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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
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
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
第一章儒家文化的起源
儒家文化乃中华文化之主脉,是为国人,不可不察。
儒家文化的起源,史无定论。
或为术士说,或为殷遗民说,或为保师说,不一而足。
唯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述较为确切: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周礼曰:
儒家得道以民。
所谓得道,一曰礼乐,二曰仁义。
先得礼乐者,乃儒家元圣周公姬旦也。
周公摄政,五年营建洛邑,六年制作礼乐,依据周制,参酌殷礼,制定了田制、管制、禄制、乐制、法制、溢制、畿服制、嫡长子继承制等,形成了相当完备的典章制度,世称周礼或曰周公之典。
周公曾作大诰、康诰、酒诰、周官、立政诸篇,倡导天命不僭、天命靡常的思想,张扬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孝养父母、以德辅天的言行。
孔子于周礼向往不已,曾有“吾从周”之誓言。
孔子向周公顶礼膜拜,为久矣!
曰:
“吾不复梦见周公”而长叹!
为阅周公之典,访元圣之迹。
孔子于周景王年间,携弟子南宫敬叔入周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苌弘。
周公及三代礼乐,乃后起儒学之先导。
洛邑成周,乃中国儒学之祖庭。
春秋时代乃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原初儒学应运而生。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乃儒家之道统;修己安人,内圣而外王乃儒家之正统;设坛授徒,有教无类乃儒家之学统。
第二章儒家文化的发展
第一节孔子、孟子、荀子
孔子、孟子、荀子于原初儒家文化的发展各有建树,世称三圣人。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陬邑人,乃原初儒学的创始人。
其核心思想是“仁”与“礼”,有三义,一曰仁者爱人:
无论老幼贵贱,凡属人类,皆有可爱之处。
爱人之道即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之忠;己之不欲,勿施于人为之恕。
二曰克己复礼:
礼为周礼,尊亲为本。
君礼臣忠父慈子孝弟悌乃理想社会之秩序;尊卑贵贱亲疏长幼乃爱人社会之规则。
三曰君子之仁:
行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
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世传《论语》二十篇。
太史公曰:
“《诗》有之: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
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
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
自天子王仡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鲁国邹人。
孟子以心释仁,断言心仁必性善。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仁也;善恶之心,人皆有之,义也;恭敬之心,人皆有之,礼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智也。
四端出四德,如火之始然,泉之始达。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以义行仁。
笃信,仁为人之安宅,义为人之正路。
王道仁政之论,颇具民主精神。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天人共性之说,亦为百代哲言。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著《孟子七篇》。
或曰:
“亚圣之于孔圣,承其髓而杨其学也。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民本也;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
仁政也;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道德也。
荀子,名况,字卿,战国赵国人。
性伪之分是荀子理论的支柱。
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
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
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
是性伪之分也。
故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化性起伪,积善不息,可以通于神明,参于天地,人皆可为尧舜。
荀子以礼释仁,隆礼重法。
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矣。
法者,治之端也。
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不乱。
与天人合一相违异,荀子主张天人相分,人可制天。
著《荀子三十二篇》。
荀子之说,有异于孔孟之道,然余独爱其《天论》: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
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
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
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袄怪未至而凶。
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
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第二节秦、汉儒家史钩沉
秦皇不仁,焚书坑儒,圣文埃灭。
延至西汉,董仲舒诸人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确定儒学典籍《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为士人必读之经典,始有经学之说。
是时之儒学,王霸杂用,儒法糅合,神道互陈,原初儒学的道统几乎断绝。
唯太学生郑玄,今古文经兼通。
囊括大典,网罗众家,遍注群经,使学者略知所归。
世人称之为郑玄通学。
汉末以降,玄学盛行在先,儒、释、道鼎力在后,儒学独尊地位不再。
第三节宋、明新儒学
迨至宋、明,儒学复兴,史称新儒学。
宋、明新儒学分为两支,一曰程朱理学,二曰陆王心学。
程朱理学将孔孟政治伦理思想的人性论起点,升华至追问世界终极存在的本体论高度,促成儒学质的飞跃。
宋明理学祖师周敦颐熔铸老子之无极、易传之太极、中庸之诚意、五行之生克、阴阳之调和为一炉,创制了无极而太极的本体论。
程颢、程颐两兄弟,少小受业于周敦颐,自周敦颐处继承颇多,但决不拘泥。
天理是二程哲学体系的核心,程颢曰:
“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确是自家体贴出来的。
”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天理人心固有,用敬涵养,致知进学,即可理心会一。
人心为私欲,道心为天理,存天理而灭人欲。
著《二程全书》。
宋、明新儒学中,朱熹是集大成者,朱熹乃二程的四传弟子。
其于二程天理思想的基础上,融入北宋思想家张载的气学说,构建了一个完整独特的朱子学。
理是本,气是具。
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
有理而后有气,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
理一分殊,一多相摄。
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切摄。
一物两体,一分为二,化而裁之存乎变。
天理人欲,同行异情,革尽人欲,复明天理。
著《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
陆九渊将儒家思想与佛教禅宗思想相结合,并承袭程颢天即理的观点,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乃儒家心学之开创者。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
著象山先生全集。
王阳明深受南宋陆九渊心学的影响,集儒家心性学说之大成。
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
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
心即良知,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生。
著《王文成公全书》。
第四节明、清儒家遭批判
及至明、清,儒家文化遭到进步思想的无情批判。
较为活跃的思想家莫如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李贽,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
其与人也,好求其过,前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
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
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豪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
动与物迕,口与心违。
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矣。
昔子贡问夫子曰:
“乡人皆恶之何如?
”子曰:
“未可也。
”若居士,其可乎哉!
李贽最痛恨维护封建礼教的假道学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卫道士、伪君子。
他指斥那些所谓的道学家们名心太重,回护太多。
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
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实际上都是读书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显,全是为自己打算,无一厘为人谋者。
如此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和卖苦力的农夫实实在在,干啥说啥。
他还进一步指斥道学家们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学,“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
道学家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借道学这块敲门砖,“以欺世获利”,为自己谋取高官利禄,他们“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
李贽对程朱理学及卫道士们的揭露可谓一针见血,句句中的。
黄宗羲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
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
清政府撰修《明史》,“史局大议必咨之”。
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者,真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
其政治理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
《明夷待访录》一书计十三篇。
“明夷”本为《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辞有曰:
“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
人攸往,主人有言。
”为六十四卦中第三十六卦,卦象为“离下坤上”,即地在上,火在下。
“明”即是太阳(离),“夷”是损伤之意。
从卦象上看,太阳处“坤”即大地之下,是光明消失,黑暗来临的情况,意光明受到伤害。
这暗含黄宗羲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愤懑和指责,也是对太阳再度升起照临天下的希盼。
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
“待访”是等待贤者来访,让此书成为后人之师的意思。
另外,“明”就是太阳,亦称为“大明”,暗合“大明朝”;“夷”有“诛锄”之解,又有“视之不见”之解,暗含作者的亡国之痛。
该书通过抨击“家天下”的专制君主制度,向世人传递了光芒四射的“民主”精神,这在当时黑暗无比社会环境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顾炎武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是著名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
他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
他继承明末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
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极为有益的影响。
顾炎武还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
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主张。
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
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钱穆称其重实用而不尚空谈,“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
顾炎武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
“礼义廉耻,是谓四维”,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
王夫之批判理学先前宣扬的“天命论”和“生知论”,建立了超越前人的唯物主义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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