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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教育
隋唐五代教育
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发展的鼎盛时期。
古代国立学校教育确立于汉代,中经魏晋南北朝时兴时废,到了隋唐时期有了空前的发展。
隋朝
隋文帝初年,很重视学校教育,将国子寺从太常寺独立出来,成为最早的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使学校教育在国家政权中有了独立的地位。
国子监设置祭酒一人,专门掌管国家教育事业,是最早的中央教育行政长官,而在这之前,教育一直是隶属于其他部门的(如太常寺即属皇室内务部门)。
国子祭酒下属有主簿、录事各一人,统领各官学。
国子监和国子祭酒体制的设置,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个巨大进步,使学校教育有了社会组织的保证。
从学校体制来看,隋朝中央官学除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还设有书学、算学和律学。
书、算、律三学初创于这个时期,它是继汉代鸿都门学之后,专科学校教育的一个新发展。
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这五学归国子寺领导;律学由大理寺直接领导,成为部门办学的先导。
此外,在太医署中,也招纳生徒,传授医术,培养医学人才;地方则设有州郡县学。
据《隋书·百官志》载,隋代各学不仅设有专职教官和脱产学习的学生如博士、助教、生员等,而且有计划管理,名额也有规定,如博士:
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助教:
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学生:
国子一百四十人,太学、四门各三百六十人,书四十人,算八十人(《隋书·百官志下》卷二十八),可见当时中央官学的规模相当可观。
在学校教学和管理上也有一些成规、制度及基本要求,如中央官学除正常教学外,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
年别一行乡饮酒礼。
州郡学则以春秋仲月释奠,州郡县亦每年于学一行乡饮酒礼。
学生皆乙日试书,景日给假焉。
(《隋书·仪礼志四》卷九)这等于是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开学、散学典礼和考试、放假制度。
隋初还曾诏天下郡县皆置博士习礼。
儒学教官还有负责地方教化的义务。
由于隋文帝初年积极振兴教育,所以一度出现了学校教育的昌盛局面。
但随后,隋朝官学教育在初期短暂兴盛之后却出现了立即衰落。
《隋书·儒林传》说,那时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于四方,皆启黉校。
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
但为时不久,到了隋文帝晚年,因他信佛太笃,学校教育本身又见效不大、不及时等原因,文帝便对学校教育的功能产生了怀疑,态度也有所变化,所谓不悦儒术,专尚刑名(《隋书·儒林传》)。
官学教育于是出现了十分不景气的状况,主要表现在文帝对学校教育的几道诏书上。
一是在开皇九年(公元589年)以前的一次诏书中,提到学校教育时说:
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
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
今宜简省,明加奖励。
(《隋书·高祖纪下》卷二)认为学校多而不精,不见成效,于是要求裁减。
同年所下另一道诏书表述得更为明白:
京邑庠序,爱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照明经高第(同上),其所以如此,乃是教训不笃,考课未精的结果。
可见当时官学教学的质量之低,已引起最高统治者的严重不满。
所以,文帝于仁寿元年(公元610年)下治:
国子学惟留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同上)。
当时刘炫上表力谏,言学校不可废,帝不纳其言。
同年秋七月,改国子学为太学,降低了中央官学的地位。
官学教育衰落情形;由此可以想见。
隋代后期,炀帝即位以后,曾一度复兴学校教育。
所谓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隋书?
儒林传序》卷七十五)。
又据《隋书·百官志》记载,炀帝即位,多所改革。
……改内侍省为长秋监,国子学为国子监(《隋书·百官志》下卷二十八)。
这是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重新肯定了教育行政作为国家行政的独立部门的地位。
在国子监中依旧置祭酒,加置司业一人,丞三人,并置主簿、录事各一人。
(同上)国子学置博士、助教、学生,并下诏征集学行优敏者予以不次的待遇,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
若研精经术,未愿进仕者,可依其艺业深浅,门荫高卑,虽未升朝,并量准给禄。
(《隋书?
汤帝传》上卷二)当时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以奏闻。
于时旧儒多已凋之,惟有刘炫、刘焯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及古今,后生钻仰,诸经议疏,搢绅咸宗之。
另一方面,又严肃整饬学校功课,申明旧制,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同上书卷三)。
但是,由于隋炀帝悖材矜已;傲狠明德(《隋书·炀帝纪下》卷四),淫荒无度,法令滋章(同上),是历史上出了名的暴君,对内实行残暴统治,对外征战不息,外事四夷,戎马不息(《文献通考·学校二》),所以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随着政治上的腐败,社会动荡不安,学校教育实际上徒有虚名。
《隋书·儒林传序》卷七十五描述当时学校说:
师徒怠散,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方领矩步之徒,亦转死沟壑,经籍湮灭于煨烬矣.由此可见,隋朝的官学教育实则是兴废无常的。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隋朝国祚虽然很短,只将近三十年时间,但它在学校教育上的建树还应给予历史的肯定。
如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创设;专科学校的创立,除设立专门研习儒家经典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之外,还设有书、算、律学;科举取士的制度也对儒学教育有所推动,以及在有关业务部门也设立博士,招聘学生,进行职业性培训等等,均由隋朝开其端绪。
这些新的学校设置和教育制度都为唐代学校所继承和发展,并为后世所效法。
所以说,隋朝的官学教育为唐代官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它在古代官学教育发展史上,确实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尽管其教育制度不很完备,但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唐朝
唐高祖李渊重视学校教育,初入长安就开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员。
义宁三年(隋恭帝杨侑年号,公元617-618年,只有二年,义宁三年在公元619年)又令国子学置生七十二员,取三品以上子孙;太学置生一百四十员,取五品以上子孙;四门学生一百三十员,取七品以上子孙(《旧唐书?
儒学传序》)。
显见这时就已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存在,并规定了学生的入学人数和入学标准。
开国后,他一反隋末压抑学校的政策,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下《兴学敕》,宣称:
自古为政,莫不以学为先。
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具备,故能为利深博(《唐大诏全集》卷一○五),把教育作为其政治的基础和依靠。
同时,在兴学诏书中还阐论说:
自叔世■讹,稚道论缺。
绵历岁纪,儒风莫扇,隋季以来,丧乱滋甚。
蜷言篇籍,皆为煨烬,周孔之教,阙而不修。
庠塾之仪,泯焉将堕。
……朕受命膺期,握图驭宇。
思弘至道,冀宣德化。
……所以捃摭遗逸,招集散亡。
诸生胄子,特加奖励。
然而调弊之余,湮替日多。
学徒尚少,经术未隆。
……方今幽夏既清,干戈渐哉,搢绅之业,此则可兴。
宜下四方诸州,有明一经已上未被升擢者,本属举选,具以名闻。
有司仪等,加阶叙用。
其有吏民子弟,识性开敏,志希学艺,亦具名,申送入京,量其差品,并即配学。
明设考课,各使励精,琢玉成器,庶其非远。
州县及乡里,并令置学。
(《唐大诏令集》卷一○五)
可是,世事岂能皆如人愿,若干年过去了,学校教育的实际成就并不显著。
李渊临退位前,不免浩然长叹:
凋弊之余,湮替日多,学徒尚少,经术未隆。
诚如《旧唐书·良吏传序》所称:
武德之初,余风未珍,李渊根本无法改变隋末学者凋丧,儒教凌迟的状况。
唐太宗即位后,根据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采纳了魏征提出的偃武修文的方略,实现了从武功到文治的重大的政治转变。
他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
唐太宗振兴学校的主要措施,首先是调整教育行政机构,重建国子监。
国子监是封建王朝的中央教育机构,早在西晋时就已建立北齐立国子寺,隋初亦然(《唐会要》卷六十六)。
隋末大乱以后,不复设立。
李世民在贞观元年五月重建国子监,以加强对学校的领导。
其次是兴办各级各类学校。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学官)也增置生员(《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上》),扩大招生。
同年十二月,又兴办了书学(学书法》和算学(《唐会要》卷六十六),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艺文.仅这一年国家学校增加的教师和学生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唐会要》卷六十六》)。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又兴办了法律专科学校,以律令为专业,格式法例亦兼习之。
招学生五十人(《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
当时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统称六学,直属国子监领导,在全国影响很大,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
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叶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
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
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上》)。
随着六学兴盛,国家有关部门也办起各类专业附属学校。
太医署附设了医药学校,有博士以教之。
其考试登用,如国子之法。
太仆寺附设兽医学校。
太乐署附设音乐学校。
太史局附设天文气象历算学校。
太卜署附设卜筮学校。
(《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李世民还在军内兴办了学校,其玄武门屯营飞骑(军队番号名)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
(《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上》)驻守地方上的军队,则分别以上、中、下都督府,设立三等学校(《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
地方上的州学、县学也都恢复并逐渐兴盛。
除了各级各类学校外,李世民还设有一个特殊的教育机构弘文馆(《唐会要》卷六十七《弘文馆》),馆内聚集着一大批名流学者,都是从天下精选来的贤良文学士,负责掌详正图籍,教授生徒,凡朝廷有制度沿革,礼仪轻重,得参议焉。
(《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二)它有三重性质,既是一个国家高级图书馆,又是一个高级学馆,还是一个国家政治研究院。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李世民又下诏,在太子东宫设置和弘文馆同样性质的高级学馆崇文馆(《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
由于李世民采取各种措施设馆兴学,推动了唐初学校迅速增加。
最兴盛的时候,诸馆及州县学六万三千七十人(《新唐书·选举志下》)《私学尚未计算在内)。
各级各类学校兴办起来以后,李世民下诏:
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
(《旧唐书·儒学上》)学官就是教师和教育长官的统称。
被征用的学官分别授以博士、助教等职称,其等级待遇也相应提高。
李世民这样饿贲帛而礼儒生(《旧唐书·儒学上》),用各种优厚的待遇激励知识分子,促进了学校教育质量的迅速提高。
他还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旧唐书·儒学上》),有时甚至亲自参加学校的讨论。
在他的过问下,学校的教育制度日臻完善。
唐初教育的发达程度在当时世界上无以媲美,开创了中华民族古代学校教育史的新局面。
在兴办学校的同时,李世民对取士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贞观二年提出: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
用非其才,必难致治。
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
(《贞观政要》卷七)这里,他规定了用人取士的两条标准:
一是德行,一是学识,并采取了两条选士措施:
第一,大兴科举制,就是用考试的办法挑选有学识的人才;第二,推行才行是任的荐举制(《贞观政海》卷五)。
这样改革取土制度,不仅有利于选择人才,扩大统治基础,也刺激了各级各类学校(包括私学)加速兴盛,从而推动了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这样兴盛的学风持续了没多久,到高宗时便逐渐衰弱。
公平而论,唐高宗对发展文教事业,还是做了一点事情的,如龙朔二年(公元662年)于东都(洛阳)置国子监,扩大生员名额,分于两都教授。
但两都国子监生员总共不过千人,不到贞观年间的三分之一,而西京国子监仅有生员五百人(《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上》),不足贞观年间的六分之一。
李治频幸东都,西京国子监的衰败事出有因,不足为怪。
另外,高宗还一度关闭书学、算学、律学三所学校(《唐会要》卷六十六《广文馆》)。
《旧唐书·儒学传序》云:
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讲的是实情。
武则天时鉴于中央官学均为贵族所把持,为了打击贵族势力,提拔庶族地主,巩固和扩大统治基础,便重科举,轻学校,加之诸王驸马皆得领国子学祭酒,干预学政,学校教育很快衰颓,二十年间,学校顿时毁废,中央官学陷入了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境地。
著名文学家陈子昂认为:
国家太学之废,积岁月久矣,堂宇荒秽,殆无人踪,诗书礼乐罕闻习者。
(《陈伯玉集》卷九《谏政理书》)中宗时韦嗣立指出:
国家自永淳(高宗未)以来,三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
贵门后进,竞以伐幸开班,寒族常流,复因浚替驰业。
(《旧唐书》卷二十八《韦思廉传附子韦嗣立传》)中宗李显神龙复辟(公元705年)以后,采取补救措施,放宽等级制度,扩大收生范围(《新唐书·选举志上》),以便摆脱中央官学殆无人踪的窘境。
可是,情况并无明显好转;直到睿宗李旦景云年间(公元710-711年),仍然是礼经残缺,学校陵迟(张说《上东宫请讲学启》,见《文苑英华》卷六百五十二)。
足见,即使在相对稳定发展的唐代前期,中央官学也曾经出现过长达六十年之久的衰败局面。
开元天宝年间,社会政治安定,经济迅速发展,学校教育也随之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唐玄宗李隆基,重视发展学校教育,还在当太子时就提倡儒学,常到太学去大开讲论,学官生徒各赐束帛。
(《旧唐书·儒学传序》)
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在《命张说等两省侍臣讲读敕》中说:
先王务本,君子知教,化人成俗,理家齐家,必由于学矣。
(《唐大诏令集》卷一○五)即位后,声称:
弘我王化,在乎儒术(《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回》)。
开元七年(公元719年)下诏诸州县选送聪悟有文辞者入四门学为俊士;凡贡举未被录取者,可以自愿入四门学继续学习。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增量崇玄学,又在天宝九载(公元750年)创办广文馆,招收落选举人继续学习深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开元年间下令修成《唐六典》,对各级各类学校的体制作了比较系统的法律规定。
按照这个规定,中央各级官学的生员总额为二千八百八十一人。
另据《新唐书·百官志三》,其时还有广文馆学生七十人。
这样,总额当为二千九百五十一人。
开元年间的国子祭酒杨瑒说学徒三千(《全唐文》卷二九四《谏限约明经进士疏》),显然是举其成数,但也表明当时实有生员人数与定额基本吻合。
从数字看,此时之生员定额只比贞观年间略少,但实有人数不足贞观盛时的一半。
由于刚刚设置不久的广文馆在安史乱前便雨坏庑舍,而有司不复修完,结果自是遂废《新唐书》卷二○二)。
安史之乱,给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学校教育也饱受推残,一时硕儒解散,国学毁废,生徒无鼓箧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讥(《全唐文》卷六四六李绛《请崇国学疏》)。
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叛乱平息数年之后,依旧是国子监室堂颓废,军士多借居之(《资治通鉴》卷二二四永泰元年)。
永泰二年(公元766年)代宗在其诏敕中说:
顷以戎狄多难,急于经略,太学空设,诸生盖寡。
弦诵之地,寂寥无声。
函丈之间,殆将不扫上庠及此,甚用悯焉。
(《新唐书·选举志》卷四十四)
代宗接受国子祭酒肖听的建议,投戈而讲(《唐大诏令集》卷一○五),决定重修国子监,补充国学生,力图使中央官学生员能够达到五百五十人(《唐会要》卷六六《东都国子监》)。
据记载,经过短短七个月,国子监重建一新。
但仅从工期之短一端,也可想见其工程质量之差。
仅仅过了十来年,到他的儿子德宗李适时,中央官学又呈现出疮庚满目的惨况:
博士、助教耕犁其中,播五稼于三时,视辟雍如农郊,堂字颓废,磊砢属联,终朝之雨流,流潦下渟.既夕之天,列宿上罗,群生寂寥,攸处贸迁。
面对此情此景,当政者的态度居然是:
陛下不以闻,官不以问,执政之臣不以思。
代宗李豫增加生员人数的规划也没有实现,到德宗时,六年中央官学存者三,亡者三(《李元宾文集》卷五),生员总数仅达二百七十四人(《韩昌黎集》卷三十七)。
足见,安史乱后中央官学的状况较之高宗以来,可谓等而下之。
宪宗元和年间,重振中央官学,当时中央所属官学的名额为:
西京国子馆生八十人,太学生七十人,四门(学)三百人,广文(馆)六十人,律馆二十人,书、算馆各十人,东都国子馆十人,太学十五人,四门(学)
五十人,广文(馆)十人,律馆十人,书馆三人,算馆二人。
(《新唐书·选举志》)即便如此,这个定额也不到玄宗时的四分之一,而当时实有生员尚不足此数。
国子祭酒郑余庆对此甚为感慨:
太学荒堕日久,生徒不振。
(《唐会要》卷六六《东都国子监》)学校教学极不正常,学风败坏,元和八年(公元813年),舒元舆参观国子监,见论堂,国子、广文、太学、四门学,堂上长台草,庭院垦为圃,数年无讲论,呈衰凉景象,因作《问国学记》,叹国学的衰落(《全唐文》卷七二七)。
穆宗以后,唐帝国已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学校教育更是有名无实。
穆宗李恒长庆已降,中央官学濒于崩溃。
文宗李昂虽存重学校之想,但因财政拮据,不得不在太和八年(公元834年)公然下令削减生员定额。
一时之间,中央官学化为废地,尽垦为圃(《文苑英华》卷八一六《记二十·学校》)。
至于唐末离乱之后,(书籍)散失颇多,藏书之府无屋一间,无书一卷(《册府元龟》卷六○四《学校部·奏议三》)。
这种情况下,中央官学自然更难维持了。
整个唐代,学校教育在兴废起落中,基本体制日臻完备:
学校设置。
据《旧唐书》、《新唐书》、《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等文献记载,唐代官学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级。
在中央设有:
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弘文馆、崇文馆、崇玄馆、律学、书学、算学、医学、天文历学、畜牧兽医学,此外还有以教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为职专的小学。
在地方设有:
州、县学、医学、玄学等等。
总之,唐中叶以前,适应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各级各类的官学,已形成一个较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
1.唐代的中央官学
中央六学是唐代学制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
《文献通考》云:
唐制凡学六,皆隶属于国子监。
柳詒征《中国文化史》:
唐代京师学术皆隶于国子监。
沿隋制也,其学校有六。
一曰国子,二曰太学,三曰四门,四曰律学,五曰书学,六曰算学,其学生以阶级分之。
在这六学中,主体是以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为核心的儒家经学教育的学校。
所谓经学学校,就是以研习儒家经典为主要教育内容的学校。
古代官学从一产生便是专门研究经学的学校。
经学教育始于汉代,两汉以来,凡国家所设立的学校都是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
汉代中央官学除鸿都门学外,太学、宫邸学以及地方官学,其中包括郡县道邑所设立的学、校、庠、序都是以学习儒家经书为主的经学学校。
这种经学教育到了唐代,由于统治者确立了尊崇儒术的文教政策,选拔各级官吏均以精通儒术作为取舍升降的标准,士子亦皆以钻研经书为人仕的途径,所以便更加发展。
它在唐代官学教育体系中占居主导地位。
国子学
始设于晋武帝咸宁二年(公元276年)。
唐代国子学,教职员有博士、五经博击、助教、直讲、大成、典学、庙、幹和掌固。
学生,武德初为七十二人;龙朔时为八十人;开元、天宝时为三百人。
另有东都国子生十五人。
太学
设博士、助教、典学、掌固等。
学生,武德初为一百四十人,龙朔时为七十人;开元、天宝时为五百人。
东都太学十五人。
四门
学为北魏孝文帝始置。
唐代设有博士、助教、直讲、典学、掌固等。
武德初,学生为一百三十人;龙朔时为三百人;开元、天宝时为一千三百人,其中五百为品官子孙,八百为民间俊士;元和二年(公元807年)为三百人。
东都四门学五十人。
律学
起始职司无考,唯《晋书?
百官志》有律学博学。
隋朝设律学,隶大理寺;属职业教育性质。
武德初,置律学,隶国子监。
教师为博士、助教。
学生,龙朔二年为二十人;开元时为五十人。
元和时,东都律馆十人。
书学
隋置,唐初废,贞观二年复置。
设博士、助教,以小学,书法等教授生徒。
学生,龙朔二年为十八;开元时为三十人;元和时为十人。
东都书馆三人。
算学
隋置。
龙朔二年隶国子监。
设博士、助教,以各种算经教授生徒。
学生,龙朔二年为十人;开元时为三十人;元和二年为十人。
东都算馆二人。
除各学的情况而外,中央各学还有一些共同的问题:
释奠制度。
唐武德中,天下初定,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各立庙一所于国子监。
贞观二年停祭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
这是中国历史上国家教育机构第一次专祭孔子之始,以后成为一项制度。
有唐一代,孔子的地位不断提高,荣衔、封号接踵而来。
唐朝诸帝都很重视弘扬儒学,从高祖到昭宗,皆亲临国子监释奠,皇太子释奠则更为经常。
祭礼之后,各学校大开讲论,中央各学由国子祭酒、司业讲论,州县学校则由博士讲论。
招生与配学
唐代通过教育立法,完成了生徒的招收与配学的管理。
唐代的几种成文法典中,有不少关于生徒招生与配学的条款,规定中央官学招收普通科14-19岁的生徒(唯律科招收18-25岁的进学者),这一规定仅是对皇亲国戚、功臣勋宦子孙入学年龄上的限制,到底入哪一所学校,全在于出身与官品级别。
州县平民子弟,符合法定年龄条件的也未必就能进入中央官学就读,必须经地方学校逐级淘汰,选送其中能通一经以上,天资聪颖的俊异者,并且指定只能进入程度较低的四门学。
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结合自己学校的规模,制订招生计划。
《唐律》等法典规定在校生徒人数限为三百人,国家有关部门依法拨给相应的公膳费和杂用费,并负责投资建筑三百人的宿舍。
所以,中央及地方官学均参照学生毕业离校人数制订招生计划,毕业离校人数亦即该年度招生人数,否则,超过了国家法律规定的员额,学校难以承受。
国子监招生计划的制订程序,大约经过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是各学将已毕业离校腾出的宿舍间数呈报国子监,不得谎报或有讹误。
第二步,由国子监将各学呈报的宿舍间数汇总,如实报送礼部。
第三步,经礼部审核后,按宿舍数定额下达招生人数。
各学的招生计划,彼此泾渭分明,充分体现出有关法典中规定的受教育特权等级的精神。
生徒符合入学年龄要求,国子监即根据其父辈或祖辈品级,配以相应的学校。
唐初,国家教育机制尚未建立,对于生源资格没有系统而严格的规定。
国子监除皇宗、贵族、大官僚子孙外,普通官吏及庶人子弟亦可入学。
贞观时,随着国家各项政令的颁布和制度的确立,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入学标准都得以制订,各阶层人士的子孙,均按其品差身份的各异而入不同等级的学校读书。
国子学招收学生的标准为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
《新唐书·选举志上》载:
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三品,县令、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子为之.太学主要招收五品以上官员子孙,以文武:
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四门学例定学生员数为一千三百人,其中五百人为学生,八百人为俊士.所谓俊士是指州县学生中聪悟有文辞、史学者,以及乡贡不第而愿入学继续学习的士子。
四门学是官民子孙混成的学校,既招收低级官吏子弟,也对地方士绅子弟开放。
《新唐书?
选举志上》载:
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律学、书学和算学的入学标准相同,但因其为实科性质的学校,故为士大夫所不屑,招生对象主要是下级官吏子弟和庶人子弟。
《大唐六典》卷二十一《国子监》载:
文武百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为主者.国学是唐王朝中央政府的高级学府,不仅汉族士子可以入学,各少数民族首领也可派遣子弟入学。
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以后,渐慕华风,乃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旧唐书·吐善传》)。
勃海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
习识古今制度。
(《新唐书·勃海传》)在国学的影响下,一些地方学校也注意招收少数民族子弟入学。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南诏王请以大臣子弟在成都就学(《新唐书?
南诏传》)。
为了解决少数族子弟入学以后语言不通的困难,学校内还可以同时使用两种文字,如高昌王派子弟到长安国学,文字用汉字,也兼用胡书。
(《通典·边防典》)各族子弟在长安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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