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包生态旅游发展中的人鹤共生模式演化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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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包生态旅游发展中的人鹤共生模式演化分析
大山包生态旅游发展中的人鹤共生模式演化分析
冯艳滨李鑫
2012-4-279:
24:
56 来源:
《旅游研究》2011年第02期
摘要:
共生是生物界及人类社会系统演化的重要机制。
通过对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发展中特有的人与黑颈鹤和谐共生的模式演化过程进行分析,把大山包人鹤共生发展脉络分为两体原始共生、三体偏利共生以及多元互惠共生三个阶段。
对大山包人鹤共生模式演化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认为保护与开发是生态旅游人鹤共生系统演化的内核驱动力,社区发展和生态旅游需求为共生系统演化的推动力和拉动力。
希望以此促进生态旅游人鹤共生系统更好发展。
关键词:
共生理论,共生动力,生态旅游,黑颈鹤,大山包
基金项目:
云南大学笹川优秀青年教育基金资助项目(09KT017)
“共生”一词起源于希腊语,共生的概念首先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deBary)在1879年提出[1]。
“共生理论”指的是不同生物种属按某种物质联系而生活在一起。
从共生体系的构成来看,其核心要素包括三个方面:
共生单元(U)、共生模式(M)和共生环境(E),在三个要素中,共生单元是基础,共生模式是关键,共生环境是重要的外部条件。
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反映着共生系统的动态变化方向和规律。
对共生理论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兴起,并推广到社会生活诸多领域,如黑川纪章(1987)、RobertFrosch,NicolasCallopoulos(1989)等人分别将共生思想引入到建筑、工业系统等领域。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旅游研究学者将其引入到国内的旅游研究中。
对旅游产业与其它产业共生[2]、区域旅游共生[3]、旅游企业共生[4]、旅游利益相关者共生[5]等进行研究。
共生理论的价值与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对于自然、社会现象认识的新的境界、新的思维、新的方法。
而旅游中人与自然的共生现象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研究大山包社区与黑颈鹤共生关系的变迁过程,并分析和探讨人鹤共生的动力机制,以此来获取推动大山包人鹤共生体系发展的动力影响机制,并为更好的发展当地生态旅游产业、改善社区发展环境、保护黑颈鹤提供有益的借鉴;为大山包地区生态旅游开发中发挥人鹤共生这一亮点提供依据和保障。
一、区域概况
黑颈鹤是我国特有的世界性珍稀鹤类,是世界上15种鹤中发现最晚,唯一在高原上繁殖越冬的鹤类,属国际濒危、国家一级保护的野生动物。
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云南省东北部昭通市西部,保护区范围包括昭通市昭阳区的大山包全乡。
保护区始建于1990年,2003年升级为“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是国际湿地公约批准的“国际重要湿地”。
2005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为“中国黑颈鹤之乡”。
大山包位于滇东北旅游区,是滇东北最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大山包生态旅游景区于2002年开始规划建设,以黑颈鹤为核心资源,形成集山水、湿地、珍禽于一体,是观光、摄影、科考、休闲的综合生态旅游景区。
景区生态旅游开发起步较晚,到现在景区生态旅游已初具规模。
据昭通旅游局统计,2003年全年,到大山包旅游的游客数量在3500~5000人次之间。
而随着黑颈鹤知名度的提升,独特的黑颈鹤生物景观使得大山包旅游的知名度有显著的提高,旅游人数有较大幅度增长。
2009年仅春节期间到大山包保护区观鹤、摄影旅游人数达1800多人次。
大山包人鹤和谐的关系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最初当地人出于对黑颈鹤的喜欢和热爱而对黑颈鹤进行保护。
1990年,昭通市人民政府批准建立市级大山包乡黑颈鹤自然保护区,继而升级为国家级保护区。
人们更加了解到黑颈鹤的珍贵,当地村民成为投食员和护鹤员,喂鹤的同时,救助伤鹤和病鹤,越来越多的黑颈鹤来大山包越冬,由最初的350只增加到2009年的1200多只。
2002年开始发展旅游之后,黑颈鹤带来的经济效益有力的缓解了当地社区的贫困状况。
当地人也真正从保护黑颈鹤的过程中受益,如果说以前的保护行为是出于法律认知,那么现在的保护行为则是真正出于内心。
昭阳区也因人鹤和谐的独特关系,成为我国唯一的以黑颈鹤越冬生态为特点的“中国黑颈鹤之乡”,同时也形成了如《鹤舞高原》这样的黑颈鹤文化。
二、大山包生态旅游中人鹤共生发展历程
共生关系的形成除了要具备共生的三个基础要素之外,最重要的是要形成共生界面和共生机制,表现形式上是共生单元之间物质、信息、能量的联系和交流。
共生单元之间构成共生关系要满足四个要求:
①必须具有某种时间和空间上联系;②在给定的时空条件下,它们之间应存在某种确定的共生界面;③共生单元之间按某种方式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流;④共生关系的选择和共生环境的培育对于共生关系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6]。
在共生单元之间只有具备某种内在的联系才可能构成共生关系,这种内在联系表现在大山包指人与黑颈鹤生活在同一区域,生活空间相互交错,在物质上互相依赖,在情感上相互交流,在经济上互利共赢的关系。
因而,大山包黑颈鹤与人能按照某种共生行为模式和共生组织模式构成共生系统。
大山包人鹤共生关系从时间断面上分析,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经历三种共生模式(见图1)。
图1大山包人鹤共生发展历程
(一)生态旅游开发之前——两体原始共生
大山包人鹤共生发展历程的第一个阶段是在生态旅游开发之前,时间指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个阶段尚未开发生态旅游,人鹤共生关系处于发展初期,属于原始共生阶段。
大山包当地社区居民与黑颈鹤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之上,由于中国传统的自然观以及当地民风民俗的影响,当地社区与黑颈鹤的关系非常融洽和亲密,尽管有极少数伤害黑颈鹤的行为,但是当地人仍把黑颈鹤奉为“神鸟”,黑颈鹤与人共生共存,形成了最原始的共生关系。
从共生单元上看是两体共生,从共生模式上可以认定为寄生,共生界面为大山包的原生自然环境,在这一共生界面之上,黑颈鹤与当地社区居民共同生活,社区的农业生产活动为黑颈鹤遗留下食物,黑颈鹤以这些遗留粮食为主要食物来源。
每年10~11月农民已收掉马铃薯但地里还有一些很小的和漏挖的马铃薯,便成了黑颈鹤在这里越冬的重要食物[7]。
黑颈鹤依赖于当地居民的耕作,同时黑颈鹤为人提供精神上的愉悦和护佑,黑颈鹤与人彼此联系,交融,两者有机组合在一起,构成原始共生系统。
(二)生态旅游萌芽阶段——三体偏利共生
第二个阶段是生态旅游开发萌芽阶段,时间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1988年大山包黑颈鹤被科学家发现,并建立自然保护区。
这个阶段虽然有零星的生态旅游者出现,但增长缓慢,该阶段是人鹤共生关系的发展阶段。
黑颈鹤与当地社区以及保护区管理者三方在原始共生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新的共生模式——三体偏利共生。
从共生单元来看是三体共生(包括当地社区、保护机构、黑颈鹤),从共生模式上可以认定为偏利共生,也就是黑颈鹤与当地社区以及保护者存在着偏重黑颈鹤一方的共生的关系。
保护区和大山包乡在地理区位上完全重叠,社区居民和黑颈鹤紧密生活在一起,而黑颈鹤是重点保护对象。
在大雪封山的时候,大山包黑颈鹤自然保护区管理所会组织人员进行投食,当地居民会积极投身到护鹤队伍中来,对受伤黑颈鹤进行及时抢救。
在共生自然环境未改变的情况下,由于保护区的建立以及相关法律的实施,共生界面由自然环境逐渐转变为法律制度环境。
在法律制度这一共生界面下,保护区管理局成为协调单元,当地社区从管护黑颈鹤上虽然得到部分补偿,却是共生系统中的失利者,黑颈鹤是共生系统最大得利者。
在这一阶段,虽然也有少数摄影、科考等生态旅游者开始进入,但尚未形成规模,生态旅游的影响未显现。
因而,这一共生关系并不稳定,处于贫困之中的当地社区为了生存不得不垦荒种田,烧海垡,对生态环境和黑颈鹤的生存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三)生态旅游发展阶段——多元互惠共生
第三个阶段指21世纪初,大山包地区开始开发生态旅游,生态旅游中的人鹤共生模式进一步发展,形成多元互惠共生模式。
开发生态旅游之后,大批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以及其他利益团体的进入使原有的三体偏利共生的结构进一步发生改变:
共生单元增加了旅游者、旅游经营者等,形成多元共生(包括黑颈鹤、当地社区、旅游者、保护机构、旅游经营者、NGO等)结构,共生模式变为互惠共生,共生界面由法律制度转化为生态旅游开发环境。
在这一共生界面下,共生单元包括了黑颈鹤、当地社区、保护部门、当地政府、旅游者、旅游经营者等多个主体。
在这一模式下,黑颈鹤作为共生单元的核心,得到了更多保护,生存环境进一步改善;当地社区居民通过积极保护黑颈鹤,开发以鹤为主题的生态旅游,获得了经济利益,更加愿意保护湿地和黑颈鹤,同时减少了传统耕作和烧海垡等有害环境的活动;而在旅游者方面,他们在欣赏黑颈鹤景观的同时,创造消费,为社区的经济发展做贡献;当地政府通过协调保护与开发实现了本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生态旅游缓解了原有的人鹤争食的矛盾,有效地保护了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同时为当地社区的发展找到了新的途径。
三、人鹤共生关系形成动力机制分析
共生进化是共生系统的本质,对称性互惠共生是共生系统进化的一致方向,是生物界和人类社会进化的根本法则,对我们认识自然共生系统和构造社会共生系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8]。
从大山包人鹤共生的发展历程来看,人鹤共生系统经历了一个由不对称共生走向对称性互惠共生的过程,最终形成了生态旅游下多元互惠共生的系统模式。
在这一模式形成的过程中,多方作用力推动了共生单元向多元互惠共生进化,这些推动力包括保护动力、开发动力、社区发展动力还有生态旅游需求动力,它们的作用模型如下(见图2)。
图2共生演化动力模型
在生态旅游人鹤互惠共生系统中,首要的动力就是保护与开发这对内核驱动力,对黑颈鹤的保护存在于共生系统形成和发展全过程,对生态旅游的开发调动着内部各共生单元向着更高共生模式发展。
它们是共生系统生存和发展的决定因素;社区发展则是共生系统的重要推动力,社区是同黑颈鹤联系最为紧密的共生单元,社区的发展情况直接影响黑颈鹤的生存和保护的效果;生态旅游需求的拉动力是共生动力系统中较弱的力,但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共生模式发展后期,直接拉动了共生系统向生态旅游多元互惠共生方向发展。
当然,不是每个阶段都存在所有的共生驱动力,共生驱动的因素在共生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不相同(见图3),共生系统的不稳定性和非对称性促使共生系统不断进化发展。
图3人鹤共生发展阶段及驱动力模型
(一)保护动力
从人鹤共生系统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保护动力是唯一伴随共生系统发展全过程的动力因素。
黑颈鹤是整个共生系统的核心,对黑颈鹤的保护是共生系统运行的基础。
在多数情况下,保护动力是维护共生系统稳定和发展的强制动力机制。
保护是促使共生形成的原动力,最初人们出于对黑颈鹤的喜爱而保护它,从那时起共生关系就已经建立。
随着时间的推进,社区人口和生存半径的增加使得黑颈鹤的生存压力增大,为了更好的进行保护,大山包建立起了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形成了三体偏利共生系统,保护动力驱使保护者这一共生单元进入到共生系统之中。
但这一阶段的系统并不是稳固的共生系统,单纯的保护限制了大山包社区的生存和发展,影响了当地居民保护黑颈鹤的积极性,反而会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效果。
因而,在其他推动力的作用下,共生系统进化为生态旅游下的多元互惠共生系统。
其实,生态旅游的作用方式的核心也是保护,生态旅游本身就是一种保护动力。
生态旅游的最终目的是改进旅游方式,促进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目的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9]。
从产业属性看,生态旅游与湿地生态环境、生态系统保护冲突最小的产业之一,它以湿地资源、湿地生态环境为依托,对湿地自然及人文等资源进行直接利用,基本没有生产活动,相对于其他产业,湿地生态旅游对生态环境、生态系统造成的干扰、破坏和湿地资源的消耗最小,和谐性最强[10]。
生态旅游下的人鹤共生机制的建立不仅有利于黑颈鹤保护,同时有利于社区发展和各方长远利益。
通过生态旅游将社区与黑颈鹤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积极改善赖以生存的大山包湿地环境,延续人鹤共生、鹤舞高原的优美场景是大山包最好的发展选择。
(二)开发动力
开发动力是共生系统发展的另一重要动力,与保护动力是一对耦合动力机制,也是共生发展的内核驱动力。
开发动力是共生发展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发展的直接推动力。
如果没有开发,单靠保护的推动作用,共生系统会由第二阶段逐渐偏向S点(见图3),共生系统最终会瓦解而不能形成新的共生平衡,其结果或者是为了保护湿地,社区居民搬离大山包地区,损害社区利益;或者是社区居民为了生存而更加破坏环境,导致黑颈鹤的生存危机。
系统的非对称性和利益的驱使性是促使旅游开发的原因。
因此,开发动力也是各利益群体在共生系统中寻求利益平衡和对称关系的主要推动因素。
生态旅游经营者是旅游开发的主要推动者,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将黑颈鹤、旅游者、社区等共生单元结合在一起。
开发动力促使共生系统更为紧密的结合,促进了共生系统内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同时带来各共生单元利益分配。
从社区的角度看,社区需要通过开发生态旅游获得生存,通过与旅游者和经营者的共生关系获得经济收益,推动社区经济发展;从经营者的角度看,经营者追求利益最大化,要从生态旅游共生系统中获得企业效益最大化;从保护者和政府角度看,他们要通过生态旅游共生系统更好的保护黑颈鹤及其栖息地,改善社区经济状况,减少保护的压力。
共生理论认为,任何无效和不稳定的系统一定违背了对称性互惠共生法则,非对称和非互惠共生是系统相变的根本动力所在,也是系统低效率和不稳定的根源所在。
因此,出于各方考虑,通过开发生态旅游,各共生单元之间的共生关系会得到协调,共生系统会趋于对称平衡。
无论是黑颈鹤与当地社区,当地社区与旅游者,旅游者与保护机构的关系都会因生态旅游的开发而相互依存。
(三)社区发展动力
生存和发展问题始终是大山包社区面临的核心问题。
大山包社区居民处于极度贫困状态,部分居民收入来源依靠政府救济。
社区的发展需要是人鹤共生关系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大山包人鹤共生系统形成后,随着社区的人口增长,生存需求的扩张,增加了对大山包环境的压力,对黑颈鹤生存造成威胁。
在社区发展和保护需要共同的推动下,三体偏利共生的模式逐渐建立。
在这种模式下,虽然黑颈鹤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但社区的发展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发展的驱动力进一步推动共生模式向生态旅游开发下的多元互惠共生模式进化。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当地社区生活贫困,平均生活水平几乎都处在温饱线以下,如果以其传统的生活方式生产劳作,烧海垡、垦田地,无疑是对黑颈鹤栖息地——大山包湿地最大的破坏。
如果解决了当地居民生活问题,这些环境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只有大力发展周边经济,保障基本生活需要,自然资源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11]。
从共生系统的发展历程来看,无论是建立保护区还是发展生态旅游,目的都是更好地保护湿地和黑颈鹤。
发展生态旅游,建立生态旅游下的共生关系是社区发展的必由之路。
以碧塔海、纳帕海、泸沽湖等地成功经验为例,这些地区在国家实施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中,解决了基本的资源保护资金需求。
加之生态旅游活动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经济结构,生态经济各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合理的配置。
在碧塔海,林业部门每年从生态旅游收入中给每户村民5000元补助,村民也因此减少采集、采伐和狩猎等传统的资源利用方式,放牧数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合理分布和控制,森林和湿地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
而据大山包乡政府的统计显示2008年实现全乡经济总收入1736.23万元,以旅游业为主的服务业收入有了较快增长达170.07万元,占总收入的9.8%,比重较大。
因此,通过生态旅游这一最小破坏环境而又可以给当地社区带来巨大收益的产业方式不仅解决了湿地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矛盾,同时也推动当地社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共生体系的完善。
(四)生态旅游需求动力
旅游者对大山包生态旅游的需求带动了大山包生态旅游的发展,同时拉动了共生系统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发展。
旅游者是带动经营者进行生态旅游开发以及社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而人鹤共生关系是生态旅游本身最大的亮点。
人鹤共生关系的存在不仅是社区的需要,更是生态旅游发展的需要。
从旅游开发的视角来看,人鹤共生是大山包旅游的核心资源。
大山包虽然自然景观众多,如,鸡公山峡谷、高山草甸仙人田、金沙江、牛栏江等。
但是大山包的旅游之魂在于灵动的黑颈鹤,在于鹤舞高原的震撼场面。
而人鹤共生的关系则是这一核心资源的点睛之笔。
因此,大山包黑颈鹤与人和谐共生的独特景观成为大山包的核心资源。
生态旅游的开发对人鹤共生关系的需求是生态旅游下人鹤共生系统发展的重要拉动力。
四、结语
共生不仅是一种生物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共生不仅是一种自然状态,也是一种可塑形态;共生不仅是一种生物识别机制,也是一种社会学方法[1]5。
利用共生理论对大山包人鹤共生模式发展历程进行分析发现,生态旅游下的人鹤共生模式是最有利于共生系统进化和发展的共生模式。
从本质上看,生态旅游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通过构建、调整、优化共生单元(即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共生条件、共生界面、组织模式和行为模式来建立一个和谐、互惠、稳定的、一体化的共生系统(实现多重目标)的过程[12]。
对比与前两种共生模式,生态旅游界面下的共生模式为各个共生单元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畅通的共生界面为共生单元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通和交换提供了顺畅的通道,会使共生界面的摩擦减小,其结果导致了共生过程中共生新能量源源不断地产生,促进了共生系统的共同进化。
但也应看到,生态旅游人鹤共生的系统仍存在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如共生系统内部构成模式及协调机制的研究、共生单元利益协调管理问题以及生态旅游对共生系统的影响等都值得今后研究和讨论。
作者简介:
冯艳滨(1984-),男,河北衡水人,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生态旅游和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李鑫(1985-),女,彝族,云南玉溪人,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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