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玉器图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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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玉器图集
中国古代玉器图集
一.玉圭
玉圭
《说文》中称的“剡上为圭”指的是上部尖锐下端平直的片状玉器。
圭来源于新石器时代的工具石铲和石斧,因此今天古学界将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许多玉铲及方首长条形玉器都定名为圭。
真正标准的尖首形圭始见于商代而盛行于春秋战国。
玉圭是上古重要的礼器,被广泛用作“朝觐礼见”标明等级身份的瑞玉及祭祀盟誓的祭器。
《周礼》记载圭有多种形制、多种用途,现在考古实证材料还不能予以证实,不少问题有待研究。
战国以后圭在社会上就不再流行,各代帝王在遵循古制、点缀朝廷的威仪时曾制造过,但绝大多数没有流传下来。
今日所见玉圭基本上是商周至战国的作品。
清代伪古玉中有少量圭形作品。
圭的形制特点因时代不同、种类相异而存在较大的差别,新石器时代的“玉圭”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真正的圭。
这种长条形、平首带穿的玉器多见于龙山文化,以素面为多,少数在下端饰有阴线弦纹,精美者刻有兽面纹。
纹饰系用利石刻成,有明显的刻划痕迹。
真正的玉圭见于商代,有两种形式,一种平首,圭身饰双钩弦纹,另一种尖首平端,近似后代的圭。
周代玉圭,以尖首长条形为多,圭身素面,尺寸一般长15至20厘米。
战国时期出土的圭数量较多,其中不少是石制的。
圭身宽窄大小不一,现今所见的均为光素。
山西侯马盟誓遗址所出的盟书均书写于不规则的石圭上。
汉代玉圭己从社会日常生活中消失,只有王公贵族为了显示其地位,才特别雕造了少量的玉圭。
宋以后,历代都有不少仿制品。
明代玉圭呈尖首平底状,有的器表满布浮雕的谷纹或蒲纹,有的阴刻出四山纹,寓安定四方。
战国玉圭
附:
玉圭的用法
周天子为便于统治,命令诸侯定期朝觐,以便禀承周王室的旨意。
为表示他们身份等级的高低,周王子赐给每人一件玉器,在朝觐时持于手中,作为他们身份地位的象征。
比如,通过不同尺寸的圭,显示了上至天子、下到侯位的不同等级;同时不同尺寸的圭加以不同的名称(如镇圭、桓圭、信圭、躬圭)等,也显示了周室安邦理国的信念。
不同名称的圭是赋予持有不同权力的依据,如:
珍圭——召守臣回朝,派出传达这个使命的人必须手持珍圭作为凭证;遇自然灾害,周天子派去抚恤百姓的大臣所持的信物,也为珍圭;谷圭——持有者行使和解或婚娶的职能;琬圭——持有者行使嘉奖的职能;琰圭——持有者行使处罚的职能。
二.玉玦
玉玦
玉玦
玦是我国最古老的玉制装饰品,为环形形状,有一缺口。
在古代主要是被用作耳饰和佩饰。
小玉玦常成双成对地出土于死者耳部,类似今日的耳环,较大体积的块则是佩戴的装饰品和符节器。
新石器时代玉玦制作朴素,造型多作椭圆形和圆形断面的带缺环形体,除红山文化猪龙形块外,均光素无纹。
红山文化猪龙块(又称兽形块)形制特殊,形体普遍较大,有的块上有细穿孔,当是佩玉。
考古发掘已经证实,该文化的大型块多出土于死者胸前,可以确定它不是耳饰。
商代玉玦呈片状,尺寸一般在5至10厘米,分两种类型。
一种是光素的,环窄;另一种为龙形玦,作卷曲龙形,龙张口露齿,背饰扉棱,龙身饰勾撤云雷纹,俗称“假阳文”,线条转角方硬,图案化风格强烈。
周代玉玦仍作片状,肉部明显宽于商代,中孔较小,并出现椭圆形块。
玦身多为光素,部分饰弦纹、云雷纹,纹饰与商代相比有简化趋势。
龙形玦很少,且多无脊齿。
春秋、战国玉玦数量最多,此期玉玦形体较小,一般直径在3至5厘米。
玦体作扁片状,普遍饰有纹饰,素面的很少。
纹饰主要是当时流行的细密风格的蟠螭纹、蟠虺纹。
用双钩阴线或宽阴线隐起加发丝线方式饰纹。
动物形块简化成阴线刻交尾双龙、双兽纹玦,少数精品在两端透雕兽首形象。
汉代玉玦不多,风格沿袭战国,小玦不及战国时精致。
此时出现了一些较大的玦,直径在10厘米以上,应是佩玉或符节器。
宋以后出现仿古玉玦,主要仿春秋战国造型。
宋仿纹饰多不合古制,块体比战国厚重。
明、清两代伪古玉玦,纹饰处理和雕刻刀法很难达到战国时自然流畅、锋利健劲的效果,往往徒具古形,缺乏古意。
附:
美玉的传说
相传盘古死后,他的呼吸变成风和云,他的肌肉化成土地,而骨髓就变成玉石和珍珠,因此玉器被视为吉祥物,具有驱邪避凶的魔力。
从古到今,不少人把它作为家传之宝或定情信物,甚至认为是君子的象征。
《礼记》曾记载:
“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忆力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
”而《说文解字》亦称玉是“石之美者”,因此人们对玉器的崇高情操可见一斑今天,玉石已成为深受欢迎的装饰品与艺术品,传说玉器具定惊、趋吉避凶之效,能保佩带者平安吉祥、富贵长寿,有深远寓意。
中国人认为玉器可令佩带者凝神聚气,而圆形的玉更代表天地之司的和谐圆满,所以玉环、玉扣及玉厄等圆形饰物都非常受欢迎。
补充:
古玉器名。
玉饰的一种。
玦通决。
形如环而有缺口。
新石器时代、西周晚期和春秋战国墓葬中,常有发现,多放置于死者的耳旁。
作耳饰玉器。
到汉代,主要作佩玉用。
玉玦用途,古今说法甚多,概括起来有五种:
一作佩饰;二作信器,见玦时表示有关者与之断绝关系;三寓意佩戴者凡事决断,有君子或大丈夫气质;四刑罚的标志;犯法者待于境或一定地方,见玦则不许还;五用于射箭,使用时将玦套戴在右拇指上,以作钩弦。
三.玉璜
西周玉璜
玉璜,在中国古代与玉琮、玉璧、玉圭、玉璋、玉琥等,被《周礼》一书称为是“六器礼天地四方”的玉礼器。
六器之中的玉璜、玉琮、玉璧、玉圭等四种玉器,历史最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
在良渚文化中,它是一种礼仪性的挂饰。
每当进行宗教礼仪活动时,巫师就戴上它,它经常与玉管、玉串组合成一串精美的挂饰,显示出巫师神秘的身份。
且每一个上都刻有或繁或简的神人兽面图象。
玉璜的形体可分两种,一种是半圆形片状,圆心处略缺形似半璧;另一种是较窄的弧形。
一般玉璜在两端打孔,以便系绳佩戴。
商周以后,玉璜逐渐形成具有礼器和佩饰的两种作用。
新石器时代的玉璜流传至今极为罕见,大都只能见到一些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时期玉璜,往往兽面大于玉璜、饰纹已有多层次的浅浮雕兽面纹,兽面周围饰有精细的复杂阴线,河姆渡文化的玉璜体积小,厚度大,石质也远逊于良渚文化的玉璜。
商代起玉璜成为人们流行的佩带物,原来一般的玉璜无法显示出佩带者美化自己的意愿,又不能区别佩带者的地位、身份。
因此,商代起的玉璜在饰纹和式样上出现多样化,以满足各层次爱玉者需要,人形璜、鸟形璜、鱼形璜、兽形璜等,就是商代玉雕艺人所创新品种。
战国时期出现镂雕玉璜,多为变龙纹,唐代以后玉璜渐渐消亡,取而代替的是各种玉佩饰品。
玉璜
玉璜
玉璜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上,与玉佩同样赢得收藏家们的偏爱,尤其在台湾、新加坡市场行情看好。
四.玉琮
玉琮
玉琮之王
玉琮
1、玉琮的用途与功能
作为良渚文化代表性器物的玉琮及其纹饰具有一定的神秘性。
学术界关于玉琮的用途和功能的认识纷繁复杂、莫衷一是。
安克斯认为“玉琮上驵纹近似坤卦”,“象征地母的女阴”;高本汉以为“琮是宗庙里盛‘且’(男性生殖器象征)的石函”[1];研究中国天文学和数学观念的先驱者贝索德·拉佛在《玉——中国考古与宗教研究》中指出:
“打孔的圆形玉璧代表天、立方体包围的玉管代表地……”著名的东方艺术史学家,瑞典学者柏伟能在专著《洛书之秘》中进一步发展了贝索德·拉佛的观点,并结合考古学、美学、古文献、古文字语言提出“琮的造型是以‘洛书’为基础的”,“琮是古代一种表示方向的象征物,与未成熟的阴阳观念一起表达了它的基本含义——神圣大地的真正象征”[2]。
邓淑萍先生在《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玉器篇·一》中推测“琮在典礼中套于圆形木柱上端,用作神袛或祖先的象征”[3]。
车广锦教授在《玉琮与寺墩遗址》中提出玉琮是“象征王权、神权和整个统治阶级的重器”[4]。
有学者提出了“良渚神像‘鸟首龙身’伏羲说”[5]。
汤惠生教授在《对立与统一:
原始文化中的二元逻辑》一文中结合萨满教理论证实“玉琮外方,象征地;中间圆形柱状,象征通天的‘地轴’、‘天柱’”;“昆仑山上的天神和太阳神也就是玉器上的人面像”,“在中国古典文献中称作‘黄帝’”,进而提出“饕餮纹即太阳神之传承”等等[6]。
许多学者对此表示赞同,“在凌家滩遗址发现的神(人)像形纹戴的冠的外形,与反山神像形纹戴的冠相类似,都与纳西族的东巴文中的太阳文的形象相似,有可能是作为太阳(或太阳神)的象征”[7],“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神徽上面的人脸可能就是天神的代表。
有人说是太阳神也不错,但是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埃及、美洲不一样,不是一个简单太阳崇拜,而是已经抽象化了。
河姆渡文化中的图像就已经把日月连到一起,既有太阳也有月亮,把太阳和月亮抽象化为天。
[8]”
各家所说分歧杂陈,观点不一,据林华东先生统计,相关解说多达23种[9],但至今对玉琮文化内涵的认识仍然是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
其中有较大影响力的观点主要有“祭祀天地的礼玉”、“玉敛葬”和“中国古代宇宙观和通天行为的象征”三种学说。
A.“礼地的玉神器”说
早期对玉琮的研究主要是根据《周礼》“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的记载,如清末吴大澂的《古玉图考》以及后来那志良先生的《古玉鉴裁》对玉琮的考证。
然而,《周礼》作为战国晚期的一部托古著作,以其记载的“六器”说来阐释良渚文化玉器的文化内涵,无论在时空位置还是在文化系统上并不是合适的,仅以此为依据加以论断是缺乏说服力的。
根据上文的分析,瑶山墓地的玉琮、钺、冠形器等同出,却不见璧。
反山的琮、璧也没有某种固定的共存关系。
同时,琮、璧主要出土于墓葬中,而并非出现在明确的祭祀遗迹中。
故而,以琮、璧配套礼天地之说来解释良渚文化玉琮的文化内涵还缺乏坚实的依据。
并且,良渚文化遗址还未出土“六器”中的玉璋、玉琥,也未见到所谓的赤琥、玄璜,因此,许多学者对该观点提出了异议,认为“六器”绝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制度,并且可能是战国时期人们受天圆地方学说的影响(璧圆象天,琮外方象地),“主观虚构的理论”[10]。
B.“玉敛葬”说。
该观点是汪遵国先生在《良渚文化“玉敛葬”述略》一文中提出的。
作者同样从《周礼》的“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璧琮以敛尸”出发,用“玉敛葬”来称呼随葬琮、璧的良渚文化墓葬[11]。
对此,王明达先生提出了质疑并予以反驳[12]。
上文已经阐述了以《周礼》来解释良渚文化玉琮理由是不充分的。
虽然寺墩M3的肢骨和随葬的部分玉器有火烧的痕迹,但仅以此来解释良渚文化随葬玉器的墓葬即为“玉敛葬”,证据似乎还比较薄弱。
事实上,良渚文化出土玉琮的绝大多数墓葬(包括寺墩遗址在内,除寺墩M3之外的其他墓葬)的随葬玉器没有发现经过火烧的痕迹。
若以此为据,那么除寺墩M3以外,并不能以“玉敛葬”来称呼随葬琮、璧的良渚文化墓葬。
况且,寺墩M3也只是随葬的部分玉琮、玉璧和石斧有火烧的痕迹,而其他多数随葬玉器均未发现火烧的痕迹,故而“玉敛葬”之说似乎无从说起。
C.“中国古代宇宙观和通天行为的象征”说。
张光直教授在《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一文中从玉琮的形制“内圆外方”象征“天圆地方”出发,提出“琮的方、圆代表地和天,中间的穿孔表示天地之间的沟通。
从孔中穿过的棍子就是天地柱。
”因而“琮是天地贯通的象征,也便是贯通天地的一项手段或法器”,“是中国古代宇宙观与通天行为很好的象征物。
”[13]李学勤先生对张光直教授的观点表示赞同,“良渚文化时,大型玉礼器琮、钺、璧、冠状饰等的发现,尤其是玉琮,应是当时巫术活动的一种重要用具”,“从琮的外表形态分析,是外方内圆,与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思想意识,不能说没有联系,又是与神相结合为一体,就有可能是巫师作为贯通天地的用器。
琮上的神面形纹,有的在其旁侧有神鸟形纹,都是巫师作法时需要借助神力的象征。
所以,占有玉琮的人,是掌握神权者。
在中小型墓葬中未见有用琮随葬的,可能就是这个缘故”[14]。
学术界对该观点的认同比较普遍,亦即将玉琮之人面纹视为天神∕太阳神等神祗的代表,是萨满教二元对立思维中一切正面因素的代表。
D.玉琮功能的演变。
虽然学术界对玉琮功用的观点莫衷一是,但有一个共同点,即玉琮在良渚文化中是作为神灵的玉存在的,是远古玉神学的反应,其神人兽面纹是良渚先民所崇拜的神灵,是他们精神文化的核心,他们相信这种纹饰具有感神通灵的法力,以其随葬具有辟邪、祈福的功效。
在儒家玉德观这一内涵形成之前,玉还有更广泛的已为人忘却了的诸种内涵,如工具、配饰、祭器、瑞信、财富、敛葬等等六大内涵及社会功能[15]。
“玉器(琮、璧、圭等)是包括天帝在内的一切灵魂(神灵)的最佳寓体、馆所和境界。
[16]”“这是一些个体的体外灵魂……是生命力的贮藏器。
[17]”“出土玉器之中属于神学范畴的有玉勾龙、玉勾形器、玉龟、玉琮、玉璋以及神徽纹玉璜等玉器,它们均可能是玉神学的载体。
[18]”
无论是把玉琮看作是国家缔造者的神话形象,抑或是代表整个统治阶级的重器,似乎都缺乏必要的证据。
安志敏先生认为“如果过于夸大玉琮的作用,是不符合考古学的实证要求的”[19]。
“对神徽不能想象得太神奇,想象得太神奇提出来的看法我们可能感到很新颖,很有吸引力,但是未必符合实际。
[20]”良渚文化很多玉器上都以神人、神兽或神人神兽的复合图像为纹饰,“这个事实充分说明神人或神兽是良渚文化居民所崇拜的神祗的形象。
[21]”良渚文化先民以刻有这种纹饰的玉琮随葬,其目的很可能是祈求神灵的庇佑,驱魔避邪,祈福禳灾。
良渚文化玉琮以神秘的神人兽面纹发人深省,事实上,以抽象的题材为玉器纹饰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共有的特征。
杨伯达先生指出,新时期时代玉器“题材内涵较器型更为抽象。
共同特点是夸大眼睛,其外形为斜立的卵形,内以大小不同的空心钻钻出眼珠和瞳孔……地子上再填以阴勾多层回纹,以烘托奇形怪状的眼睛,使其愈发狰狞恐怖。
几乎完全是幻想的变形图案,有着十分浓厚的神秘色彩,这是东方原始艺术的共同特征。
[22]”
良渚文化玉琮形制的总体发展趋势是由矮到高,从单节到多节,伴随琮体的复杂化发展趋势,纹饰的发展趋势恰恰相反,越来越趋于简化,到良渚文化晚期大多已简化为两个表示眼睛的圆圈和表示嘴巴的凸横档,有的连表示眼睛的圆圈皆已略去,羽冠则多已不存在,或仅以长横棱代替。
这种变化似乎表明,琮体的功能和纹饰的功能正逐步的分离。
祈求“神徽”庇佑的功能越来越淡化,而玉琮体象征财富、权力的功能则越来越突出和强化。
早期,以反山为代表,玉琮主要放置在上肢部位以及胸腹部,这是双手可以秉持的位置。
反山玉器的出土位置比较固定,可见不是随意摆放的,而死者持琮则说明玉琮很可能是一种法器,具有祈求神灵庇佑的功能。
到了晚期,寺墩M3玉琮的随葬方式则显示出另一种情况,数量大为增加,琮体变长,琮壁增厚,更加突出其作为权力和财富占有者的象征功能。
因此,最初的玉琮体主要是神人兽面像的物质载体,其主要目的是以物质的形态来表现神灵的神力。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玉所具有的财富价值被不断认可,随葬玉琮的数量增多,琮体变长,纹饰简化,其所具有的财富价值不断强化,而对社会财富的垄断将通过权力的强化来实现。
玉琮的功能和象征意义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2、玉琮对后世的影响
三代最流行的器物纹饰饕餮纹,很可能系江浙一带良渚文化玉器上的花纹蜕变而成[23]。
安志敏先生认为“以琮、璧为代表的玉器,是良渚文化最为突出的礼器,用来随葬的习俗又为商周文明所继承。
同时琮上所雕刻的兽面纹,也与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密切相关”[24]。
王巍先生指出“玉琮在商代是一种礼玉,具有某种特殊的含义和用途。
而这种被作为礼器的商代玉琮,在型制和纹饰方面承袭了良渚文化玉琮的特点,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
[25]”进入历史时期以后,玉琮在中原地区跃居为“六器”之一,成为重要的玉礼器,先秦文献表明,玉琮在历史时期主要作为“礼地”的玉神器、“敛尸”玉器和“瑞信”使用。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商周时期玉琮出土数量并不多,绝大部分出自贵族墓葬。
商代祭祀遗迹出土琮的情况目前仅见于三星堆一号祭祀坑。
在一件青铜人头像内清理出石琮一件[26]。
且不说该琮并非玉制,琮也并非三星堆祭祀坑玉石器的主体。
三星堆出土器物主要反映的是古蜀文化的地方特色,并不能代表中原的殷商文化。
单凭这一例祭祀遗迹,我们还无法确切了解商代玉琮在祭祀中所扮演的角色。
西周时期与玉琮相关的祭祀遗迹尚不确切。
成都金沙遗址“梅苑”东北部西周地层出土了大量“礼仪性用具”,有研究者认为可能是宗教仪式活动区,其多节人面纹玉琮的形制、纹样具有良渚文化风格,但目前尚无法确定玉琮是否和祭祀有关[27]。
春秋时期,可能和祭祀遗迹有关的玉琮出土仅见一例。
陕西凤翔纸坊瓦窑头二队村东和村西南各出土素面玉琮1件,原文认为“这些玉器当与祭祀有关”[28]。
其后与玉琮相关的祭祀遗迹尚未见于报道。
商代大中型墓葬中,玉琮还较为常见,璜、璧、琮是随葬玉器的常见组合。
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755件,礼器较少,以璜为主,璧环类次之,琮(或琮形器)和圭最少[29]。
江西新干大洋州商墓出土玉器754件,礼器、仪仗器占少部分,主要有璧、琮、璜,琮[30]。
西周时期玉璜成为组佩的主体,璜、璧、琮三者的组合逐渐弱化,玉琮较之商代更为少见。
以天马—曲村晋侯墓地I11M8为例,该墓出土礼玉较少,主要有琮、戈、钺等,不见璧、圭、璋[31]。
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玉琮可谓凤毛麟角,玉琮逐渐退出了随葬玉器组合,即便玉琮见于随葬组合也不占主导地位。
以山西长治分水岭M126为例,该墓出土璜、环、璧等26种,其中出土玉琮3件[32]。
另在河南洛阳春秋墓(具体位于北距东周王城遗址约1公里处)出土玉琮1件[33]。
玉琮之为“瑞信”,主要见于文献记载。
瑞,《说文》释为“以玉为信也”,《玉篇》称“信,节也,诸侯之珪也”,也就是王侯的权力标志,其各有等差以示尊卑。
琮作为贵族身份地位及其交往的信物,主要见于《玉人》、《小行人》、《聘礼》、《觐礼》等记载。
根据《周礼》所述,琮的作用除了礼神敬祖之外,更常见的用法应当是敬人亲人、卑下亲尊上的必备礼物[34]。
王公侯伯子男的地位不同,象征他们身份的玉器也有不同。
商周的大中型墓葬中,璋、璜、圭、璧、琮都较为常见,“更多的可能是献享用品……后来它们可能被派上另外的用场,祭祀场所和敛尸的墓穴应当是两个主要去向”[35]。
因此,墓葬中随葬的玉琮不能一概视作祭祀用品。
商周时期玉琮之为礼器,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其作为“礼地”的玉神器目前尚不确切,而作为“敛尸”玉器和“瑞信”是极有可能的,但其定制还无法证实。
透过这些随葬的瑞玉,尽管还无法确切地知道玉礼的具体细节,但至少说明它们和墓主生前在社会生活中的关系非常密切,以至在死后作为随葬的奢侈品。
综上所述,本文对良渚文化玉琮功用的研究,得出的一些结论还有不足之处,随着考古资料的进一步积累,我国新石器时代玉琮的相关问题还应深入研究。
五.玉璧
玉璧是一种中央有穿孔的扁平状圆形玉器,为我国传统的玉礼器之一,也是“六瑞”之一。
《尔雅·释器》载:
“肉(器体)倍好(穿孔)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
”根据中央孔径的大小把这种片状圆形玉器分为玉璧、玉瑗(yùyuàn)、玉环3种。
玉璧是一种圆板形、片状、中部有孔的玉器,《尔雅》有“肉倍好谓之璧”的说法。
肉即边,好即孔,边为孔径的两倍便是璧。
在存世的古玉璧中,肉与好符合倍数关系的不多。
《尔雅》中有好倍肉谓之“瑗”、肉好如一谓之“环”的说法。
“环”、“瑗”属于璧类玉器,是一种特殊型璧。
在古代,璧是一种重要玉器,使用年代之长、品种之多是其他玉器不能相比的。
璧有以下几种用途:
一为礼器,二为佩玉,三为礼仪馈赠品,四为葬玉。
玉璧的纹饰随着时代不同而有变化。
商代璧多饰弦纹。
春秋战国至汉代,玉璧为云纹、谷纹、蒲纹,间或有螭纹。
唐、宋、元以后出现了凹雕螭纹、乳丁纹、兽面纹、花鸟纹装饰的玉璧。
玉璧中应引起重视的是素璧、谷纹璧、蒲纹璧。
素璧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最引人注目的有三个出土地。
一是良渚文化遗址;二是广汉地区早期文化遗址;三是齐家文化遗址。
商代也有素璧,素璧在当时主要用于礼器。
谷璧、蒲璧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
明清出现了一面以谷纹或蒲纹、云雷纹、席地纹装饰,一面饰花、鸟、鱼、虫、龙、凤、八卦、吉祥物等图案。
《周礼》有“子执古璧”、“男执蒲璧”的记载。
谷璧上镌刻有成排的密集小乳丁,乳丁上雕成漩涡状如同谷牙,取其谷可养生之意。
蒲璧指带有极浅的六角形格子纹的璧,取蒲能织席可以安人之意。
这两种璧多是战国和汉代的,一般为几厘米到十几厘米,超过二十厘米的不多见,从存世或出土的实物看,宝光四溢,做工极精良。
在战国时期这类玉璧已被奉为珍宝,作为佩玉或抵押品、赏赐品、镶嵌品、礼仪品及馈赠品。
龙纹、鸟纹、凤鸟纹、蒲璧见之于汉代,璧的表面用同心圆绳纹分为两区,多达三区。
外区饰龙纹或凤鸟纹,内区饰蒲纹,三区内饰兽面纹。
这种汉代璧一般用水玉制成,分厚薄两种,直径一般较大,大的有超过40厘米,但厚的并不多见。
龙纹的蒲璧很为奇特,以阴刻线组成,正面刻画龙头。
鼻眼很大,鼻下雕粗阴线较宽但很浅,一般无嘴,其他部位用细线雕刻。
龙为双身,如飘带伸向两侧,刻纹与龙身缠绕,代表爪或翅。
玉璧的运用历史久远,跨度数千年之久,文化内涵极深。
古代的礼器,最常见的,除了青铜器(如鼎、簋等),还有玉器(如璧、圭等)。
在三礼(《周礼》、《仪礼》、《礼祀》)中占有重要地位。
玉璧
玉璧
新石器时代玉瑗
战国时期的玉瑗
玉环
各式玉璧璧是玉礼器中,较为广泛使用的圆玉。
凡贵族朝聘,庙堂祭祀,丧葬礼仪等,用璧都有规定。
及后,出现的小玉璧,则是用于佩玉,作为装饰之物。
玉,古称美石,由于产地不同,质地差异明显。
以新疆和田、陕西蓝田、河南南阳等所产软玉为佳。
璧上刻凿的纹饰也很多,几达二十多种,其中,以涡纹、鳞纹、勾连纹、谷粒纹较常见。
《夜读拾得录(九十八)·送璧与返璧》一文中,卫国的右宰谷臣招待鲁国大夫郈成之,“陈乐而不乐”,“酒酣而送之以璧”,正是说明谷臣将遇到凶事,或有不测。
在当时,璧可作葬礼之器。
送璧传递了将有凶讯。
受璧
者,心中便明白了。
古之圆玉,有璧、瑗、环、玦四种,这四种圆玉,在人事处理上作用不同。
璧已如上述,瑗,主要用以召人。
天子召见诸侯,诸侯召见卿大夫、士的时候,都要命人拿着瑗,以为信物。
环,主要用以君免臣罪,许回复任;玦则表示君臣关系已经断绝,返回无望。
《荀子·大略》注:
“古者,臣有罪,待放于境(边境,或远离京都的地方),三年不敢去(离开),与之环则还,与之玦则绝。
”
四种圆玉有四种不同用途,它们之间怎样区别呢?
古器物研究者拿圆玉的中心孔径作为掌握标准,列出以下几种情况:
①中心孔径小于边宽的,叫做璧。
②中心孔径大于边宽的,叫做瑗。
③中心孔径与边宽相等的,叫做环。
④凡是周边有一个小缺口的环,叫做玦。
这是一般情况,也有不相符合的,如战国中山园墓出土一件自名“玉环”的圆玉,中心孔径就大于边宽。
尽管有些出入,上述以圆玉的中心孔径大小作为辨识璧、瑗、环、玦,仍不失为一个重要依据。
六.玉璋
三星堆·鱼形玉璋
玉璋属于礼玉六器之一。
由于其形状和圭相似,所以文献中常常将圭、璋并称。
考古中所见到的圭上端都是等腰三角形,下端平直,呈扁平长方体状。
而璋的上端是一道斜边,另一端或边有穿孔。
也许正因为如此,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半圭为璋”。
关于璋的形制颇多争议,现在考古上一般把上端为一道斜边的长条形器称作璋,这也符合半圭为璋的释义。
璋呈扁平长方体状,一端斜刃,另一端有穿孔。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
“半圭为璋。
”璋的种类据《周礼》中记载有:
赤璋、大璋、中璋,边璋、牙璋5种。
我们可以把它们归纳为三类:
第一类“赤璋”是礼南方之神的;第二类“大璋、中璋、边璋”是天子巡守用的;第三类“中璋、牙璋”是作符节器用的。
“赤璋”是用赤玉(玛瑙)做的璋,是祭南方之神朱雀的礼器。
璋始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分别出土过3件玉璋,为迄今所知最古老玉璋。
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有玉牙璋,青灰色,通体磨光,光洁鉴人。
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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