那么也就意味着,威尔逊设计的永久性大厦——国际联盟的第一块基石会被挖走;大厦的墙基会被打开第一个缺口,而这个缺口则是灾难性的,它会酿成大厦的最终倒塌。
不过,纵使威尔逊通过修改条款和加上各种限制会在欧洲,现在也会在美国实现他的“新的人类大宪章”【注45】,但也仅仅是一半胜利。
当威尔逊为了完成自己使命的第二部分【注46】而重返欧洲时,他的心情已不再像上一次似的轻松和自信了【注47】。
“乔治·华盛顿”号军舰再次向布雷斯特海港驶去。
但他眺望海岸的目光已不再像上一次似的神采奕奕、踌躇满志。
他显得更加苍老和更加疲倦,因为这短短的几个星期使他感到更加失望,他的脸绷得更紧,显得更严肃,紧闭的嘴巴流露出愤懑和顽强的神情,左面颊上间或的抽搐犹如暴风雨前的闪电——这是积聚在他身上的疾病的预先警告。
随身医生【注48】不敢耽误片刻,赶紧提醒他务必爱惜身体。
然而他面临的是一场新的、也许是更为激烈的斗争。
他知道,贯彻他的原则要比他拟定这些原则更加困难,但他决心不牺牲自己纲领中的任何一点。
要么全有,要么全无。
要么是永久的和平,要么没有和平。
他这次登上欧洲海岸时,已经不再有欢呼。
巴黎的街道上已经不再有欢呼。
报纸抱着冷淡和观望的态度。
民众变得多疑和谨慎。
歌德的那句话再次应验:
“热情不是一种可以腌藏许多年的东西。
”威尔逊不去充分利用对他有利的时刻,不去按照自己的意志趁热打铁,而是让他的关于战后欧洲格局的理想方案僵在那里。
他不在巴黎的那一个月改变了一切。
在他短暂回国的同时,劳合·乔治也向大会告了假,克里孟梭由于被一个刺客的手枪击中而两个星期不能工作。
各种私利集团的代表人物就充分利用这段无人看守的短暂时间,纷纷挤进巴黎和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会议大厅。
所有的高级军官——元帅和将军们在四年战争期间曾经为追逐各自的利益以最充沛的精力从事过最危险的工作,曾经用他们的训词、决定和专横使千百万人俯首帖耳,他们岂能在此时此刻心甘情愿地悄然退出历史舞台呢。
国际联盟盟约的条款要求“废除强制征兵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普遍强制征兵”【注49】,这岂不是要夺取他们手中的权柄——军队吗,也就是说,国际联盟盟约已威胁到他们的生存。
永久的和平意味着他们的职业将失去意义。
因此他们必定要扼杀侈谈永久和平的废话——《国际联盟盟约》,或者把《国际联盟盟约》引进死胡同。
他们用威胁的态度要求扩充军备,而不是像威尔逊似的要求裁减军备;他们要求得到新的边界和各国的保证,而不是像威尔逊似的要求以集体安全为基础的解决办法。
他们说,用这“十四点原则”的空中楼阁无法保障一个国家富强,而只能有用武装自己的军队和解除敌人的军队的手段来保障一个国家的富强。
拥挤在这些军国主义者背后的是那些要保持自己军火工厂继续运转的工业界各集团的代表,以及打算在战败国赔款方面赚钱的中间商。
背后受到反对党威胁的外交官们越来越左右为难。
他们全都要为自己的国家多增加一大片土地。
他们巧妙地用公众舆论做了一些试探,所有欧洲的报纸配合美国的报纸,用各种语言异口同声地重复着一个相同的话题:
说威尔逊由于他的荒唐的妄想而拖延了和平,威尔逊的乌托邦固然值得称赞并且肯定充满理想主义精神,但他的乌托邦却妨碍了欧洲的稳定。
现在已不再可以为了高尚的道德和道义上的顾虑而丧失时间呀!
如果不立即缔结和约,欧洲就会出现混乱。
不幸的是,这样一些指责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把自己的计划瞄准今后世世代代的威尔逊是用不同于欧洲各国人民的尺度去衡量时间的。
他觉得,四、五个月的时间对要实现一个千年古梦的使命来说并不算多。
然而就在这段时间之内,由各种不知底细的势力所组织的志愿军团在东欧四处征战,他们占据领土;整片整片接壤的狭长地带还不知道属于谁和应该属于谁呢。
德国代表团、奥匈帝国代表团在停战四个月之后还没有被接待。
那些尚未划清的边界后面,各国人民变得焦躁不安起来。
政治形势骤变的征兆清楚表明:
明天匈牙利【注50】,后天德国【注51】,都会出于绝望而把自己托付给布尔什维克【注52】。
所以外交官们迫切要求迅速有个结果——迅速缔结和约,管它公正不公正,并且要先清除掉挑台在签订和约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首先要除掉滋生麻烦的《国际联盟盟约》。
威尔逊回到巴黎的第一时间就足以向他表明,他在此前三个月内所创建的一切基础在他短暂回国的一个月内受到暗中破坏而面临坍塌。
福煦元帅【注53】几乎就要实现他坚持的一惯主张,把《国际联盟盟约》从和约中删除。
不过,威尔逊的钢铁般决心在这关键时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他坚决不后退一步。
在他回到巴黎的第二天——1919年3月15日,他通过新闻界正式宣布:
1919年1月25日巴黎和会通过的决议——“《国际联盟盟约》将是和约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然有效。
这项声明是对那种企图的第一次反击。
——企图不是在新的《国际联盟盟约》的基础上,而是在协约国之间签订的旧的伦敦密约的基础上缔结对德和约。
威尔逊总统现在可清楚地知道了,那些恰恰在昨天还郑重其事地发誓要尊重民族自决权的几个大国【注54】,他们一心想要得到的是什么:
法国要求得到德国的莱茵地区和萨尔地区;意大利要求得到阜姆港和达尔马提亚地区【注55】;罗马尼亚【注56】、波兰【注57】和捷克斯洛伐克【注58】也想得到他们各自的一份战利品。
如果威尔逊不进行反击,那么《巴黎和约》将是又一次按照拿破仑【注59】、塔列朗【注60】、梅特涅【注61】签订的掠夺性和约的臭名昭著的方法而缔结的和约,而不是按照威尔逊提出的、并被巴黎和会郑重通过的原则而缔结的和约。
那是斗争十分激烈的14天【注62】。
威尔逊本人不愿意让法国兼并萨尔地区,因为他把这种兼并视为是对其他各种破坏“民族自决权”的第一个先例,而且事实上意大利已经在用要离开巴黎和会【注63】进行威胁呢。
——意大利觉得自己的要求和法国的要求并无二致。
法国的报纸大肆煽风点火,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已从匈牙利向四外蔓延,协约国的欧洲各盟国也煞有介事地说,布尔什维克主义不久将殃及全世界。
即使在自己最亲密的顾问——国务卿罗伯特·蓝辛和私人顾问豪斯上校身上,威尔逊也越来越感觉到他们的反对。
甚至连他以闪的朋友们都劝他,面对眼前世界上一片混乱的局面,现在必须赶紧缔结和约,而宁可牺牲一些理想主义的要求。
威尔逊面临着一条异口同声的阵线。
而从美国敲击他后背的是,由他的政党和竞争对手所煽起的公众舆论。
有些时刻,威尔逊真觉得自己已精疲力竭。
他向一个朋友坦诚地说,他已无法再坚持这种一人对众人的斗争,并已下定决心,如果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意愿,那么他就离开巴黎和会。
在这场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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