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失业的成因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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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失业的成因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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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失业的成因分析
当前我国失业的成因分析
作 者:
李 哲
学 校:
南开大学
年 级:
96级
学 号:
960747
院 系:
经济学院
专 业:
经济学
指导老师:
宁光杰(讲师)
内容摘要:
目前我国的失业问题相当严重,其发展的潜在趋势不容乐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但为什么失业问题如此严峻?
原因究竟在哪里?
人口、结构、发展、周期、体制因素都是我国失业的成因,而我认为体制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
本文用翔实的数据,客观的态度,从人口、体制、结构、发展、周期等方面,对失业的成因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
失业 人口 体制 经济结构 劳动力
一、我国失业问题的现状和特征
(一)我国失业问题的现状
失业和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是长期以来困扰世界各国政府的一个重要问题。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就业是指在一定年龄阶段内的人们从事的为获取报酬或为赚取利润所进行的活动。
如果劳动者达到或超过某一特定年龄,并且在某一特定时期里符合:
(1)没有工作:
没有受雇或自我雇佣;
(2)目前可以工作:
根据某些条件,特定时间里可获得受雇或自我雇佣机会;(3)正在寻找工作:
在最近某一特定时间里通过登记、申请等特定方式正在寻求受雇或自我雇佣三个条件的,这部分人口即为失业人口。
这种现象即为失业。
就业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重要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型不断加快,我国的就业问题日益突出。
从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和失业率的数字来看,近年来我国的城镇公开失业状况正逐渐恶化。
具体数字见下表。
表1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失业人数及失业率
年份
城镇失业人数(万人)
失业率(%)
1990
383.2
2.5
1991
352.2
2.3
1992
363.9
2.3
1993
420.1
2.6
1994
476.4
2.8
1995
519.6
2.9
1996
552.8
3.0
1997
600
3.1
资料来源:
《中国劳动年鉴》1991~1997年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的失业人口从1990年的383.2万增加到1997年的600万人,失业率从1990年的2.5%上升到1997年的3.1%。
总的看来我国失业率是不断提高的。
如果从世界范围来讲,3%左右的失业率应该说是极低的,而600万失业人口对于一个12亿人口大国来说也无大碍。
之所以这个数字与我们的切身感受有较大差别,是因为官方公布的失业人数仅限于城镇登记的公开失业者,这样就起码漏掉了两大块失业群体:
一是城镇中的企业富余人员和下岗人员,二是农村隐性失业者。
我国农村还存在大约1.2亿左右的剩余劳动力急需转移安置。
随着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过程中“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工作的不断开展和深入,我国传统就业体制下所掩盖的隐性失业人员显性化、社会化的压力也不断增加,就业矛盾更趋尖锐。
在宏观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如何妥善安置日益增长的劳动力资源和消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富余人员,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能否实现快速、持续、稳定地增长,关系到国有企业能否通过深化改革实现脱困目标,也直接影响到我国社会稳定。
经济转轨、转型过程中的就业再就业问题已成为我国跨世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
建国以来,中国曾经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全国性的就业问题。
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
当时由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城镇失业人数曾经达到400万人。
但由于当时正处于三年经济恢复和“一五”建设时期,工农业生产发展迅速,政府通过对失业者采取以工代赈、移民垦荒、介绍就业与鼓励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到1957年就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第二次是在60年代初,由于50年代末“大跃进”盲目追求高速度,导致城镇就业人口急剧增加。
1958-1960年,职工人数净增2868万人,增长近一倍多,其中城镇新增劳动力中75%以上来自农村。
60年代初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整顿经济,在全国范围精简多余职工、压缩城市人口。
精简后,大约有近2000万劳动力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
第三次是在70年代末期。
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下乡知识青年陆续返城,加上城镇积累的大量待业人员和新成长劳动力,70年代又吸收了近1300万农民进城,我国城镇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待业问题。
进入80年代,国家调整所有制和产业结构,搞活经济,广开就业门路,安置待业青年。
1979-1987年
二、失业的成因分析
西方发达国家自1973年石油危机打破了五六十年代创造的充分就业之梦以后,开始把失业现象归结为一些非经济过程内产生的外在因素,如劳动力供给的异常增加、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脱节以及技术进步等。
中国当前失业人数和下岗职工不断增加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人口总量和劳动力供给人口相对过剩
一国就业状况的好坏最终取决于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的平衡情况,劳动力供给又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劳动力参与率等。
对于劳动力供给人口,国际上通常用15~64岁人口为劳动年龄人口统计(我国通常用男性16~59岁,女性16~54岁)。
按照这一指标,1982年我国劳动力供给人口为61,901万人,占总人口的61.66%;1990年,这一部分人口上升为75,552万,比1982年增长22.05%,约占总人口的66.83%;1995年,这一部分人口进一步上升到80,629万人,占总人口的66.57%;1996年超过67%,成逐年上升趋势 。
虽然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步实行会降低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1997年保持了自1987年以来连续10年下降的趋势,分别为16.57‰和10.06‰),未来劳动年龄人口会有所下降,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新增劳动力绝对数仍将大幅度增加。
我国劳动力供给人口总量和这部分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形成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持续性的巨大就业压力。
从劳动力参与率的状况来看,由于我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片面强调生产资料社会所有,每个公民对生产资料有无差别所有权,这种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方式就是每个公民都具有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权利。
同时,由于在社会主义阶段,劳动仍然是人们谋生的一种手段,客观上也要求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劳动的权利转变为劳动者获取生活资料的一种福利,形成社会主义国家独具特色的权利--福利型就业,劳动力参与率极高。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1995年各国劳动力参与率数据,我国15~64岁的男性劳动力参与率为96%,女性为80%,而同一指标在美国分别为86%和60%,德国分别为87%和57%,印度为90%、31%,日本为84%、53%等。
如果考察各国10~19岁青少年年龄人口劳动力参与率,相比之下我国更高。
我国青少年人口劳动参与率男性为45%,女性43%,而美国为27%和24%,日本仅为10%和10%,经济发展水平和我国相近的印度也只有30%和16% 。
有资料统计,我国总体劳动力参与率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要高出近13%。
劳动力供给人口总量过大和劳动力参与率过高形成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双重压力。
在我国劳动力供给居高不下的同时,我国经济发展派生的劳动力需求严重不足。
由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乏力,企业经济效益不断降低,企业对劳动力需求减少。
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经营转变、生产过剩与严重买方市场也导致劳动要素不断为资本、技术要素所替代。
据统计,1991年我国国有企业亏损面仅为29.7%,1994年国有企业亏损面增加到44%,亏损额达486亿元,到1996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首次出现净亏损,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面达到49.7%,比上年增长11.9%,净亏损额累计达462亿元。
亏损最严重的纺织、机械、轻工、军工、化工和煤炭等六大行业亏损额均超过21亿元,合计253亿元。
企业因资不抵债而破产倒闭案例不断增加。
1991~1995年,国有企业破产案例全部仅1,520例,到1996年,破产案例猛增至6,443例,破产企业资产负债比例高达250%~360% 。
停工、停产和生产能力利用不足企业也大幅度增加。
以上种种原因,直接导致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严重需求不足。
劳动力市场供求总量矛盾是形成我国当前严峻就业问题的背景和前提。
(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大量体制性冗员释放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
1.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大量体制性冗员释放
我国劳动力总量供过于求、劳动者的素质较差,是导致体制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的一个原因。
众所周知,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劳动力人口增长较快。
就拿城镇居民来说,每年新增大量劳动力,而城镇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劳动力又相对过剩,使新增的这一部分劳动力无法顺利安置。
另外,我国的劳动力素质普遍较差。
据统计,我国企业现有职工队伍中,初中文化以下者高达68%,全国700万青年职工中达高级工者仅占3%。
经济发展居全国前列的广东省也不例外。
广东省的高级技术工人不足60万,占工人总人数10%左右。
如此看来,职工的大量失业就在所难免了。
另外,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对劳动力资源配置和使用实行统一招收、统一调配、统一使用和统一管理,企业只能作为国家机关的一级派出机构执行上级劳动部门的劳动计划,没有任何用工自主权,也不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企业效率低下的责任。
由于国家实行权利-福利型就业制度,低工资、高就业,一个人的饭两个人吃,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国家通过下达劳动计划指标把大量劳动力向企业安置,造成许多单位人浮于事,生产效率低下。
而企业行为本身的非经济化也助长了企业大量富裕职工的存在。
在这种体制下,企业只是国家大工厂的一个车间,只是国家机关的一个派出机构,能否全面完成国家计划下达的产值、产量和劳动等指标,是评价和衡量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最主要标准,企业领导人的升迁也和企业的生产规模、职工人数、计划完成程度等密切相关,企业领导人有着增加职工人数、扩大企业规模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冲动。
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严重妨碍了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参见中国国有企业的冗员状况表)。
表2 中国国有企业的冗员状况
冗员占职工人数的比例(%)
占全部企业的比重(%)
30~40
8.9
20~30
19.2
10~20
26.5
0~10
36.7
0
6.2
资料来源:
陈红爱《对目前及“九五”期间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分析与预测综览》,《社科信息》1997年第3期
为了克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统一的弊病,充分调动企业从事生产经营积极性,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要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主体,切实解决我国经济体制运行的深层次矛盾。
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和推广,一方面使许多破产企业职工、濒临破产企业职工和关停企业精简职工以及劳动合同正常解聘职工加入了失业者的行列。
据调查,四川省1993年有破产企业职工2,530人,占失业职工总数的10.5%,濒临破产企业法定整顿期间被精简的职工4,829人,占失业职工总人数的20.1%,关停企业被精简职工2,506人,占失业职工人数的10.1% 。
全国总工会有关部门调查资料也表明,除社会大量失业人员以外,全国各地停工停产企业职工长期在职无业现象越来越严重。
另一方面,由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市场竞争主体地位的确立,最根本的任务是保障企业用工自主权的落实,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使国有企业对长期以来行政手段安置到企业的大量富裕人员进行必要的排挤和释放,直接加剧了当前我国城镇就业问题。
特别是199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走出困境”的中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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