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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文化学的理论自觉与学术新语
都市文化学的理论自觉与学术新语
都市文化学是在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中,通过人文学科(其核心是中国文学)与社会科学(其核心是城市社会学)的交叉建构、理论研究与实践需要的紧密结合而形成的一门世界性前沿学科。
中国城市在改革开放30年中的迅速发展,不仅直接表现在新城镇、大中型城市和城市群等现实成果上,同时也在新的历史实践基础上催生了许多新的理论与学术,都市文化学就是其中之一。
一都市化进程与都市文化研究的兴起
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是城市化(urbanization)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
“城市化”的基本尺度是城市居民百分比的增长过程,其表征是农业人口向城市空间的迁移,深层则是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与文化结构的整体性变迁。
按照一般的看法,城市化主要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都市化三种模式,在相当长的城市化历史中,这三者一直保持着相对均衡的发展态势,直到20世纪中期“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的出现,前者如纽约、伦敦,后者如“波士沃施”(BosWash)、北美五大湖城市群等,借助优越的地理环境、雄厚的经济实力、完善的服务体系,它们迅速打破了人口流动相对平缓、空间流量相对均衡的传统模式,使人力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等高度一致地向少数国际化大都市、国家首位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集中。
这种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展开的城市化进程,即都市化进程。
在国际联系日益紧密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小城镇为中心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很快开启了自身的升级程序。
200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36.09%,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800美元,两项指标表明中国城市化正在驶上快车道,迅速融入作为世界城市发展主流的都市化进程。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都市化进程可追溯到1982年国家领导人提出“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但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低下与人们对发展大城市的矛盾心态,致使相关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严重滞后于城市发展的实际需要。
其最终确认实际上始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在建议中首次出现了“城市群”的概念,要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要继续发挥对内地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区内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以及提出在“有条件的区域,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通过统筹规划,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合理分布的新城市群”[1]。
而作为其学术理论的研究则散见于近年来有关“都市连绵区”(周一星)、“城市群”(姚士谋)、“城市密集地区”(周干峙)、“大都市经济圈”(王建)、“组团式城市群”(牛文元)、“集中型的城市化”(牛凤瑞)、“都市化进程”(刘士林)等研究中。
都市化进程并不限于数量有限的都市人口或几个大都市与都市群,在现代化的金融、交通与信息技术条件下,都市自身在发展中所有的优点与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早已超出了大都市与城市群的空间界限,而成为人类共同的生存境遇以及需要认真思考的世界性问题。
在当代,一个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中,也可以对城市生活方式持激烈的批判与否定态度,但无论是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在更高层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上,人们是不可能脱离这个中心而谋求发展的。
在都市里固然存在着许多令人痛苦的问题,如“过度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拥挤、居住条件恶化、就业竞争加剧、公共秩序混乱、突发事件增多、犯罪率上升等,但这并不能构成反对城市与大都市发展的理由与借口,因为正是城市,特别是发达的现代化大都市,才为个体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在乡村、城镇与中小城市不可能有的广阔空间。
这是在城市化水平不算很高的中国关注、研究都市文化最重要的现实原因。
都市化进程是都市文化学发生的基础与摇篮。
它最容易使人想到恩格斯的话:
“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2]在巨大的现实需要下,相关学术力量与资源以都市文化为中心迅速集聚与扩展。
从地缘文化的角度看,它在当代的兴起、发展与中国大陆城市化水平和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上海密切相关。
作为一门有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特色的新兴学科,都市文化学在上海受到异乎寻常的关注与重视。
目前,在上海设置的相关研究机构主要有: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都市圈发展研究中心;同济大学中国城市发展创新基地;复旦大学长三角研究院;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以及上海市都市文化学重点学科、国内首个“都市文化学”二级学科博士点与硕士点等相关研究平台,它们对于推动都市与都市文化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与传统学科相比,尽管都市文化学起步晚、研究人力不足、缺乏相关的知识积累与学科积淀,但由于它直面全球范围内的都市化进程、国家格局中迅猛异常的城市群规划、区域战略上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以及更加具体的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目标,因而其相关研究的活力与影响力不仅不容小觑,相反正朝着一门具有严密的科学范畴体系、内在理论结构及知识生产规范,并在理论与实践上符合当今世界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需要的世界性前沿学科不断迈进。
都市文化研究本身不仅直接肇始于全球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背景,同时也随着中国不断融入都市化进程而明确了研究对象与应用范围。
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大力推动都市文化研究,不仅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应对各种城市社会与文化问题,提升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推动城市文明与经济社会的建设有直接意义,同时,由于都市社会与文化具有的带动性与规模性,其对于抵制西方病态生活方式与文化的传播与影响,为农村地区的文化脱贫与向更高层次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带动与示范性作用。
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理论自觉与学术框架的初步奠立
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一门新学科的都市文化学的自我意识觉醒与自觉理论建构始于2005年。
其中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2005年12月2~4日,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上海市都市文化学重点学科联合主办的“都市文化学科建设论坛”在上海和苏州召开。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苏州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上海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等高校与科研单位的6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学术研讨会。
大家一致认为,都市文化研究是在当代城市化背景下新兴的一门世界性前沿学科,并对其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与范围、理论框架与范畴体系、价值理念等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讨。
《社会科学报》2006年1月26日推出《都市文化学建设的多重视野》专版,发表高小康《都市文化研究框架性思路》、刘士林《回到马克思哲学寻求根本解决之道》、陈炎《“文明”与“文化”》、程相占《城市的二重性》、鲁枢元《现代都市让我们失去了什么》等文章。
同时,上海市重点学科重点规划项目《都市文化原理》启动,对于正在建设中的都市文化研究学科起到重要的凝聚与推动作用。
[3]此后,关于都市文化学的学科性质的研究与探索不断涌现,如《光明日报》2006年2月9日发表刘士林的《都市文化研究在中国兴起》,《中华读书报》2006年4月12日的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专版(包括刘士林《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三题议》、耿波《文化群落与都市文化群落的危机》两篇)、《人文杂志》2006年第2期的“城市化进程与都市文化研究笔谈”(包括刘士林《城市化进程与都市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生》、程相占《城市的化功能与城市文化研究》、高小康《都市文化建设与非物质遗产》、钱文亮《都市文化学科的相关问题》四篇)。
此外,2006年在上海召开的“大都市交通系统中的技术与文化”论坛、“儒学与都市文明的对话”论坛、“双三角论坛:
国际大都市群理论与中国当代城市发展”等,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文化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学术月刊》等以多种形式报道,使都市文化研究的多学科性、跨区域性等得到了显明展示,为都市文化学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开局。
都市文化学的使命在于做都市化进程的“理论家”,在理论研究与现实发展的激荡中自我拓展。
2006~2007年,都市文化学在以下八个领域内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初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开阔的学术框架与话语谱系。
一是都市化进程的理论原创与相关研究。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都市自身在结构与功能上未能得到充分发育,与一般城市的差异并不明显,这既是传统城市发展相对比较均衡,也是今天人们对“城镇化”、“城市化”与“都市化”不加区分的根源。
但从200年的城市化经验看,在城市化进程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确乎存在着一个从城市化(citilization)向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的飞跃或质变过程。
都市化理论明确提出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是城市化(urbanization)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指出作为城市化最新特点与最高表现的都市化进程,恰好构成了推动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核心机制与主要力量。
并从人口迁移、经济发展、城乡关系、现代科学与工业转型等角度深入地影响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希望尽可能地揭示中国都市化进程的真实处境与现实问题,回顾历史经验并展示其未来走向,同时也对西方发达国家的都市化经验加以介绍与阐释,以此为中国都市化进程提供了一个相对全面、理性的参照系,使都市文化研究可以更好地为中国社会发展与城市文明建设服务。
二是文化城市与文化都市研究。
与一般的城市地理学不同,我们明确指出文化城市是一种不同于“政治城市”、“经济城市”的新城市发展模式。
它在更高层次上阐释了城市文明与社会的本质,使之超越了城市原始的防卫、商业等实用功能,突破了古代以“政治”为中心、现代以“经济”为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其核心是一种以文化资源为客观生产对象,以审美机能为主体劳动条件,以文化创意、艺术设计、景观创造等为中介与过程,以适合人的审美生存与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为目标的城市理念与形态。
正如都市是城市的高级版本与当代形态一样,文化都市则是文化城市的更高表现形态。
由于中国城市在整体上不是偏向于政治型,就是偏向于经济型,特别是由于它们在城市管理、文化体制、文化市场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使中国城市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的贡献率很低;而文化城市与文化都市研究对于缓解人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走出现代城市发展陷入的困境,改革文化管理体制与解放文化生产力,转变中国城市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引领与示范性意义。
三是以艺术之城为中心的艺术与城市文明研究。
“艺术之城”是一种以美学为理论基础、以艺术活动为实践中介、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理念的城市文明建设与发展框架,对于当代城市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文明早期,城市发展的重心主要在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上。
在当代城市的发展中,基础性的“物质文明建设”与基本的“政治、法律制度建设”已不再是城市文明发展的最高理想,由于“文明病”、“城市危机”等严重影响城市发展的问题更多地集中在精神环境与文化生态上,使艺术与审美等现代性问题在城市文明的建设与发展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特别是在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中,一方面,艺术生产力提供的新生产要素与资源可以给城市经济带来极大活力;另一方面,城市经济的充分发展又为艺术生产创造了更好的物质条件与社会环境,这是当今世界许多城市改变观念、不惜血本进行“艺术之城”建设的根源。
更为根本的是,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类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初衷;一个真正理想的都市聚落空间,不仅要使人生活得安全、富裕、健康,还要使个体生活得愉快、自由与有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艺术之城”正是重新定义并极大地扩展了城市的概念与内涵,使之超越了商贸、防卫、聚敛财富等传统实用功能,为当代人过上美好生活提供了真实的空间与更大的可能。
四是“新农村”与“城市群”关系研究。
“新农村”与“城市群”是“十一五”规划中的两个关键词。
由于人力、资源、财力与发展空间的有限性,在“新农村”与“城市群”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与竞争。
新农村建设与城市群发展的冲突,首先是以人口迁移为核心而全面展开的。
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在很短时间内迅速迁移到城市地区往往导致更为严重的“城市化过度”,而大城市“首位率”的迅速飙升则直接影响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自然经济、现代工业与后现代工业缠绕在一起,是中国都市化进程的基本特征。
大城市与城市群是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直接受益者,而以现代工业为主体的城镇经济以及依附于它们的现代农业则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中小城市生存的需要以及城市群发展的需要,将使有限的中国资源更加紧张,而竞争也会愈加酷烈。
都市化进程在深刻地影响农业与农村地区政治经济结构的同时,都市文化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深刻地改造了农业文明的精神世界。
由于模式老化与功能衰退以及再生产的物质条件与精神资源的双重匮乏,农村社会与文化在都市化进程中受到的冲击更大。
对于“城市群”与“新农村”,既要看到两者的矛盾,也要看到它们的相互依存关系。
这是更深刻的、面向未来的。
都市化进程在加剧农村与城市在人口迁移、资源分配、文化消费等固有矛盾的同时,也为它们在更高的历史平面上综合解决城乡之间的紧张与危机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与先进的实践框架。
实现中国社会的科学与和谐发展,最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好“新农村”与“城市群”这两极的关系。
五是都市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都市社会与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内容庞杂、层面众多,不容易找到一个逻辑起点。
另一方面,尽管许多人文社会科学与都市文化相关,如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都市人类学等,也包括人文学科中的审美文化、文学文化学、大众文化等,但或是由于专业局限而“自说自话”,或是因为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壁垒而只能把握某一侧面,直接影响了人们对都市社会与文化的深层结构与规律的研究。
都市社会与文化尽管在机理上十分复杂,但并不是一个不可理喻、无法研究的对象。
关键在于如何发现其深层结构及其不同层面间的有机联系,为都市文化研究建立一个具有较大普适性的解释框架。
由于都市社会与文化本质上是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结果,马克思的社会生产理论恰好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都市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
都市社会与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高级形态,在本质上是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结果,马克思的社会生产理论构成了都市文化研究的哲学基础,只有把都市社会与文化看作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结果,才能科学地理解与把握都市社会与文化存在与发展的秘密。
另一方面,在都市化背景下,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如何减少人自身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异化命运、如何在现代化大都市社会背景中实现人的全面与和谐发展,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提供了最深刻的价值理念。
六是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在世界城市化的背景下,无论是“藏在深山无人问”的自然遗产,还是农村或城市化水平较低地区缺乏财力维护与保护的传统文化遗产,不约而同地走上了既遍布着被恶性利用的风险,同时又充满巨大诱惑与吸引力的都市化(城市化)进程。
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一是正如所谓的“富在深山有远亲”,尽管自然与文化遗产在地理上可能存在于大自然或农业地区,但正是在文化消费与旅游等都市型现实需要的直接刺激下,它们才从传统的门前冷落或无人问津状态中获得了巨大的文化与商业价值;二是只有集聚着巨大财富及更高文化产业化能力的大都市,才能为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物质条件”与展示平台,由此可知,无论是何种自然与文化遗产,在都市化进程中,它们与大都市的紧密联系早已超过了与故土的传统关系。
这是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迅速成为一种城市经济文化现象,也是必须从都市化进程角度对之加以关注与研讨的原因。
如近年来许多学者关注的中国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儒学与都市文明对话”等,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大运河城市群”概念的提出与相关研究,它一方面将城市群理论运用于中国古代城市发展中,指出中国大运河上的22个城市,不是一些联系松散的单体城市,借助运河文明在水文、商业、航运等方面的共通性,它们构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城市群,是中国古代纵贯南北的“主干大街”。
另一方面,揭示以人口城市化、城市功能商贸化、生活方式多元化、文化生态多样化为基本特征的运河城市文明,构成了中国古代城市体系的一个独特谱系,极大地促进中国古代的区域文明及不同城市、城乡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是研究中国当代城市社会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本土性对象。
七是江南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
位于长江三角洲之上的江南城市,自古以来就以经济与文教的发达著称于世,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与独具个性的区域文化传统。
改革开放以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正在形成一个在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等方面联系更加密切的城市共同体,最有希望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江南地区特有的人文地理、社会结构及文化传统等,不仅直接参与了江南都市的历史建构,也影响着它在今天的存在与发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江南城市社会与文化的研究构成了都市文化学的一个重要方向。
在都市文化学的学科视野与现代意识参与下,其中出现的最重要的变化有两方面:
首先是将江南诗性文化理论发展为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研究,认为江南城市诗性文化有两个核心要素:
一是不同于北方城市诗性文化,两者在逻辑上主要表现为“政治”与“经济”的对立;二是不同于江南乡镇诗性文化,两者的重要差异在于“伦理”与“审美”的不同,江南城市诗性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中国本土的都市文化模式与经验。
其次是将江南城市的单体研究扩展为江南城市群的整体研究。
这不仅初步建构了江南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同时对长三角城市群的当代建设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八是在都市文化学基本理论研究上的拓展。
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对都市这个核心范畴作正面界定与阐释。
从城市社会学的历史视角看,都市是人类城市历史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
从当代城市化进程的内在结构看,都市代表着当代都市化进程的最高逻辑环节。
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既是人类城市历史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也是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逻辑环节,对它的研究与阐释,不仅是了解人类都市历史的一把“钥匙”,也有助于我们站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上更深入地认识城市的本质。
二是对都市文化内涵的界定与理性解读。
一方面,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高级精神形态与当代世界精神生产与消费的话语中心,都市文化是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所形成、创造出的文化模式。
另一方面,与经济上的全球化有所区别,如何面对“文化帝国主义”在精神世界中的扩张,是都市文化研究必须严肃面对的重要课题。
三是在学科谱系上指出:
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术渊源上与当代中国文学学科有密切的关联,认为以文艺学、美学为理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学理架构中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建设,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价值”与后者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互动,促进科学性、人文性、审美性三者的良性循环与学术互动,就完全可以催生出一门以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人文社会学科来。
这既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与西方的一个重要区别,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都市文化基本理论与科学体系的经验基础,同时还为世界范围内的都市文化研究与建设提供了一种具有中国话语特色的理论形态与解释框架。
也正是由于这些探索与进展,“都市化进程的学术镜像”入选“2007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其入选理由为:
“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正在深刻影响着当今自然环境和社会变迁,因此也成为近年来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关注的对象。
2007年,相关研究呈现出繁荣景象。
一是在区域经济社会研究方面,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中心的相关研究异军突起。
既有关于大都市区内的经济冲突、社会冲突与环境冲突的研究,又有都市经济圈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围绕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各种应用研究更是层出不穷;同时,国内首个‘都市化进程报告’也正式亮相。
二是在城市化研究方面,由于农业人口向大都市与城市群的大规模迁移,使得以大城市为中心的人口流动与迁移模式成为新的学术热点。
三是在城市经济发展方面,面对全球人口激增、能源危机、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以现代工业为主体的城市经济模式正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使得作为新型都市经济要素与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文化产业备受学术界瞩目,城市文化资源、文化创意产业、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基础与应用研究迅速升温,并越来越向着具体化与深入化的方向发展。
四是在城市发展方式上,与传统的政治型、经济型城市不同,以文化资源为主要生产对象、以文化产业为代表、以高文化含量的现代服务业为文明标志的‘文化都市’的提出与理论研究,为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理念与战略框架。
”[4]由此可知,都市文化研究既代表着中国理论界对城市化进程的最新认识成果,也在更全面的意义上满足了中国城市向新阶段发展的理论需要。
三2008都市文化学的现实关注与学术新语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中华民族困厄摧折之年。
中国城市在改革开放30年的曲折经历与辛苦遭逢,特别是大故迭起、沧海横流的而立之年,构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与探索新的学术语境与时代景深。
自中国政府1980年将深圳、珠海、汕头与厦门改制为对外经济特区,1981年确定湖北沙市为全国第一个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城市,1984年对外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后,长期以来中国城市的封闭结构逐渐门户大开,特别是在2000年以来,以迅速崛起的大都市与城市群为标志,中国城市以壮阔形态和豪迈气概迎来了而立之年,并由于在都市化进程中对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空间的深度参与,在当今世界城市之林中呈现出独具魅力、分外吸引眼球的都市景观。
但另一方面,由于农业文明传统的强大与沉重,新时期中国城市化水平的低下以及当今世界发展环境的复杂与多变,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城市的高速发展也是被各种添加剂、激素和其他混乱力量催熟、膨化、胁迫的结果,这种并不真正牢固的基础和结构,一旦遭遇到较大的全球风暴与震荡也会相当集中地表现出来。
特别是在2008年各种严重自然灾害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内外夹攻下,一度熙熙攘攘的中国都市化进程也陷入山重水复之境。
与相关学者热议化“危”为“机”,特别是借助实体经济的受损发展文化产业等不同,由于自然灾害、金融危机在整体上影响了中国都市化进程,如自然灾难的救助增加了城市的负担,金融危机、物价飞涨影响到城市经济社会循环,因而其所带来的更多的不是机会而是挑战。
同时,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产制约精神生产的原因,这不仅直接影响到需要实体经济支撑的文化产业、文化服务业等新兴都市经济,也对2008年度的都市文化研究产生了相当多的负面影响,使之在整体上不够活跃和丰富。
但由于中国城市仍在发展中,所以仍有一些值得关注之处。
一是改革开放30周年与中国城市发展的研究。
在理论界与社会思潮上,尽管1978年安徽小岗村农民首创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一直被看做中国社会走向改革开放的主要标志。
但从全局性、深层次与战略发展的角度看,最能代表中国改革开放实绩的是城市、“大都市”与“城市群”。
中国城市的改革开放可相应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恢复、起跑与积累阶段。
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相适应,以“城镇”与“小城市”发展为主体的“城市化进程”是其标志与主要成果。
二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核心的“都市化进程”构成了中国城市发展的主旋律。
对于中国的“大都市”与“城市群”而言,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发育不足和发展不全面。
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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