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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语文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23
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
“光明观察”2016年5月号第4辑
1.“聪明药”不聪明,监管该硬起来了
2.领导们扫完大街,不妨去网上看看
3.失踪平台比商家救助更靠谱
4.酒店卫生为何让人如此闹心
5.热线电话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6.让“低价团”血本无归应成常态
7.打不通的热线和跑更多的政务服务
8.鼓励举报食药违法就应清除“障碍”
9.考研并非纵向社会流动唯一渠道
10.“怪用户自己”的网速能有多快?
11.未成年人保护与荣誉赋予不应对立
12.“乡村医生招不到本科生”背后的爱与痛
13.“挖螺大赛被取消”只是舆论的胜利
14.评价“劳动教育”,不能总是基于经验主义
15.实行官邸制时机成熟期待开花结果
16.“贵到哭晕”还想去,这就是迪士尼
17.什么样的提速降费才是有诚意的
18.预算执行就应“打酱油钱不能买醋”
19.高端打假不能靠“江湖自治”
20.长大未成人:
现象型药方未必管用
1.“聪明药”不聪明,监管该硬起来了
2016-05-1609:
44 来源:
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
龙敏飞
近日,有韩媒报道称,为了能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不少学生家长会给孩子服用“聪明药”。
记者调查发现,国内也有不少家长通过多种途径寻找、购买这类“聪明药”。
此外,在微信朋友圈中,还有不少文章宣称“聪明药”可以“提升认知力和注意力”,是“智力药丸”。
对此,医生回应称,长期服用“聪明药”会导致神经过敏、头疼等症状,而律师则表示,未取得相关审批,商家售卖“聪明药”或受处罚。
(5月15日《北京青年报》)
现在市场上的“聪明药”,很容易吸引顾客购买的欲望。
比如,它有很牛逼的广告,虽然是夸大的宣传,但往往嫁接在基因工程等高大上的科技上,让人难辨真假;比如,它往往是“海外代购”,一“海外”,似乎就高端了,毕竟,国内许多人的崇洋媚外情结,一直都是客观存在的。
当“聪明药”经过这样的包装与宣传,再加上一些家长的病急乱投医,“聪明药”在一定范围内风靡,不过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遗憾的,根据专家与医生的分析,当前所谓的“聪明药”,其实并不能使人聪明。
据专家介绍,目前所说的“聪明药”,主要指莫达非尼和利他林两种药物,这样的药物,对于抑郁症、持发性嗜睡和多动症等疾病,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但若说能使人聪明,则夸大其词了。
甚至于,长期服用这些药物,还会出现神经过敏、焦虑、头疼、失眠等症状,更严重的会出现神经错乱的情况。
既然如此,那就该对“聪明药”重新进行审视了。
面对这样不能让人聪明的“聪明药”,当务之急是避免消费者上当受骗,以免经济与身体受到双重伤害。
如何避免呢?
当前的趋势,似乎是让消费者当福尔摩斯,拥有火眼金睛,能够一眼就看出“聪明药”背后的真相。
这样的要求看起来合情合理,也在一定范围内适用,但不能成为主题。
也就是说,面对这样不甚规范的“聪明药”,不能完全依赖于公众的自我辨识,还应该有外部的力量。
毕竟,只有“内外兼治”,被“聪明药”欺骗的人才会越来越少。
所谓“外部的力量”,其实就是“监管的力量”。
众所周知,根据《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二条规定,未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生产、经营药品的,依法予以取缔,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可以除以罚款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当前一些“聪明药”的售卖,其实就是没有许可证的。
那相关部门就应该前移监管触角,对相关医疗机构的“违法行为”进行纠正。
简而言之,面对“聪明药不能使人聪明”的事实,除了呼吁公众加强辨识能力之外,更应提高监管的硬度。
只有监管力度提上去了,无论是“聪明药”的夸大宣传,还是没有许可证的非法售卖,才能得到更好地规范,那公众受骗的概率,也才会降低。
如今高考将至,想必正是“聪明药”泛滥成灾的时候,希望监管部门能硬起来,给考生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龙敏飞)
2.领导们扫完大街,不妨去网上看看
2016-05-1610:
01 来源:
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
陈广江
5月14日下午,海口开展了声势浩大的2016年爱国卫生义务劳动,市四套班子领导率全市各级干部职工、驻区军警部队官兵及近万名身着红色帽子和马甲的志愿者一起走进医院、小区、背街小巷,动手清扫卫生。
此次活动旨在为海口市民创造良好卫生环境,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病媒生物防制专项考评和创卫技术评估。
(5月15日《海口日报》)
有时候,正面宣传也会产生“负面效果”。
就像这次海口市四套班子领导带头上街大扫除,网友们几乎众口一词:
纯属作秀。
领导们可能会感觉困惑甚至委屈:
明明是身先士卒、以身作则,怎么到了网友的眼里就成了“装腔作势”、“矫情作秀”?
事实证明,作秀也是一种技术活,高质量的“官场秀”不仅能传播政策、鼓舞干劲、提升氛围,还能传递为政者的亲民情怀;但低质量的“官场秀”,除让人有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之感,很难找到其他亮点。
或者说,有些“秀”可以作,但不宜敲锣打鼓地报道。
明知道或应知道网友反感什么,还偏偏这样去做,就太不明智了。
据报道,当天共有9468人参加,共清除垃圾1170.3吨,清扫面积389705平方米。
万人穿“红马甲”扫大街,规模声势浩大,而且还有“细节”:
垃圾吨数精确到了小数点后一位,清扫面积更精确到了个位数。
问题是,这究竟怎么算出来的?
难道当天有专人负责给垃圾过秤,并拿着工具测量清扫面积?
这样做有何意义?
媒体报道出来的这个“细节”经不住推敲,其他“细节”就令人遐想了,比如红马甲有没有花钱、花了多少钱?
其实,不难想象,四套班子领导倾巢出动、亲扫大街,各部门会“高度重视”,制定“详细计划”,开车的、拎包的、提水的、摄影的、安保的等“各就各位”……这样一场活动下来,花钱多少暂且不说,领导们的确挺累。
建议领导们扫完大街,去网上看看、瞧瞧,有时候网友的批评虽然很难听很刺耳,但没有恶意,值得真研究和吸取。
在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为政者要经常上网看看,近距离了解真实民意。
最尴尬的是,领导们自以为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而在其他人看来,只是一场心知肚明的戏而已。
(陈广江)
3.失踪平台比商家救助更靠谱
2016-05-1709:
53 来源:
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
邓海建
15日,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上线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该平台可通过微博等新媒体及高德地图等移动应用APP,向儿童失踪地周边人群,推送失踪儿童信息。
让更多群众从官方获取准确信息,协助公安机关快速侦破拐卖案件,尽快找回失踪儿童。
(5月16日《京华时报》)
孩子走丢了,第一时间当然是报警。
警方如何在第一时间动员群众、利用专业手段和社会资源找回孩子——这是问题的关键。
此前有数据说,每年中国有20万儿童失踪,但失踪儿童找回率仅有0.1%。
抛开数字上的纠结不说,孩子走失之所以令人倍感绝望,不仅在于这是家庭的惨痛悲剧,更在于报警后囿于警力等掣肘因素,指望“全城大寻找”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于此而言,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无异于雪中送炭。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打拐”思维。
在孩子走丢后找寻的“黄金时间”,将失踪儿童体貌特征、照片等相关信息通过平台官微等新媒体、高德地图等移动应用,对公众发布,精准推送、有效到达:
以儿童丢失地点为圆心,失踪时间1小时以内的,推送半径100公里;失踪2小时以内,推送半径200公里;失踪3小时以内,推送半径300公里;失踪时间超过3小时,推送半径500公里。
这可能比有限的亲属寻找、警力寻找更有效。
一则,《2015中国互联网产业综述与2016发展趋势报告》显示:
截至2015年11月,中国手机上网用户数已超过9.05亿,再创新高,月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突破366.5兆。
如此海量的智能机用户,如果能动员附近“低头族”加入“打拐”行列,起码在人力与信息层面,不至于捉襟见肘。
二则,相较于社会打拐的诸多“后遗症”,公安打拐“副作用”为零。
2011年,社科院教授@于建嵘1月25日开通@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倡导以微博之力解救全国乞讨儿童。
此后“随手拍”如火如荼,但也发生很多“误伤”事件。
及至2016年4月,链家地产的一条消息在网上热传,该消息指出自5月25日起,链家全国6000家门店将正式成为中国失联儿童守护站,所有门店将张贴守护站标识,方便孩子们求助。
各种商业机构跟风式“守护”宣言不断,但,公众更担心的是,此类“有心无力”的救助,会否“不帮忙、只添乱”。
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安部门利用互联网的力量,将打拐的专业行动和反拐的群众之力整合起来,也许会成为最有效的应急响应。
当然,这对于拐卖儿童等违法犯罪来说,成本抬高、威慑更大。
眼下要做的,也许还有两件事:
一是赶紧将类似功能整合进手机用户的公共服务类APP。
相较于删也删不掉的一大波流氓软件,也许这才是真正需要捆绑安装的基本程序。
二是举一反三,将紧急救助、求助等公共职能互联网化,公安部只是开了个头,更多职能部门当有所启迪。
这些年,我们看惯了“千里寻儿”、“万里找女”的悲怆。
信息零散、资源割据,成为走失儿童回家的重重门槛。
有了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但愿人人的举手之劳,成为助力公安部门找回孩子的回春之力。
(邓海建)
4.酒店卫生为何让人如此闹心
2016-05-1709:
55 来源:
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
张 剑
近日来北京出差的关先生在网上爆料,称中联鑫华酒店西客站店服务员竟用洁厕液和马桶刷清洗客房用的水壶及茶杯,而前台工作人员面对关先生的质问时竟笑着说“会冲干净的”。
15日酒店经理表态称,事发后已辞退涉事的服务员和客房经理,并会对酒店工作人员进行强化培训。
(5月16日《北京晨报》)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大多数门户网站在转载这则新闻时都在后面加了一段入住酒店的“温馨提示”,比如“自带七件套,安全又环保”、“水杯、玻璃杯一定要清洗后使用”、“不要轻易使用浴缸”等,而在这则新闻的跟帖里,各路网友更是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呈现了他们过去入住酒店时所遭遇的卫生“奇葩”事。
当门户网站的“温馨提示”与网友们的自身经验偶然叠加并引发舆论的一致吐槽时,它其实已经从现实的层面道出了大家对酒店卫生的深层担忧,并表达了他们对监管的强烈不满。
洁厕液和马桶刷为什么为被用来清洁水壶及茶杯?
酒店卫生又为何让人如此闹心?
表面来看,这可能与清洁员的自身素质和服务理念有关,但如果整个行业都将这样的行为默认成一条隐性规则时,我们便要高度重视和有所警惕了。
虽然说从理论上看,酒店属于有偿服务业的一种,遵守相应的行业规则、用心为顾客服好务是其基本的行业要求,这无需他人来强调和提醒。
而市场经济时代,即便酒店的服务质量差得让人无法接受,顾客也完全可以用脚对其投票,并让这样的服务在优胜劣汰中“自我灭亡”。
但理论上的可能在现实的执行中也可能走样。
为顾客提供优质的服务是酒店的基本职责,这没有什么错,但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又在客观上决定了它可能会为了利益而违背自己的行业道德,并为顾客提供劣质的服务。
消费者又不是“全能冠军”,尤其是在酒店是否卫生的判断上,他们基本上都是根据日常的生活经验来辨别的,比如观察茶杯是否有污渍、地板是否干净、床单是否整洁等,而不是看这些物品上的细菌数量是否超标,事实上他们也无法用肉眼判断,也正基于此,才在客观上滋生了酒店清洁员用洁厕液洗茶杯、用洗脸帕擦拭玻璃、马桶等乱象。
当整个行业都没有较强的自律精神从而损害消费者的基本权益时,具有他律作用的监管便理应出面承担起自己的职责。
就当下来看,对酒店业的管理我国虽然有《住宿业卫生规范》、《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宾馆、旅店业卫生管理制度》等相关文件,但三个文件均没有关于酒店内细菌检测方面的具体规定,其都模糊表述为“细菌数必须达标”,以至于很多时候监管部门在卫生检查时也基本上是看看酒店的清洁程度,而没有对细菌数量进行有效监督。
监管的“缺陷”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酒店卫生乱象可以在外表整洁的掩饰下堂而皇之的进行。
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杜绝这些行为的发生,除了酒店自身要加强行业自律外,监管部门也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职责,其不但要在日常的卫生检查中多些深入的行动,比如不定时检测酒店用品的细菌数量和残留物,更要对发现的乱象严加惩处,以儆效尤。
事实上,也只有监管发力,有恃无恐的行业乱象才可能在严密的看管中回到正轨,才可能为民众提供优质的服务。
(张 剑)
5.热线电话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2016-05-1710:
13 来源:
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
龙敏飞
政府设立热线电话的宗旨,就是给百姓提供咨询和投诉的渠道,方便百姓办事。
这本是便民利民的好事,然而一些地方好事没有办好,让群众很是“搓火”。
记者近日在多个时段拨打多地的市长公开电话等政府热线电话,发现不少存在等待时间过长的情况,要么长时间占线,要么拨通后无人接听。
在拨打东北某中心城市的市长公开电话时,记者连续拨打100多次无法接通,也没有任何语音提示信息。
(5月16日半月谈)
对于当下一些政府部门的热线电话,想必很多人都有话可说、有槽可吐。
“热线电话”无人接听、长时间占线、是无效号码等新闻层出不穷,即便侥幸接通了,接待员业务不熟、回答问题不全面不负责等现象也层出不穷,这样的“热线电话”,自然是难以让民众满意的。
据中国市场学会服务质量专业委员会的暗访调查显示:
京津冀环渤海地区317个政府部门的便民服务电话,其服务质量合格率仅为36.9%。
这样的现状,便是“热线电话不热”的真实写照。
当热线电话“不通”“不热”,所折射出来的,正是政府部门为民服务意识的短板。
不可否认,在“互联网+”时代,公众有很多的渠道去反映问题,似乎“电话不通”不是大问题,只要其他渠道通就行。
但更大的悲哀则在于,热线电话“不通”只是“官民渠道不通”的一个缩影。
比如,你上政府网站反应问题,结果不是碰到僵尸王就是遭遇千遍一律的回复;你直接去政府部门,则很可能遭遇“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境遇。
这样的为民服务现状,的确亟待纠正。
为何“官民良性互动渠道”会有或这或那的问题呢?
一方面,自然是一些公职人员仍然没有公仆的意识,仍然有着“官本位”,觉得自己大小是个官,便缺乏为民服务的动力与意识,再加上管理与制度上的不规范,一些官员不具备为民意识便不足为奇;另一方面,则是一些政府部门乐于“面子工程”,建立网站也好,开通热线电话也罢,都是看得见的工程,一些官员便乐于去做,但后期的管理与服务,却是长期的,且是“看不见的工程”,一些人自然缺乏必要的耐心。
无论是“官本位”的意识,还是热衷于“面子工程”的做法,都是必须纠正的庸常之恶。
当然,凡事有果必有因,既然一些官员有这样的意识与行动,就说明当前的制度设置,仍然有改进的空间。
比如,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让他们树立为民服务的意识;再比如,将热线电话的维护、民意的反馈等“看不见的工程”也纳入到政绩考核当中去,从根本上对官员的行为进行规范,或是引入群众回访机制等,督促官员们积极作为。
简而言之,包括热线电话在内的官民对接渠道,都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无论是热线电话,还是政府网站,只有将“以人为本”当成核心思想,才能避免“热线电话不热”、“政府网站变僵尸网站”的尴尬,也才能倒逼出官民互动的良性通道。
(龙敏飞)
6.让“低价团”血本无归应成常态
2016-05-1710:
02 来源:
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
司马童
家住重庆巴南区的廖女士上个月和朋友报了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游的一个旅行团,团费只有300多元钱。
旅行社方面称,这380元的旅行团团费,不仅包括了机票,还有在云南的吃住行等费用。
廖女士以为捡了便宜,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自己和朋友在旅途中的被导游强制消费超过了10000元,不仅如此,整个旅团还被导游谩骂“没良心”。
(5月16日《重庆晨报》)
不用猜,不必想,正如看到这则新闻后的许多“事后诸葛亮”们所说,重庆廖女士等人自以为捡便宜报的这个“低价团”,肯定是一个“羊毛出在羊身上”的“超级购物团”——如果没有旅途中的大量购物来作弥补,那推出这种“低价团”的旅行社和导游,肯定是要亏得连西北风都喝不上了。
坊间称之的旅游“低价团”,其业内的叫法是旅游购物团。
确如上述事件中的丽江接团导游所言,重庆到云南的非购物团在5000—8000元左右,这种价位的旅团,即使不买东西,导游也不会说什么;而那种1000元左右甚至1000元以下的旅游团,则肯定是购物团,像寥女士那样几乎“白游白玩”的超低价,更该叫“超级购物团”了。
其言下之意已昭然若揭,如此便宜你还真会报团,岂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有道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对于一看便知的“购物旅游团”,重庆寥女士等人还自以为运气极佳、欣然报名,网络之上、跟帖之中,俨然也是一片“贪小失大”“自作自受”的揶揄嘲讽之辞。
而这样的观点看得多了,我却很不以为然。
一则作为一个健康安全的消费市场,原本不应让消费者在选择各种服务时,还要戴着“放大镜”去分析判断其中是否有诈;再者,如果相关的法律法律和监管部门说一不二,整治不合理的陷阱式“低价团”,就应该允许并鼓励公众来假装糊涂地“明知故游”。
我们说,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诚信经济。
那么好,既然你旅行社煞有介事地推出了“低价团”,就必须言而有信、说到做到。
否则的话,一来是对消费者的欺诈行为,二来也对其他同行构成了不正当竞争。
所以有明眼人就说了,这样的猫腻经营若换了在国外出现,看你设局下套的不被罚得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
由此而论,听闻个别消费者“不识水深”或者“贪图便宜”而遭坑挨宰之后,人们不是“同仇敌忾”地抨击无良经营者,反倒纷纷取笑其“飞蛾投火”,这种心态和思维岂不怪哉。
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要使旅游市场回归风清气正,让那些弄虚作假、强迫购物的“低价团”,时刻面临血本无归的巨大风险,理应成为一种管理的常态。
而事实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这也等于为消费者的“明知故游”,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换言之,消费者参加了“低价团”后,却绝不接受各种各样的强迫购物,这何尝不是釜底抽薪,有利于根治“低价游”的一种可行之策?
培育市场的诚信风气,应当认可消费大众的“你若不仁,我便不义”。
所以,驱逐假货无妨鼓励“知假卖假”,而整治屡见不鲜的“低价团”,则未必不能支持消费者的“明知故游”,如果不法经营者敢于刁难或抛弃旅游者,就绝对让其付出更大代价。
如此“严管”,何愁不出“奇效”。
(司马童)
7.打不通的热线和跑更多的政务服务
2016-05-1710:
17 来源:
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
高亚洲
有些新闻放在一起看,会更有看头,比如:
记者近日在多个时段拨打多地的市长公开电话等政府热线电话,发现不少存在等待时间过长的情况,要么长时间占线,要么拨通后无人接听。
在拨打东北某中心城市的市长公开电话时,记者连续拨打100多次无法接通,也没有任何语音提示信息。
不少群众向记者反映,用半小时甚至1小时以上才能打通政府公开电话的现象十分普遍。
(5月16日半月谈网)
而在同一天,人民日报则刊文批评一些地方的政务服务大厅让公众“多跑白跑闹心跑”——并联式审批、一站式办公,这是许多行政服务中心对自己运行模式的介绍。
不过,这种最初希望“变群众跑为干部跑”的思路,却在一些地方成了“变群众跑为群众跑更多”。
虽是两则独立的新闻,但却都反映出公共服务“现实与理想”的明显差距。
在现代政府构建中,服务型政府被越来越多地强调,而无论是市长热线,还是政务服务大厅,其初衷都是为了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
空有热线和一站式之名,却没有服务之实,空耗了更多的资源、浪费纳税人血汗钱不说,政府公信力也会在“现实与理想”的落差中被严重消解。
这不禁让人想起此前屡屡被曝光的僵尸官网、官微,它们无不以电子政务之名兴起,但却在开天窗,或是常年睡大觉的尴尬中,成为让民众生厌的“新事物”。
既然打造服务型政府已经成为现代政府的价值追求,并且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可,为什么还会出现打不通的热线和让民众跑更多的服务大厅呢?
从两者的共通性来讲,缘由可能也是相似的,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中,将此问题归咎如下:
一是由于联动审批导致的协调难度加大;二是工作流程也可能触碰到了一部分人的蛋糕。
而针对服务热线打不通的问题,则有论者将其归因如下:
一方面是由于部分公职人员并未树立为民服务意识,管理不到位,缺乏制度化、规范化要求;另一方面是由于一些政府部门只管公布热线号码,忽视了之后的管理和服务,没有深入研究如何真正通过热线为百姓解决问题。
两方面的分析,无疑都是颇有道理的,但显然都是还是浅层次的原因,不然,为什么会因为一些人的蛋糕被触碰,就会让民众越跑越多呢?
为什么有关部门不去深入研究“为百姓解决问题”呢?
从根本上说,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关键还在于权力逻辑未得到根本上的革新,而所谓的市长热线或是政务服务大厅,只不过是在唯上型的权力结构中,权力主导者积极捧出的一张徒有表面的“成绩单”,却罔顾了原本的初衷。
而关于权力的来源,一个被时常提及的常识是,它是由权利让渡而来,其逻辑所应积极指向的改善公共服务,为民众谋福祉。
于此而言,要让市长电话真正成为热线,要让政务服务大厅真正让民众少跑,必须改进权力治理结构,让权力在权利面前恪守谦抑,让其角色扮演真正回归到公共服务中来。
(高亚洲)
8.鼓励举报食药违法就应清除“障碍”
2016-05-1710:
27 来源:
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
陈广江
5月15日,在北京工作的24岁小伙阳××表示,去年他实名向食药监管部门举报多家公司在网上销售未取得批准文号的特殊用途化妆品,其中北京的三家公司被查实并已受到处罚,北京食药监局要他到场领奖,拒绝转账。
他就此向食药监总局申请行政复议。
日前,食药监总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确认北京市食药监局违反法定程序。
(5月16日澎湃新闻网)
看到报道,想举报食品药品违法行为的群众可能心凉半截。
举报的违法行为已被查实,为领取900元奖励,竟惊动了国家食药监总局,甚至差点闹上法庭,这“代价”太大了。
虽然北京市食药监局“败诉”后迅速修订了《奖励办法》,增加了银行转账领奖,但举报人遭遇的尴尬令人深思。
领奖方式的“分歧”源自何处?
原来,2014年4月4日实施的《北京市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并未规定可采用银行转账的方式领取奖金。
但2013年1月8日实施的《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明文规定,举报人可提供银行账号,由奖励部门将奖金汇至指定账户。
该《奖励办法》是由原国家食药监局、财政部印发的。
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北京市食药监局坚持让举报人到场领奖,未按举报人提出的汇款支付这一合理要求支付举报奖金,违反了法定程序。
这一点,国家食药监总局在行政复议决定中说得很明白。
令人深思的是,本案中,举报人多次表示按照国家层面的《奖励办法》奖金可以银行转账,而北京市食药监局偏偏坚持到场领奖,这难免有“人为设定障碍,打击群众举报的积极性”的嫌疑。
上位法规写得明明白白,却固执地坚持下位法规,还闹到了国家食药监总局,何苦呢?
相比“人为障碍”,“制度障碍”更可怕。
应看到,是先有了国家层面的《奖励办法》,后有了北京市的《奖励办法》,后者是在前者的基层上制定的,那么后者为何在领奖方式这一重要细节上和上位法规产生了“分歧”?
能不能转账领奖看似无关紧要的小细节,但恰恰是这种细节折射出相关部门鼓励群众举报的诚意。
在重奖食品药品违法线索举报人已成共识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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